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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毛泽东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今年9月，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关于富人慈善的讨论，的确因为一个既张扬又低调的饭局而热烈上演。
8月初，一条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要联袂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的消息就惹人注目，因为这两位“世界首富”自去年开始以慈善晚宴的方式动员美国富豪捐献自己的一半财产，且成功说服了40位亿万富翁，这个新计划很快就被贴上“来华劝捐”的标签。在媒体拿着富豪榜、慈善榜的单子挨个去问的“地毯式”调查下，部分受邀富豪名单和他们对于是否参加晚宴的暧昧态度还是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中国富豪因为怕被劝捐而不敢赴宴的消息，自然引起一轮舆论风雨。
这时候，一贯以高调做慈善为人所知的陈光标“出于义愤”连夜给“巴比”写信，表明自己要“裸捐”（死后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以此作为给他们的“见面礼”，这一“火上浇油”的举动又引发了一连串反应。9月2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驻华总代表叶雷在一个慈善论坛上公开澄清比尔·盖茨只是顺道来和50位中国富人做一个关于慈善方面的交流。9月14日，“巴比”更发来亲笔信“辟谣”。
9月29日，慈善晚宴当天，媒体和主办方的“攻防战”达到高潮，各路记者使出“狗仔队”的精神和手段，最终也没能攻破“重兵把守”的三重防线。公众和媒体通过场内王石、张欣、潘石屹、张朝阳等人的“微博直播”获得了宴会现场的只言片语。到终了，一场“避重就轻”的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完全揭开巴比慈善晚宴的面纱。
这场众目睽睽之下秘密进行的“夜宴”，除了其一波三折的戏剧与悬念，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回到事情的起点，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在他们的“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公布了准备来华的信息，而诸如“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兴起这种活动，如果他们觉得我们的想法不错，并且也付诸实践，我们会很兴奋的”这样的期望也显示出两位商界奇才对于新事业的踌躇满志。且不说公众做出巴比“来华劝捐”的推测是否顺理成章，有一个最应该问及却被淹没在口水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宣告活动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才有了明确答案。“发展慈善事业，在欧洲、北美有几代人的积累，尤其在欧洲他们已经有了自己做事的行为准则。”巴菲特如此解释他们的选择，“相比之下，财富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盖茨也补充，“中国亿万富翁的数目位居世界第二。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亚洲讨论这个问题，明年会到印度做一个相似的活动。”这与商业界投资新兴市场的逻辑如出一辙。
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可能低估了中国慈善环境的复杂性。同样在这方面缺乏认知的还有中国公众、媒体，甚至政府。
人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富裕阶层财富实力的不断攀升，自然而然的，对于富人承担社会责任和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有了更多期待，但现实却是富人们在豪宅、珠宝、艺术品等奢侈品上一掷千金，在慈善捐助上却“缩手缩脚”。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占据全球的27.5%，而中国慈善捐赠占中国GDP的比例仅有0.01%，不仅远远低于美国（2.2%），还低于其他“金砖”国家。这次受邀富豪对于巴比慈善晚宴的犹疑遮掩，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中国富人“为富不仁”的“罪名”。
但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持续关注过程中，富豪、专家、公众、媒体不同群体内外部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声场”，一些理性的声音得以传出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从“谁去谁不去”、“谁捐谁不捐”逐渐过渡到“为什么不捐”、“该怎么捐”
“巴比”所倡导的捐出家产的方式在大多数富豪看来不合当下中国的时宜。多数参与讨论的富豪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欧美处在不同阶段，远没有到大规模捐助的时期。企业和企业家的资金更多还是应该注入扩大生产的持续发展中。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阿里巴巴的马云、搜狐的张朝阳都持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要先解决就业、创造价值、给国家交税，这是更本质的事。
张欣则进一步指出，“简单的捐赠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最好的慈善途径”。“我们的《慈善法》还没有出台，甚至连鼓励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都没有，而几个大家熟悉的慈善渠道，工作效率都不高。慈善需要大家的参与，不光是捐了一笔钱，还要我们捐出宝贵的时间，捐出管理的经验，捐出我们的感情。”她回顾SOHO中国基金会刚刚建立时他们也在各种热闹场合举着一张张大支票，把钱捐给各种机构，“那时我们与其说是在做慈善，不如说是在参加一个大PARTY。”如今张欣和潘石屹越来越聚焦自己多年摸索之后找到的儿童美德领域。
巴比慈善晚宴之后，“有效慈善”成为晚宴承办方之一和主持人杨澜频繁提及的一个理念，12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全民公益论坛上，杨澜表示，“如何做慈善才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才是巴比慈善晚宴真正的主题，“捐给谁？怎么捐？是盖茨先生和巴菲特先生此行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最有价值的思考”。
在中国公益慈善界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尤其注意这次讨论体现出的“理性的光辉”，他说：“如果说汶川地震后激发了民众的慈善热情的话，这次巴比晚宴更多引导了一种慈善理性。”
如果以慈善意愿衡量，自是谁也大不过陈光标，还有比“裸捐”更大的吗？但是一旦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衡量标准发生变化，以慈善行为的社会效益来衡量，“陈式慈善”就有了可讨论之处。陈光标最近的慈善之举是为了给自己认识的一位环卫大妈过60岁生日，让其所在单位组织了50名环卫工人一起吃饭，然后送红包、发羽绒服。现场发放、拍照、媒体到场，除了政府官员到场，“陈式慈善”元素几乎一应俱全。几天后，传来环卫工人所在单位将红包、羽绒服收回并在全体环卫员工里平均分配的消息。景区一位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我们一开始就以为陈先生是向所有环卫工人献爱心，景区里环卫工不止50名，我们认为这50人是代表全体。”陈光标觉得这有违他的初衷，希望景区将钱物退还给当初那50人，再由他补足其他环卫工人的份。最终景区拒绝了陈光标的“补捐”，在如数发还原先的财物给参加捐赠的50人后，又按照同样标准给当天没有出现在捐赠现场的其他环卫工人补助了钱和衣物，“以示公平”。
企业家的优势并不仅仅是有钱。比尔·盖茨的慈善实验虽然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资金最充裕的，同时也是最讲求效率和投入产出的。如杨澜所说：“相对于财富积累而言，他们的‘聪明’用于慈善，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贡献——他们运用在商业领域的智慧和经验，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率。对巴菲特而言，这意味着把钱投给正确的人，而对盖茨而言，就是拿这些钱去做正确的事。”
做慈善应该更理性、更专业
——访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巴比来华劝捐”究竟是不是媒体和大众的一种误读？
徐永光：他们8月4日发布“捐赠承诺”行动已经有40位亿万富翁承诺将其一半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的消息，选择在这个时候告诉大家接下来6个月要和中国、印度的富人见面谈慈善，显然是想在中国推动富人捐款。听到这个消息，我最初担心的是国内公众不理性，怕出现偏激舆论，对富人进行逼捐。因为中国富人捐财产时机还不成熟，这个土壤条件还不具备。我在8月13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富人不急于捐财产》贴到博客上，就是希望能提醒大家对这件事有个清醒的认识，不要盲目逼捐。
《商务周刊》：中国富人目前不宜做“巴比”正在倡导的那财产捐赠，似乎也是这次参与讨论的大部分富人的一致观念。您觉得时机不成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永光：中国的富人“出生”才有20多年，跟欧美国家相比，还处在“婴儿期”，不管是财富积累还是文化传承都没法相提并论。它们现阶段最紧迫要做的是履行好基本的社会责任，起码先让消费者喝到放心奶、吃到放心粮。他们首先应该能给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能保障员工基本权益、为投资人创造利润，同时又勇于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依法纳税，先履行好这些更加基本的社会责任。如果问“中国富人是先做企业家还是先做慈善家”？我的回答是前者。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富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参与慈善捐款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现在的倾向有点拔苗助长。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慈善环境不行，法律制度都不利于企业家做大规模的捐赠。最根本的慈善姓“官”还是姓“民”的问题不明确，主要的慈善渠道和资源还是由政府垄断，将资金捐给这些官办慈善机构，成了政府的第二税源，而且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都不尽如人意。企业家拿自己的财产办基金会呢，又有税务部门上门把你当企业来收税，交完企业所得税以后年度支出还要不低于上一年资金结余的8%，注定了你怎么也长不大。华明慈善基金会两年前登记时是中国最大的基金会，原来计划2年做到5个亿，5年做到20个亿，10年100亿。现在已经过去两三年，一分钱没增加。原本应该鼓励你做大的政策，事实上是抑制大的基金会出现。
《商务周刊》：您觉得这次巴比慈善晚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哪些意义？它已经起到或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徐永光：如果说汶川地震激发了民众的一种慈善热情的话，这次巴比晚宴事件，更多引导了一种慈善理性。因为“巴比”要来，一个时期内大家都关注慈善，能够集中的讨论这件事。从结果上看，第一，没有出现一窝蜂对富人进行逼捐、煽动仇富心理的局面；第二，大家对于慈善怎么做、为什么现在慈善捐款环境不好这些问题上的讨论，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理性的。
虽然陈光标那么高调的宣扬自己的慈善，尤其是这次“裸捐”，但是结果并没有出现一百个、一千个陈光标。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件好事。与其去讨论30年、40年后富人的财富该怎么处置（陈光标今年才42岁），不如花点工夫去学习讨论今天的慈善该怎么做；中国的富人慈善尚在蹒跚学步，何必奢谈万米冲刺。那种拿着红包到处发的施舍、布施式的慈善早在120多年前就被美国慈善教父卡耐基痛批过了。在汶川地震中，陈光标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把他现在的“大布施”做法定义成首善，树立为中国富人的楷模、标杆，这正说明我们对于慈善的认知还很不成熟，整个社会包括舆论在这方面都还很幼稚。
《商务周刊》：太理性了会不会妨碍到大家的慈善热情？在2008年激发出来的全民慈善热情已经在去年就开始趋冷。
徐永光：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大家通过讨论越来越清醒，知道要让人们更积极参与慈善，有很多东西要改进，尤其是我们的法律、制度要改变，这种大舆论的形成客观上有利于慈善环境改善。
现在好多人捐款稀里糊涂，也不了解自己对于捐款的使用有指定用途和监督的权力。你说我们是继续这样糊涂捐下去好呢，还是捐款人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理性捐款好？相比于过去的捐了不过问，到现在公众开始了解自己的权利，知道我必须出于自愿，知道自己有权了解捐款用在什么地方，即便捐款在短期内少了，这还是代表一种进步。只有尊重捐款人的权利，才能保护他们的慈善热情。
公众需要了解的权利还有很多。比如说，你肯定捐过不少次款，但你是否享受过免税待遇？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捐款是可以在税前扣除、怎么扣除的？这在《个人所得税法》里有明确规定，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如果你的月薪是1万元人民币，捐款3000元，你就可以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时扣除3000元，按7000元交纳。
做慈善需要更加理性、自觉和专业，这对于中国慈善的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
8月初，一条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要联袂来中国举办慈善晚宴的消息就惹人注目，因为这两位“世界首富”自去年开始以慈善晚宴的方式动员美国富豪捐献自己的一半财产，且成功说服了40位亿万富翁，这个新计划很快就被贴上“来华劝捐”的标签。在媒体拿着富豪榜、慈善榜的单子挨个去问的“地毯式”调查下，部分受邀富豪名单和他们对于是否参加晚宴的暧昧态度还是暴露在公众的眼皮底下。中国富豪因为怕被劝捐而不敢赴宴的消息，自然引起一轮舆论风雨。
这时候，一贯以高调做慈善为人所知的陈光标“出于义愤”连夜给“巴比”写信，表明自己要“裸捐”（死后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以此作为给他们的“见面礼”，这一“火上浇油”的举动又引发了一连串反应。9月2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驻华总代表叶雷在一个慈善论坛上公开澄清比尔·盖茨只是顺道来和50位中国富人做一个关于慈善方面的交流。9月14日，“巴比”更发来亲笔信“辟谣”。
9月29日，慈善晚宴当天，媒体和主办方的“攻防战”达到高潮，各路记者使出“狗仔队”的精神和手段，最终也没能攻破“重兵把守”的三重防线。公众和媒体通过场内王石、张欣、潘石屹、张朝阳等人的“微博直播”获得了宴会现场的只言片语。到终了，一场“避重就轻”的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完全揭开巴比慈善晚宴的面纱。
这场众目睽睽之下秘密进行的“夜宴”，除了其一波三折的戏剧与悬念，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又留下些什么？
回到事情的起点，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在他们的“捐赠誓言”(the giving pledge)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发布会上公布了准备来华的信息，而诸如“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能兴起这种活动，如果他们觉得我们的想法不错，并且也付诸实践，我们会很兴奋的”这样的期望也显示出两位商界奇才对于新事业的踌躇满志。且不说公众做出巴比“来华劝捐”的推测是否顺理成章，有一个最应该问及却被淹没在口水中的问题是，为什么是中国？
这个问题直到宣告活动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才有了明确答案。“发展慈善事业，在欧洲、北美有几代人的积累，尤其在欧洲他们已经有了自己做事的行为准则。”巴菲特如此解释他们的选择，“相比之下，财富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盖茨也补充，“中国亿万富翁的数目位居世界第二。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亚洲讨论这个问题，明年会到印度做一个相似的活动。”这与商业界投资新兴市场的逻辑如出一辙。
但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可能低估了中国慈善环境的复杂性。同样在这方面缺乏认知的还有中国公众、媒体，甚至政府。
人们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富裕阶层财富实力的不断攀升，自然而然的，对于富人承担社会责任和在公益慈善方面的投入有了更多期待，但现实却是富人们在豪宅、珠宝、艺术品等奢侈品上一掷千金，在慈善捐助上却“缩手缩脚”。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占据全球的27.5%，而中国慈善捐赠占中国GDP的比例仅有0.01%，不仅远远低于美国（2.2%），还低于其他“金砖”国家。这次受邀富豪对于巴比慈善晚宴的犹疑遮掩，似乎进一步坐实了中国富人“为富不仁”的“罪名”。
但在这长达一个多月的持续关注过程中，富豪、专家、公众、媒体不同群体内外部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发声场”，一些理性的声音得以传出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也从“谁去谁不去”、“谁捐谁不捐”逐渐过渡到“为什么不捐”、“该怎么捐”
“巴比”所倡导的捐出家产的方式在大多数富豪看来不合当下中国的时宜。多数参与讨论的富豪都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欧美处在不同阶段，远没有到大规模捐助的时期。企业和企业家的资金更多还是应该注入扩大生产的持续发展中。大连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和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阿里巴巴的马云、搜狐的张朝阳都持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作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要先解决就业、创造价值、给国家交税，这是更本质的事。
张欣则进一步指出，“简单的捐赠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最好的慈善途径”。“我们的《慈善法》还没有出台，甚至连鼓励企业慈善捐赠的税收政策都没有，而几个大家熟悉的慈善渠道，工作效率都不高。慈善需要大家的参与，不光是捐了一笔钱，还要我们捐出宝贵的时间，捐出管理的经验，捐出我们的感情。”她回顾SOHO中国基金会刚刚建立时他们也在各种热闹场合举着一张张大支票，把钱捐给各种机构，“那时我们与其说是在做慈善，不如说是在参加一个大PARTY。”如今张欣和潘石屹越来越聚焦自己多年摸索之后找到的儿童美德领域。
巴比慈善晚宴之后，“有效慈善”成为晚宴承办方之一和主持人杨澜频繁提及的一个理念，12月5日在广州召开的全民公益论坛上，杨澜表示，“如何做慈善才能产生更好的社会效益”才是巴比慈善晚宴真正的主题，“捐给谁？怎么捐？是盖茨先生和巴菲特先生此行中国给我们带来的最有价值的思考”。
在中国公益慈善界摸爬滚打了20多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尤其注意这次讨论体现出的“理性的光辉”，他说：“如果说汶川地震后激发了民众的慈善热情的话，这次巴比晚宴更多引导了一种慈善理性。”
如果以慈善意愿衡量，自是谁也大不过陈光标，还有比“裸捐”更大的吗？但是一旦人们关注的焦点和衡量标准发生变化，以慈善行为的社会效益来衡量，“陈式慈善”就有了可讨论之处。陈光标最近的慈善之举是为了给自己认识的一位环卫大妈过60岁生日，让其所在单位组织了50名环卫工人一起吃饭，然后送红包、发羽绒服。现场发放、拍照、媒体到场，除了政府官员到场，“陈式慈善”元素几乎一应俱全。几天后，传来环卫工人所在单位将红包、羽绒服收回并在全体环卫员工里平均分配的消息。景区一位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我们一开始就以为陈先生是向所有环卫工人献爱心，景区里环卫工不止50名，我们认为这50人是代表全体。”陈光标觉得这有违他的初衷，希望景区将钱物退还给当初那50人，再由他补足其他环卫工人的份。最终景区拒绝了陈光标的“补捐”，在如数发还原先的财物给参加捐赠的50人后，又按照同样标准给当天没有出现在捐赠现场的其他环卫工人补助了钱和衣物，“以示公平”。
企业家的优势并不仅仅是有钱。比尔·盖茨的慈善实验虽然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资金最充裕的，同时也是最讲求效率和投入产出的。如杨澜所说：“相对于财富积累而言，他们的‘聪明’用于慈善，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贡献——他们运用在商业领域的智慧和经验，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率。对巴菲特而言，这意味着把钱投给正确的人，而对盖茨而言，就是拿这些钱去做正确的事。”
做慈善应该更理性、更专业
——访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巴比来华劝捐”究竟是不是媒体和大众的一种误读？
徐永光：他们8月4日发布“捐赠承诺”行动已经有40位亿万富翁承诺将其一半的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的消息，选择在这个时候告诉大家接下来6个月要和中国、印度的富人见面谈慈善，显然是想在中国推动富人捐款。听到这个消息，我最初担心的是国内公众不理性，怕出现偏激舆论，对富人进行逼捐。因为中国富人捐财产时机还不成熟，这个土壤条件还不具备。我在8月13日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富人不急于捐财产》贴到博客上，就是希望能提醒大家对这件事有个清醒的认识，不要盲目逼捐。
《商务周刊》：中国富人目前不宜做“巴比”正在倡导的那财产捐赠，似乎也是这次参与讨论的大部分富人的一致观念。您觉得时机不成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徐永光：中国的富人“出生”才有20多年，跟欧美国家相比，还处在“婴儿期”，不管是财富积累还是文化传承都没法相提并论。它们现阶段最紧迫要做的是履行好基本的社会责任，起码先让消费者喝到放心奶、吃到放心粮。他们首先应该能给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能保障员工基本权益、为投资人创造利润，同时又勇于承担环境保护责任、依法纳税，先履行好这些更加基本的社会责任。如果问“中国富人是先做企业家还是先做慈善家”？我的回答是前者。企业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富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阶段，参与慈善捐款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现在的倾向有点拔苗助长。
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慈善环境不行，法律制度都不利于企业家做大规模的捐赠。最根本的慈善姓“官”还是姓“民”的问题不明确，主要的慈善渠道和资源还是由政府垄断，将资金捐给这些官办慈善机构，成了政府的第二税源，而且资金使用效率和透明度都不尽如人意。企业家拿自己的财产办基金会呢，又有税务部门上门把你当企业来收税，交完企业所得税以后年度支出还要不低于上一年资金结余的8%，注定了你怎么也长不大。华明慈善基金会两年前登记时是中国最大的基金会，原来计划2年做到5个亿，5年做到20个亿，10年100亿。现在已经过去两三年，一分钱没增加。原本应该鼓励你做大的政策，事实上是抑制大的基金会出现。
《商务周刊》：您觉得这次巴比慈善晚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哪些意义？它已经起到或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徐永光：如果说汶川地震激发了民众的一种慈善热情的话，这次巴比晚宴事件，更多引导了一种慈善理性。因为“巴比”要来，一个时期内大家都关注慈善，能够集中的讨论这件事。从结果上看，第一，没有出现一窝蜂对富人进行逼捐、煽动仇富心理的局面；第二，大家对于慈善怎么做、为什么现在慈善捐款环境不好这些问题上的讨论，总体而言，还是比较理性的。
虽然陈光标那么高调的宣扬自己的慈善，尤其是这次“裸捐”，但是结果并没有出现一百个、一千个陈光标。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件好事。与其去讨论30年、40年后富人的财富该怎么处置（陈光标今年才42岁），不如花点工夫去学习讨论今天的慈善该怎么做；中国的富人慈善尚在蹒跚学步，何必奢谈万米冲刺。那种拿着红包到处发的施舍、布施式的慈善早在120多年前就被美国慈善教父卡耐基痛批过了。在汶川地震中，陈光标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但把他现在的“大布施”做法定义成首善，树立为中国富人的楷模、标杆，这正说明我们对于慈善的认知还很不成熟，整个社会包括舆论在这方面都还很幼稚。
《商务周刊》：太理性了会不会妨碍到大家的慈善热情？在2008年激发出来的全民慈善热情已经在去年就开始趋冷。
徐永光：这个倒不用太担心。大家通过讨论越来越清醒，知道要让人们更积极参与慈善，有很多东西要改进，尤其是我们的法律、制度要改变，这种大舆论的形成客观上有利于慈善环境改善。
现在好多人捐款稀里糊涂，也不了解自己对于捐款的使用有指定用途和监督的权力。你说我们是继续这样糊涂捐下去好呢，还是捐款人明白了自己的权利理性捐款好？相比于过去的捐了不过问，到现在公众开始了解自己的权利，知道我必须出于自愿，知道自己有权了解捐款用在什么地方，即便捐款在短期内少了，这还是代表一种进步。只有尊重捐款人的权利，才能保护他们的慈善热情。
公众需要了解的权利还有很多。比如说，你肯定捐过不少次款，但你是否享受过免税待遇？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捐款是可以在税前扣除、怎么扣除的？这在《个人所得税法》里有明确规定，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如果你的月薪是1万元人民币，捐款3000元，你就可以在交纳个人所得税时扣除3000元，按7000元交纳。
做慈善需要更加理性、自觉和专业，这对于中国慈善的可持续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