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读了苏珊·桑塔格一部短篇小说集，很替这位优秀的美国女作家感慨。因为她小说写得相当不错。若不是由于她先锋学者的名声，她大概早就在中国拥有许多知音了。可是，她的学者名声却使打算翻译介绍她的编辑和出版者怯步。因为除了那些炒得很红的先锋派，一般的先锋作家受众面都很小，出版者担心书出版后销路不好也是自然的。当初我在《世界文学》工作时，曾想编辑一个桑塔格小辑，但终究没有实现，原因之一就是她既先锋又理论。而事实上，桑塔格除了写过为数甚多的文化及文学评论外，还写过长、短篇小说。她的评论多数发表在《党派评论》和《纽约图书评论》上，而后又收在文集《反对阐释》（1966）和《激进意志的风格》（1969）当中。她的专题论著《论摄影》（1977）被国外评论界认为是深受罗兰·巴特的影响。她在染上癌症之后，又写出了《作为隐喻的疾病》（1977）以及《艾滋病及其种种隐喻》（1989）等数种文集。此外，她还写过电影文学剧本和舞台剧本，以及小说数种。最近几年，她仍勤劳笔耕，有小说《在美国》（2000）和散文集《重音着落处》（2001）等新作面世。
　　使我对她真正发生兴趣的，实际上是她在1992年问世的那部长篇小说——《火山恋人》，那是让人真正钦佩她的一本书。（“9.11”之后，桑塔格又第一个站出来，批评美国知识界一时间丧失了对政府的批评意识，这又进一步增加了她的人格魅力。）后来，我开始注意寻找她的各类作品，并于1999年发现了《我，以及其他》这部短篇小说集。《我，以及其他》出版于1978年，是她的第三部文学创作。书中共收八篇小说，它们首次发表的刊物均是美国有影响的大刊，如《纽约客》，《大西洋》评论，《党派评论》，《哈泼斯》，以及《美国评论》等等。而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最让我念念不忘的一篇故事《宝贝》，则首刊于《花花公子》。
　　《宝贝》是一篇心理问题小说。它形式独特而简单，仅仅是病人对医生的叙述而已。医生的声音从未真正出现过，通篇只是病人在讲话。偶尔病人会重复一句半句医生的问话，使读者意识到，这篇独白的第一听众应当是心理医生而不是读者自己，从而拉开阅读的距离，进入分析的角色。为了使读者一窥其风格，特将《宝贝》的开头两个自然段试译如下：
　　
　　星期一
　　医生，我们决定，最好还是把我们的问题摆到一位真正有能力的专业人士面前。上帝知道，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把能做的都试着做了。可是有时候，人是不得不承认失败的。所以，我们决定和您谈一谈。不过，我们觉得最好是分别来。如果我们一个人星期一、三、五来，另一个就星期二、四、六来。这样您就能听到我们两个人的观点了。 几笔债。不多。我们设法生活得出入相抵。
　　
　　故事就是用这种风格写的。从讲话者、即病人的口吻，可以推断出他们的城市中产阶级身份。他们说话很注意用词，很自尊，也很自信。当然，也可以想见，他们在表达自己的感情时相当节制，很可能是有所保留的，甚至还可能因有意隐瞒什么以致于说谎；说到底，他们毕竟是心理病人而非正常人。不过，读者在刚刚进入阅读时，一时还不会想到这些对于（很可能已经知道真相的）心理医生意味着什么，对于故事的叙述方式意味着什么。只有当故事步步深入时，读者才会渐渐认识到这与作品风格的关系。
　　这篇小说是独白体的，但又不是一个角色从头讲到尾，而是两个人——丈夫和妻子——交替着讲。听起来这体裁没什么新颖之处，说不定还会枯燥乏味。但是，读完故事之后，它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是这样。它使我产生的第一个感觉是压抑感，然后是对故事中的病人生出的怜悯之情，继而心里便出现一个接一个的问题，都和故事有关，和美国的现实有关，和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乃至生活质量有关，以至于挥之不去，久久萦绕于心。
　　桑塔格是以充满理解和同情的笔触讲述这个故事的，但故事本身却具有一种令人不安的素质。我以为，这恰恰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我始终没有想清楚，是不是应该把故事的结尾、即病人夫妇的心病告诉读者。因为如果说了，读者将来再读故事时，就会失去许多阅读的乐趣；如果不说，我这篇介绍文字又会显得不够完整。不过，必须交代的一点是，故事的结尾十分突兀。就在医生终于引得病人说出造成他们心理危机和家庭危机的真情时，就在病人压抑了许久、痛苦了许久之后，终于抑制不住、脱口而出事情真相之际，故事便戛然而止。没有医生的分析和劝慰，没有作者的评论和感慨，读者被孤零零地遗弃在这个支离破碎、充满矛盾与困惑的故事面前，单独面对这两个孤立无援、令人怜悯的主人公，那种效果的确是非常独特的。
　　我一度非常喜欢先锋艺术，认为先锋艺术家是最具良心和创造力的艺术家，而先锋艺术对意识形态的介入和批判，正好应和了艺术反映现实又影响现实的功用。后来我的爱好有所改变，其中的原因大概包括心境日趋包容（如果不说老化），以及先锋艺术本身的商业化等等。但是，成功的先锋创作仍然吸引我，先锋艺术家始终会得到我的关注。桑塔格的这个短篇小说集最终被我发现和喜爱上，也再次说明了先锋艺术对我的吸引力。
　　作为先锋艺术的文学创作，《宝贝》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宝贝》是一篇心理小说。这也许使它显得很现代，很时髦，但这并不能说明它的先锋艺术特色。它讲述了当代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精神困境，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富裕却又乏味的生活状态，以及由于价值观念的错误取向所导致的教育子女的惨痛失败，甚至还包含了对美国现实的深刻反省与批判。可这一切都只是作品的内容或者说是其社会学方面的认识价值，并不可能代替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功。那么，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它好在哪里？我以为，是在其题材和体裁恰到好处的相互衬托与呼应，亦即内容与形式的恰当结合。
　　《宝贝》讲的是一件伤心事。伤心事一旦令人伤得心寒、乃至于心死，那悲痛便难以用言语表达了。夫妇二人轮流去见医生，乍看上去是简单而公平的安排；而到了后来，读者则会渐渐明白，其实那是因为每每谈到伤心事，原想一吐为快的夫妇俩，均感到苦不堪言，正所谓欲罢不能，欲言又止；时而言辞闪烁，矛盾暗生，时而心慌意乱，无所适从。夫妇俩的叙述因此便常常在时间上是混乱的，逻辑不清的，互相矛盾的。两人轮流去讲，似乎才可以有一个人稍稍松一口气，以便调整思绪。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物与这样的情节，拼贴式的叙述方式才显得十分贴切，恰到好处。整个故事仿佛是一幅没有画框的拼贴画，画面上凌乱地贴满了一张张写满伤心事的纸张，每页纸上除去注明了“星期一”、“星期二”的字眼，再没有其他提供给读者的背景信息。
　　其实，谁又会对那些背景情况较真呢？读者和心理医生一样，该了解的，最终从夫妇二人的叙述中全都得到了；而那些没有明说的，自然也有不需明说的必要。因为事实上，医生是什么都知道的，却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专等病人告诉他；病人则当局者迷，始终在躲闪、回避、拖延那告白痛苦真相的时刻。当然，因为叙述方式的含蓄性，读者也需要像医生那样，充满智慧，开动脑筋，排除矛盾，解谜一样地去揣摩并抓住隐藏在病人叙述背后的种种真情，诸如病人的虚荣心和言不由衷，他们那貌合神离的不幸婚姻，以及沾沾自喜下的痛苦与困惑，还有他们那个宝贝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各种问题，以及所有这些所象征的美国文明病的严重，等等。所有这一切，或许正是优秀的先锋作品的阅读特色吧。
　　先锋艺术的魅力在于，同样一个情节，放在畅销书作家笔下，会成为赚取同情与泪水的扇情故事；而在先锋艺术家手里，则是剖析现实、认识生活、了解人性的一份清醒剂。不仅如此，读者还可以领略到实验艺术的种种可能，体会到艺术创作的种种魅力，并从中感受到，艺术永远是高于生活的。生活也许会重复自己，但艺术的形式则会变化无穷。记得英国女小说家艾丽斯 ·莫多克的友人、同样是教授兼作家的杰·帕里尼，曾这样引述莫多克对优秀作品的评价：“如果它的确好，谁看了它之后都不会好过。”确实如此。《宝贝》令人难忘，恰恰应验了莫多克的这句话。进一步讲，《宝贝》将形式和内容恰当地结合起来，令其故事情节与其表现方式互相推动，无法分出哪一个是载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式即是内容，内容亦是形式。可以说，这既是《宝贝》的成功之处，也是任何优秀的先锋艺术创作的成功秘诀。
　　至于这个故事的“结”，我还是不知道该不该说。如果您读过艾尔比写的美国荒诞派名剧《谁害怕弗吉尼亚·吴尔夫》，那么我可以告诉您，二者在隐喻的使用上颇有些相似之处。只是《宝贝》不那么戏剧性，但更深沉，更可信，也更令人不安，更引人思索。
　　话说到这里，本应该打住了。但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故事中的一个关键性隐喻，有必要解释一下故事中数次提到的“扁桃体增生”。据专家介绍，“扁桃体增生”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看似普通但十分复杂。如果是普通的“扁桃体增生”也罢，怕的是它可能引起自身免疫系统的识别混乱，这种识别混乱会使自身免疫系统将自己的好细胞误认作坏细胞并将它消灭，遂引出无法治疗的严重后果：用药有可能加强自身免疫系统的杀伤能力，使好细胞死得更多，而不用药又等于任其发展，结果也是死路一条。因此，西方医疗界在数年前曾主张切除扁桃体，但随后又发现扁桃体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道自身免疫防线，其用途是其他器官无法替代的。因此权衡利弊，还需要保留它。一些难治的病症如肾小球肾炎、红斑狼疮、以及类风湿等等，都属于此类病症。可见这是一种十分棘手的疾病。它在治疗上的种种忌讳和副作用又使这种病在文学上具有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也许就是桑塔格选它来写故事的用意所在吧。
　　《宝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只美国现代文明的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