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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先生以93岁高龄谢世，不能说是天不假年，但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和图书馆界来说，对于先生的亲人朋友、共事同仁和晚辈学生来说，他的离去始终是永远都不能弥补的损失，永远都不能忘怀的沉痛。
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哲学、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同时，先生还是图书馆界最受敬仰的领导者，是图书馆界的一棵参天大树。先生在学界、馆界地位如此，生前却没有出版过文集或全集。原因有二：一是先生生前贯彻“三不”主义，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我们想给先生过生日，先生一直不同意。先生九十寿辰的时候，我说90岁，这么大的一个寿辰，就是不过生日，给您开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行不行？他坚决反对。任先生不出全集有他自己的理由，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为全集把精华收进去了，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所以说还是不要出全集。当他病重的时候我也考虑给先生编全集，后来还是尊重了先生的意愿。第二个原因是，先生从来都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淡，很低，从来不拉着别人为自己的事忙活。在先生晚年，只要在京，我每周都去先生那里看一看，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很多教诲。在先生90多岁的时候，他说自己要写一部哲学史。他一再强调，自己要写一个哪怕薄一点的，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但是他说我不能做，因为现在要做的文献整理工作还没有做完。文献整理是给后人打基础，因为他曾经预测，我们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鼎盛期会在20年以后出现，他认为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为这一个高峰打基础。他说如果能活到96岁就够了，因为剩下的三年他就可以完成手上的工作，写一点自己的东西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生坐镇国家图书馆，皓首穷经，年高德劭：他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两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约七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他主持的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150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影印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也在重新修订之中……然而，先生却将自己全集的出版放在了这些古籍整理项目之后。可见，先生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计划，放弃了整理自己文稿的意愿。
但是现在，我们打算出版任先生的文集。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先生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即在各种期刊、报纸及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中国哲学、宗教学及历史学等研究领域里的较高水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者，先生著作宏富，但先生的著作和文章较零散，未进行过系统的分类与整理，已出版者只达到其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未刊稿未能与读者见面。尤其是大量的书信和为各书作的序言，很多都是散佚各处，未加整理。如果不进行系统整理，那么很多珍贵的未刊文字将有可能散失，这肯定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在我们这个缺少大师的年代，像先生这样一位学术大师的宏富著作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生博大思想、治学思想和治学路径的集中表现。这些思想和路径，一生中会有许多变化，会积累丰富的经验教训，如果能够将先生这些文字以“全集”或“文集”的形式公之于世，必将是文化学术园地上的一大贡献。损益之间，希望先生泉下有知，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安排。
任继愈先生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为人为学，高风亮节；他一生低调，不图虚名，成就卓越，举世同仰。先生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争取独立走向复兴过程中的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是与时代同行，反映着时代精神的优秀代表。在抗日烽火中，从北平流亡到西南联大充实后方，他积累知识，时刻准备着；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他坚持在北大的教学岗位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共和国号召“向科学进军”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他结合科研和教学实际，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先生在传统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在抢救、保护和整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领域，其发现和创见，深邃和广博，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学风的建设，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标志性作用，无愧为一代师表。先生在20余年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中，还形成了个人对于国家图书馆的成熟认识，并以此来领导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为国家图书馆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地位、学术定位和社会定位至今为国图人奉为圭臬。他埋首书山，整理古籍，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先生看来，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还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活着的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屹立不倒。正因如此，先生安然离世之时，我所撰挽联亦特为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整理双重贡献而标榜：“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教授）
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和历史学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中国哲学、宗教学领域中高瞻远瞩的学术研究领导者和优秀的学术活动组织者。同时，先生还是图书馆界最受敬仰的领导者，是图书馆界的一棵参天大树。先生在学界、馆界地位如此，生前却没有出版过文集或全集。原因有二：一是先生生前贯彻“三不”主义，不赴宴，不过生日，不出全集。我们想给先生过生日，先生一直不同意。先生九十寿辰的时候，我说90岁，这么大的一个寿辰，就是不过生日，给您开一个学术思想研讨会行不行？他坚决反对。任先生不出全集有他自己的理由，说别人的全集我都不看，因为全集把精华收进去了，不是精华的也收进去了，所以说还是不要出全集。当他病重的时候我也考虑给先生编全集，后来还是尊重了先生的意愿。第二个原因是，先生从来都把自己的事情看得很淡，很低，从来不拉着别人为自己的事忙活。在先生晚年，只要在京，我每周都去先生那里看一看，有幸聆听了先生的很多教诲。在先生90多岁的时候，他说自己要写一部哲学史。他一再强调，自己要写一个哪怕薄一点的，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但是他说我不能做，因为现在要做的文献整理工作还没有做完。文献整理是给后人打基础，因为他曾经预测，我们文化发展的高峰期、鼎盛期会在20年以后出现，他认为我们这一辈人最应该做的就是文献的整理工作，为这一个高峰打基础。他说如果能活到96岁就够了，因为剩下的三年他就可以完成手上的工作，写一点自己的东西了！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先生坐镇国家图书馆，皓首穷经，年高德劭：他以国家图书馆馆藏《赵城金藏》为底本，主持编纂107卷《中华大藏经》。就在去世前，他还在主持规模达两亿字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纂工作；他主持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编纂总计约七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他主持的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150册《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影印出版；点校本《二十四史》《清史稿》也在重新修订之中……然而，先生却将自己全集的出版放在了这些古籍整理项目之后。可见，先生是为了国家文化发展的理想而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计划，放弃了整理自己文稿的意愿。
但是现在，我们打算出版任先生的文集。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等，先生自上世纪40年代开始即在各种期刊、报纸及内部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代表了中国哲学、宗教学及历史学等研究领域里的较高水平，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作为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人文学者，先生著作宏富，但先生的著作和文章较零散，未进行过系统的分类与整理，已出版者只达到其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未刊稿未能与读者见面。尤其是大量的书信和为各书作的序言，很多都是散佚各处，未加整理。如果不进行系统整理，那么很多珍贵的未刊文字将有可能散失，这肯定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在我们这个缺少大师的年代，像先生这样一位学术大师的宏富著作本身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生博大思想、治学思想和治学路径的集中表现。这些思想和路径，一生中会有许多变化，会积累丰富的经验教训，如果能够将先生这些文字以“全集”或“文集”的形式公之于世，必将是文化学术园地上的一大贡献。损益之间，希望先生泉下有知，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安排。
任继愈先生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为人为学，高风亮节；他一生低调，不图虚名，成就卓越，举世同仰。先生是我们这个民族从争取独立走向复兴过程中的千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是与时代同行，反映着时代精神的优秀代表。在抗日烽火中，从北平流亡到西南联大充实后方，他积累知识，时刻准备着；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中，他坚持在北大的教学岗位上，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共和国号召“向科学进军”中，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中，他结合科研和教学实际，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先生在传统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在抢救、保护和整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领域，其发现和创见，深邃和广博，对下一代的教育和学风的建设，都起到了承先启后的标志性作用，无愧为一代师表。先生在20余年的图书馆工作实践中，还形成了个人对于国家图书馆的成熟认识，并以此来领导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为国家图书馆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国家图书馆的职能地位、学术定位和社会定位至今为国图人奉为圭臬。他埋首书山，整理古籍，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先生看来，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还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活着的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屹立不倒。正因如此，先生安然离世之时，我所撰挽联亦特为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整理双重贡献而标榜：“老子出关，哲人逝矣，蓬莱柱下五千精妙谁藏守；释迦涅槃，宗师生焉，大藏大典四库文明有传人。”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原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