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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市场经济往往表现为混合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大部分交易都表现为民营经济交易的参与,民营经济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重要参与者主体｡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民营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民营经济;政企关系; 原最论
1 民营企业的近代史
透过历史来看,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1927年到1937年曾经是民营资本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出现过一批像荣德生､周学熙等著名的私人企业和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些企业若不是被后来的战争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会成为世界的500强企业｡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直到1976年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允许私人经商活动,即便如此,开始也仅仅是个体小商小贩,有小商人而无资本家,民营资本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颁行了《公司法》之后,私人投资才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资本活动,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记录｡
2 政企关系概述
政企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
沟｡从历史上看,国家资本一直在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想理顺这些关系,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甚至在最近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镜鉴｡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惟一与独裁者蒋中正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砥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期间不仅借虞的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荣的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在1956年带头响应共产党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文革”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两千万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惟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只有建立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才能路越走越宽,企业越办越顺｡
3 民营企业的立身选择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所以,作为民营企业,应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相信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4 民营企业“原罪”论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4.1 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
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4.2 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
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4.3 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健.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
[2]谢健.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2.
关键词:民营经济;政企关系; 原最论
1 民营企业的近代史
透过历史来看,过去一百年来,民营资本的稳定持续发展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年,单个民营企业,特别是比较有规模､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的连续发展历史几乎没有超过十五年｡1927年到1937年曾经是民营资本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出现过一批像荣德生､周学熙等著名的私人企业和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这些企业若不是被后来的战争所阻隔,其中一些一定会成为世界的500强企业｡1949年之后,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活动,直到1976年实行改革开放,才逐渐允许私人经商活动,即便如此,开始也仅仅是个体小商小贩,有小商人而无资本家,民营资本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直到1993年颁行了《公司法》之后,私人投资才堂而皇之地成为合法的资本活动,民族资本和民营企业才招幌扯帆､大行其道｡从时间上看,我们今天风头正劲的民营企业,其实正书写着中国民营资本的新历史,不断打破和创造着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新记录｡
2 政企关系概述
政企关系或者说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民营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始终是致使民营资本陷落的布满蒺藜的壕
沟｡从历史上看,国家资本一直在中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政府对资源分配拥有绝对的权力,这种情形下,民营资本的趋利本能必然导致它与政府关系中的依附性､投机性和腐蚀性｡
政商关系说到底是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或管理体制的关系,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关系,以及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之间的关系｡要想理顺这些关系,在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上,甚至在最近28年的历史当中,其实都不乏积极和正面的故事可资镜鉴｡
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随时都考验着企业家的智慧｡在中国民营资本的历史上,1949年前后各有一个成功的典范｡一个是虞洽卿,他主要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早年从宁波跑到上海油漆行做学徒,在跑街中学会了做生意,先是做过一阵子洋人买办,当过荷兰银行的总经理,后来自己经营企业,在上海滩的商界声望极高,担任过商会会长,人称阿德叔｡他的成功与其说是公司战略正确､经营得法､管理有效,不如说他是当时商界惟一与独裁者蒋中正有着莫逆之交､甚至帮蒋砥定天下的企业大佬｡蒋出道前因为同乡关系,曾寄居在虞家数月,期间不仅借虞的门路结识了黄金荣､杜月笙等显赫人物,而且与同盟会的浙江同党陈其美等人过从甚密,为后来追随孙中山执掌黄埔军校,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人脉基础｡正是因为虞与蒋有这样一层关系,虞的公司在民国时代一直顺风顺水,即使是抗战时期,他仍垄断着上海和重庆的所有物资运输｡虞最后因病去世,得以善终｡
另一个成功者是荣毅仁｡2005年11月3日国家为荣毅仁举行葬礼,荣的遗体覆盖着中共党旗｡早先荣家在抗战之后,已被战乱和官僚资本倾轧得四分五裂,荣毅仁归国之后不久,共产党就执掌了国家政权｡荣在1956年带头响应共产党号召,将资产捐给政府,共产党感念其诚意,让他做了上海副市长,之后又委任他为纺织部副部长｡他与中共高层领导周恩来､陈毅和邓小平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文革”之后他又应邓小平之邀出面创办中国国际信托公司｡当国家财政资金困难时,他甚至从自己落实政策发回的钱中,拿出两千万借给政府充当中信的创始资本而且不要回报｡他一生都为共产党和政府做事,出人､出钱又出力,个人谨慎处事,生活节俭,低调为人｡结果,党和政府对其报之以李｡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市场秩序在改革过程中没有建立起来,法制不健全,企业和政府行为都不规范,政府管理部门的专业化能力相对低下,这时动力､信息､资源和人才优势统统在民营经济､特别是那些极富雄心的创业领袖一边,他们往往通过“搞掂”一两个掌握重权的领导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开体制缺口,截获巨大的资源,形成爆发式增长｡即便东窗事发,也往往能够轻易化解危机,逃过生死劫难｡于是,便滋长了用钱开路､为所欲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最近几年,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和完善,政府管理部门不仅体系日益健全,而且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资源､动力､信息､人才和专业化的优势也明显转到政府一边｡因此,以投机和腐蚀干部开路､靠某个人与体制博弈的时代已经过去｡目前惟一能够与现有体制长期共存和持续发展的方法,就是以组织对组织,以系统(机制)对系统(机制),以专业对专业,以人才对人才｡换句话说,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治理结构,形成专业化的､有效的公司管理系统,才能稳健有效地与政府管理部门对接,获取长期发展的市场资源和政府资源｡只有建立规范化管理体系和职业经理人文化,恰好适应了政府管理体制和方法的这一积极变化,才能路越走越宽,企业越办越顺｡
3 民营企业的立身选择
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要么与国有资本合作或合资,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与严格管理在为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所以,作为民营企业,应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积极引入国有资本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形成混合经济的格局,相信会取得更大的进步,民营资本与外国资本的关系是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又一个现实的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民营资本因为国有资本的强势,往往转身求助于外国资本,但结局同样令人沮丧｡一方面,在民营资本自有资本不足和外部政策环境不安全的条件下,外国资本往往扮演着“天使”与“骑士”的角色,这些年几乎每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的风险投资在中国直接投向民营资本,特别是以IT等新技术领域为代表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这些风险投资纵横驰骋,点石成金,催生了一大批诸如百度､新浪､盛大､网易､尚德之类的公司和财富新贵,可以说近几年在海外上市的网络公司和高技术公司,几乎都是凭借外国风险投资的力量,快速聚集资金和高速成长起来的｡
所以,要改变与外国资本竞争与合作格局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尽快通过自身资本结构的完善和公司治理的现代化,以战略导向提升公司整体的运营效率和财务透明度,加强职业经理人的训练和制度性激励,使之具有“国际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用洋人的办法与洋人共处,是挟洋发展的最好方法,一大批网络公司借风险投资登陆国际资本市场,迅速蹿升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要完成这一步,政府合理的经济政策也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政府不对民营资本的发展环境给予必要的保护,不对它们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通道给予政策支持,或者不对外国资本在国内对重要行业的并购行为有所关注和限制,恐怕没等到民营资本学会以正确的姿势奔跑就中途夭折了｡
4 民营企业“原罪”论
跨越历史的河流,创造民营资本的新传奇,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民营企业家要正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勇于挑战自我,改造自我,从而突破自我,开创未来｡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得不做:
4.1 从内心深处到企业管理方式都要彻底摆脱“原罪”的禁锢
所谓“原罪”主要指民营企业在获取第一桶金时采取了今天看来不合乎法律政策或道德习惯的行为方式,后来所有的公司业务､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受到最初行为(原罪)的约束｡应当说这对民营资本的创办者是一个非常大的自我限制｡当社会舆论和道德指责一再加诸于身的时候,民营企业往往会自馁和放弃,甚至好罐子破摔,一走了之(资本外逃)｡解决这个问题,最终需要两方面的努力,一头是民营企业要正视自己的历史,尽快转变观念,明确战略,完善治理结构,依法经营,守正出奇;另一头是政府和社会的态度｡“原罪”大多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民营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只要政府始终像近日强调的:政府不会主动扩大“原罪”的论争,并且试图有所作为,而是要继续鼓励民营企业安心经营､改善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早期的“原罪”问题依照现行法律也会过了追诉期,用不着政府再来宣布是否赦免｡这一代人过去之后,社会舆论就会不断因为“阳光创业者”的成功故事而扭转方向,给民营资本以更广阔的创富空间｡
4.2 用资本家精神取代传统的商人精神
中国民营资本要强大起来,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新教伦理”,使自己在商业伦理和资本精神方面健康和强大起来,形成自身的道德优势｡中国民营资本长期形成的是一种商人的精神,不是资本家的精神｡商人的精神重在牟取私人家族利益､强调私人关系､建立私交､谋取私利;而资本家的精神实际上是创业者､投资者､资本家､社会资本家,追求一种创新,一种社会财富,现代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追求的是建立一种制度对制度､系统对系统､专业对专业的阳光下的博弈关系｡
4.3 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全新格局,迅速改变思维方式和竞争战略,将企业全面融入新经济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云天｡”网络和新经济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机会,使得原本很年轻的中国民营资本能够迅速与国际资本市场接轨,不仅创造与欧美高新技术企业几乎完全一样的创富神话,而且能够使这一神话建立在一种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之上,确保公司和财富的持续增长｡
在中国,国有资本将会长期主导中国的经济,但只有民营资本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经济成为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并且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谢健.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J].中国工业经济,2002,(10).
[2]谢健.民营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M].新华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