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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N”连跳事件不仅震动了我国政府、国民,同时引起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苹果、HP、DELL等公司的直接参与和调查,而6月美国旧金山总工会的积极反应引起媒体关注。事隔一个多月后,人们才被动地看到中国工会在美国工会的再三邀请下赴美商谈,为中国自己的员工和企业争取利润。这样的新闻让国民感觉既沉重又痛心,中国工会你们怎么了?
7月20—25日,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率领的代表团,展开了对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多个城市工会组织的访问。
代表团于20日上午抵达美国伯克利市,从11点半到18点半,会见了8个劳工团体。代表团多方介绍中国工会的有效运作,从劳工权益改善角度,解释中国式市场经济内涵。“邀请方认为全球化面临历史转折,中美工会需要联手。”起程当天,陈伟光称,广州、旧金山两市工会于2008年缔结友好关系以来,双边互动频繁。
国外工会邀中国工会结盟
“美国工会一直想和我们结盟,搞市对市。”陈伟光称,此次访美,对方再次提出希望达成这一实质成果,“但我们认为还没有到(结盟)这个程度。”
陈伟光告诉记者,旧金山工会提出一个议题,就是和广东工会联手,调整苹果公司对中国的代工价格。苹果是富士康最大品牌商,总部设在旧金山。当地工会组织认定,深圳坠楼事件中,苹果责任大于代工商,一直没有停止施压。
陈回顾,2008年访洛杉矶时,当地港口工会亦郑重提议,广州南沙港至洛杉矶港口,已成为多家世界级航运商的重要航线。两港工会可以联手,如果船东对南沙港不好,洛杉矶方面可以采用抵制手段呼应,反之亦然,让劳工“在世界海运离岸和到岸价中享有合理发言权”。
类似结盟建议,陈伟光并不是唯一遭遇者。广东省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告诉记者,诺基亚总部工会负责人曾专程来访,期望和广东工会达成合作协议,联手向诺基亚争取权益,以“削弱跨国公司对全球的压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广州工会访美,很重要的一站在华盛顿,拜访美国最大的工会团体劳联—产联(AFL-CIO)的国际联络机构——国际劳动者团结中心负责人布朗。劳联—产联是美国民主党的“铁票仓”,拥有1150万会员,在11月份国会中期选举到来之际,该组织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施压,要求调查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是否和工人待遇过低有关。
陈伟光称,他负有对布朗进行合理解释的责任。按照布朗的说法,劳联—产联的施压,对中国并非零和博弈,相反,这中间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陈也声称,愿意“放下顾虑,深入了解”。
世界劳工运动的“中国环节”
“按照劳联—产联布朗先生的说法,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劳工运动的核心环节。”陈伟光称,上次访美和布朗有过深谈,其部分观点值得深入研究。
产业一线蓝领工人,是各国工会组织的成员基础。2009年年末,中国工会会员2.26亿人,近乎国际工会联盟(ITUC)1.4亿人的两倍。
“中国工会的作为,决定世界劳工运动的方向。”布朗称,中国作为世界廉价优质劳力的最大供应地,全球劳资关系能否平衡,取决于中国对国际资本的策略选择。
“布朗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劳工组织‘反全球化’的一面,需要辩证分析。” 陈伟光称,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各国工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这些困难,从而形成公平互利的合作局面。
我国代工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底端位置,孔祥鸿颇有体会。孔告诉记者,珠三角是全球成衣、玩具、鞋履制造中心,世界最大的品牌商均集中这里,这些品牌虽然有国际社会责任认证制约,但这里人力和技术需求门槛低,供过于求,置换度很高,没有厂商敢跟品牌商叫板,订单转二手、三手,香港大量中介服务业就是靠订单转手赚钱,中间利润分割非常惊人。
以富士康代工品牌——苹果iPad为例,iPad多型号销售均价700美元左右,生产成本平均为260美元,每台iPad纯利在60%上下;富士康260美元出厂价中,纯利14美元左右,5%的获利率,在代工厂商和工人工资间,形成了残酷的利益分割。
“中国代工,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陈伟光称,全球化格局下,中国以低工资生产低价产品,亏了一笔;出口遭遇反倾销,又亏一笔,等于受到海外的双重剥削:一重剥削在上游劳工市场;另一重剥削在终端产品市场,而且舆论上,还背上“血汗工厂”的名号。
资方包括生产商和品牌商
“跨国企业利润链条,构成我国劳动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个重要空间。”陈伟光以珠三角代工企业为例,劳资谈判号称两方,但资方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国内生产商,另一个是国际品牌商。很明显,品牌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利润谈判空间,远远大于代工企业和劳工的利润空间。
陈伟光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将国内生产商和劳动者联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国外品牌商展开行业性谈判,既扶植民族资本,又反制国外舆论抨击。这背后,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借用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对国际品牌商的制约。
政府的政策支持,可改变当前国际产业链条弱肉强食的纯市场法则。陈伟光举例,搞国际诉讼,中国资本要和劳工站在一起,支持工会的要约行动,形成引导和管制。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则有赖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比如富士康跳楼事件,经旧金山工会强力施压,苹果公司被迫主动往上游让利,声称给富士康工人每台iPad产品补贴3.98～7.96美元。据早间公布数据显示,富士康手握有610万台的iPad组装订单,这笔钱如能真正落到员工头上,相关劳资矛盾可获得相当程度的缓解。
“国际工会主动服务,是有求于我。”孔祥鸿回顾,诺基亚总部工会寻求合作时告知,中国块头太大,由于存在低工资,各国工会对企业的施压手段越来越小。因此,中国工会如能协同作战,国际资本也就失去腾挪余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劳工,也就有望合理介入资本分配。
“内中一种国际逻辑,就是劳工利益代言阵地的占领问题。”孔祥鸿提醒,目前全球化的最新态势,是建立全球劳动规约机制,这种机制强调,当国家力量、劳工组织力量无法达到工厂内部的时候,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力量解决长久的劳工权益问题。这就需要党领导下的工会,能有效完成对国内劳工市场的覆盖,把好自家大门。
孔祥鸿亦强调,中国工会还没有强大到和国际资本全面博弈这一步,但方向没错,需要小范围试行。
孔透露,广东省总工会正筹备建立全省范围的保险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保险从业人员组合起来,与各种保险公司谈判,调整佣金比例。(编辑/西卓)
7月20—25日,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率领的代表团,展开了对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纽约、华盛顿等多个城市工会组织的访问。
代表团于20日上午抵达美国伯克利市,从11点半到18点半,会见了8个劳工团体。代表团多方介绍中国工会的有效运作,从劳工权益改善角度,解释中国式市场经济内涵。“邀请方认为全球化面临历史转折,中美工会需要联手。”起程当天,陈伟光称,广州、旧金山两市工会于2008年缔结友好关系以来,双边互动频繁。
国外工会邀中国工会结盟
“美国工会一直想和我们结盟,搞市对市。”陈伟光称,此次访美,对方再次提出希望达成这一实质成果,“但我们认为还没有到(结盟)这个程度。”
陈伟光告诉记者,旧金山工会提出一个议题,就是和广东工会联手,调整苹果公司对中国的代工价格。苹果是富士康最大品牌商,总部设在旧金山。当地工会组织认定,深圳坠楼事件中,苹果责任大于代工商,一直没有停止施压。
陈回顾,2008年访洛杉矶时,当地港口工会亦郑重提议,广州南沙港至洛杉矶港口,已成为多家世界级航运商的重要航线。两港工会可以联手,如果船东对南沙港不好,洛杉矶方面可以采用抵制手段呼应,反之亦然,让劳工“在世界海运离岸和到岸价中享有合理发言权”。
类似结盟建议,陈伟光并不是唯一遭遇者。广东省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告诉记者,诺基亚总部工会负责人曾专程来访,期望和广东工会达成合作协议,联手向诺基亚争取权益,以“削弱跨国公司对全球的压榨”。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广州工会访美,很重要的一站在华盛顿,拜访美国最大的工会团体劳联—产联(AFL-CIO)的国际联络机构——国际劳动者团结中心负责人布朗。劳联—产联是美国民主党的“铁票仓”,拥有1150万会员,在11月份国会中期选举到来之际,该组织向美国总统奥巴马施压,要求调查中国的不公平竞争,是否和工人待遇过低有关。
陈伟光称,他负有对布朗进行合理解释的责任。按照布朗的说法,劳联—产联的施压,对中国并非零和博弈,相反,这中间有更多的共同利益。陈也声称,愿意“放下顾虑,深入了解”。
世界劳工运动的“中国环节”
“按照劳联—产联布朗先生的说法,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劳工运动的核心环节。”陈伟光称,上次访美和布朗有过深谈,其部分观点值得深入研究。
产业一线蓝领工人,是各国工会组织的成员基础。2009年年末,中国工会会员2.26亿人,近乎国际工会联盟(ITUC)1.4亿人的两倍。
“中国工会的作为,决定世界劳工运动的方向。”布朗称,中国作为世界廉价优质劳力的最大供应地,全球劳资关系能否平衡,取决于中国对国际资本的策略选择。
“布朗的观点,代表了美国劳工组织‘反全球化’的一面,需要辩证分析。” 陈伟光称,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各国工会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缓解这些困难,从而形成公平互利的合作局面。
我国代工企业在国际产业链条中的底端位置,孔祥鸿颇有体会。孔告诉记者,珠三角是全球成衣、玩具、鞋履制造中心,世界最大的品牌商均集中这里,这些品牌虽然有国际社会责任认证制约,但这里人力和技术需求门槛低,供过于求,置换度很高,没有厂商敢跟品牌商叫板,订单转二手、三手,香港大量中介服务业就是靠订单转手赚钱,中间利润分割非常惊人。
以富士康代工品牌——苹果iPad为例,iPad多型号销售均价700美元左右,生产成本平均为260美元,每台iPad纯利在60%上下;富士康260美元出厂价中,纯利14美元左右,5%的获利率,在代工厂商和工人工资间,形成了残酷的利益分割。
“中国代工,成了名副其实的冤大头。”陈伟光称,全球化格局下,中国以低工资生产低价产品,亏了一笔;出口遭遇反倾销,又亏一笔,等于受到海外的双重剥削:一重剥削在上游劳工市场;另一重剥削在终端产品市场,而且舆论上,还背上“血汗工厂”的名号。
资方包括生产商和品牌商
“跨国企业利润链条,构成我国劳动工资集体协商的一个重要空间。”陈伟光以珠三角代工企业为例,劳资谈判号称两方,但资方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国内生产商,另一个是国际品牌商。很明显,品牌商和生产商之间的利润谈判空间,远远大于代工企业和劳工的利润空间。
陈伟光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将国内生产商和劳动者联合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国外品牌商展开行业性谈判,既扶植民族资本,又反制国外舆论抨击。这背后,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借用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对国际品牌商的制约。
政府的政策支持,可改变当前国际产业链条弱肉强食的纯市场法则。陈伟光举例,搞国际诉讼,中国资本要和劳工站在一起,支持工会的要约行动,形成引导和管制。全球化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则有赖于国际劳工组织的合作。比如富士康跳楼事件,经旧金山工会强力施压,苹果公司被迫主动往上游让利,声称给富士康工人每台iPad产品补贴3.98～7.96美元。据早间公布数据显示,富士康手握有610万台的iPad组装订单,这笔钱如能真正落到员工头上,相关劳资矛盾可获得相当程度的缓解。
“国际工会主动服务,是有求于我。”孔祥鸿回顾,诺基亚总部工会寻求合作时告知,中国块头太大,由于存在低工资,各国工会对企业的施压手段越来越小。因此,中国工会如能协同作战,国际资本也就失去腾挪余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劳工,也就有望合理介入资本分配。
“内中一种国际逻辑,就是劳工利益代言阵地的占领问题。”孔祥鸿提醒,目前全球化的最新态势,是建立全球劳动规约机制,这种机制强调,当国家力量、劳工组织力量无法达到工厂内部的时候,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力量解决长久的劳工权益问题。这就需要党领导下的工会,能有效完成对国内劳工市场的覆盖,把好自家大门。
孔祥鸿亦强调,中国工会还没有强大到和国际资本全面博弈这一步,但方向没错,需要小范围试行。
孔透露,广东省总工会正筹备建立全省范围的保险行业工会联合会,将保险从业人员组合起来,与各种保险公司谈判,调整佣金比例。(编辑/西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