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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国新一轮高考招生改革已进入践行阶段，在外语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将实行“一年多考”的政策。这一政策实施的目的很明显要突出高考“公平性”的要求。根据批判性语言测试，高考作为大规模标准化测试具有很强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利用批判性语言测试理论和平台，分析高考英语“一年多考”政策中体现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力求分析这一政策是否真正的体现了“公平性”的要求，而体现的方式又是如何？
关键词：批判性语言测试；“一年多考”；高考英语
一、背景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2014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高考外语改革已进入践行阶段。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在语言测试方面主要传递这一信息：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考生可选择成绩较高一次计入总成绩。改革方案的实施是对《意见》在促进高考教育公平和科学选拔人才两方面要求的积极呼应。高考外语“社会化”强调“全国统考”的弱化，将测试各个环节在不同程度上交于“社会化”组织或机构，“社会化”因诸多因素制约，尤其是公平性难于保证[1，2]，因此在各地区已公布的改革实施方案中基本没有体现。而外语“一年多考”实施起来相对灵活，在各地改革方案中均有所涉及。本文正是以外语“一年多考”为目标核心，以批判性语言测试（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为平台方法[3]，力求探析这一改革所体现的教育公平。
二、问题
高考作为高利害测试（high-stakes testing）与标准化测试（standardized testing）的典型，无论对于考生，家长还是学校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语境下，高考作为一种典型的高厉害测试与评估形式，其重要性在于它的结果往往是决定个体未来的唯一条件。作为一种工具，测试实际上隐含了暗示成功、知识以及能力的功能。[4]因此决定高考重要性的并非高考测试本身，而是其附带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价值。现实也反映了这一点，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群体——考生、家长以及学校——所关注的实际上不是高考这种测试本身的效度（validity），而是测试结果所代表的录取单位的等级，这种等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考生（test takers）未来的成就与成功。相对与前文提到的“利益群体”，其对应面的代表高校招生单位对于高考的效度方面的理解有所不同。单就高考外语测试而言，外语试题的设计者和高校对于试题效度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无论在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效标关联效度（criterion validity）或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以及其它效度侧面，需尽可能的在试题中体现考生的基本语言能力素质——读写以及听说能力，而高考外语为社会所诟病的焦点正是高考外语成绩是否能够真正说明考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处于高考外语两个对立面的利益群体对于外语测试是有不同诉求的，这种诉求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是高考外语测试组织和管理者（test administrators）应该关注的重点。反观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在外语问题上做出的调整，各地区均不约而同的呼应《决定》，即高考外语测试实行“一年多考”。“一年多考”这一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教育公平的重视。[1，5]这一政策的改变该如何评估，其在体现教育公平方面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批判性语言测试这一平台进行审视和评估，这一关切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
三、理论平台与论题提出
根据Shohamy，本文中采用的批判性语言测试认为“测试行为并非中立（neutral），它是文化、社会、政治、教育以及意识形态过程的产物（product）和代理主体（agent），它左右了测试参与者、教师以及学习者的生活”。[3]我国的高考之所以重要，前文已经提到，并非在于测试本身，而在于测试所代表的政治和社会意图。[6]
批判性语言测试将受测者视为政治语境下具有政治属性的主体；它将语言测试视为一种与文化、教育和政治层面成功直接关联的工具，这种工具发挥作用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力争统治地位的环境内；它要求讨论测试真正反映了怎样的诉求，谁的诉求；它挑战了心理计量（psychometric）测验传统转而重视诠释（interpretive）[7]过程；他要求语言的测试者弄清语言测试制造或促进了怎样的社会效果，语言测试只是为了完成大纲或语言能力要求，亦或是其他？它要求回答语言测试基于“谁”的知识，考查的知识是否真正的传递给了参测者，亦或是这些知识是否可以被修正或挑战？它着重探究如何利用分数成绩以及利用的角度与程度？它使人们意识到测试本身并非简单的“测试”，而是具有多种社会属性的行为。[3]根据批判性语言测试观的关切模式，本文将从如下角度去评估我国高考外语“一年多考”政策，审视其是否能够真正体现教育公平。根据以上分析，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年多考”满足了谁的诉求，考生还是教育管理部门？
四、讨论
“一年多考”满足了谁的诉求，考生还是教育管理部门？
批判性语言测试认为受测者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我国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的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考生在这两方面的诉求。“一年多考”，显而易见是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一考定终身”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参测者仅凭最终成绩而做出人生最重要决定[8]，而非对自己能力和其他需求的正确评估。就考生而言，多一次机会能够或多或少的降低非语言能力因素造成的成绩信度不高，这些因素包括参测者的心理因素等内在因素，也包括省招生政策改变等外界因素。就考试管理部门而言，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的博弈，在《意见》制定的过程中，最终大基调定在“公平为首”上，而最近出台的各地区高招政策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政策的出台所给予的考虑，根据刘海峰、李木洲，一是基于省情、教情的实际情况；二是基于当前高考的现实情况。[5]这些实际情况毫无例外的体现了高考的政治和社会属性，而并非测试本身知识评价属性。“一年多考”政策追求的实际上是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从中体现了相对的教育公平。相对于参测者， “一年多考”的意义在于满足了测试管理者对于公平性的诉求，而这种诉求的语境是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它调和了考生、考试形式和考管部门之间的矛盾，换言之社会矛盾。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批判性语言测试平台进行分析，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有着很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从而保证了教育公平在高考英语中最大程度的得以体现。就目前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言，“一年多考”可算是权宜之计，它平衡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间的诉求冲突，使得改革不会特别激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局限性，这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对外语教学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高考外语的“一年多考”并非完全意义上“社会化”，只是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化”元素，根据熊丙奇：“一年多考还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考试，社会化考试具有考试不由行政部门组织、考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信任和考试的功能不是选拔而是评价3个基本特点”。[13]在未来的外语高考发展道路上，“社会化”是大趋势，也只有通过完善的“社会化”考试体制，才能最大程度上的保证测试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张天伟.当前我国高考外语改革：问题与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7（5）：50–54.
[2]刘海峰.高考科目改革：为什么首先是英语？[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1）：96–99.
[3] SHOHAMY E. 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 [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1998， 24（4）：331–345.
[4] NOAM G， GARCIA-BLANCO A， NEVAREZ A等. Assessment at a Crossroads：Conversations[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 66（3）：631–643.
[5]刘海峰，李木洲.兼顾公平与科学的高考改革[J].中国考试，2015（9）：3–9.
[6] SPOLSKY B. Measured words ：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e language testing[M]. Oxford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SCHWANDT T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G]//LINCOLN N K D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118–137.
[8] R. MURRAY THOMAS. High-Stakes Testing[M].Routledge，2005.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新课程标准（2011版）[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0]程晓堂，但巍.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核心理念解读[J].课程·教材·教法，2012，3：57–63.
[11]韩宝成，张允.高考英语测试目标和内容设置框架探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3）：426–436.
[12] BROWN H D， ABEYWICKRAMA P.语言测评：原理与课堂实践（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3]熊丙奇.“一年多考”还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考试[J].北京青年报，2013.
关键词：批判性语言测试；“一年多考”；高考英语
一、背景
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和2014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来，高考外语改革已进入践行阶段。各地高考改革方案在语言测试方面主要传递这一信息：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考生可选择成绩较高一次计入总成绩。改革方案的实施是对《意见》在促进高考教育公平和科学选拔人才两方面要求的积极呼应。高考外语“社会化”强调“全国统考”的弱化，将测试各个环节在不同程度上交于“社会化”组织或机构，“社会化”因诸多因素制约，尤其是公平性难于保证[1，2]，因此在各地区已公布的改革实施方案中基本没有体现。而外语“一年多考”实施起来相对灵活，在各地改革方案中均有所涉及。本文正是以外语“一年多考”为目标核心，以批判性语言测试（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为平台方法[3]，力求探析这一改革所体现的教育公平。
二、问题
高考作为高利害测试（high-stakes testing）与标准化测试（standardized testing）的典型，无论对于考生，家长还是学校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焦点问题。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语境下，高考作为一种典型的高厉害测试与评估形式，其重要性在于它的结果往往是决定个体未来的唯一条件。作为一种工具，测试实际上隐含了暗示成功、知识以及能力的功能。[4]因此决定高考重要性的并非高考测试本身，而是其附带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价值。现实也反映了这一点，具有共同利益取向的群体——考生、家长以及学校——所关注的实际上不是高考这种测试本身的效度（validity），而是测试结果所代表的录取单位的等级，这种等级的差异直接影响了考生（test takers）未来的成就与成功。相对与前文提到的“利益群体”，其对应面的代表高校招生单位对于高考的效度方面的理解有所不同。单就高考外语测试而言，外语试题的设计者和高校对于试题效度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无论在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效标关联效度（criterion validity）或预测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以及其它效度侧面，需尽可能的在试题中体现考生的基本语言能力素质——读写以及听说能力，而高考外语为社会所诟病的焦点正是高考外语成绩是否能够真正说明考生的语言运用能力。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处于高考外语两个对立面的利益群体对于外语测试是有不同诉求的，这种诉求的矛盾该如何解决是高考外语测试组织和管理者（test administrators）应该关注的重点。反观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方案在外语问题上做出的调整，各地区均不约而同的呼应《决定》，即高考外语测试实行“一年多考”。“一年多考”这一政策的实施体现了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对于教育公平的重视。[1，5]这一政策的改变该如何评估，其在体现教育公平方面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批判性语言测试这一平台进行审视和评估，这一关切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
三、理论平台与论题提出
根据Shohamy，本文中采用的批判性语言测试认为“测试行为并非中立（neutral），它是文化、社会、政治、教育以及意识形态过程的产物（product）和代理主体（agent），它左右了测试参与者、教师以及学习者的生活”。[3]我国的高考之所以重要，前文已经提到，并非在于测试本身，而在于测试所代表的政治和社会意图。[6]
批判性语言测试将受测者视为政治语境下具有政治属性的主体；它将语言测试视为一种与文化、教育和政治层面成功直接关联的工具，这种工具发挥作用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力争统治地位的环境内；它要求讨论测试真正反映了怎样的诉求，谁的诉求；它挑战了心理计量（psychometric）测验传统转而重视诠释（interpretive）[7]过程；他要求语言的测试者弄清语言测试制造或促进了怎样的社会效果，语言测试只是为了完成大纲或语言能力要求，亦或是其他？它要求回答语言测试基于“谁”的知识，考查的知识是否真正的传递给了参测者，亦或是这些知识是否可以被修正或挑战？它着重探究如何利用分数成绩以及利用的角度与程度？它使人们意识到测试本身并非简单的“测试”，而是具有多种社会属性的行为。[3]根据批判性语言测试观的关切模式，本文将从如下角度去评估我国高考外语“一年多考”政策，审视其是否能够真正体现教育公平。根据以上分析，最终要回答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年多考”满足了谁的诉求，考生还是教育管理部门？
四、讨论
“一年多考”满足了谁的诉求，考生还是教育管理部门？
批判性语言测试认为受测者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我国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的政策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考生在这两方面的诉求。“一年多考”，显而易见是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所带来的负面结果。“一考定终身”带来的最严重后果就是参测者仅凭最终成绩而做出人生最重要决定[8]，而非对自己能力和其他需求的正确评估。就考生而言，多一次机会能够或多或少的降低非语言能力因素造成的成绩信度不高，这些因素包括参测者的心理因素等内在因素，也包括省招生政策改变等外界因素。就考试管理部门而言，真正关心的问题是考试的公平性与科学性的博弈，在《意见》制定的过程中，最终大基调定在“公平为首”上，而最近出台的各地区高招政策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这些政策的出台所给予的考虑，根据刘海峰、李木洲，一是基于省情、教情的实际情况；二是基于当前高考的现实情况。[5]这些实际情况毫无例外的体现了高考的政治和社会属性，而并非测试本身知识评价属性。“一年多考”政策追求的实际上是政治和社会上的平等，从中体现了相对的教育公平。相对于参测者， “一年多考”的意义在于满足了测试管理者对于公平性的诉求，而这种诉求的语境是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它调和了考生、考试形式和考管部门之间的矛盾，换言之社会矛盾。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批判性语言测试平台进行分析，高考外语实行“一年多考”有着很强的政治和社会意义，从而保证了教育公平在高考英语中最大程度的得以体现。就目前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而言，“一年多考”可算是权宜之计，它平衡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之间的诉求冲突，使得改革不会特别激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局限性，这一政策的推行并没有对外语教学起到相应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高考外语的“一年多考”并非完全意义上“社会化”，只是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化”元素，根据熊丙奇：“一年多考还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考试，社会化考试具有考试不由行政部门组织、考试通过市场竞争获得信任和考试的功能不是选拔而是评价3个基本特点”。[13]在未来的外语高考发展道路上，“社会化”是大趋势，也只有通过完善的“社会化”考试体制，才能最大程度上的保证测试的“公平性”和“科学性”的平衡。
参考文献：
[1]张天伟.当前我国高考外语改革：问题与思考[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4，37（5）：50–54.
[2]刘海峰.高考科目改革：为什么首先是英语？[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1）：96–99.
[3] SHOHAMY E. Critical Language Testing and Beyond [J]. 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1998， 24（4）：331–345.
[4] NOAM G， GARCIA-BLANCO A， NEVAREZ A等. Assessment at a Crossroads：Conversations[J].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96， 66（3）：631–643.
[5]刘海峰，李木洲.兼顾公平与科学的高考改革[J].中国考试，2015（9）：3–9.
[6] SPOLSKY B. Measured words ： the development of objective language testing[M]. Oxford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SCHWANDT T A. Constructivist， interpretivist approaches to human inquiry.[G]//LINCOLN N K D Y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4： 118–137.
[8] R. MURRAY THOMAS. High-Stakes Testing[M].Routledge，2005.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英语新课程标准（2011版）[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0]程晓堂，但巍.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核心理念解读[J].课程·教材·教法，2012，3：57–63.
[11]韩宝成，张允.高考英语测试目标和内容设置框架探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3）：426–436.
[12] BROWN H D， ABEYWICKRAMA P.语言测评：原理与课堂实践（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13]熊丙奇.“一年多考”还不是真正的社会化考试[J].北京青年报，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