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热爱着事业，也倚重家庭，在家里，他是妻子永远的爱人同志，妻子是他至诚的随行者。
　　他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却始终做他们的倾听者。在孩子们眼中，小平是一位随和亲切而又威严的父亲。
　　他最终的愿望实现了，过上一个真正的平民的生活。
　　
　　桥牌 海水 足球
　　
　　邓小平酷爱打桥牌。他的桥牌技艺常常令专业选手叫好，被外国人誉为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他说：“唯独打桥牌时，我才什么都不想。”这种特殊的休息方式，也成了他暮年寄情之所在，在他退休之后的日子里，每天下午他会邀上牌友，然后整个下午打牌。
　　邓小平酷爱体育，足球是他最久远的爱好，他说过“我生平最爱看足球”。在他艰苦的法国勤工俭学时期，足球依然保持着对他的强烈吸引力。有一次举行奥运会足球赛，他十分希望能够一睹为快，却苦于没钱，忽然，他跑回寓所拿出自己的一件外衣送到当铺，买票看了这场精彩的足球赛。
　　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第一次在群众场合露面就是看足球比赛，他刚出现在主席台，群众就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0年世界杯足球赛，中央电视台实况转播的52场比赛，86岁的小平看完了50场。同时他还坚持着把爱好、兴趣同锻炼身体、训练思维、磨炼意志、陶冶情操联系起来。
　　他常常登山、散步、游泳。每年的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游泳。在北京，他经常去景山、香山等地攀登。年至80岁的小平常对友人说：“我能游泳，特别喜欢在大海中游泳，证明我的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脑筋还清楚。”
　　1983年7月，邓小平在视察完东北和华北一些地区之后来到黄海之滨，在棒槌岛休息的7天中，邓小平每天上午都投入大海，运动于蓝色的波峰浪谷之间。
　　这时的邓小平已近80高龄。入海90多分钟，依然没有丝毫疲倦的神态。
　　
　　香烟 辣椒 酒
　　
　　邓小平常常是抽着烟陷入思索之中，他与中外朋友的会谈，也常从抽烟开始。小平也因此被人们善意地称为“中国的头号烟民”。1979年邓小平访美与卡特会谈。他笑问卡特：“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烟草。”
　　1980年8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乔治·布什。当布什首先转达对他夫人卓琳的问候时，邓小平说：“谢谢，她身体不如我好。”布什问：“她也同你一样吸烟吗？”邓小平回答：“她根本不抽烟，所以她身体不好。”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
　　邓小平爱吃辣椒也爱喝酒，尤其是家乡出产的“五粮液”。“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江西，他亲自制作米酒，还向当地拖拉机厂的车间主任陶端缙介绍做酒的方法。
　　
　　爱人同志
　　
　　邓小平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结合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1925年张锡瑗来到北京，认识了李大钊、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同年下半年，她由中共北方党组织选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
　　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多年以后，邓小平对女儿毛毛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邓小平学习不到一年，因革命形势的需要，提前回国来到武汉任中共中央秘书工作。“八七”会议之后不久，邓小平在武汉意外地遇见了张锡瑗。张锡瑗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两位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在邓小平属下的秘书处里工作，也到了上海。
　　他们相爱了。第二年年初，两人喜结良缘。
　　婚后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和周恩来夫妇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周恩来夫妇住在楼上，邓小平和张锡瑗住楼下。邓颖超曾说，他们常常听见邓小平和张锡瑗在楼下又说又笑。
　　小平在回忆和张锡瑗的共同生活时说：“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
　　1930年1月，张锡瑗因生小孩患上产褥热而去世时，邓小平正赶往形势逼人的广西革命区，他没来得及为妻子“送行”，就急匆匆赶往了广西。
　　邓小平认识金维映是在张锡瑗去世的第二年。金维映与邓小平同年出生。
　　1931年7月中旬，邓小平和金维映一同被派往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一路上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于1931年的8月间到达江西的瑞金。到达瑞金时，正值红军主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到达中央苏区后不久，邓小平和金维映结为夫妻。
　　
　　1933年5月，邓小平因在政治上遭遇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与金维映分手。
　　1939年秋季，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战友和朋友的热心帮助让两位同志爱人最终成为终身伴侣。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后来回忆，“1939年7月，邓小平从太行回延安，准备参加七大。那时，邓小平没有妻子，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事，于是，邓发等同志帮他找。当时延安的女性同志不少，女子大学、陕北公学都有。卓琳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北公学已经毕业了，所以就把她介绍给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并不熟悉。卓琳回忆道：“我那时在公安部工作，他（邓小平）经常到公安部来，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当时就拒绝了”。
　　“后来他就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邓小平与卓琳的婚礼是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举行的。保存下来的婚礼照上，可以看出他们幸福的笑容。
　　婚礼几天以后，卓琳便随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太行山。卓琳说：“后来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我就说，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来到“将军楼”。
　　卓琳后来回忆：“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拣石头。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我连上楼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他拉着我上楼。”
　　
　　“老爷子”
　　
　　孩子们和他在一起时，都亲昵地喊他“老爷子”，然后又闹着喊“老爷子，看我们多热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嘛”， 邓小平会说：“哪有那么多说的。”看孩子们闹得太不成样子时，邓小平会说一句“胡说八道”，算是把孩子们骂了。
　　平日有空时，邓小平会和孩子们一块儿玩耍，带他们看足球赛、听京剧。夏天的时候，他和卓琳常常在屋顶上放一个大铁皮盆，里面放上水，先让太阳把水晒一上午，再把孩子们脱光，让太阳把孩子们晒一会儿，然后让被太阳晒过的孩子跳进被太阳晒过的水中，一边嬉戏，一边洗澡。这叫“日光浴”。
　　
　　1968年8月，还是北大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邓朴方，由于父亲“问题”受株连，坠楼造成脊椎骨严重折裂。
　　在得知儿子的事情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申请把儿子接到身边照顾。卓琳曾回忆“朴方那时的下肢瘫痪站不起来，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他告诉我们‘从胸口往下，都不是我的了，都没有知觉，我成半截了’。朴方来了以后，夏天最难熬，帮他洗澡更难。每天我将水热好，然后组织全家人一起将朴方抬到洗澡间。他（邓小平）的任务最重，是主要劳动力，即要帮助抬，又要给儿子擦胸擦背，常常累得满头大汗。”
　　邓朴方回忆当时父亲照顾自己的情形：“他并不说什么，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做得都非常认真细致，有时候就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普通老人的晚年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像往常一样，按时起了床，准时而又有规律地吃了早饭，坐下来看书、看报、看文件。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进行表决，通过了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请求。这是邓小平退休的第一天。
　　退休后的小平，保持着一位纯粹的普通老人的生活习惯。他常和子女、子孙一起享受生活，有闲暇时间也常到各地走走，或登山、或踏青。遇到重大的足球比赛，他就是电视的热心观众了。
　　他每天保持着有规律的生活。清晨6点半起床，然后在庭院内散步半小时。8点左右进早餐，多是喝豆浆、吃油饼、馒头。早餐之后，在书房听取秘书读国内外报刊摘要。到10点左右，开始阅读中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简报和文件，看完之后不作任何批示。中午12点，邓小平多和家人一起用餐，他的桌边常放一碟盐浸辣椒，这是仅有的特殊服务。午饭之后，休息到3点，小平约好牌友打桥牌，通常到下午7点多才意尽而散。
　　每天的晚餐，邓小平要求全家人都到齐才开饭。餐桌上,小平很留意子女的进食胃口,一旦发现子女少吃饭就会询问：“是否是身体不好，去看过医生吗？”晚上10点，邓小平结束他一天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