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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首次提出“亚太梦”的概念，中国与日本、越南的关系稍有缓和，东亚正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因此，研究欧盟这一成熟的共同体对东亚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比了欧洲与东亚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多方面的异同，以此发现欧盟对东亚一体化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欧盟；东亚一体化；共同安全；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130-02 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的会议受到世界瞩目，两国领导人对中日东海争端等问题达成四点共识，忽略日本个别政要的不和谐声音，四点共识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开始缓和的积极一步。同时，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也对习近平表示，越南准备以“友好”方式解决海洋争端，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由此可见，东亚各国逐渐加强对合作共利的共识，愿意用沟通及协商机制处理矛盾问题。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可以对东亚一体化的未来盲目乐观，与欧盟这一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相比，东亚还面临许多未解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复杂的政治格局。我们应当在欧洲和东亚各方面的对比中，开始重新评估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障碍及未来。
一、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各国政府及民众都渴望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种愿景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基础。1949年，英、法、瑞典、挪威、丹麦、意大利、爱尔兰以及荷、比、卢三国共10个国家签订了《欧洲理事会章程》，设立欧洲理事会。这一切为之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1951年，出于限制德国煤炭、钢铁生产，从而控制其军事工业的目的，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签署《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该条约中明确规定煤钢共同体以共同市场、共同目标和共同机构为基础，这三个共同实际上是今后的欧共体以及今天的欧盟所确立的长远发展目标的雏形。煤钢共同体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物资的优化配置，各国经济发展的受益成果，吸引了更多欧洲国家加入。欧洲由此跨越了自由贸易区阶段，之后在1968年7月1日实现了关税同盟，1993年基本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1999年1月1日在11个成员国内实现了货币联盟，启用统一货币欧元。
欧盟是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将灿若繁星的各个欧洲小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强化成员国间经济关系的同时，增强了整体的经济竞争力；在政治上，欧盟的共同安全理念使成员国之间安全水平整体提高，并且凝聚多国力量的欧盟成为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股势力，影响力剧增的欧盟强化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民族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使得欧洲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传播中占领重要一席。
二、欧洲与东亚一体化发展中的不同点
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而东亚国家从政府到民众，普遍缺乏欧洲那种对一体化的心理认同。鉴于东南亚联盟的良好运作，可以认为主要是东北亚地区没有形成区域一体化的观念基础。造成这两种区域内观念基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缘因素与领土变迁的影响不同
历史上各种王国建立、消亡、合并、分裂，欧洲人民心理上认同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很难将某一地区或民族与其他的欧洲人完全剥离。这种现象受典型的地缘因素影响，首先是欧洲的地理构造缺乏紧凑性，地中海、北海、黑海、波罗的海将欧洲大陆划成众多半岛与岛屿，其次欧洲大陆的地表地势起伏多变，西欧的南方有高耸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众多丘陵、盆地更加剧了西欧形成众多民族、众多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然而这种多变的地形造成了欧洲各地气候的不同，并形成不同的经济重点和物产资源，各地间存在经济互补性，在交通业发展之后联系更加紧密，这为欧洲的统一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东亚，首先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一个区域性支配大国——中国。除去日本是太平洋岛国，与中国距离稍远以外，哪怕是朝鲜与韩国身处的朝鲜半岛都与中国相连，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曾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是，这个体系并不能成为东亚统一市场的基础，反而成为周边国家忌惮中国崛起的原因。东亚与欧洲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建立。
（二）国家间文化差异性的不同
欧洲国家文化融合，彼此间文化差异性与东亚相比较小。究其原因，除地缘因素外，更多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成分和宗教派别的影响。
研究欧盟成员国不难发现，其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内已经存在民族聚集区，彼此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因此，这种多民族的状态被认为是常态，当然也不会成为国家间联合的障碍。然而东亚则不然，朝鲜半岛上虽有少数民族或移民，但因人口太少，千百年来与朝鲜族相融合，可以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日本是大和民族占98%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是汉族占92%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国家对自身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对外族的距离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加深。
而在宗教方面，由于特殊历史进程，东亚成为“宗教的博物馆”，存在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的局面，还有日本信奉的神道教。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叶面临过宗教多样性的问题，但是当时欧洲的“共同意志”成为主流思想，因此宗教问题对一体化的限制作用较小。而东亚在“东亚意识”未完全成熟之前需谨慎对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对待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等敏感问题上。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儒教对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影响，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等，如今都在不同程度上残留曾经被儒教影响的痕迹，这应当成为东亚意识形成中的有利因素被加以利用。 （三）二战后的区域内格局不同
二战后的欧洲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一方面又惧怕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当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强调，“欧洲的联合绝对是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还处在对德国的恐惧中难以自拔，欧洲面临反战、反法西斯、反苏联及经济滑坡等多重压力，这种局面使各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转化为对“共同安全”的认同。正是这种“必须共同走向未来”的欧洲意识指导欧洲顺利走向一体化。
无论是二战刚结束时还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可能超过中国或美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它们只有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才能使自己拥有更强的综合实力。如今如果将欧盟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无疑欧盟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欧盟给每个成员国带来经济受益。而在不以欧盟为经济整体计算的前提下，第二大经济体先是日本，之后这个头衔又被中国夺走，东亚从来都有一个经济大国存在。东亚经济奇迹般发展的同时，却一直没有迎来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机会。东亚各国利益的多元化使各国本能维护国家利益采取实用主义的选择，经济强国希望更大市场，农业国希望调低出口他国的农业关税，新兴经济体希望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投资。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各国怀有不同见解。
（四）意识形态不同
欧盟初期成员国都是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等原华沙组织国在东欧剧变之后都发生了政治体制与社会性质的转变，2004年东欧7国首先加入北约，后成为欧盟成员国。因此，欧盟成员国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一致。而东亚有日、韩、新等资本主义国家，有中、朝、越等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的疑云至今滞留在东亚的上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依旧延续。东亚各国家自身对意识形态的坚持、不放弃也是障碍之一。
三、欧盟对东亚的启示
（一）东亚意识的形成
正如战后欧洲各国集体面临众多政治经济难题时产生了“欧洲意识”，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一样，当前的东亚也面临诸多区域化问题，例如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粮食问题等。东亚各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东亚共同利益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在使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与风险，需要东亚各国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
但是，东亚各主要国家间在长久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隔阂与戒备确实很难一夜之间消除掉，例如，曾经存在的中国朝贡体系，原体系中的小国在面对如今更加强大的中国时，难免作出有失偏颇的判断，甚至寻求地区外大国的庇护。而日本更是利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借口侵略中国、韩国等国，使之人民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如今的日本不但没有彻底反省，反而纵容右翼分子在国内的发展，导致中韩等国与日关系如履薄冰。可以认为，东亚一体化的第一步是要能从本质上脱离中国朝贡体系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等历史阴影，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日本这两大区域内大国责任重大。
在欧洲意识形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宗教、历史导致的共同文化及民族多样性文化在欧洲并存，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将东亚的民族文化视作一体化的阻碍，反而应当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形成共同认识中的有利影响。
（二）一体化制度及决策机制
东亚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体化之路的艰难，但正因东亚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诸多尖锐矛盾缺乏解决机制，才更应该考虑构建一个类似欧盟的决策机制。欧盟拥有多层次的跨国法律安排，概括起来，欧盟制度大体由基础条约、条约指令、裁决判例、意识提案、表决规则等部分组成。欧盟的制度绝不是将自身凌驾于各国国家利益之上，相反是一种对各国利益的协调机制。
在东亚地区，现有的“10+1”、“10+3”等机制是在东盟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产物，而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只是提供了协商交流的平台，并没有欧盟那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刚性规定。东亚国家惯于用双边或多边协商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往往这种形式过于“柔软”与“”效率过低，不利于东亚安全问题的解决。东亚需要根据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进行灵活调整的多层次、多阶段区域合作，来推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使之成为为东亚所有国家带来更多利益的区域合作方式。
结语
为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近年来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包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对外合作构想。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已迈出实质性一步，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中国还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中国正推动APEC进程取得新的突破，包括早日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发掘亚太经济发展的支柱领域，勾画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新蓝图等。正如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所说，亚洲国家应当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1] 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 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 蔡玉辉，杨豫.欧洲精神与欧盟制度析论[J].欧洲研究，2006，（1）.
[4]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149.
[责任编辑 王 莉]
关键词：欧盟；东亚一体化；共同安全；经济合作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2-0130-02 在2014年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的会议受到世界瞩目，两国领导人对中日东海争端等问题达成四点共识，忽略日本个别政要的不和谐声音，四点共识被国内外学者认为是中日关系开始缓和的积极一步。同时，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也对习近平表示，越南准备以“友好”方式解决海洋争端，使之不影响两国关系。由此可见，东亚各国逐渐加强对合作共利的共识，愿意用沟通及协商机制处理矛盾问题。然而，这并不能代表可以对东亚一体化的未来盲目乐观，与欧盟这一区域一体化的成功典范相比，东亚还面临许多未解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复杂的政治格局。我们应当在欧洲和东亚各方面的对比中，开始重新评估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障碍及未来。
一、欧盟的一体化进程
二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各国政府及民众都渴望一个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这种愿景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基础。1949年，英、法、瑞典、挪威、丹麦、意大利、爱尔兰以及荷、比、卢三国共10个国家签订了《欧洲理事会章程》，设立欧洲理事会。这一切为之后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1951年，出于限制德国煤炭、钢铁生产，从而控制其军事工业的目的，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六国签署《巴黎条约》，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该条约中明确规定煤钢共同体以共同市场、共同目标和共同机构为基础，这三个共同实际上是今后的欧共体以及今天的欧盟所确立的长远发展目标的雏形。煤钢共同体实现了成员国之间物资的优化配置，各国经济发展的受益成果，吸引了更多欧洲国家加入。欧洲由此跨越了自由贸易区阶段，之后在1968年7月1日实现了关税同盟，1993年基本建成欧洲统一大市场，1999年1月1日在11个成员国内实现了货币联盟，启用统一货币欧元。
欧盟是世界上区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组织，将灿若繁星的各个欧洲小国联合成一个整体，强化成员国间经济关系的同时，增强了整体的经济竞争力；在政治上，欧盟的共同安全理念使成员国之间安全水平整体提高，并且凝聚多国力量的欧盟成为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股势力，影响力剧增的欧盟强化了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政治经济与文化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欧洲各国在政治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促进了民族文化上的交流融合，使得欧洲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传播中占领重要一席。
二、欧洲与东亚一体化发展中的不同点
欧洲统一的观念以欧洲的同一性和多样性为基础，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文化思想渊源和文化认同。而东亚国家从政府到民众，普遍缺乏欧洲那种对一体化的心理认同。鉴于东南亚联盟的良好运作，可以认为主要是东北亚地区没有形成区域一体化的观念基础。造成这两种区域内观念基础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缘因素与领土变迁的影响不同
历史上各种王国建立、消亡、合并、分裂，欧洲人民心理上认同欧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很难将某一地区或民族与其他的欧洲人完全剥离。这种现象受典型的地缘因素影响，首先是欧洲的地理构造缺乏紧凑性，地中海、北海、黑海、波罗的海将欧洲大陆划成众多半岛与岛屿，其次欧洲大陆的地表地势起伏多变，西欧的南方有高耸连绵的阿尔卑斯山脉。众多丘陵、盆地更加剧了西欧形成众多民族、众多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然而这种多变的地形造成了欧洲各地气候的不同，并形成不同的经济重点和物产资源，各地间存在经济互补性，在交通业发展之后联系更加紧密，这为欧洲的统一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在东亚，首先存在一片广袤的大陆，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一个区域性支配大国——中国。除去日本是太平洋岛国，与中国距离稍远以外，哪怕是朝鲜与韩国身处的朝鲜半岛都与中国相连，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曾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是，这个体系并不能成为东亚统一市场的基础，反而成为周边国家忌惮中国崛起的原因。东亚与欧洲不同的地缘政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一体化的建立。
（二）国家间文化差异性的不同
欧洲国家文化融合，彼此间文化差异性与东亚相比较小。究其原因，除地缘因素外，更多是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成分和宗教派别的影响。
研究欧盟成员国不难发现，其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一个国家内已经存在民族聚集区，彼此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并不影响他们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因此，这种多民族的状态被认为是常态，当然也不会成为国家间联合的障碍。然而东亚则不然，朝鲜半岛上虽有少数民族或移民，但因人口太少，千百年来与朝鲜族相融合，可以认为是单一民族国家；日本是大和民族占98%的单一民族国家；中国是汉族占92%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国家对自身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对外族的距离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加深。
而在宗教方面，由于特殊历史进程，东亚成为“宗教的博物馆”，存在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并存的局面，还有日本信奉的神道教。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叶面临过宗教多样性的问题，但是当时欧洲的“共同意志”成为主流思想，因此宗教问题对一体化的限制作用较小。而东亚在“东亚意识”未完全成熟之前需谨慎对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对待伊斯兰教、日本神道教等敏感问题上。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儒教对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影响，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等，到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等，如今都在不同程度上残留曾经被儒教影响的痕迹，这应当成为东亚意识形成中的有利因素被加以利用。 （三）二战后的区域内格局不同
二战后的欧洲一方面接受了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一方面又惧怕这个崛起的超级大国。当时的德国总理阿登纳强调，“欧洲的联合绝对是迫切需要的。没有政治上的一致，欧洲各国人民将会沦为超级大国的附庸。”与此同时，欧洲的其他国家还处在对德国的恐惧中难以自拔，欧洲面临反战、反法西斯、反苏联及经济滑坡等多重压力，这种局面使各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转化为对“共同安全”的认同。正是这种“必须共同走向未来”的欧洲意识指导欧洲顺利走向一体化。
无论是二战刚结束时还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没有可能超过中国或美国这样的超大经济体，它们只有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才能使自己拥有更强的综合实力。如今如果将欧盟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来看，无疑欧盟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是欧盟给每个成员国带来经济受益。而在不以欧盟为经济整体计算的前提下，第二大经济体先是日本，之后这个头衔又被中国夺走，东亚从来都有一个经济大国存在。东亚经济奇迹般发展的同时，却一直没有迎来经济一体化的最佳机会。东亚各国利益的多元化使各国本能维护国家利益采取实用主义的选择，经济强国希望更大市场，农业国希望调低出口他国的农业关税，新兴经济体希望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投资。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最终目标，各国怀有不同见解。
（四）意识形态不同
欧盟初期成员国都是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等原华沙组织国在东欧剧变之后都发生了政治体制与社会性质的转变，2004年东欧7国首先加入北约，后成为欧盟成员国。因此，欧盟成员国在意识形态上基本一致。而东亚有日、韩、新等资本主义国家，有中、朝、越等社会主义国家。冷战的疑云至今滞留在东亚的上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依旧延续。东亚各国家自身对意识形态的坚持、不放弃也是障碍之一。
三、欧盟对东亚的启示
（一）东亚意识的形成
正如战后欧洲各国集体面临众多政治经济难题时产生了“欧洲意识”，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一样，当前的东亚也面临诸多区域化问题，例如环境恶化、能源短缺、粮食问题等。东亚各国需要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东亚共同利益已经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在使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与风险，需要东亚各国团结起来，以集体的力量来对抗。
但是，东亚各主要国家间在长久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隔阂与戒备确实很难一夜之间消除掉，例如，曾经存在的中国朝贡体系，原体系中的小国在面对如今更加强大的中国时，难免作出有失偏颇的判断，甚至寻求地区外大国的庇护。而日本更是利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借口侵略中国、韩国等国，使之人民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如今的日本不但没有彻底反省，反而纵容右翼分子在国内的发展，导致中韩等国与日关系如履薄冰。可以认为，东亚一体化的第一步是要能从本质上脱离中国朝贡体系及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等历史阴影，在此过程中，中国与日本这两大区域内大国责任重大。
在欧洲意识形成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宗教、历史导致的共同文化及民族多样性文化在欧洲并存，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将东亚的民族文化视作一体化的阻碍，反而应当充分发挥文化交流在形成共同认识中的有利影响。
（二）一体化制度及决策机制
东亚局势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体化之路的艰难，但正因东亚包括领土争端在内的诸多尖锐矛盾缺乏解决机制，才更应该考虑构建一个类似欧盟的决策机制。欧盟拥有多层次的跨国法律安排，概括起来，欧盟制度大体由基础条约、条约指令、裁决判例、意识提案、表决规则等部分组成。欧盟的制度绝不是将自身凌驾于各国国家利益之上，相反是一种对各国利益的协调机制。
在东亚地区，现有的“10+1”、“10+3”等机制是在东盟基础上形成的合作产物，而亚太经合组织（APEC）也只是提供了协商交流的平台，并没有欧盟那样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刚性规定。东亚国家惯于用双边或多边协商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但往往这种形式过于“柔软”与“”效率过低，不利于东亚安全问题的解决。东亚需要根据客观条件和实际需要进行灵活调整的多层次、多阶段区域合作，来推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建设，使之成为为东亚所有国家带来更多利益的区域合作方式。
结语
为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国近年来提出一系列“中国方案”，包括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重大对外合作构想。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已迈出实质性一步，创始成员国签署了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中国还宣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中国正推动APEC进程取得新的突破，包括早日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发掘亚太经济发展的支柱领域，勾画亚太全方位互联互通新蓝图等。正如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的演讲所说，亚洲国家应当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
参考文献：
[1] 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2] 张海冰.欧洲一体化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 蔡玉辉，杨豫.欧洲精神与欧盟制度析论[J].欧洲研究，2006，（1）.
[4]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149.
[责任编辑 王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