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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周濂拍照的时候，他选择站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的《雅典学院》复制品前。《雅典学院》是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的名作。画面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圣贤，站在高耸的穹顶下论辩。
周濂相信这些哲学家比我们更加直接地面对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这种直接的经验对抽象思考刺激明显。后世的哲学家因为专业化的趋势导致其钻到专业的圈子里，用行话去表达只有“一小撮”人可以理解的观念。他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小撮”，他喜欢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于是在他发问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比别人抢先掌握真理，他带着疑惑，与被提问者一起去追问反思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思想导游，“我告诉你这边风景很好，你也可以反驳我说这些风景不好，我们相互辩驳，最后达成一种可深可浅的相互理解。”
他的新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思想导游”的范本。这本书成了最近人文社科类的畅销书。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本预计卖一两万册就到顶了，没料到受众面甚广。这得益于过去几年中，优秀的公共写作者抬高了阅读水位，帮助读者成长。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微博的兴起，各种公共事务不断在读者面前“裸奔”，大家的困惑越来越多，希望寻找个中答案。
有读者觉得周濂的文章有些绕，似乎各种观点都想有所触及，试图在不同的理论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建立桥梁。这样的写作方式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畅快，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非常痛快地扔出一个答案或者立场来。但周濂始终觉得，立场最后是要给出来的，但在给出立场之前，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学会了解自己的对立面，“我自己是尽可能地在两种或者更多种矛盾的观念之间找到相互的可通达性。所谓思想，就是在不同的理论之间开辟出道路来，不让它们成为孤岛。”
周濂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自己有不同的立场定位。政治上，他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上，他是保守主义者；经济上，他是罗尔斯主义者。他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做一个思想的杂食动物，保持思想的“花心”，尽可能接触不同的主义和理论。
他的思想体系形成，深受1990年代末的思潮影响。彼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开始了论争。他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不缺乏自我怀疑的精神，小时候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一句“跳出来看自己”，那是他担心被集体无意识裹挟的开始。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后，周濂在北大参加了3天的游行。第一天，他走在队伍里面，会有鸡皮疙瘩乱起的感觉，大家喊口号时，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吞没了。第二天，他喊口号不会有那么强的不适感。第三天，他喊口号时，会觉得激动，他跟集体的情绪产生了共振。“当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内心感到了恐惧。这有点像电影《浪潮》里的情形。”
当时，给了他感官上刺激的还有话剧《切?格瓦拉》。在他眼里，这部话剧传达的结论是：只有革命是不朽的——历史决定论者永远坚信历史将终结在何处。这让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
他开始写文章，用自己的哲学思考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而最初，作为文艺青年的他便是希望通过哲学帮助自己的写作。高二时，他读到一位女生的文章，这位女生非常喜欢写作，但报考的是哲学系，她认为通过哲学是进入文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启发了他，于是他在高考填志愿时也这么干了。
上了北大哲学系后，周濂发现同班同学中，只有6个人第一志愿填的是哲学系。他的本科同学中，如今做哲学研究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都已转行。
我告诉周濂，我们家乡好多年没人考上北大了，前两年终于有人考上，但因为只能读哲学系，这个学生放弃了。周濂认为这很正常。“自古至今，哲学都不是显学，都不是热门。”他上课时经常给学生打比方，苏格拉底说他是雅典城邦的牛虻，他要不断刺激懒惰的马前进。如果哲学家是牛虻的话，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当哲学家。“你想想，一匹马身上全是牛虻将是很恐怖的事情。”
在现实中，更多的人不是争做牛虻，而是逃避牛虻。周濂在跟学生接触时，非常真切地体会到，有的人害怕承担自由与理性的责任。“自由主义其实是强者的伦理学，因为自由主义要求你自主选择人生，并且有勇气承担自主选择带来的责任，甚至是负面的后果。”而许多人并不想身负此生命之重，他们只是希望一路脚不落地、足不沾尘地走过人生。
周濂在其微博签名上留下了一句话：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句话，同样来自他所尊崇的苏格拉底。
语词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提到，希望通过改变语词的秩序去改变现实的秩序。如何做到？
周濂：从哲学角度说，我们是借助概念和语言进入这个世界的，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挣脱旧有的话语习惯，才有可能进入不一样的世界。比如，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深抓”、“猛干”、“形势”、“任务”、“阶级敌人”等等这些话语，由此也构成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过去几年中，很多写作者试图改变这种旧有的话语方式，当然见效是很慢的，因为我们不断地看到微博上在重复出现那些旧有语言。
通过改变语词秩序去改变现实秩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最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如果我们只是改变了外在的制度，而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话，你会成为你所反对的那个人。除魔者最后成了魔本身，我们似乎一直走不出这个怪圈。
人物周刊：语词的改变是因还是果呢？
周濂：既是因又是果。在理论上纠缠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我写过一篇文章《“不就是”与“又怎样”》，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习惯性的表达，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表述的伤害性，一句“不就是”就消解一切理论差异，一句“又怎样”则让所有行动都没有价值，这些说法极易引发普通人的共鸣，在日常对话中有意识地慎用乃至不用这类表述，也许就是改变我们的失败主义和犬儒主义态度第一步。
人物周刊：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犬儒主义的危害。
周濂：犬儒主义在古希腊是不错的哲学形态，我通过弃绝现世的生活达到内心的宁静，它更多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述。但发展到今天变为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愤世嫉俗、自以为看透一切，但实际是以非常功利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方式去加入这种政治的游戏，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状态。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的犬儒主义是极权主义造就的一种人格，这种人格会以共谋帮凶的方式去维持极权的运转。犬儒主义者最大的表征就是对于身边任何试图为了正义、真理去奋斗的人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你们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你们只是在装逼，你们也是为了个人私利，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极权主义者维护他们的统治，因为它把所有人都拉到最不堪的境地，而极权主义者可以在上面看你们内斗。维持上位者的团结，确保下位者的分裂，这是古今中外政治统治的不二法则。
人物周刊：很多人喜欢质疑别人做事的动机，而动机其实很难下判断。
周濂：没错，凡事质问动机是我们几十年来最基本的一个思维范式。但是在公共辩论中，我认为最好要恪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规定：“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是因为动机是不可证实的，它也许是人生最隐秘最复杂的东西之一。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可能是基于很多动机，他人完全不能判断哪个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说天桥上的乞丐，我给他5块钱，也许是出于纯粹的怜悯心，也许是因为联想起类似的家庭苦难，也许是女朋友在身边我要表现的很慷慨，他人根本无从判断哪个动机为主哪个动机为辅，事实上你自己也许都不清楚。
凡事追问动机还会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它会导致对道德纯粹性的苛求，会认为只有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的行为才是有道德价值的，这种高标准的道德主义考虑很可能导致压迫性的后果。“文革”期间就是这样，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道德恐怖主义的恶果我们并不陌生。
奇怪的是，现在仍有许多人还在沿袭这个逻辑。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惯性或是陋习，就是用一套价值观去看待和评判这个世界，并且坚信这套价值观就是真理，我们从来都缺乏倾听他人的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始终觉得，当你用某个标准要求别人的时候也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道德要求的对象首先是自己而不是他人。
改革的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如何让改变发生？
周濂：与其去幻想一个政治开明人士突然像按机关一样地改变整个体制，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你身边的事情。做律师，就做你该做的事情，维持法制，匡扶正义；做教师，就培养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独立的人格；做记者，用良心去报道这个社会事实；做医生，就救死扶伤，不收红包；做警察，就维持秩序，但不为虎作伥。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个体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依照职位本身的要求去做好自己，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
我们当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体制当中，有时候这个体制的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按照它的逻辑在走。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松动空间，有一些可能让你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做你想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乐观的吗？
周濂：我觉得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人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但我总在想，既然这样的立场如此容易达到，那就意味着它不具有挑战性，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价值。人应该去做不那么容易做的事情，这样的人生才有挑战性。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还基于我刚刚反复谈到的，我相信现在观念的水平在抬高，人民的这种自我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认知模式也在转变，比如说纳税人意识、问责意识以及权利意识的觉醒，等等。
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是一个新鲜词，现在基本上成了骂人的话。
周濂：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撬动铁板一块的局面。撬动的方式我现在能想到的至少有两种：首先，公共知识分子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一种声音，他以批判的形态出现，在理所当然的观念体系中打入怀疑的楔子；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不等同于政治知识分子，所谓“公共”是介于“国家”与“个体”的维度，它意味着要在公权力主导的政治空间和个体所珍视的私人生活之间去拓展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和政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互相争夺的，公共空间能拓展多广，政治空间就被压缩到多小。所以在我的理解中，虽然政治空间和公共空间存在着重叠性，但是政治的更多是和公权力相关，而公共空间则包括公民自组织的一些内容，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大，比如小区的业委会，各种NGO，乃至乡村的图书馆建设，等等。
在去8年里，公共知识分子的确经历了一个非常跌宕起伏的过程，这两年尤其明显。老实说公知这个说法我是特别讨厌的。每当我看到有人用公知去给别人贴标签扣帽子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典型的儿童弱智行为。它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起绰号的秘诀在于漫画化对象，喊绰号的秘诀则在于集体起哄，绰号一旦流行开来，也不管它是否真的适合这个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个绰号。事实上，我们都了解，在以一种羞辱性的方式对着某人喊绰号时，我们所感受到的无非就是一种恶意的快感，这实在不该是理性的成年人玩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因为公知这个说法已经彻底地被污名化了，所以人们不仅避之唯恐不及，而且还纷纷相互称呼对方为公知。当一个概念可以解释所有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就没有解释力了。公知这个说法就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有人有意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搞臭。
周濂：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更愿意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们需要深刻地反省这个现象。在面临日渐复杂的现实时，当网民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抬高的时候，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依然停留在那种大而无当的原则的表述上，或者没有深入到公共事件的细节和内部去梳理它的脉络，而是简单化同时也是标签化地去理解公共事件，那就必然会自我掏空自己的社会声誉和知识的可信任度。
装睡的人
人物周刊：你觉得装睡的人多吗？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人会觉得这个说法太有挑衅性，但事实上我并不是在指责别人在装睡，而是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追问自己在什么时候装睡过，为什么装睡，以及能不能不装睡。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装睡的经验，只是有的认为此感到很痛苦，挣扎着想要醒过来，有的人则学会了自我催眠，装着装着就睡着了。我有学生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社会现实这么残酷，与其痛苦地清醒着，不如投身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爱谁谁。 人物周刊：最近很多人提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
周濂：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你会觉得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人活脱脱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腐化堕落同时又不负责任的特权阶层，满腹怨气同时又精神萎靡的普通民众，每个人都焦虑不安但不知该何去何从。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这样的世道人心我们再熟悉不过。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前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和刚才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很类似，大多不是专业哲学家，而是记者、律师，或者是受过知识教育、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特别有参与感的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革命不需要叫醒所有的人。
周濂：革命的确不需要叫醒所有人，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没有叫醒所有人，美国革命同样没有叫醒所有人，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叫醒了太多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就越可能造成局面的失控。
我始终认为，民主教育是一个点滴累进的过程，今天在微博上的论辩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民主教育过程，它要求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具有的美德是什么，比如说和解精神、宽容精神、理性精神、公平游戏的精神。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性把民主社会的公民美德落实到微博的讨论中，锻炼自己，营建一个健康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也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挺遗憾的，过去一两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硝烟弥漫的场所。
人物周刊：除了微博还有什么样的途径？
周濂：还有很多。刚才我说的公共空间，我们应该对它有充分的想象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领域，我在说完“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之后，接下来的那句话是“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一个相对美好的社会，它最终是基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改善，而每个个体的改善无法通过体制的变革一蹴而就，它需要每个个体努力尝试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改善你自己。
幸福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幸福这个词怎么理解？
周濂：如果一个人有幸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
当然这是纯个体层面上的，我们还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和公共层面上来探讨幸福。这里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社会制度的正义是确保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幸福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会是幸福的社会。什么是社会正义？简单说，社会正义在消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不在制度上羞辱任何人，在积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保证每一个人有基本的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追求的幸福人生。美国《独立宣言》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果制度只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却不给他基本的物质保障和能力培养的话，那么这些人最终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彻底落空。
自由主义者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有时候会以一种温情脉脉的面容出现，比方我给你送温暖，我给你提供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不是通过个体自我反复的追问、怀疑、确认，这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此处的考察主体不是别人，是自己。不管是是家长还是国家，如果他们越俎代庖替你去考察人生，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答案，那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当然，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话，这并不意味着家长或者国家在你自我考察的过程中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人物周刊：但不能包办是吗？
周濂：对，不能包办左右事情，因为最终那个决定必须是由你自己做出的，在这之前，家长可能给你提建议，国家可能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他们不应该是你的答案的供应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
周濂：这个问题眼下无从答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你不能妄言幸福，因为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在古希腊，幸福的原意是“吉星高照”。但人生是很脆弱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都是吉星高照。
（实习记者杨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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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术外，周濂还热衷体育，入选过北大篮球校队，自称为北大篮球界二流顶尖高手。在足球上，他是巴西和曼联的球迷。
周濂
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
周濂相信这些哲学家比我们更加直接地面对这个活生生的世界，这种直接的经验对抽象思考刺激明显。后世的哲学家因为专业化的趋势导致其钻到专业的圈子里，用行话去表达只有“一小撮”人可以理解的观念。他不希望自己是这样的“一小撮”，他喜欢苏格拉底式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于是在他发问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比别人抢先掌握真理，他带着疑惑，与被提问者一起去追问反思探讨这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受过专业训练的思想导游，“我告诉你这边风景很好，你也可以反驳我说这些风景不好，我们相互辩驳，最后达成一种可深可浅的相互理解。”
他的新书《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是“思想导游”的范本。这本书成了最近人文社科类的畅销书。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原本预计卖一两万册就到顶了，没料到受众面甚广。这得益于过去几年中，优秀的公共写作者抬高了阅读水位，帮助读者成长。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随着微博的兴起，各种公共事务不断在读者面前“裸奔”，大家的困惑越来越多，希望寻找个中答案。
有读者觉得周濂的文章有些绕，似乎各种观点都想有所触及，试图在不同的理论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之间建立桥梁。这样的写作方式会让一些人觉得不够畅快，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非常痛快地扔出一个答案或者立场来。但周濂始终觉得，立场最后是要给出来的，但在给出立场之前，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学会了解自己的对立面，“我自己是尽可能地在两种或者更多种矛盾的观念之间找到相互的可通达性。所谓思想，就是在不同的理论之间开辟出道路来，不让它们成为孤岛。”
周濂在不同的层面上对自己有不同的立场定位。政治上，他是自由主义者；文化上，他是保守主义者；经济上，他是罗尔斯主义者。他希望自己尽可能地做一个思想的杂食动物，保持思想的“花心”，尽可能接触不同的主义和理论。
他的思想体系形成，深受1990年代末的思潮影响。彼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开始了论争。他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都不缺乏自我怀疑的精神，小时候在《读者文摘》上看过一句“跳出来看自己”，那是他担心被集体无意识裹挟的开始。
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的消息传来后，周濂在北大参加了3天的游行。第一天，他走在队伍里面，会有鸡皮疙瘩乱起的感觉，大家喊口号时，他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吞没了。第二天，他喊口号不会有那么强的不适感。第三天，他喊口号时，会觉得激动，他跟集体的情绪产生了共振。“当我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内心感到了恐惧。这有点像电影《浪潮》里的情形。”
当时，给了他感官上刺激的还有话剧《切?格瓦拉》。在他眼里，这部话剧传达的结论是：只有革命是不朽的——历史决定论者永远坚信历史将终结在何处。这让他产生了生理上的反感。
他开始写文章，用自己的哲学思考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而最初，作为文艺青年的他便是希望通过哲学帮助自己的写作。高二时，他读到一位女生的文章，这位女生非常喜欢写作，但报考的是哲学系，她认为通过哲学是进入文学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启发了他，于是他在高考填志愿时也这么干了。
上了北大哲学系后，周濂发现同班同学中，只有6个人第一志愿填的是哲学系。他的本科同学中，如今做哲学研究的只有两个人，其他人都已转行。
我告诉周濂，我们家乡好多年没人考上北大了，前两年终于有人考上，但因为只能读哲学系，这个学生放弃了。周濂认为这很正常。“自古至今，哲学都不是显学，都不是热门。”他上课时经常给学生打比方，苏格拉底说他是雅典城邦的牛虻，他要不断刺激懒惰的马前进。如果哲学家是牛虻的话，就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当哲学家。“你想想，一匹马身上全是牛虻将是很恐怖的事情。”
在现实中，更多的人不是争做牛虻，而是逃避牛虻。周濂在跟学生接触时，非常真切地体会到，有的人害怕承担自由与理性的责任。“自由主义其实是强者的伦理学，因为自由主义要求你自主选择人生，并且有勇气承担自主选择带来的责任，甚至是负面的后果。”而许多人并不想身负此生命之重，他们只是希望一路脚不落地、足不沾尘地走过人生。
周濂在其微博签名上留下了一句话：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句话，同样来自他所尊崇的苏格拉底。
语词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提到，希望通过改变语词的秩序去改变现实的秩序。如何做到？
周濂：从哲学角度说，我们是借助概念和语言进入这个世界的，语言是我们存在的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有挣脱旧有的话语习惯，才有可能进入不一样的世界。比如，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深抓”、“猛干”、“形势”、“任务”、“阶级敌人”等等这些话语，由此也构成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过去几年中，很多写作者试图改变这种旧有的话语方式，当然见效是很慢的，因为我们不断地看到微博上在重复出现那些旧有语言。
通过改变语词秩序去改变现实秩序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它也可能是一种最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如果我们只是改变了外在的制度，而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停留在过去的话，你会成为你所反对的那个人。除魔者最后成了魔本身，我们似乎一直走不出这个怪圈。
人物周刊：语词的改变是因还是果呢？
周濂：既是因又是果。在理论上纠缠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迈出第一步。我写过一篇文章《“不就是”与“又怎样”》，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习惯性的表达，你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表述的伤害性，一句“不就是”就消解一切理论差异，一句“又怎样”则让所有行动都没有价值，这些说法极易引发普通人的共鸣，在日常对话中有意识地慎用乃至不用这类表述，也许就是改变我们的失败主义和犬儒主义态度第一步。
人物周刊：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犬儒主义的危害。
周濂：犬儒主义在古希腊是不错的哲学形态，我通过弃绝现世的生活达到内心的宁静，它更多是一种人生哲学的表述。但发展到今天变为一种非常负面的情绪，愤世嫉俗、自以为看透一切，但实际是以非常功利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方式去加入这种政治的游戏，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状态。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的犬儒主义是极权主义造就的一种人格，这种人格会以共谋帮凶的方式去维持极权的运转。犬儒主义者最大的表征就是对于身边任何试图为了正义、真理去奋斗的人报以冷嘲热讽的态度，认为你们只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你们只是在装逼，你们也是为了个人私利，这种态度可以很有效地帮助极权主义者维护他们的统治，因为它把所有人都拉到最不堪的境地，而极权主义者可以在上面看你们内斗。维持上位者的团结，确保下位者的分裂，这是古今中外政治统治的不二法则。
人物周刊：很多人喜欢质疑别人做事的动机，而动机其实很难下判断。
周濂：没错，凡事质问动机是我们几十年来最基本的一个思维范式。但是在公共辩论中，我认为最好要恪守《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规定：“不许质疑动机——不能以道德的名义去怀疑别人的动机。”这是因为动机是不可证实的，它也许是人生最隐秘最复杂的东西之一。一个人做某件事情可能是基于很多动机，他人完全不能判断哪个动机占据主导地位。比如说天桥上的乞丐，我给他5块钱，也许是出于纯粹的怜悯心，也许是因为联想起类似的家庭苦难，也许是女朋友在身边我要表现的很慷慨，他人根本无从判断哪个动机为主哪个动机为辅，事实上你自己也许都不清楚。
凡事追问动机还会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它会导致对道德纯粹性的苛求，会认为只有出于纯粹的道德动机的行为才是有道德价值的，这种高标准的道德主义考虑很可能导致压迫性的后果。“文革”期间就是这样，所谓“狠斗私字一闪念”，这种道德恐怖主义的恶果我们并不陌生。
奇怪的是，现在仍有许多人还在沿袭这个逻辑。有时候我甚至认为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思维、惯性或是陋习，就是用一套价值观去看待和评判这个世界，并且坚信这套价值观就是真理，我们从来都缺乏倾听他人的愿望，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始终觉得，当你用某个标准要求别人的时候也要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道德要求的对象首先是自己而不是他人。
改革的问题
人物周刊：我们如何让改变发生？
周濂：与其去幻想一个政治开明人士突然像按机关一样地改变整个体制，不如踏踏实实地去做你身边的事情。做律师，就做你该做的事情，维持法制，匡扶正义；做教师，就培养学生自由思想的能力、独立的人格；做记者，用良心去报道这个社会事实；做医生，就救死扶伤，不收红包；做警察，就维持秩序，但不为虎作伥。我觉得如果每一个个体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依照职位本身的要求去做好自己，我相信这个世界就会好很多。
我们当然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体制当中，有时候这个体制的逻辑如此强大，以至于我们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会按照它的逻辑在走。但另一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松动空间，有一些可能让你去过你想过的生活、做你想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乐观的吗？
周濂：我觉得我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人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或虚无主义者，但我总在想，既然这样的立场如此容易达到，那就意味着它不具有挑战性，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价值。人应该去做不那么容易做的事情，这样的人生才有挑战性。我之所以说自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乐观主义者，还基于我刚刚反复谈到的，我相信现在观念的水平在抬高，人民的这种自我认知，以及他们对于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那种认知模式也在转变，比如说纳税人意识、问责意识以及权利意识的觉醒，等等。
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
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是一个新鲜词，现在基本上成了骂人的话。
周濂：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目的就是为了撬动铁板一块的局面。撬动的方式我现在能想到的至少有两种：首先，公共知识分子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一种声音，他以批判的形态出现，在理所当然的观念体系中打入怀疑的楔子；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认为公共知识分子不等同于政治知识分子，所谓“公共”是介于“国家”与“个体”的维度，它意味着要在公权力主导的政治空间和个体所珍视的私人生活之间去拓展一个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和政治空间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互相争夺的，公共空间能拓展多广，政治空间就被压缩到多小。所以在我的理解中，虽然政治空间和公共空间存在着重叠性，但是政治的更多是和公权力相关，而公共空间则包括公民自组织的一些内容，它涉及的领域非常广大，比如小区的业委会，各种NGO，乃至乡村的图书馆建设，等等。
在去8年里，公共知识分子的确经历了一个非常跌宕起伏的过程，这两年尤其明显。老实说公知这个说法我是特别讨厌的。每当我看到有人用公知去给别人贴标签扣帽子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典型的儿童弱智行为。它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给别人起绰号，起绰号的秘诀在于漫画化对象，喊绰号的秘诀则在于集体起哄，绰号一旦流行开来，也不管它是否真的适合这个人，他都很难摆脱这个绰号。事实上，我们都了解，在以一种羞辱性的方式对着某人喊绰号时，我们所感受到的无非就是一种恶意的快感，这实在不该是理性的成年人玩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因为公知这个说法已经彻底地被污名化了，所以人们不仅避之唯恐不及，而且还纷纷相互称呼对方为公知。当一个概念可以解释所有事情的时候，它本身就没有解释力了。公知这个说法就是如此。
人物周刊：似乎有人有意把“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搞臭。
周濂：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我更愿意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们需要深刻地反省这个现象。在面临日渐复杂的现实时，当网民的知识水准在逐渐抬高的时候，如果公共知识分子依然停留在那种大而无当的原则的表述上，或者没有深入到公共事件的细节和内部去梳理它的脉络，而是简单化同时也是标签化地去理解公共事件，那就必然会自我掏空自己的社会声誉和知识的可信任度。
装睡的人
人物周刊：你觉得装睡的人多吗？
周濂：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有人会觉得这个说法太有挑衅性，但事实上我并不是在指责别人在装睡，而是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尝试追问自己在什么时候装睡过，为什么装睡，以及能不能不装睡。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装睡的经验，只是有的认为此感到很痛苦，挣扎着想要醒过来，有的人则学会了自我催眠，装着装着就睡着了。我有学生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社会现实这么残酷，与其痛苦地清醒着，不如投身学术两耳不闻窗外事，爱谁谁。 人物周刊：最近很多人提到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
周濂：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你会觉得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人活脱脱就是21世纪的中国人：腐化堕落同时又不负责任的特权阶层，满腹怨气同时又精神萎靡的普通民众，每个人都焦虑不安但不知该何去何从。我对其中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这样的世道人心我们再熟悉不过。
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前也涌现出了很多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和刚才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很类似，大多不是专业哲学家，而是记者、律师，或者是受过知识教育、对政治和公共事务特别有参与感的人。
人物周刊：你说过，革命不需要叫醒所有的人。
周濂：革命的确不需要叫醒所有人，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没有叫醒所有人，美国革命同样没有叫醒所有人，相比之下，法国革命叫醒了太多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越多的人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就越可能造成局面的失控。
我始终认为，民主教育是一个点滴累进的过程，今天在微博上的论辩原本是一个非常好的民主教育过程，它要求每个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应具有的美德是什么，比如说和解精神、宽容精神、理性精神、公平游戏的精神。我们有没有这个自觉性把民主社会的公民美德落实到微博的讨论中，锻炼自己，营建一个健康的空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也是我们能做的事情。但挺遗憾的，过去一两年微博已经成为一个硝烟弥漫的场所。
人物周刊：除了微博还有什么样的途径？
周濂：还有很多。刚才我说的公共空间，我们应该对它有充分的想象力，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实现的领域，我在说完“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之后，接下来的那句话是“除非那个装睡的人自己决定醒来”。一个相对美好的社会，它最终是基于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和自我改善，而每个个体的改善无法通过体制的变革一蹴而就，它需要每个个体努力尝试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地改善你自己。
幸福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对幸福这个词怎么理解？
周濂：如果一个人有幸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并且有能力做这件事情，而且他还做成了这件事情，那他就是幸福的。
当然这是纯个体层面上的，我们还可以在政治层面上和公共层面上来探讨幸福。这里就会稍微复杂一点。社会制度的正义是确保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必要条件，一个正义的社会不一定是幸福的社会，但是一个不正义的社会一定不会是幸福的社会。什么是社会正义？简单说，社会正义在消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不在制度上羞辱任何人，在积极的意义上体现在保证每一个人有基本的能力去追求他所想要追求的幸福人生。美国《独立宣言》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如果制度只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却不给他基本的物质保障和能力培养的话，那么这些人最终会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彻底落空。
自由主义者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有时候会以一种温情脉脉的面容出现，比方我给你送温暖，我给你提供摇篮到坟墓的保障，我告诉你什么是美好的人生。对于每个个体来说，自主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人生如果不是通过个体自我反复的追问、怀疑、确认，这人生是没有价值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考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此处的考察主体不是别人，是自己。不管是是家长还是国家，如果他们越俎代庖替你去考察人生，给你提供一个标准答案，那我觉得你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当然，我必须立刻补充一句话，这并不意味着家长或者国家在你自我考察的过程中完全不扮演任何角色。
人物周刊：但不能包办是吗？
周濂：对，不能包办左右事情，因为最终那个决定必须是由你自己做出的，在这之前，家长可能给你提建议，国家可能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但是他们不应该是你的答案的供应商。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吗？
周濂：这个问题眼下无从答起。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不到人生最后一刻，你不能妄言幸福，因为幸福是对于一生的总结，它是一个盖棺定论的东西。在古希腊，幸福的原意是“吉星高照”。但人生是很脆弱的，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不到最后一刻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一路都是吉星高照。
（实习记者杨凡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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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术外，周濂还热衷体育，入选过北大篮球校队，自称为北大篮球界二流顶尖高手。在足球上，他是巴西和曼联的球迷。
周濂
1974年12月生于浙江。先后获得北京大学哲学学士、硕士学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5年11月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任教。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