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读书》杂志一九九三年十一期有文章批评了我们编的《五四期刊介绍》(三联书店一九五九年版，共三卷)。把文章找来看一下，是这么说的：“……许多人物和作品被历史断然拒绝，似乎从未存在过。读哲学的没有读过张东荪就像学音乐的没有听过黄自一样不是什么新鲜事。一部三大卷介绍五四时期期刊的书可以收入浙江某县中学几个学生办的只出了两三期的刊物，却没有关于《东方杂志》的片言只字，遑论《学衡》或《甲寅》。好像也无明文规定，何人能入《儒林传》，何人不能，但一些应该记住的名字你在许多史书上都见不到。胡适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确还不得要领；倒是法国佬福柯用权力来解读历史似乎更能‘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第17页)
　　我们当初编《五四期刊介绍》，都是三十岁左右的中青年，不当或错误是难免的，对于批评自当欢迎，然而说“用权力”解读历史，那可担当不起。这里略略说明一些情况。
　　一、在《五四期刊介绍》的收录时限上，我们是以一九一五年《新青年》(一卷名《青年》)创刊为起点的。《甲寅》一九一四年创刊，《东方》、《学衡》情况较复杂，主要是当时反对新文化，故未收入。八十年代我编辛亥时期期刊介绍，收入了《东方》和《甲寅》。
　　二、一九一五年前后，袁世凯公开修改临时约法，带头祭天祀孔，掀起一股复古尊孔迷信的逆流，从思想上为复辟帝制作张本。《新青年》则宣传民主科学与之对立。我想无论怎么说《新青年》的历史功绩是难以否定的。然而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刚过去，《东方杂志》却发表杜亚泉的《迷乱之现代人心》，译载辜鸿铭宣传“尊王”、“尊孔”之论等。杜文深深留恋“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认为只有那样出而论世，入而修身，方“有规矩之可循”；并指责宣传新文化是输入“猩红热”和“梅毒”，西方的“主义主张是望魔鬼之接引入天堂。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主张用中国正统思想“统整”之。陈独秀曾两质《东方》记者，有回答，有质疑，亦有阐述，大体上是有论有据的。
　　杜亚泉是科学家，一九○○年创办亚泉杂志，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我们曾介绍过。他负责东方杂志期间介绍科学知识亦有贡献。他有关静的与动的文化及新旧调和亦自有其道理。他的所谓猩红热梅毒魔鬼恐怕难于说是学术讨论了，而其“统整”与林琴南的“伟丈夫”有多少实质差别也难说。他介绍科学，而在文化深层却恋旧复古，这也说明科学与民主不可分，如离开民主，则科学就只有工具意义而无指导意义。
　　三、辛亥革命虽推倒帝制，建立民国，但广大国民仍处于蒙昧状态，赵太爷、假洋鬼子还是横行乡里。就在这时，浙江某县几个中学生因新文化影响而办起刊物，吹来一股新风，这是否值得高兴？在此时此地，是几个青年宣传点民主科学有意义，还是把宣传君道臣节名教纲常及诅咒新文化的刊物带去有意义？借用鲁迅的话说，穷乡僻壤的中学生的成绩是明显的。这是否值得认真思考一下呢！
　　四、《学衡》是一九二二年若干曾留美的学者在南京办的。其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创刊号即载《评提倡新文化者》、《中国提倡社会主义者商榷》等文，却无片言评复古者，其“中正”之倾向可见一斑。鲁迅当即对其“衡”加以“估”之。我们看过此刊，因其反对新文化，故未介绍。至于该刊的创始者们后来成为著名学者，那是另一事了。
　　近来看到几篇重评《学衡》之论，据说，学衡派人物受美国白璧德的影响，主张文化“整体主义”。然而从当时及后来看，学衡派诸君在思想文化领域恰是缺乏整体主义，而是在具体学科作出了成就或重要成就，就是时下被盛称的陈寅恪先生亦然。他是大学者，却难于说是思想家。
　　近来由于提倡宏扬传统文化，有些论者则把近现代思想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变革变动革命，都看作是“激进主义”而予抹煞否定，甚至认为正是这些变动变革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是探寻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想变动的动因，分析社会状况，而是从文化观念将这些变动变革归之于所谓激进分子的“激进主义”的激荡，那也未必是历史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