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无言一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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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多久,他始终是孩子的伙伴


  苏炜先生在《落鸿孤烟渔樵话》中有一则趣谈,是讲张爱玲的死讯传回北京,内地文坛许多人士第一反应是“张爱玲原来还活着”,不仅如此,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专事研究张爱玲的人,都在张爱玲生时将其作为“已故之人”对待(笔者也一度以为她民国之时就辞世了),而其“虽生犹死”的意象往往来自于读者对其作品的感受,不得不说,这种奇特现象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她作品的特色与魅力。
  讲这个例子是因为笔者近来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趣事,不过对象从张爱玲换成了丰子恺老先生。童年对丰先生有某种强烈的印象,就是他的文和画都好生有趣,近来遭逢家中变故,突然很想念儿时读的那些作品,于是心心念念找来回味。不经意在互联网看大众读者反馈,发现最常出现的一句评论竟是“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他的作品,觉得好有趣”深感共鸣的同时也觉得有意思,若说张爱玲自带的是某种“故人意象”,在大众读者眼中,丰子恺自带的恐怕是“童年伙伴”的意象了。更有意思的是偏偏老先生有着散文家、教育家以及画家等的众多头衔,却独缺了儿童文学作家这样的头衔,但是笔者却非常欢喜这样的独缺,因为“童年伙伴”和“儿童文学”相比,前者是平起平坐的陪伴,后者往往带着成人对儿童世界的某种“居高临下”。
  关于丰子恺与他的儿童观教育观的论述为数众多,较为常见的赞扬就是说他多么热忱的赞美儿童,而笔者眼中,觉得最能诠释丰老与儿童的感情,总是那篇《华瞻的日记》,这是一篇儿童视角的“日记”,主角三岁的小华瞻诚实的“叙述”着自己对邻居小伙伴、对玩耍的无限欢喜,对理发、按点吃饭等种种成人规矩的不解。“其实照我想来,像我们这样的同志,天天在一块吃饭,在一块睡觉,多好呢?何必分作两家?即使要分做两家,反正爸爸同郑德菱的爸爸很要好,妈妈也同郑德菱的妈妈常常谈笑,尽可你们大人坐一块,我们小孩子坐一块,不更好么?”“‘真是越看越稀奇了!爸爸何以甘心被这麻脸的陌生人割呢?’‘明明是爸爸被割项颈,割耳朵,又被用拳头打(注:其实是理发),大家却置之不问,任我一个人恐怖又疑惑’。”(《华瞻的日记》)
  这充满稚拙的口吻,天真烂漫的叙事,真如同父子灵魂互换的作品,满是诚恳可爱,读来总令人莞尔。尽管后来读过王朔的《看上去很美》或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这些以儿童视角展开的作品,也不得不说,比起丰老先生的小文,这些佳作承载了很多成年人的时代感和愁绪,亦逃脱不了成人世界的沉重感。正因为如此,这篇纯粹的不谙世事,这份从头到尾的轻松才显得格外可贵。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丰子恺回归了成人视角,诉说了他对儿童的热爱与憧憬,爱他们全身心的公开和投入,爱他们不拘规矩充满创造力,爱他们天然的大胆热情和懵懂,他对童真稍纵即逝是如此惋惜,以至于迫切用笔用画记录这最有艺术感的“黄金时代”。得以这份热忱,我们记住了给凳子穿鞋子的阿宝,记住了打破泥人心碎哭号的瞻瞻,记住了爱玩毛笔的软软,同样也记住了童年时有过这么一个大伙伴,他不会刻意对孩子说教,而是以一个对等的身份陪你看世界,他会欢喜着你的欢喜,“惆怅”着你的“惆怅”,他会告诉你他小时候喜欢钓鱼,喜欢吃螃蟹,喜欢养蚕,喜欢美食亦喜爱涂鸦,他会以最真诚的方式去理解懵懂的幼年的你我他。他是如此的亲近亲切,以至于多年后和身边人谈论他,即使不是熟悉的读者也很难不对他抱有好感,于是就产生了如“我小时候挺喜欢他的”这种大众印象。文学艺术作品里悼念童年的人不少,讴歌童真的人亦很多,然而放下满身的沧桑摒弃“成人优越感式的关爱教育”的作品数量有限,怀有赤子之心的真诚作品总是能被理解感知的,这大概也是丰子恺的文章和画作今天依然受欢迎的原因吧。
  丰子恺的儿女与父亲的感情很深,从丰子恺朋友和子女的回忆类作品中亦能体会,反观当下的社会,投入大量钱财装满大量知识来教育孩子的父母是比比皆是,然而真正俯下身与孩子平起平坐,带着温暖爱意陪你嬉笑怒骂的却不多。所以就算时间过了近百年,丰子恺的作品依然珍贵,因为他是如此真诚地贴近孩子,是个如此在意孩子的父亲。“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儿女》)。
  他如此说,便如此做了。

无论对错,他永远坦率地面对生活


  丰老先生某种程度是个“大孩子”,他热爱艺术有着理想主义气质,受到恩师李叔同的影响皈依佛教,作品也会流露出宗教的情怀与仁爱理念,比如他绘制的著名画册《护生画集》。诚然我们讲述他的仁爱博学扩大其优点,大可造出一个“高大全”的文学家并皆大欢喜。然而诚实地解读一位受到尊敬的作家,用心体会其作品,不难发现作为一个历经了家族兴衰,经历过战火和时代巨变的知识分子,丰子恺也是个很复杂的立体的人。他洞察细微,有时非常现实,有时赤诚如孩子,落魄有时,安逸有时,喜悦有时,烦恼有时,他时而慷慨勇敢,又时而避事。他的作品多少带着自身经历的复杂感,他自己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中自我评价“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個二重人格的人”,赤诚天真的孩子与冷漠功利的成人“这两种人格常常在他心中交战”,然而无论哪一种丰子恺,不变的特点是坦率,他的喜恶,他的优缺点,他的自我矛盾还有偶或的脾气甚至软弱,他丝毫不会回避,就这样细细碎碎地写出来。
  丰老先生的坦率,首先在于对自己生活中的“不光彩”并不矫饰,倾而记之,若说今天稍微有点名气的“文字工作者”多多少少有些文过饰非的倾向,为自己的言行找一些高尚或者合理的理由,自我批评也往往局限于技术理论层面,或者专拣无伤大雅的皮毛自我调侃,相较而言,丰子恺的坦率可谓少有继者。在《辞缘缘堂》和《桐庐负暄》这两则著名“逃难记”中,丰先生很多言行可谓并“不光彩”,比如战火前他和家人的盲目乐观,比如因为不事理财而用子女压岁钱充逃难费,最严重的事是如逃亡途中路遇兵士拉壮丁“借用”,他们舍弃了一个男工,虽然先生声称会在塘栖等待男工被放回,但最终因为恐惧停留太久被拉走更多人而失信逃离。此外他曾慷慨激昂画下的抗日斗争工具《漫画日本侵华史》,却因为逃难途中怕敌人发现连累老少,忍痛扔到江里。这期间种种仓皇狼狈,漂泊流离,作者内心的恐惧软和纠结也表露无遗。若可事后粉饰,他大可以只写写国破家难同仇敌忾的豪言壮语,也可以省略这些并不算光彩的事情,可以声称画稿遗失,然而他都没有,整篇文章里,你看得到一个乡绅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软弱,也看得到他道德被恐惧战胜后长久的歉意不安,看得到他对亲朋的感激与不舍以及对故土安逸生活的留戀。笔者最感触于一个很小的细节,作者一家逃难途中遇到趁乱敲竹杠的茶店老板,非常生气,但当他最后看到对方衣衫褴褛的时候,他却心想“大约他的不仁,是贫困所强迫而成的,人世是一大苦海!我在这里不见诸恶,只见众苦”。私以为是对战乱的最深刻的总结,动乱年代如大染缸,芸芸众生难以独善其身,是非亦不是道德二字能简单评价的,谁又能苛责谁呢?所幸逃难中也得到很多亲友的鼎力相助,马一浮先生以及桐庐的师友们带给作者一家片刻的祥和,尽管因为战火再次打破,桐庐的日子却成为人间尚有温情仁义的证明。这一趟逃难众生相,比很多哀悼和慷慨陈词更为真诚。有趣的是,这位有时软弱的老先生,曾为自己的恩师李叔同发心画《护生画集》,依约定每十年一册,恩师圆寂后亦不改初衷,直到去世也不曾放弃画笔,重情重义言而有信。当失去最爱的缘缘堂和安逸的生活,他转念觉得倘为战争胜利而“牺牲”“缘缘堂”,也是值得的快慰的,在非一线的战场上,还是这个丰子恺,用他的画笔、乐谱乃至教育的力量,进行知识分子的“非暴力”抗日。这就是一个原原本本的丰子恺,会有软弱会有瑕疵但也有自己的坚持和热血,一个血肉丰满真诚无比的他。   丰老先生的坦率,某种程度来源于他对现实生活包括对自己的好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佛无灵》中,他反对遇到不公平或苦难便说“佛无灵”这种“与佛祖做交易”的世俗心态,即使别人用“佛无灵”“安慰”失去家宅的他。在《肉腿》中,他看到了劳动人民生活艰辛,进而暗讽上流社会的歌舞升平。在《半篇莫干山游记》中,他讽刺“文明人”的冷漠自私;在《车厢社会》中,他见证了人间社会的不公和世情百态;在《做客者言》中,世俗的虚伪礼教也为作者讽刺;在《吃瓜子》中,不思进取“消闲”的少爷小姐乃至国民,让作者担忧不已。然而作者讽刺也罢慨叹也罢,都没有试图站在道德至高点来指手划脚,因为他纵使厌烦这种世俗冷漠种种成人社会却也参与其中。他是《肉腿》中能雇船出行却还牢骚的人,他是《车厢社会》中随时间推移同样世俗化的一员,他亦是《作客者言》、《半篇莫干山游记》中的旁观者,他是个热爱安逸舒适的人,他也逃不开好吃螃蟹怀念美味又觉得杀生不好的纠结,与思想独立有风骨的朋友陈伯豪比较,他“仍旧战战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惧与服从的日月”(《伯豪之死》),于现实中的这些种种可厌,让他心中有“一种对于世间的反感,对于人类的嫌恶,和对于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伯豪之死》),然而即使清楚社会之苦,明白自身按部就班终不是风骨傲然的人,他还是选择站在良善的一边而没有因此一味消沉或是愤世嫉俗。于是有了后来沉浸于艺术、热心于教化的他,有了他“走正确的路,放无心的手,结有道之朋,断无义之友,饮清净之茶,戒色花之酒,开方便之门,闭是非之口”的自我鞭策。
  最后一种坦率,来自于丰子恺文字本身的平和无华与沉静,不论是散文随笔还是艺术专著,丰老先生的文字始终如温玉般平和,不粗鄙却也不浮华,风格天成。他的乡土生活描绘,有声有色充满画质感,他的讽刺小品,含蓄幽默,他的文学艺术论著,精准而舒达,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可见学养极深。相比时下各种“主义”各种“解构”,言必谈欧美日文学,各种哲学各种意识,用深奥词汇堆砌文章的当代文学青年的“格子文”,丰老先生的文字有一种“白居易式”的地气,然而这种妇孺皆可喜的亲切感来自于他的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比如他写亲近与喜爱的人,很少见华丽的词藻,也没有煽情的讴歌,但是却很自然细致,无论是写恩师李叔同、夏丏尊先生,写他的母亲,以及他少年时敬慕的好友陈伯豪,他描写的都是波澜不惊,没有矫夸,记述的也都是点滴小事,读完却让人很窝心。
  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怀李叔同先生》)。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來的。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悼夏丏尊先生》)。
  伯豪如果有灵,我想他不会责备我的不吊,也许他嫌恶这追悼会,同他学生时代的嫌恶分数与等第一样(《伯豪之死》)。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我的母亲》)。
  这种文字的坦率,可以说是对读者最大的尊重,这一点汇集在《杨柳》一文中,显得极为动人。
  “但假如我存心要和杨柳结缘,就不说上面的话,而可以附会种种的理由上去。或者说我爱它的鹅黄嫩绿,或者说我爱它的如醉如舞,或者说我爱它像小蛮的腰,或者说我爱它是陶渊明的宅边所种,或者还可引援‘客舍青青’的诗,‘树犹如此’的话,以及‘王恭之貌’、‘张绪之神’等种种古典来,作为自己爱柳的理由。即使要找三百个冠冕堂皇、高雅深刻的理由,也是很容易的。天下事又往往如此。”文字可粉饰可装格调的方式如此之多,以他的学养不难做到,他却不肯。为何呢?
  同样用《杨柳》中的文字来回答:“它不是不会向上生长。它长得很快,而且很高;但是越长得高,越垂得低。千万条陌头细柳,条条不忘记根本……但我不嫌它高,为了它高而能下,为了它高而不忘本。”
  他如此说,便如此做了。

无论怎样,他用幽默和艺术拥抱生活


  如果说丰老先生青年时期尚有“二重人格”的矛盾纠结,使得他文字偶或有种“厭世”情绪,天性的仁厚和经年的生活阅历,加上多年的信仰熏陶,使得他在看透人世皆苦的同时,依然选择了笑对生活——“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没有如愿,不如释然”(《豁然开朗》)。
  丰先生的漫画独树一帜,幽默活泼,他的文字也如画一般充满情趣和生命力,儿童的天真,对于艺术的热忱,对于生活的细腻体悟,在他笔下无不显得“考究”而有活力。满心满肺一手建造布置的缘缘堂,家里顽皮的儿女,庭院里的芭蕉,养过的老猫小猫,院里威风凛凛的大白鹅,都是如此可爱。他几次拜访梅兰芳先生,因为热爱尊敬这位大师,又送画送字又合影,如“追星族”一般满心欢喜。对另一位他所崇拜的人生导师马一浮,他珍惜每一幅先生的手书,并为其写下了“我有馨香携满袖,将求麟凤向天涯”的诗句。面对战火,他恐惧过,但是依然抱着《中国就像棵大树》的信心,渴望着正义的胜利和民族的强大。从小失去父亲,成年经历战火,晚年受文革迫害,即使这样,他还是如此向往美好,如同向阳生长的向日葵,亲近这一切美好的人与物。
  另一方面,面对世事无常人情百态,他用以讽刺和抨击的文字也如同他的漫画一般,充满幽默感,言浅意深。他笔下乡间邻里的鸡飞狗跳,家长里短,以及成年后伙伴的变迁,如此市井却又如此真切。生活中,吃个瓜子,拔个牙齿,翻一把旧的美术刀,路边捡到的一把钥匙,墙上的几个涂鸦,一张五元的法币,俯仰皆可成文章,处处可以影射。先生有着艺术家的敏感细腻,也有着作为知识分子和佛子的正直仁慈,这些性格都化入了他的文字,渐渐融入了平凡读者的内心。这种温和的力量延续到他最后的岁月,即使黑暗依然不多抱怨,用他独有的温和向前走去。“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深谋若谷,深交若水,深明大义,深悉小节,已然,静舒。善宽以怀,善感以恩,善博以浪,善精以业,这般,最佳。无愧于天,无愧于地,无怍于人,无惧于鬼,这样,人生”(《不宠无惊过一生》)。
  他这样说着,便这样做了,却在不经意间,播种了一队的桃李,从黑暗中,绽放了一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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