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书西枝和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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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社招寻五十年,攒眉犹恋远公贤。
  上林功德声闻久,下界尘嚣色相圆。
  生世尽销无量劫,低心且就小恶禅。
  峨嵋道者言非妄,诗酒随宜了俗缘。
  西枝十余年来,困顿极矣,而志愿不衰。偶捡得其诗册,书此以广之。五池老人嵩焘。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倡导改革开放、学习西方政冶法律制度的思想先驱——郭嵩焘晚年手录西枝和尚的诗。郭氏于同治九年(1879)迁居长沙,筑“玉池别墅”于寿兴街。此时,郭氏年63岁,取名“玉池”意在幽闲独静,从此,他还以“玉池老人”力别号,晚年回忆录也定名为《玉池老人自述》。
  初读玉池老人录西枝诗,不得其解,后得玉池老人于光绪十五年(1889)为西枝和尚募修南泉山双林寺作启,始知西枝乃一出家五十余年之高僧。而“南泉山双林寺者,潭州百八古刹之一也”。后双林寺遭劫“琳宫绀字”“灰飞”,铜佛被熔“以铸钱”,昔日古刹成“深院蓬万,野猿扑客”之荒芜野院。“住持僧西枝久专方丈”,面对此景,“慨抚颓基,将有志于经赀”,“托铮以行游十方,可募阿育王四轮世界,愿广结金缯2舍,重开宝刹之光”。玉池老人在“启”中,表达厂他对古刹遭劫的遗憾“嵩焘生长屋原卜居之乡,行游轩皇张乐之地,目睹万松之苑,剩倾侧乎楼台。心伤双树之林,徒披寻平蔓草。坐使湖山减色,老僧倚树枯吟”和恢复古刹的迫切心情“顾视失巢之鹊,僧随叹喑以鸣;谁为护禅之龙,我亦将黎而拜”。
  玉池老人卒于1891年,上引其录西枝和尚之诗和力修复双林寺而作主启,为逝世二年前所作。
  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长沙府湘阴人,其早年为曾国藩密友,曾国藩的湘军在江南与太平军作战,湘军的饷源是曾氏的一大心事,这时的郭蒿焘被曾国藩请到湘军,主持军饷事务,人称“湘军财神”。他和左宗棠同力清朝晚期湖南湘阴的两大名人,左氏比郭嵩焘大6岁,但是两个人的声望却是不分高低,当地人都将郭左并称,并引为家乡的骄傲。
  郭氏历经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代皇帝,是一位经历了数番宦海沉浮,大起大落的名士。他是清朝政府正式派出的第一个驻英法公使。当时的大清国里,土公大臣和名亡们还停留在“闻洋人之长便怒,闻洋人之短则喜”的外交认识水平,因此把出使看作有损清名帅差使。更何况清廷这次派使是为“马嘉理案”道歉。他的同乡为他此行感到羞耻,甚至有人想毁掉他的老宅。还有人撰有一首极力尖刻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所谓“马嘉理案”,是1875年2月发生在石南腾越地区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被杀事件。起因是马嘉理陪同英国少校柏朗领着193人队伍进入云南腾越地区和当地人发生冲突,马嘉理被杀。英国人不干,找上门来,云南巡抚岑毓英一口咬定说是野人干的,英国人不信,坚持自己带兵查清楚。1875年8月21日;清廷把李鸿章作为首席代表派到烟台,谈了一个多月,英国公使威妥玛以撤使拒绝威胁,还把军舰开进了烟台。醇亲王奕譞主张与英国人开战。李鸿章觉得大清不能老是事端—出,动辄开战,战则必败,败则议和,然后割地赔款。他满足了英方提出的要求:赔款20万两银子、答应派正式使节并到英国道歉,允许开放口岸,于9月13日在《烟台条约》上签了字,让满朝文武骂得狗血喷头。朝中士大夫因为被杀的是洋人,更是一起袒护岑毓英。郭万焘那时候是兵部侍郎(类今国防部的一个巡视员)。有名无权。他上奏讲办洋务要公平合理,否则不足以服人。他认为马嘉理被杀一案,云南巡抚岑毓英难脱责任,案发后掩盖,又不查明情由据实奏报。以至于英国态度日趋强硬。郭请旨:“将岑毓英先后酿成事端之外,交部严加议处,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就因为这—奏,郭嵩焘把自己变成了众矢之的。
  
  《烟台条约》要求正式遣使,由此拉开了中国职业外交官登场的序幕,只是中国第—个常驻使节任务并不光荣去道歉,朝中无人愿意去,光绪皇帝忧心忡忡。这时,郭嵩焘站出来表示愿意前往,结果此话一出,满朝哗然。本来,在世人的眼里,郭嵩焘此前的洋务主张尚属标新立异,只是令人侧目而已,而此时他自弃父母之邦,远赴夷人之国,简直是匪夷所思了。
  1876年2月,年近60岁的郭高焘带了三十余人到伦敦,首任出使中国驻英大臣;1878年,兼任驻法公使。1878年兼任出使法国大臣。
  郭嵩焘自少即不满清王朝一贯的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商贾与士大夫并重”,1862年(同治元年)曾任两淮盐运使,次年署广东巡抚,参与了抗英卫国战争。他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是国家的大恩,于是层心研究数学。机械、造船等方面的书籍,努力了解西方国情,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他一贯主张向西方学习,支持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力主仿制西器、引进西学、废除科举与鼓励商办工业。倘若追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更,便不难发现,中国最早的二所外国语学校中,他竟协办或王办了其中两所,广东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即使京师同文馆,也与他关系密切。在英任职期间,他不仅注意了解欧洲的技术文明,更关心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试图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根本原因。他是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他在清代封闭、麻木的社会环境中,毅然前往破封建统治者视为“大羊之地”的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由一名封建士大夫转变成新时代的探险者,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追求真理的巨大勇气。在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遗憾的是自他任职之日起,就不断受到攻击,而最为恶毒的攻击则釆自他的副手刘锡鸿。此前,郭万焘曾把使英途中见闻逐日详记,辑为一书,名为《使西纪程》,其中有称赞西洋政教修明、中国应用其治国之道等语。他将书寄回中国后,呈总理衙门刊刻,一时激起满朝士大夫公愤,要求将其撤职查办。翰林院编修何全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结果,此书被清廷申斥毁版,严禁流行。此事发生后下久,刘锡鸿立即起而指责郭嵩焘有“三大罪”:1.“游炮台穿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居然穿了外国衣服。2. “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王致敬?”——见了外国国王居然站起釆。3.“听音乐会频频翻节目单,仿效洋人之所为。”——听音乐会居然拿音乐单。并又密劾郭嵩焘“十款”如“令妇女学洋语(指郭氏让随行夫人梁氏学习英语以与英人应酬)”等等。其实丸锡鸿指责郭万焘的罪状,不仅是鸡毛蒜皮,而且都合平国际礼仪,并可印证英人所说郭为“所见东方最有教养者”的称誉无误。但由于守旧势刀的强大和大权在握,从朝廷到京师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他只得在任期未满(仅仅一年零七个月)的情况下,奏请因病销差,清廷立即诏允并以曾纪泽接任。
  光绪五年(1879年)辞职回乡,主讲长沙城南书院。
  郭嵩焘是深知世界大势的人,但在愚昧守旧的时代里,他竟被无识的士大夫骂为媚外。不过,郭氏本人对其毕生的政治经历与遭际,一直都有着相当超脱的心态,特别是他那种对所持信念的自信和笃定,许多时候怕是要令今时自诩“现代”的人们所自惭,他曾自题小像:“流传百代干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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