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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认识产生了历史性飞跃,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地方组织法。从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
30年来,重庆历经计划单列、设立直辖市和新的战略机遇期等三个重要时期,并分别承担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使命。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张,经济结构持续升级,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解决温饱、再到基本小康的跨越,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体制改革源于民主法治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推进了民主法治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重庆的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和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人大工作的历程和实践与创造,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改革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召开党委人大工作会议,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四川省重庆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0年3月26日至30日召开,会议首次选举产生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是人大工作的新课题。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推进改革发展,中央两次发出通知,就发挥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和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提出明确要求。在学习贯彻中央文件中,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创造性地提议召开党委人大工作会议,运用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统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对人大性质、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得到市委采纳。1984年9月10日至12日,重庆召开了首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9月20日,《人民日报》在报纸要目栏里登载了《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党员尊重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消息,把重庆的声音传向了全国。这次会议,开创了地方党委领导人大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并传承下来,形成了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重庆先后召开了6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其中直辖前4次,直辖后2次。
1998年7月28日至29日,在总结以往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经验的基础上,市委召开了重庆直辖后首次党委人大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完成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的历史任务这一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围绕如何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的主题,着重解决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强化人大的职能作用,加强人大的民主决策、地方立法、监督工作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规划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市委召开了二届二次全委会,部署了重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在2002~2003年之交,市和区县两级组织基本完成了换届,一批新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人大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需要进一步强化。根据新时期人大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协助市委开好第二次人大工作会议写入了2003年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03年10月8日至9日,市委第二次人大工作会议召开,会期一天半。出席会议的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两院”系统的主要领导,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市委、市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市内各普通高校主要负责人,各区县(自治县)党委、人大、政府主要负责人。
此次会议规格高、规模大、范围广、效果好。一是解决了干部的认识问题。刚走上主要领导岗位的同志,他们以前对人大了解不多,有的人甚至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区县党政领导提高了对人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消除了一些新到人大工作的同志认为到人大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是退居二线的认识。二是出台了人大干部培养、交流的“五个一批”措施。即选派一批年富力强、熟悉法律的干部到人大机关工作,输送一批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后备干部到人大机关锻炼,安排一批人大干部出国出境培训,交流一批法制意识较强的人大干部到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工作,提拔一批优秀人大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施展才干。三是设立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项活动经费。市财政每年拨付300万元,主要用于市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调研、拟订重大议案和立法审议等。此外,还重视和支持人大的办公楼建设,加强人大办公信息化建设等。四是对区县人大干部队伍的稳定和机构编制提出了解决意见。要求区县党委在推荐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人选时,应有一定比例能够任满两届,确保人大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增加人员编制有困难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专职组成人员的编制可仍在原工作单位,不占人大机关的编制。
二、探索创新立法工作,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
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同时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增强了工作实效。1987年7月14日,原重庆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9月4日经四川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出台了全国第一个涉及行政诉讼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为国家行政诉讼法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重庆不简单,敢为天下先”的赞誉。
2008年制定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以地方综合性立法的形式促进开放,在全国尚属首例。制定该条例,是市委交给市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常委会高度重视,及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起草小组,制订工作方案,并赴市内外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克服许多立法技术难题。经两次审议,通过了条例。条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庆特色,是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发展的重要成果,对于促进和保障重庆市大开放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全国率先作出《关于保障和促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同意设立“重庆农民工日”的决定》。《关于保障和促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的决定》,既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导向性,又具有一定的授权性和操作性,有利于保障改革试验在法治框架内依法有序地推进,保证新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推进先行先试。《关于同意设立“重庆农民工日”的决定》,确定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重庆农民工日”。每年的农民工日,将确定一个主题,在全市范围集中开展政策研讨、舆论宣传以及多形式的送温暖活动,对于营造一个尊重农民工、关爱农民工的氛围,促进农民工塑造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制定的《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率先创建了城乡统筹的低保工作机制;《重庆市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超标含磷的洗涤用品,并建立以出境水体监测指标为考核依据,考核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制度,在探索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立法上有了新的突破;《重庆市人事争议仲裁条例》,是全国第一个有关人事争议的地方性法规,在解决当事人救济渠道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在全国率先出台的《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填补了司法鉴定方面的立法空白,在全国具有独创性,为国家立法发挥了探路作用;《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在全国率先依法规范了重庆市的国家教育考试;《重庆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在全国同类地方立法中率先将“不先确定候选人”的竞选方式纳入该条例,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
30年来,重庆历经计划单列、设立直辖市和新的战略机遇期等三个重要时期,并分别承担了不同时期的国家战略使命。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经济总量规模迅速扩张,经济结构持续升级,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实现了由温饱不足到解决温饱、再到基本小康的跨越,基础设施建设和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经济体制改革源于民主法治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推进了民主法治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重庆的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取得了新的进步和发展。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市人大工作的历程和实践与创造,对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改革发展,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一、召开党委人大工作会议,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
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四川省重庆市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80年3月26日至30日召开,会议首次选举产生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的设立,是人大工作的新课题。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发挥人大的职能作用,推进改革发展,中央两次发出通知,就发挥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和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提出明确要求。在学习贯彻中央文件中,四川省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创造性地提议召开党委人大工作会议,运用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优势,统一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对人大性质、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推动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得到市委采纳。1984年9月10日至12日,重庆召开了首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9月20日,《人民日报》在报纸要目栏里登载了《中共重庆市委教育党员尊重和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职权》的消息,把重庆的声音传向了全国。这次会议,开创了地方党委领导人大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并传承下来,形成了制度。伴随着改革开放,重庆先后召开了6次市委人大工作会议,其中直辖前4次,直辖后2次。
1998年7月28日至29日,在总结以往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经验的基础上,市委召开了重庆直辖后首次党委人大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完成中央交办的“四件大事”的历史任务这一新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围绕如何开创地方人大工作新局面的主题,着重解决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依法治市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这次会议,对于强化人大的职能作用,加强人大的民主决策、地方立法、监督工作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推进依法治市进程,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2年,党的十六大规划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市委召开了二届二次全委会,部署了重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对民主法治建设和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在2002~2003年之交,市和区县两级组织基本完成了换届,一批新同志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人大意识、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需要进一步强化。根据新时期人大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协助市委开好第二次人大工作会议写入了2003年的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2003年10月8日至9日,市委第二次人大工作会议召开,会期一天半。出席会议的有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长、市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副市长、“两院”系统的主要领导,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市委、市级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和市内各普通高校主要负责人,各区县(自治县)党委、人大、政府主要负责人。
此次会议规格高、规模大、范围广、效果好。一是解决了干部的认识问题。刚走上主要领导岗位的同志,他们以前对人大了解不多,有的人甚至还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这次会议的召开,使区县党政领导提高了对人大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消除了一些新到人大工作的同志认为到人大是“船到码头车到站”、是退居二线的认识。二是出台了人大干部培养、交流的“五个一批”措施。即选派一批年富力强、熟悉法律的干部到人大机关工作,输送一批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后备干部到人大机关锻炼,安排一批人大干部出国出境培训,交流一批法制意识较强的人大干部到党政机关和司法部门工作,提拔一批优秀人大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施展才干。三是设立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项活动经费。市财政每年拨付300万元,主要用于市人大各专委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调研、拟订重大议案和立法审议等。此外,还重视和支持人大的办公楼建设,加强人大办公信息化建设等。四是对区县人大干部队伍的稳定和机构编制提出了解决意见。要求区县党委在推荐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人选时,应有一定比例能够任满两届,确保人大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增加人员编制有困难的情况下,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和专职组成人员的编制可仍在原工作单位,不占人大机关的编制。
二、探索创新立法工作,保障和促进改革发展
坚持依法按程序办事,同时创新工作的方式方法,增强了工作实效。1987年7月14日,原重庆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9月4日经四川省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出台了全国第一个涉及行政诉讼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行政诉讼暂行规定》,为国家行政诉讼法的制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重庆不简单,敢为天下先”的赞誉。
2008年制定的《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以地方综合性立法的形式促进开放,在全国尚属首例。制定该条例,是市委交给市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常委会高度重视,及时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起草小组,制订工作方案,并赴市内外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克服许多立法技术难题。经两次审议,通过了条例。条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庆特色,是常委会围绕中心、服务发展的重要成果,对于促进和保障重庆市大开放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全国率先作出《关于保障和促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同意设立“重庆农民工日”的决定》。《关于保障和促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工作的决定》,既具有较强的战略性和导向性,又具有一定的授权性和操作性,有利于保障改革试验在法治框架内依法有序地推进,保证新制度的建立和实施,推进先行先试。《关于同意设立“重庆农民工日”的决定》,确定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日为“重庆农民工日”。每年的农民工日,将确定一个主题,在全市范围集中开展政策研讨、舆论宣传以及多形式的送温暖活动,对于营造一个尊重农民工、关爱农民工的氛围,促进农民工塑造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制定的《重庆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率先创建了城乡统筹的低保工作机制;《重庆市长江三峡库区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首次以法规形式在省级行政区域内全面禁止生产和使用超标含磷的洗涤用品,并建立以出境水体监测指标为考核依据,考核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水污染防治工作制度,在探索长江流域环境保护立法上有了新的突破;《重庆市人事争议仲裁条例》,是全国第一个有关人事争议的地方性法规,在解决当事人救济渠道方面也有新的突破;在全国率先出台的《重庆市司法鉴定条例》,填补了司法鉴定方面的立法空白,在全国具有独创性,为国家立法发挥了探路作用;《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在全国率先依法规范了重庆市的国家教育考试;《重庆市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在全国同类地方立法中率先将“不先确定候选人”的竞选方式纳入该条例,对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