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香港艺人刘美娟和歌手张崇德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仅26个小时后便夭折，怀疑是接生医生处置错误所致。张氏夫妇9年来一直坚持维权，直到不久前，香港医务委员会才最终裁定接生医生涉及4项罪名，暂停执业两年。
　　9年来，两人先后投诉医生、聘请律师、求助议员、起诉医院，在此期间又先后养育了两个孩子，细心经营一间音乐学校。虽然他们承受着丧子之痛，内心也一直饱受煎熬，张崇德还因此患上抑郁症，但漫长的维权过程还算平静，他们并没有怨恨医生群体，没有仇恨体制，更没有演变成“医闹”，而是带着伤痛，继续生活，同时笃定地追求正义的结果。
　　这既有刘美娟夫妇个人修为的原因，也出于他们对香港整体制度的信心。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只要人们还相信—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正义从来不会缺席，那他们就不会过度焦虑，不会诉诸非常手段。
　　这种信心的保证，当然来源于香港的种种制度，既有直接涉及医患纠纷处置的制度，也有更大范围内保证整个社会健康运转的机制，例如司法公正、舆论监督等等。
　　最根本的是香港医生明确的执业和技术规范，哪怕细微到“开药时怎样装袋”、“与病人应该怎样沟通”都有详细的守则。香港曾有医生把两种不同的药片装到同一个袋子里，结果受到投诉而被惩罚。香港还要求医生必须与病人充分沟通，而此次刘美娟的接生医生被控的一个问题是，她在手术前只向病人解释了15秒。
　　此外还有香港医生将一名产妇的预产期写错，晚了5个月，发现错误后，没有及时改正，也受到了暂停执业3个月的惩罚。前几年香港还制定了新守则，医生若对病人粗言秽语，甚至举止挑衅的，可能被吊销医生资格。
　　当然，这并不是说香港对医生太苛刻了。制定和维护这些规则的机构，实际上就是主要由医生组成的医委会。香港医务界将医生的个人荣辱与整个职业群体的荣辱联系在一起。受到社会尊敬的群体，并不意味着享受多大的特权，而是意味着更高水准的自律。“宽容”一个庸医，放任医疗乱象的必然结果是损害整个职业的尊荣，而严于律己的结果是，据调查，香港医务界在所有社会群体中，享受最高的民意认可。
　　除了自我约束，维护职业声誉外，对于受到病人侵犯的医生，由行政机关医院管理局出面代表医生控告侵权的病人。曾有病人因为骂了医生几句，就被判罚1000港元。这也是医生职业具有公共性的一个体现，冒犯了一个医生，相当于冒犯了整个医生职业。
　　值得注意的是，张氏夫妇维权过程中，香港政府并没有出面“维稳”，接到投诉的议员也没有施加影响，并不是他们不体察“民怨”，而可能因为他们明白，医患纠纷应该交给医委会处置，而不应由专业外的人士“指手画脚”。
　　另一原因是，医委会被赋予了审理医患纠纷的法定权力，相当于“准法院”，同样也应该受到司法独立原则的保护。即使医委会出于各种原因，有可能拖沓懒政，但维护其独立性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动辄干涉的后果必然是侵蚀这个机构的权威性，进而影响纠纷处置的效率和公正性。目前香港医委会每年都会处置成百上千宗医疗纠纷。
　　9年漫长的维权路终于有了结果，张氏夫妇虽然觉得惩罚太轻了，但仍然表示尊重医委会的专业判断，因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真相，而不是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