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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选择以命抵债的廖珍平而言，自杀或许是种解脱，但活着的人们却为了廖珍平的自杀而走上法庭
两家人的车祸纠结
2009年9月13日早上，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廖珍平吃了母亲但启英为他煮的一碗面条，就骑上电动自行车，从北京郭公庄的租住地去位于新发地附近的饭店上班。
廖珍平1991年出生于四川省大英县农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父母的收入除了解决一家人温饱和交纳房租外，所剩无几。为此，廖珍平16岁时就辍学到餐馆打工，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当上川菜大厨。
郭公庄位于北京南四环花乡桥南第二个十字路口，路口西边是郭公庄，东边是白盆窑村。在白盆窑村的一条窄路上，18岁的廖珍平和76岁的王桂英老太太相遇。廖珍平急着赶路，王桂英老太太急着上公共厕所，两个急匆匆的人撞在了一起。时间是早上7点30分。
这一撞，成为两人的“不能承受之重”。王桂英躺倒在地，被撞断了腿骨。
廖珍平的第一反应是先找到公用电话向母亲求助。母亲但启英接到电话后，立即骑车赶到出事现场。此时，被撞的老太太已经被送去医院，廖珍平、伤者家属和交警，在现场争论着。看着那么多人，但启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给伤者看病需要钱，这笔钱需要廖珍平掏，而廖珍平身上没钱，但启英身上也没钱。但启英不知道如何应对，她说了一句：“我身上没钱。”就离开现场回家了。
但启英急着去上班，并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随后，王桂英之子王满生带着廖珍平一起到了医院。经医院检查，王桂英的右腿被撞成股骨骨折，医疗费需3万元左右。随即，廖珍平跟王满生商议给3万元钱私了。王满生同意了。
为了尽快拿到钱，王满生一家人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在医院看护老人，另一部分跟廖珍平回家拿钱。9月13日上午11点多，廖珍平带着王满生等人一起回家。
对于见面后的细节，但启英后来向办案人员回忆说：“他们来了好几个人，要3万块钱，我说让我到哪儿去找3万块钱啊！”但启英说对方恐吓她，不给钱的话就把儿子的腿给锯断。但启英说：“他们把孩子拽上车就走，老乡上去拦，也没拦住。”
而对于这个细节，王满生的表述则是：“廖珍平一进门，但启英就动手打，还把他轰出来了，说你18岁了，你给人借钱去，我不管了。孩子跪在地上求她，我们都看不过去了。”王满生说，廖珍平找了两个老乡，都没借到钱。
依据后来开庭时法官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有一个邻居称，当时看到王满生等人在屋外等着，廖珍平与但启英在屋内交谈。“他妈对儿子说，我没钱，你找别人借去吧。”这位邻居称，他看到廖珍平哭，但启英给了他一巴掌。
这个情节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情节，2010年11月2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时认为：但启英在事故发生后对廖珍平采取冷漠的态度，使得刚满18岁且无赔偿能力的廖珍平处于无助状态，情感上受到一定的伤害……
但启英无法接受法院的这一认定，她说，这将给自己背上“恶母”的名声，一生将不得安宁。
在廖珍平跟着那些讨债的人走后，吓蒙了的但启英听到老乡转述的一句话说：“你跟我妈妈说啊，叫我妈妈别着急，我会回来！”
从此，廖珍平再也没有回来。
打下借条一走了之
廖珍平去哪里了呢？
根据王满生事后回忆，这期间，廖珍平带着王满生他们奔波在借钱的路上。然而，到了当天下午3点左右，还是一分钱也没有借到。
无奈之下，王满生等人把廖珍平带到了自家附近的一个拉面馆请他吃了饭。最后，王满生让廖珍平写下了一张欠条。欠条内容是：“今天早晨，我（廖珍平）骑电动车不小心把王桂英老奶奶撞伤，因家里没钱，欠王桂英医药费、住院费3万元整，自今日9月13日至9月16日（期间给钱），9月16日6—7点来到给钱。廖珍平。2009年9月13日。”
王家人让廖珍平打了欠条之后，就让廖珍平走了，至于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可以确认的是，廖珍平打工的餐馆女老板，是最后一个见到廖珍平的熟人。
据餐馆女老板介绍，9月13日下午1点左右，廖珍平带着两个人来饭店请假，说他把一位老太太给撞了。当天下午6点，廖珍平一个人再次路过饭店。女老板让廖珍平进门，问撞人的事解决得怎么样了，廖珍平说没事了，明天找女朋友借点钱给对方就行了。吃饭之后，老板娘给了廖珍平100元钱。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廖珍平。
根据老板娘的回忆，她还看到廖珍平脖子上有被打的痕迹，问他怎么回事，廖珍平说是被他妈打的。
就在廖珍平消失在人们视野的9月13日下午，父亲廖六兵和母亲但启英买了些香蕉和苹果，去右安门医院看望被撞的老太太王桂英。从大夫那里得知，王桂英转到另一家医院了。
当天晚上，廖珍平没有回家，廖六兵夫妇认为是王满生一家把孩子扣住了，以为第二天凑点钱给王满生，把孩子领回来就没事了。
廖六兵夫妇商议了一晚上找谁借钱。第二天早上，王满生就带一个亲戚来要钱了。但启英关心自己孩子的去处，王满生说早就把廖珍平放回来了。廖六兵夫妇以为，孩子可能是害怕父母的责骂，跑到朋友或老乡家躲避去了。
9月14日下午，但启英和闻讯赶来的妹夫到医院看望王桂英后，依然没找到廖珍平。随即，但启英以廖珍平被绑架为由拨打110报警。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王满生已经在拿到欠条后放走廖珍平，廖珍平也去过上班的饭店，警方把调查情况告知但启英。但启英不相信，多次打报警电话，为此还和警察吵了起来。后来，警方把此案作为人口走失案处理。
廖六兵夫妇找遍了廖珍平有可能去的每个地方，但无论怎么寻找，廖珍平都杳无音信。
2009年9月17日，廖家与王家双方来到负责事故处理的交通队，经交通队认定，廖珍平对这起事故负全责。当天，但启英在交通队付给王满生900元。10月5日，廖六兵与王满生达成调解协议，协议载明医疗费共花费3.9万余元，经协商廖六兵一次性支付7000元了结。当天，廖六兵将东拼西凑来的7000元钱交给了王家。
对于交通事故的赔偿，就此尘埃落定。而廖珍平却再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也没有与任何一方联系过。
以命抵债
2009年10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接到报案，在丰台区一个铁路口的桥洞内，有人发现了一具男尸。警方在死者的身上找到8封遗书，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15日，署名为廖珍平。2009年12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做出调查结论，确认廖珍平系敌敌畏中毒死亡，未发现犯罪事实，不属于刑事案件，不予立案。
谁也不知道，廖珍平在从出事的9月13日到9月15日这3天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他18岁人生怎样的内心煎熬，最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以命抵债”。
从廖珍平留下的遗书中，可以看到他对亲人的留恋和深深的自责。在给父母的遗书中说：“爸妈，对不起，儿子无能，又给你们惹事了。我想了很多，有时感觉到死也是解脱。爸妈，我真的对不起你们……我所欠的钱，我无能给清，我在此了结我的生命，欠的钱，我只能用命来给清。”
在给警察的遗书中说：“警察同志，我今生欠的钱与我的监护人无关，我只能用我的生命来偿还，希望我的命能偿清。”
廖珍平这两封遗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四个字：担当、无能！他毕竟是一个心智尚且稚嫩的孩子，希望为父母分忧，但又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知道贫困的家庭无法承受3万元的欠款，能够还清这笔债的，只有生命。
这个时候，廖珍平的担当变成了残忍。廖珍平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抵偿债务那一刻，他便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18岁的男孩，是被重担压垮的。
廖珍平在撞人以后并没有逃跑，而跟着王满生去医院探问医药费，担下了赔偿的责任并写下借条，然后带着王满生到处筹钱。问题是，廖珍平没有筹到哪怕是一分钱。拿什么还债呢？廖珍平最后想到的是以命抵债，当这个念头出现并逐渐强化成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廖珍平写下了遗书。在他交代完一切后事之后，他身上的负担仿佛在瞬间轻如鸿毛。
起诉被驳回
从廖珍平和王满生等人一起离开家门，到被发现自杀，其间经过了39天。
2010年5月12日，廖六兵委托律师向丰台法院提交起诉书，以王满生采取非法方式挟持廖珍平，并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继而施以威胁恐吓，造成廖珍平不堪忍受压力、服毒自杀的后果为由，向王满生索赔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76万余元。
廖家的代理人表示，王满生等人非法限制廖珍平人身自由，威胁、恐吓，迫使廖珍平写下3万元欠条，其行为违法；逼死廖珍平，造成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满生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此，王满生认为，摊上这事自己也很冤枉。王满生虽然是北京人，但也是普通农民，他在白盆窑村绿化队工作，收入并不高。王满生说：“如果我有问题，是打他了或者逼他了，现在我就戴上手铐了。”据王满生介绍，3万元的欠条是廖珍平借不到钱后，在拉面馆里自愿写的。
王满生称，他要的3万元不是自己瞎要，而是大夫说的。此后王桂英的病情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老太太至今还躺在床上不能动，王满生的妻子不得不辞去工作专门照顾老太太。到目前为止，治疗费加上误工费，已经超过5万元。
2010年11月2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一审驳回了廖六兵夫妇的起诉。
丰台区法院认为：廖六兵夫妇认为王满生等人为了追讨其母医疗费用，采取非法方式挟持廖珍平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继而施以威胁恐吓，廖珍平不堪忍受压力，服毒自杀的后果，无具佐证，法院不予认定，廖六兵夫妇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廖六兵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目前此案正在二审中。
责任编辑：刘潇潇
两家人的车祸纠结
2009年9月13日早上，过完18岁生日的第二天，廖珍平吃了母亲但启英为他煮的一碗面条，就骑上电动自行车，从北京郭公庄的租住地去位于新发地附近的饭店上班。
廖珍平1991年出生于四川省大英县农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打工的父母来到北京。父母的收入除了解决一家人温饱和交纳房租外，所剩无几。为此，廖珍平16岁时就辍学到餐馆打工，他最大的希望是能当上川菜大厨。
郭公庄位于北京南四环花乡桥南第二个十字路口，路口西边是郭公庄，东边是白盆窑村。在白盆窑村的一条窄路上，18岁的廖珍平和76岁的王桂英老太太相遇。廖珍平急着赶路，王桂英老太太急着上公共厕所，两个急匆匆的人撞在了一起。时间是早上7点30分。
这一撞，成为两人的“不能承受之重”。王桂英躺倒在地，被撞断了腿骨。
廖珍平的第一反应是先找到公用电话向母亲求助。母亲但启英接到电话后，立即骑车赶到出事现场。此时，被撞的老太太已经被送去医院，廖珍平、伤者家属和交警，在现场争论着。看着那么多人，但启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给伤者看病需要钱，这笔钱需要廖珍平掏，而廖珍平身上没钱，但启英身上也没钱。但启英不知道如何应对，她说了一句：“我身上没钱。”就离开现场回家了。
但启英急着去上班，并没把这件事情告诉丈夫。随后，王桂英之子王满生带着廖珍平一起到了医院。经医院检查，王桂英的右腿被撞成股骨骨折，医疗费需3万元左右。随即，廖珍平跟王满生商议给3万元钱私了。王满生同意了。
为了尽快拿到钱，王满生一家人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在医院看护老人，另一部分跟廖珍平回家拿钱。9月13日上午11点多，廖珍平带着王满生等人一起回家。
对于见面后的细节，但启英后来向办案人员回忆说：“他们来了好几个人，要3万块钱，我说让我到哪儿去找3万块钱啊！”但启英说对方恐吓她，不给钱的话就把儿子的腿给锯断。但启英说：“他们把孩子拽上车就走，老乡上去拦，也没拦住。”
而对于这个细节，王满生的表述则是：“廖珍平一进门，但启英就动手打，还把他轰出来了，说你18岁了，你给人借钱去，我不管了。孩子跪在地上求她，我们都看不过去了。”王满生说，廖珍平找了两个老乡，都没借到钱。
依据后来开庭时法官当庭宣读的证人证言，有一个邻居称，当时看到王满生等人在屋外等着，廖珍平与但启英在屋内交谈。“他妈对儿子说，我没钱，你找别人借去吧。”这位邻居称，他看到廖珍平哭，但启英给了他一巴掌。
这个情节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个情节，2010年11月2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时认为：但启英在事故发生后对廖珍平采取冷漠的态度，使得刚满18岁且无赔偿能力的廖珍平处于无助状态，情感上受到一定的伤害……
但启英无法接受法院的这一认定，她说，这将给自己背上“恶母”的名声，一生将不得安宁。
在廖珍平跟着那些讨债的人走后，吓蒙了的但启英听到老乡转述的一句话说：“你跟我妈妈说啊，叫我妈妈别着急，我会回来！”
从此，廖珍平再也没有回来。
打下借条一走了之
廖珍平去哪里了呢？
根据王满生事后回忆，这期间，廖珍平带着王满生他们奔波在借钱的路上。然而，到了当天下午3点左右，还是一分钱也没有借到。
无奈之下，王满生等人把廖珍平带到了自家附近的一个拉面馆请他吃了饭。最后，王满生让廖珍平写下了一张欠条。欠条内容是：“今天早晨，我（廖珍平）骑电动车不小心把王桂英老奶奶撞伤，因家里没钱，欠王桂英医药费、住院费3万元整，自今日9月13日至9月16日（期间给钱），9月16日6—7点来到给钱。廖珍平。2009年9月13日。”
王家人让廖珍平打了欠条之后，就让廖珍平走了，至于去哪儿了，他们也不知道。可以确认的是，廖珍平打工的餐馆女老板，是最后一个见到廖珍平的熟人。
据餐馆女老板介绍，9月13日下午1点左右，廖珍平带着两个人来饭店请假，说他把一位老太太给撞了。当天下午6点，廖珍平一个人再次路过饭店。女老板让廖珍平进门，问撞人的事解决得怎么样了，廖珍平说没事了，明天找女朋友借点钱给对方就行了。吃饭之后，老板娘给了廖珍平100元钱。此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廖珍平。
根据老板娘的回忆，她还看到廖珍平脖子上有被打的痕迹，问他怎么回事，廖珍平说是被他妈打的。
就在廖珍平消失在人们视野的9月13日下午，父亲廖六兵和母亲但启英买了些香蕉和苹果，去右安门医院看望被撞的老太太王桂英。从大夫那里得知，王桂英转到另一家医院了。
当天晚上，廖珍平没有回家，廖六兵夫妇认为是王满生一家把孩子扣住了，以为第二天凑点钱给王满生，把孩子领回来就没事了。
廖六兵夫妇商议了一晚上找谁借钱。第二天早上，王满生就带一个亲戚来要钱了。但启英关心自己孩子的去处，王满生说早就把廖珍平放回来了。廖六兵夫妇以为，孩子可能是害怕父母的责骂，跑到朋友或老乡家躲避去了。
9月14日下午，但启英和闻讯赶来的妹夫到医院看望王桂英后，依然没找到廖珍平。随即，但启英以廖珍平被绑架为由拨打110报警。
警方经过调查，得知王满生已经在拿到欠条后放走廖珍平，廖珍平也去过上班的饭店，警方把调查情况告知但启英。但启英不相信，多次打报警电话，为此还和警察吵了起来。后来，警方把此案作为人口走失案处理。
廖六兵夫妇找遍了廖珍平有可能去的每个地方，但无论怎么寻找，廖珍平都杳无音信。
2009年9月17日，廖家与王家双方来到负责事故处理的交通队，经交通队认定，廖珍平对这起事故负全责。当天，但启英在交通队付给王满生900元。10月5日，廖六兵与王满生达成调解协议，协议载明医疗费共花费3.9万余元，经协商廖六兵一次性支付7000元了结。当天，廖六兵将东拼西凑来的7000元钱交给了王家。
对于交通事故的赔偿，就此尘埃落定。而廖珍平却再没有出现在大家面前，也没有与任何一方联系过。
以命抵债
2009年10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接到报案，在丰台区一个铁路口的桥洞内，有人发现了一具男尸。警方在死者的身上找到8封遗书，落款日期为2009年9月15日，署名为廖珍平。2009年12月22日，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做出调查结论，确认廖珍平系敌敌畏中毒死亡，未发现犯罪事实，不属于刑事案件，不予立案。
谁也不知道，廖珍平在从出事的9月13日到9月15日这3天时间里，到底经历了他18岁人生怎样的内心煎熬，最后又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了“以命抵债”。
从廖珍平留下的遗书中，可以看到他对亲人的留恋和深深的自责。在给父母的遗书中说：“爸妈，对不起，儿子无能，又给你们惹事了。我想了很多，有时感觉到死也是解脱。爸妈，我真的对不起你们……我所欠的钱，我无能给清，我在此了结我的生命，欠的钱，我只能用命来给清。”
在给警察的遗书中说：“警察同志，我今生欠的钱与我的监护人无关，我只能用我的生命来偿还，希望我的命能偿清。”
廖珍平这两封遗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四个字：担当、无能！他毕竟是一个心智尚且稚嫩的孩子，希望为父母分忧，但又不知道怎样做才好。他知道贫困的家庭无法承受3万元的欠款，能够还清这笔债的，只有生命。
这个时候，廖珍平的担当变成了残忍。廖珍平在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抵偿债务那一刻，他便给了人们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个18岁的男孩，是被重担压垮的。
廖珍平在撞人以后并没有逃跑，而跟着王满生去医院探问医药费，担下了赔偿的责任并写下借条，然后带着王满生到处筹钱。问题是，廖珍平没有筹到哪怕是一分钱。拿什么还债呢？廖珍平最后想到的是以命抵债，当这个念头出现并逐渐强化成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时，廖珍平写下了遗书。在他交代完一切后事之后，他身上的负担仿佛在瞬间轻如鸿毛。
起诉被驳回
从廖珍平和王满生等人一起离开家门，到被发现自杀，其间经过了39天。
2010年5月12日，廖六兵委托律师向丰台法院提交起诉书，以王满生采取非法方式挟持廖珍平，并非法限制其人身自由，继而施以威胁恐吓，造成廖珍平不堪忍受压力、服毒自杀的后果为由，向王满生索赔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76万余元。
廖家的代理人表示，王满生等人非法限制廖珍平人身自由，威胁、恐吓，迫使廖珍平写下3万元欠条，其行为违法；逼死廖珍平，造成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王满生主观上有过错，因此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对此，王满生认为，摊上这事自己也很冤枉。王满生虽然是北京人，但也是普通农民，他在白盆窑村绿化队工作，收入并不高。王满生说：“如果我有问题，是打他了或者逼他了，现在我就戴上手铐了。”据王满生介绍，3万元的欠条是廖珍平借不到钱后，在拉面馆里自愿写的。
王满生称，他要的3万元不是自己瞎要，而是大夫说的。此后王桂英的病情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老太太至今还躺在床上不能动，王满生的妻子不得不辞去工作专门照顾老太太。到目前为止，治疗费加上误工费，已经超过5万元。
2010年11月2日，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一审驳回了廖六兵夫妇的起诉。
丰台区法院认为：廖六兵夫妇认为王满生等人为了追讨其母医疗费用，采取非法方式挟持廖珍平并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继而施以威胁恐吓，廖珍平不堪忍受压力，服毒自杀的后果，无具佐证，法院不予认定，廖六兵夫妇要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的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廖六兵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目前此案正在二审中。
责任编辑：刘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