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拓展及其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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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世界形势变化很多也很大,一些矛盾解决了,另外一些矛盾又产生了,但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矛盾仍是那个古老的资源与发展的悖论。国家安全问题的产生正是基于这个悖论。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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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界和学术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相比于政府高层官员而言,学者们对事件背景有更充分的了解,但学者们很少能够理解决策需要可操作的具体措施并在内部达成共识的现实。为了能对政策施加影响,学者们必须学会言简意赅地表达其核心观点,学会意识到问题在政策界的操作范围及其政治背景,并运用媒体作为重要工具吸引决策者的注意力。同时,决策者也需要做出努力,为学者参与对主要问题的讨论提供机会。只有当学者们能更好地理解决策者的需求,而决策者能致力于接近学术团体时,两者才能共同发挥作用。
由于长期处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弱势地位及传统文化中性别角色的影响,面对全球暖化的冲击,发展中国家贫穷女性由于缺乏适应能力而具有高度的脆弱性。因此,国际气候规范应该纳入性别视角,为女性参与国际气候协商创造条件,增加国际气候协商决策中女性代表的名额,确保女性能够平等地获得减排科技知识,使其提高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进而形成符合社会正义的气候策略,促进国际社会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张海滨(以下简称“张”):李侃如先生,您好,作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重要倡导者之一,前不久,您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美中气候变化合作举行的听证会上作证,还撰写了《气候变化与中国的全球责任》和《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障碍》等研究报告,这些都在中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请问您从何时开始关注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
回顾历史要用多元化的视角。新中国成立至今60年国防事业,除作战问题外,还包括国防指导理论、自卫反击战、武器装备的发展、国防工业体系、后备力量建设等几个方面。从解放初至今,国防与安全的关系始终是困扰我国的一个大难题。现在国防问题上仍存在两大矛盾:即我国迅速扩展的利益与防卫手段不足的矛盾,增强防御的迫切性与外部制约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两个矛盾,才能使富国与强军获得同步发展。
毛泽东主政新中国长达27年之久。在这27年间,中国身处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国际环境,经历了几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持续的时间上都创纪录的局部战争。邓小平曾讲过:“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也印证了新中国国际环境的复杂。毛泽东不但对此应付裕如,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固,而且成绩不俗,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一副不虚张声势,敢说敢做的架式,一丁点唯唯诺诺都没有,更不会看别人眼色行事。这里面如果没有毛泽东一整套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怕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关于毛泽东的国家
国家安全战略是指国家调动力量与资源实现安全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国家制定安全战略,出发点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安全目标,而安全目标及可用的力量、资源决定国家可选择的手段。基于这样的逻辑,讨论中国的安全战略,首先需要讨论国家利益。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国的事情、中国的发展和安全离不开世界发展变化的大环境。结合最近国内外的事态发展,从较大的视野来看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国家安全,以下的变化和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具有根本的性质。
国际安全机制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对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发挥着作用。国际安全机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必然环节。其次,国际安全机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国际安全机制有助于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是避免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政治与安全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中国增强实力、运用实力的战略平台。
2009年,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外部安全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提出了综合安全观,标志着中国的安全观发生很大改变,即由原来比较传统的、以国防为中心的安全观转为一种“大安全观”,主要体现在内外部并重,略偏内部;传统和非传统并重,由传统偏向非传统;强调内外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