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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9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5）12-000-01
摘 要 我国电影长期受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传达其消极的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肃清好莱坞电影。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我国体育电影开始改革，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工农兵形象。因此，将体育英雄与“工农兵流派”相结合的影片大量出现。
关键词 体育故事片 工农兵人物形象 工农兵流派
一、电影中工农兵形象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人们对电影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旧片重映和西片盛行的现象并没有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业内人士便开始了对社会上所放映电影的批判和反思。因此，《检查！检查！我们要求检查美国电影！》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在1949年9月16日的《新民晚报》第一版刊登了大幅标题，文中论者详细阐述了检查美国电影的原因，他们认为：
“作为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之一，美国资本家经常制造出大批的反动电影，其内容包含着宣传帝国主义威风，标揭资本家的伪善，歪曲阶级观念，提倡种族歧视，卖弄畸形生活 ，诱导色情幻想，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暗示宿命人生观，麻痹斗争意识……等等恶劣无比的毒素，麻醉本国的人民和世界人民，并作为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工具，扼杀了真正的人民电影事业，使无数的中国人民受了它的毒素，为害之烈无以复加。这种情形，解放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更，作为帝国主义者散播毒素的反动电影，当然不准继续再在中国出现，试翻阅今日报纸上影院的广告，什么‘桃花宫’‘荡妇怨’‘欲海妖姬’‘雷鸟’‘海底肉弹’‘饿虎村’……等等，都是些荒唐无耻毒害人民的一套，难道我们还不赶快把它骗（铲）除吗？ ”
“在梅朵先生的主持下，《大众电影》从第一卷第一期起，就把清除有毒素的好莱坞电影作为了一个主要目标，并系统地刊发了一系列批判好莱坞电影的文章，一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好莱坞电影对人的精神毒害，另一方面更说明清除好莱坞电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在这一系列的批判之后，开始禁映美国好莱坞电影和中国旧片，为了弥补中国电影市场当时的空白，苏联电影涌入中国电影市场。苏联电影观念与从延安时期传承下来的电影观念相近且苏联电影理论也与当时社会向往的进步电影相符，苏联电影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建构互为投射，因而，苏联电影很大程度上将长期占据中国电影市场主流并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接下来的创作。
总之，“清除好莱坞”运动使延安时期所形成的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得以延续。此外，在模仿苏联电影模式的基础上加之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进步的工农兵形象的现实需求，“工农兵流派”电影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必然选择。
二、“工农兵电影”体制下的体育故事片
在狭隘的电影观念和机械的电影创作模式下，当时的中国电影事业呈现出“让工人看机器、农民看种地、士兵看打仗、干部看办公”的怪异现象。在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夏衍、陈荒煤等终于认识到“国庆献礼片不能全是重大题材，也需要几部轻松愉快的” ，这样，体育故事片《冰上姐妹》和《水上春秋》也成为了“工农兵电影”之外的一抹亮色而闪亮登场。
将《冰上姐妹》和《水上春秋》包括《女篮五号》等一系列十七年体育故事片看作是“工农兵流派”的另类是因为从人物形象上看，他们不再守着庞大的机器，他们扔掉了手中的锄头，放下了肩上的武器，收起了案头的文件。而在根本上，这些人物形象包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与体育事业相关的故事并未完全摆脱“十七年”间的工农兵叙事的束缚。
在《冰上姐妹》中编剧武兆堤和房友良最终还是在几次修改后让现实中的冰上运动员化身为同样也是一名工厂女工的丁淑萍，最后出现在银幕上的既是运动员又是女工人的双重身份下的体育形象，“工农兵电影”下的体育故事片从来都不是以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形态而存在，相反，“体育运动必须服从、围绕生产、工作和学习”，这才“是编导者有意识掌握的一个原则” 。同样作为献礼片拍摄的《水上春秋》也在“一开始即把游泳和打渔联在一起”，“影片的后一部分，又安排小龙修理拖拉机、在家做功课、两次到工厂的情形，使我们看到了生产带动体育，体育又有利于生产；运动健将也是生产能手” 。正如有论者指出这两部体育电影的根本用意在于说明“人民体育运动的目的、根本任务不同于旧社会的体育运动。在旧社会，体育运动被反动统治阶级占有，并把它作为少数人享乐、消遣与牟利的工具” 。这种思想在1957年的《女篮五号》中已经得到体现。“该片部分取材于协助影片拍摄的朱亚爱同志的个人经历，讲述了上海女子篮球队教练员田振华一生的经历和他在爱情生活上悲欢离合的故事 。然而在这部看似讲述一些运动员的个人体育生涯的故事片中，体育事业与国家工业的联系也无处不在。体育事业俨然成为了和国家工业发展一样作为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标识，尽管中国的体育事业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姻早已有之，然而中国的体育事业乃至中国的体育电影总是作为“工农兵流派”的一种另类诠释，无疑是更加值得关注的。
摘 要 我国电影长期受美国好莱坞电影影响，传达其消极的观念，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开始肃清好莱坞电影。在这种社会语境下，我国体育电影开始改革，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延安时期延续下来的工农兵形象。因此，将体育英雄与“工农兵流派”相结合的影片大量出现。
关键词 体育故事片 工农兵人物形象 工农兵流派
一、电影中工农兵形象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人们对电影的需求大大增加，但旧片重映和西片盛行的现象并没有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业内人士便开始了对社会上所放映电影的批判和反思。因此，《检查！检查！我们要求检查美国电影！》这篇慷慨激昂的檄文在1949年9月16日的《新民晚报》第一版刊登了大幅标题，文中论者详细阐述了检查美国电影的原因，他们认为：
“作为资本主义及帝国主义者宣传的工具之一，美国资本家经常制造出大批的反动电影，其内容包含着宣传帝国主义威风，标揭资本家的伪善，歪曲阶级观念，提倡种族歧视，卖弄畸形生活 ，诱导色情幻想，崇尚个人英雄主义，暗示宿命人生观，麻痹斗争意识……等等恶劣无比的毒素，麻醉本国的人民和世界人民，并作为文化侵略和经济侵略的工具，扼杀了真正的人民电影事业，使无数的中国人民受了它的毒素，为害之烈无以复加。这种情形，解放以后并没有多大的变更，作为帝国主义者散播毒素的反动电影，当然不准继续再在中国出现，试翻阅今日报纸上影院的广告，什么‘桃花宫’‘荡妇怨’‘欲海妖姬’‘雷鸟’‘海底肉弹’‘饿虎村’……等等，都是些荒唐无耻毒害人民的一套，难道我们还不赶快把它骗（铲）除吗？ ”
“在梅朵先生的主持下，《大众电影》从第一卷第一期起，就把清除有毒素的好莱坞电影作为了一个主要目标，并系统地刊发了一系列批判好莱坞电影的文章，一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好莱坞电影对人的精神毒害，另一方面更说明清除好莱坞电影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在这一系列的批判之后，开始禁映美国好莱坞电影和中国旧片，为了弥补中国电影市场当时的空白，苏联电影涌入中国电影市场。苏联电影观念与从延安时期传承下来的电影观念相近且苏联电影理论也与当时社会向往的进步电影相符，苏联电影所传达的意识形态更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的意识形态建构互为投射，因而，苏联电影很大程度上将长期占据中国电影市场主流并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接下来的创作。
总之，“清除好莱坞”运动使延安时期所形成的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得以延续。此外，在模仿苏联电影模式的基础上加之当时的中国社会对进步的工农兵形象的现实需求，“工农兵流派”电影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必然选择。
二、“工农兵电影”体制下的体育故事片
在狭隘的电影观念和机械的电影创作模式下，当时的中国电影事业呈现出“让工人看机器、农民看种地、士兵看打仗、干部看办公”的怪异现象。在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夏衍、陈荒煤等终于认识到“国庆献礼片不能全是重大题材，也需要几部轻松愉快的” ，这样，体育故事片《冰上姐妹》和《水上春秋》也成为了“工农兵电影”之外的一抹亮色而闪亮登场。
将《冰上姐妹》和《水上春秋》包括《女篮五号》等一系列十七年体育故事片看作是“工农兵流派”的另类是因为从人物形象上看，他们不再守着庞大的机器，他们扔掉了手中的锄头，放下了肩上的武器，收起了案头的文件。而在根本上，这些人物形象包括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与体育事业相关的故事并未完全摆脱“十七年”间的工农兵叙事的束缚。
在《冰上姐妹》中编剧武兆堤和房友良最终还是在几次修改后让现实中的冰上运动员化身为同样也是一名工厂女工的丁淑萍，最后出现在银幕上的既是运动员又是女工人的双重身份下的体育形象，“工农兵电影”下的体育故事片从来都不是以一种完整而独立的形态而存在，相反，“体育运动必须服从、围绕生产、工作和学习”，这才“是编导者有意识掌握的一个原则” 。同样作为献礼片拍摄的《水上春秋》也在“一开始即把游泳和打渔联在一起”，“影片的后一部分，又安排小龙修理拖拉机、在家做功课、两次到工厂的情形，使我们看到了生产带动体育，体育又有利于生产；运动健将也是生产能手” 。正如有论者指出这两部体育电影的根本用意在于说明“人民体育运动的目的、根本任务不同于旧社会的体育运动。在旧社会，体育运动被反动统治阶级占有，并把它作为少数人享乐、消遣与牟利的工具” 。这种思想在1957年的《女篮五号》中已经得到体现。“该片部分取材于协助影片拍摄的朱亚爱同志的个人经历，讲述了上海女子篮球队教练员田振华一生的经历和他在爱情生活上悲欢离合的故事 。然而在这部看似讲述一些运动员的个人体育生涯的故事片中，体育事业与国家工业的联系也无处不在。体育事业俨然成为了和国家工业发展一样作为彰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性的标识，尽管中国的体育事业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联姻早已有之，然而中国的体育事业乃至中国的体育电影总是作为“工农兵流派”的一种另类诠释，无疑是更加值得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