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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熊包端详着这片土地：“这是我们的家园”。
藏彝走廊，被锦屏电站截流后的雅砻江依然有着千里之势。山谷萧瑟，天幕苍茫，在四川西部山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发育于这块奇异的土地，雅砻江自初便拥有奔腾呼啸的性格。
作为西南水电开发最为密集的流域之一，雅砻江从河源至河口，干流全长1571公里，流域面积约13.6万平方公里，天然落差3830米。雅砻江为全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之一，全流域水能理论蕴藏量3840万KW，占长江流域总量的13.8%，技术可开发量达3466万KW。
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控制枢纽位置，交通及施工等条件，在历次查勘、复勘以及中下游水电规划工作的基础上，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干流上共规划了23级开发方案，总装机容量3000万KW，年发电量约1500亿千瓦时。
从上至下依次为仰日、达尼坎多、温波寺、仁青岭、热巴、阿达、格尼、通哈、英达、新龙、共科、龚坝沟、两河口、牙根、愣古、孟底沟、杨房沟、卡拉乡、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二滩、桐子林。其中以下游五级电站名气较大，分别是锦屏一级水电站（360万千瓦）、锦屏二级水电站（480万千瓦）、官地水电站（240万千瓦）、二滩水电站（330万千瓦，已建成）、桐子林水电站（60万千瓦）。干涸的土地上，孩子的脸亦在灰尘弥布的空气中日渐干枯，他用澄澈的大眼睛瞪着这个世界，无法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卓玛的哭泣
在移民安置点，火柴盒似的房子拥挤地一间挨着另一间。新移民们时常一排排蹲在屋前，他们始终无法适应现在狭小的空间，又因没处可去，生活的日常就变成了木讷地聚在一起，望着脚下的滚滚江水。
雅砻江上游的上铺子是一个以藏、彝居民为主的村庄。村寨周围的山上有森林、牧场和湖泊，每每到了捡松茸的季节，人人上山，每人一年光松茸的收入就有1000元。加上捡虫草、贝母，还有其它草药白芨、大黄，每家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四五千块。
1987年，上铺子村民自力更生修建了引水沟和一个75千瓦的小水电。山泉水可饮用，可灌溉，还可转动碾米房，转动转经筒。“气候好，灾害少”，在谈起过去的家园时，卓玛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乡愁。
许多人家有牦牛，曾经20多家的牦牛在高山上放养，雇两个人专门挤奶，集体放牧，大家给工资。蜂也好在家里养，村边就是雅砻江，江中就能捕鱼吃。种类繁多的鱼类满足了上铺子村民们食的问题，雅鱼、草鱼、缸鳅、石斑子、黄辣丁、大花鱼……生活自给自足。
养不成蜂了，是水电站开发后带来的第一个信号。修路炸山突然带来的污染让蜜蜂们无法再如从前一样生存。
之后便是变成了建设工程营地，麦地龙乡决定将整个上铺子村搬离。“我们上铺子并不是淹没区”，村民们至今仍然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必须搬离世代居住的家园。
与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不同，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时，便是以民族区域作为依据。世居雅砻江的居民通常将他们的生活空间以居室为中心划为八种：住地即宅基地、种植地、水域、建材薪柴地、牧地、猎地、采集地、神山。长期的习惯形成，使得这些空间对于居民而言通常具有多重涵义，如私人拥有的，宅基地、土地、私有林 ；家族、民族或村寨所有的，如神山和放灵牌的山崖，水渠和水塘及找柴地；一个区域所共同所有的，如居住在一座山上的人都可以使用的原始森林，大家在维护森林植被安全的基础上，可以砍伐建材、竹木、采集、打猎、放牧。
过去在节日里，彝族人总是忍不住满足地唱道：“我们这家人，屋后有山好养畜，牛羊如云团；屋旁有水好捕鱼，鱼肉似柴块；屋前有坝好种地，五谷如山丘。”能砍斜坡上长的柴来烧，能舀往下淌的泉水来喝，能走绕山的路回家，彝族人的快乐简单明了。过去的家园已经基本成为废墟。在上铺子，仍有部分村民还留在原地，然而巨大的尘土已将他们的生活彻底笼罩，故土成为施工工地是他们已无力改变的现实。
“我们这里是2004年9月份开工修进场公路一直到现在，灰尘大得人都住不起了，人都有病了，果树全部干死，现在麦子、包谷那些庄稼都长不好。污染大，原来一些果树500到600每棵，现在100到200元。”少数尚未搬迁的上铺子村民无奈地说。
找了几次施工方，但没有人理他们，并被告知再来就是阻挠施工。干旱的发生太平常，“没开工前，我们人啥子事都没有，现在每天都有人到乡上输液看病。污染太大了，主要是炸药炸的，灰灰就过来了。”
藏族姑娘卓玛坐在移民安置点的门口，她与和她一起移民过来的上铺子女人们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眼神中的惊魂未定无法掩饰她们对于未来种种不确定性的担忧。
“全部干完了，死了。”卓玛反复喃喃自语着这句话。再多说一句，她的眼泪就突然夺眶而出。
最痛苦的时刻
陈烟甲的妻子身体不好。搬到了古柏村之后，病情再度加重。
过去在木里，河谷地带气候温润，一下子就到了一个原盐的平坝，且这个平坝又是一个非常干冷的地方，连农作物都完全不一样。
“过去是可以种稻米这样的一些作物，现在只能够种像包谷这样的杂粮，或者是洋芋这样的作物了。他们的饮食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田地都是水稻土，常年耕种水稻，现在到一个含沙很多的沙土地，产量很低，而且现在分给他们的地还不如以前那么多。以前，因为在河谷地带，山场面积也很大，他们要开垦一些荒地都还比较方便，每家的土地都比较多。现在是到平坝，是过去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很多很多的移民，人均耕地就非常少，也就造成他们的粮食产量也非常低。”“绿色流域”专家于晓刚说。
相对于老家，古柏移民新村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生存问题就是居住面积减少。过去在宅基地，每家的面积有300到600平米不等，而现在只有200平米。
一家挤着一家，狭窄的空间所带来的是空气的不流动，以及移民们生存环境的简陋。 “宅基地只给200平方米，家有11口人，三个兄弟分家根本不够用。在老家可以选择合适的地方建房，只需建好审批就可以。”古柏移民陶银摊摊手。
新建房屋的卫生设施不足，全村70多户人家多数无卫生间，只有一个公用的旱厕。人畜禽共居的局面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不能避免的尴尬，也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打听过，解决饮用水的政府工程需要再等3到5年。”陶银告诉记者。从气候适宜海拔1880米的河谷搬到寒冷的海拔2400米以上的高原盆地，冬季平均气温低了近10度。再加上饮用水的水质低、水垢大、污染严重，消化道疾病常发，传染性疾病更是非常容易就四处蔓延，“往来的人员太杂了，老人过冬特别困难。”
由于户口和医保还在老家，陈烟甲每次带妻子看病，都需要回到80公里外的老家才能报销。妻子对新的居住环境始终无法适应，虽然就医问题越来越迫切，但时日一长，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有病她也宁可拖着，不愿意再进医院给家人添麻烦。
“医药费不能在当地报销，只能回木里报销，现在还有四千多没有报，其它依新农合的报销回木里也非常不方便，其他家人的健康也不如以前。”陈烟甲叹了口气，在老家时，多数人懂草药，自己找草药，还能摸索出一些医术来，小病可以不出村。而现在，面对一家老小的健康，陈烟甲只能望天兴叹，束手无措。
到了古柏村之后，杨子坡常说自己有一种受到歧视的感觉。多民族突然就聚集到了一起，“什么事都要排在当地人之后”。古柏移民村有多户老、弱、病、残的家庭，在老家时，亲戚的帮助，是生活维持的一部分，而现在，原来的社会网络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离。移民的孩子在打防病疫苗等事务时总是要排在当地人之后，许多移民家庭的孩子经常会遇到因为当地医院疫苗用完了而不能及时接种的情况。
“现在病都比原来多了，常见病有感冒，痢疾，结石。我在木里没去过医院，这里已去过三次了。胃病、感冒花两千多。老婆过去没看过病，到这一年多，看病花了两千多。小孩进医院更多了。过去小病找草药。在老家我得过一次肺炎，就去有牦牛的雪山3000米以上找了贝母，冲了吃两次咳嗽就停了。现在上山远得多了，小病就买点药扛过去了，大病只能去县里医院。”杨子坡说。
在老家，只要不下雨，娃娃都可以上山采药，采到的多数草药医生都会用。“我们这些山里的药材，有些骨头断了都可以接。”陈烟甲说。而现在，他只能蜗居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里，眼睁睁看着家人挣扎在病痛之中。
“心像被刀挖去了一样。”他撇过头去。于晓刚，云南大理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将获得者，菲律宾政府麦格赛赛奖获得者。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拉市海.丽江.长江上游等地的环境保护，让拉市海等许多小流域的村村寨寨唱起了新歌
那些终成回忆的信仰
彝族有其悠久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宗教仪式生活的复杂深邃，几乎贯穿于整个彝人的婚丧嫁娶、节日盛典、季节变化以及平时的生活常态。
在原住地，每当彝族人举行这些宗教仪式时，都有固定的苏尼和毕摩长期为他们服务。相互信任，从不讨价还价，有求必应。仪式需要的神枝蓍草以及牺牲都可以自行解决或在同村内相互补给，然而搬迁后，这些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他们。
古柏村的毛色是一位一直遵从着这些古老宗教传统的彝人。“原来祭祀反咒时需要的神枝野杨柳屋前屋后都有，现在坐车走半天的路才能找到。现在养羊养牛无山，养鸡养猪无沟坝，请毕摩做法事需要牺牲，只有到市场去买，花钱很多。”许多世代延续下来的宗教活动不得不放弃，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现在年轻人很少穿彝族服装，只有到四五十岁以后才会穿。从前火把节会大家一块儿跳舞，现在不跳舞了，过节还是过，但是风俗改变了。传统的东西都留在老家了。”古柏彝族村民向记者讲述。
而兹能是苗族人的宗教职业者，兹能一般通过喊鬼、打鼓、摇铃、走阴、掐算、打卦等进行活动。苗民们生病时多数都会同时请医问神，患者在医院里久治不愈，苗民就请兹能到家进行咒鬼、断口嘴等法事。
“兹能有求必应，报酬也很低，一般买几斤酒或送几十元钱让他回家敬敬神就可以。兹能还通晓许多动植物药，他们跳神弄鬼的同时，也要给病人吃上动植物药，称"神药两解"。苗药不仅在苗民内部流行，而且相邻的其他民族也非常喜欢。”于晓刚介绍。
移民过后，许多的苗民产生了信仰危机，单一的苗族村寨不复存在，他们和其他民族有序地被安排在同一安置点，仅仅文化、语言就不断受到挑战，而信仰，更是渐渐被排挤到了处于弱势的地位。
有的移民点兹能很少，兹能的神性在移民聚集的村寨内不被其他民族承认。“因为他们搬迁了，搬迁到跟汉族同住，或者跟彝族同住，然后他们的这些医术就被人耻笑，被其他的民族耻笑，就觉得这些都是迷信。”于晓刚感到遗憾。
在苗族地区，对于兹能，大家都有一种理解，但是现在移民打破了这一切，别人可能会捂着嘴笑话他们。
“苗民的宗教信仰失去了神性”，于晓刚说，单家独户安置在其他地区或城镇的苗民，族性更加走向式微。信众搬了，神职人员未搬，远离放置灵牌的神山，这样的结果势必会使他们的信仰产生危机甚至断代。
“移民远迁使一家人距离远了。老人过世子女来不及参加葬礼，这是很不孝的事。社区分散，造成文化学习传承没有气氛，芦笙、打卦、送鬼、喊魂、翻阴码、苗医等风俗会丟掉。年轻人也不愿学习。在库区的上东组，还有白龙会，烧香，烧纸，乞求风调雨顺。妇女绣花技艺也在消失。”羊棚子后靠移民说。
居住在古柏村的杨家共两口人，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残疾，劳力不够。搬迁之前，当地民政部门给他们发低保，他们还可靠做编织、木活等体力强度不大的工艺活路，而现在，似乎也没有人再需要他们的这些手艺。
单波村的神山下，为电站坝址的所在地，山脚已经被挖了许多探洞。过去的村民在神山烧香、朝拜和转山。如今，神山的神被炸药炸走，生活惶惶不安。卓玛仍在悲痛，她时常站在山边，朝向故园的方向。她说自己最舍不得的是上铺子那些用手工打制的花岗岩盖起的藏式房子，不知道它们现在被埋进了哪一方泥土里。
天苍苍，野茫茫，河之上，民有殇。
藏彝走廊，被锦屏电站截流后的雅砻江依然有着千里之势。山谷萧瑟，天幕苍茫，在四川西部山的世界，大部分地区是崇山峻岭，悬崖峭壁。发育于这块奇异的土地，雅砻江自初便拥有奔腾呼啸的性格。
作为西南水电开发最为密集的流域之一，雅砻江从河源至河口，干流全长1571公里，流域面积约13.6万平方公里，天然落差3830米。雅砻江为全国十二大水电基地之一，全流域水能理论蕴藏量3840万KW，占长江流域总量的13.8%，技术可开发量达3466万KW。
根据地形地质条件，控制枢纽位置，交通及施工等条件，在历次查勘、复勘以及中下游水电规划工作的基础上，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在干流上共规划了23级开发方案，总装机容量3000万KW，年发电量约1500亿千瓦时。
从上至下依次为仰日、达尼坎多、温波寺、仁青岭、热巴、阿达、格尼、通哈、英达、新龙、共科、龚坝沟、两河口、牙根、愣古、孟底沟、杨房沟、卡拉乡、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二滩、桐子林。其中以下游五级电站名气较大，分别是锦屏一级水电站（360万千瓦）、锦屏二级水电站（480万千瓦）、官地水电站（240万千瓦）、二滩水电站（330万千瓦，已建成）、桐子林水电站（60万千瓦）。干涸的土地上，孩子的脸亦在灰尘弥布的空气中日渐干枯，他用澄澈的大眼睛瞪着这个世界，无法明白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卓玛的哭泣
在移民安置点，火柴盒似的房子拥挤地一间挨着另一间。新移民们时常一排排蹲在屋前，他们始终无法适应现在狭小的空间，又因没处可去，生活的日常就变成了木讷地聚在一起，望着脚下的滚滚江水。
雅砻江上游的上铺子是一个以藏、彝居民为主的村庄。村寨周围的山上有森林、牧场和湖泊，每每到了捡松茸的季节，人人上山，每人一年光松茸的收入就有1000元。加上捡虫草、贝母，还有其它草药白芨、大黄，每家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四五千块。
1987年，上铺子村民自力更生修建了引水沟和一个75千瓦的小水电。山泉水可饮用，可灌溉，还可转动碾米房，转动转经筒。“气候好，灾害少”，在谈起过去的家园时，卓玛的脸上泛起了一丝乡愁。
许多人家有牦牛，曾经20多家的牦牛在高山上放养，雇两个人专门挤奶，集体放牧，大家给工资。蜂也好在家里养，村边就是雅砻江，江中就能捕鱼吃。种类繁多的鱼类满足了上铺子村民们食的问题，雅鱼、草鱼、缸鳅、石斑子、黄辣丁、大花鱼……生活自给自足。
养不成蜂了，是水电站开发后带来的第一个信号。修路炸山突然带来的污染让蜜蜂们无法再如从前一样生存。
之后便是变成了建设工程营地，麦地龙乡决定将整个上铺子村搬离。“我们上铺子并不是淹没区”，村民们至今仍然感到困惑，为什么自己必须搬离世代居住的家园。
与其他非少数民族地区不同，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提出“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时，便是以民族区域作为依据。世居雅砻江的居民通常将他们的生活空间以居室为中心划为八种：住地即宅基地、种植地、水域、建材薪柴地、牧地、猎地、采集地、神山。长期的习惯形成，使得这些空间对于居民而言通常具有多重涵义，如私人拥有的，宅基地、土地、私有林 ；家族、民族或村寨所有的，如神山和放灵牌的山崖，水渠和水塘及找柴地；一个区域所共同所有的，如居住在一座山上的人都可以使用的原始森林，大家在维护森林植被安全的基础上，可以砍伐建材、竹木、采集、打猎、放牧。
过去在节日里，彝族人总是忍不住满足地唱道：“我们这家人，屋后有山好养畜，牛羊如云团；屋旁有水好捕鱼，鱼肉似柴块；屋前有坝好种地，五谷如山丘。”能砍斜坡上长的柴来烧，能舀往下淌的泉水来喝，能走绕山的路回家，彝族人的快乐简单明了。过去的家园已经基本成为废墟。在上铺子，仍有部分村民还留在原地，然而巨大的尘土已将他们的生活彻底笼罩，故土成为施工工地是他们已无力改变的现实。
“我们这里是2004年9月份开工修进场公路一直到现在，灰尘大得人都住不起了，人都有病了，果树全部干死，现在麦子、包谷那些庄稼都长不好。污染大，原来一些果树500到600每棵，现在100到200元。”少数尚未搬迁的上铺子村民无奈地说。
找了几次施工方，但没有人理他们，并被告知再来就是阻挠施工。干旱的发生太平常，“没开工前，我们人啥子事都没有，现在每天都有人到乡上输液看病。污染太大了，主要是炸药炸的，灰灰就过来了。”
藏族姑娘卓玛坐在移民安置点的门口，她与和她一起移民过来的上铺子女人们茫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眼神中的惊魂未定无法掩饰她们对于未来种种不确定性的担忧。
“全部干完了，死了。”卓玛反复喃喃自语着这句话。再多说一句，她的眼泪就突然夺眶而出。
最痛苦的时刻
陈烟甲的妻子身体不好。搬到了古柏村之后，病情再度加重。
过去在木里，河谷地带气候温润，一下子就到了一个原盐的平坝，且这个平坝又是一个非常干冷的地方，连农作物都完全不一样。
“过去是可以种稻米这样的一些作物，现在只能够种像包谷这样的杂粮，或者是洋芋这样的作物了。他们的饮食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田地都是水稻土，常年耕种水稻，现在到一个含沙很多的沙土地，产量很低，而且现在分给他们的地还不如以前那么多。以前，因为在河谷地带，山场面积也很大，他们要开垦一些荒地都还比较方便，每家的土地都比较多。现在是到平坝，是过去的一个农场，这个农场很多很多的移民，人均耕地就非常少，也就造成他们的粮食产量也非常低。”“绿色流域”专家于晓刚说。
相对于老家，古柏移民新村还有一个最直接的生存问题就是居住面积减少。过去在宅基地，每家的面积有300到600平米不等，而现在只有200平米。
一家挤着一家，狭窄的空间所带来的是空气的不流动，以及移民们生存环境的简陋。 “宅基地只给200平方米，家有11口人，三个兄弟分家根本不够用。在老家可以选择合适的地方建房，只需建好审批就可以。”古柏移民陶银摊摊手。
新建房屋的卫生设施不足，全村70多户人家多数无卫生间，只有一个公用的旱厕。人畜禽共居的局面几乎是每家每户都不能避免的尴尬，也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打听过，解决饮用水的政府工程需要再等3到5年。”陶银告诉记者。从气候适宜海拔1880米的河谷搬到寒冷的海拔2400米以上的高原盆地，冬季平均气温低了近10度。再加上饮用水的水质低、水垢大、污染严重，消化道疾病常发，传染性疾病更是非常容易就四处蔓延，“往来的人员太杂了，老人过冬特别困难。”
由于户口和医保还在老家，陈烟甲每次带妻子看病，都需要回到80公里外的老家才能报销。妻子对新的居住环境始终无法适应，虽然就医问题越来越迫切，但时日一长，因无力支付医药费，有病她也宁可拖着，不愿意再进医院给家人添麻烦。
“医药费不能在当地报销，只能回木里报销，现在还有四千多没有报，其它依新农合的报销回木里也非常不方便，其他家人的健康也不如以前。”陈烟甲叹了口气，在老家时，多数人懂草药，自己找草药，还能摸索出一些医术来，小病可以不出村。而现在，面对一家老小的健康，陈烟甲只能望天兴叹，束手无措。
到了古柏村之后，杨子坡常说自己有一种受到歧视的感觉。多民族突然就聚集到了一起，“什么事都要排在当地人之后”。古柏移民村有多户老、弱、病、残的家庭，在老家时，亲戚的帮助，是生活维持的一部分，而现在，原来的社会网络被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离。移民的孩子在打防病疫苗等事务时总是要排在当地人之后，许多移民家庭的孩子经常会遇到因为当地医院疫苗用完了而不能及时接种的情况。
“现在病都比原来多了，常见病有感冒，痢疾，结石。我在木里没去过医院，这里已去过三次了。胃病、感冒花两千多。老婆过去没看过病，到这一年多，看病花了两千多。小孩进医院更多了。过去小病找草药。在老家我得过一次肺炎，就去有牦牛的雪山3000米以上找了贝母，冲了吃两次咳嗽就停了。现在上山远得多了，小病就买点药扛过去了，大病只能去县里医院。”杨子坡说。
在老家，只要不下雨，娃娃都可以上山采药，采到的多数草药医生都会用。“我们这些山里的药材，有些骨头断了都可以接。”陈烟甲说。而现在，他只能蜗居在一个极其有限的空间里，眼睁睁看着家人挣扎在病痛之中。
“心像被刀挖去了一样。”他撇过头去。于晓刚，云南大理大众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广中心主任，“绿色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将获得者，菲律宾政府麦格赛赛奖获得者。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拉市海.丽江.长江上游等地的环境保护，让拉市海等许多小流域的村村寨寨唱起了新歌
那些终成回忆的信仰
彝族有其悠久独特的宗教信仰体系，以祖先崇拜为中心，宗教仪式生活的复杂深邃，几乎贯穿于整个彝人的婚丧嫁娶、节日盛典、季节变化以及平时的生活常态。
在原住地，每当彝族人举行这些宗教仪式时，都有固定的苏尼和毕摩长期为他们服务。相互信任，从不讨价还价，有求必应。仪式需要的神枝蓍草以及牺牲都可以自行解决或在同村内相互补给，然而搬迁后，这些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他们。
古柏村的毛色是一位一直遵从着这些古老宗教传统的彝人。“原来祭祀反咒时需要的神枝野杨柳屋前屋后都有，现在坐车走半天的路才能找到。现在养羊养牛无山，养鸡养猪无沟坝，请毕摩做法事需要牺牲，只有到市场去买，花钱很多。”许多世代延续下来的宗教活动不得不放弃，心里总觉得不舒服。
“现在年轻人很少穿彝族服装，只有到四五十岁以后才会穿。从前火把节会大家一块儿跳舞，现在不跳舞了，过节还是过，但是风俗改变了。传统的东西都留在老家了。”古柏彝族村民向记者讲述。
而兹能是苗族人的宗教职业者，兹能一般通过喊鬼、打鼓、摇铃、走阴、掐算、打卦等进行活动。苗民们生病时多数都会同时请医问神，患者在医院里久治不愈，苗民就请兹能到家进行咒鬼、断口嘴等法事。
“兹能有求必应，报酬也很低，一般买几斤酒或送几十元钱让他回家敬敬神就可以。兹能还通晓许多动植物药，他们跳神弄鬼的同时，也要给病人吃上动植物药，称"神药两解"。苗药不仅在苗民内部流行，而且相邻的其他民族也非常喜欢。”于晓刚介绍。
移民过后，许多的苗民产生了信仰危机，单一的苗族村寨不复存在，他们和其他民族有序地被安排在同一安置点，仅仅文化、语言就不断受到挑战，而信仰，更是渐渐被排挤到了处于弱势的地位。
有的移民点兹能很少，兹能的神性在移民聚集的村寨内不被其他民族承认。“因为他们搬迁了，搬迁到跟汉族同住，或者跟彝族同住，然后他们的这些医术就被人耻笑，被其他的民族耻笑，就觉得这些都是迷信。”于晓刚感到遗憾。
在苗族地区，对于兹能，大家都有一种理解，但是现在移民打破了这一切，别人可能会捂着嘴笑话他们。
“苗民的宗教信仰失去了神性”，于晓刚说，单家独户安置在其他地区或城镇的苗民，族性更加走向式微。信众搬了，神职人员未搬，远离放置灵牌的神山，这样的结果势必会使他们的信仰产生危机甚至断代。
“移民远迁使一家人距离远了。老人过世子女来不及参加葬礼，这是很不孝的事。社区分散，造成文化学习传承没有气氛，芦笙、打卦、送鬼、喊魂、翻阴码、苗医等风俗会丟掉。年轻人也不愿学习。在库区的上东组，还有白龙会，烧香，烧纸，乞求风调雨顺。妇女绣花技艺也在消失。”羊棚子后靠移民说。
居住在古柏村的杨家共两口人，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残疾，劳力不够。搬迁之前，当地民政部门给他们发低保，他们还可靠做编织、木活等体力强度不大的工艺活路，而现在，似乎也没有人再需要他们的这些手艺。
单波村的神山下，为电站坝址的所在地，山脚已经被挖了许多探洞。过去的村民在神山烧香、朝拜和转山。如今，神山的神被炸药炸走，生活惶惶不安。卓玛仍在悲痛，她时常站在山边，朝向故园的方向。她说自己最舍不得的是上铺子那些用手工打制的花岗岩盖起的藏式房子，不知道它们现在被埋进了哪一方泥土里。
天苍苍，野茫茫，河之上，民有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