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谈起上海早期话剧舞台上的女性表演艺术家，往往只记得白杨，这是因白杨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而且后来又演了较多电影，而叶露茜走上话剧舞台较白杨更早，抗战将胜利之际，则服从革命的需要，投身于隐蔽战线的工作了。全国解放后，她始终未能再回到舞台。如今，曾经欣赏过叶露茜表演艺术的恐怕只有像我这样九十六岁以上的老人了。
　　叶露茜1917年生于广东南雄，在上海读中学时，就参加了上海左翼剧联领导的业余演剧活动，1935年开始成为“星期小剧场运动”的主要演员，参加了《钦差大臣》《大雷雨》《武则天》等剧目的演出。由于是运动员出身，身材高挑，平时生活习惯也有些洋化，叶露茜在舞台上演西方女性，举手投足惟妙惟肖，观众几乎认不出是中国人，因此获得普遍的赞赏。
　　抗战时，上海的话剧工作者分别组成十几个演剧队，到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叶露茜被分配到第三队，在武汉演出了《塞上风云》《夜光杯》《最后胜利》等剧，在表演艺术上有卓越的造诣。在重庆时，她也继续参与话剧演出。
　　1939年，由邹韬奋介绍，叶露茜在新疆乌鲁木齐（当时的迪化）任教师的同时，为当地的话剧团体导演了《武则天》《心防》《雷雨》和《北京人》。这是乌鲁木齐第一次开始普及话剧，开拓了文艺界的新天地。窃据新疆“领导”的军阀盛世才，对新文艺工作者横加迫害，她处境十分危险。周恩来同志得知此事，设法让她回到重庆，参加中国艺术剧团，她演出了《家》《戏剧春秋》《上海屋檐下》《蠢货》等剧，尤其在《蠢货》中她又一次演出西方女性，使重庆的话剧观众耳目一新。因为她的发音比较脆而“尖”，和一般的中国女性有些差异，所以听起来也像是听西方女性在讲话。
　　但是，重庆的话剧演出却成了她舞台艺术的谢幕。1944年，她随杜宣同志到了昆明，虽然参加了新中国剧社，并未登上舞台。1945年她被派到香港做妇女工作。1947年，在香港正式参加了中共地下党。1948年，她又被派掩护刘晓同志潜回上海，为解放军解放上海作内应。这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危险的工作，她完成得十分出色。
　　尽管她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贡献不少，却从不以功臣自居，谦让之至，一直要求在基层工作。
　　1949年，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剧艺室举办春节竞赛，全市120多个剧团都踊跃参加。按剧种分组，当时锡剧团有八个，锡剧名演员梅兰珍、王暖暖、王福清都在上海，因此成立了锡剧组。成员有锡剧老艺人一名——赵更生（锡剧改进协会主席），新文艺工作者一名，请的就是当时在基层任科长的叶露茜，我作为文艺处剧艺室的锡剧方面的负责人，和他们俩一起共同负责锡剧八个团的竞赛工作。从此，我们三个人朝夕相处一个月之久。她是话剧明星，但十分谦和，说对锡剧不熟悉，从不擅做主张。我才知道这位大演员如此平易近人，她才知道我原来是她多年来的忠实观众。
　　无巧不成书。1954年，华东大区撤销，我从华东戏曲研究院调到上海市文化局艺术一处。原来她早已在艺术一处担任科长了，彼此是老朋友，相处更为亲切，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了一年多，大家配合相当默契。凡是十分麻烦的事情，诸如工资调整等等，大家总是推选她去做。后来，上海的文艺工作开始较大的扩展。上海文化局的电影处撤销，另设电影管理局，原任电影处处长的顾仲彝调至上海戏剧学院任教授。叶露茜也调至上海戏剧学院，任导演系总支书记。当时同志之间的感情非常亲密，叶露茜请艺术一处的全体同志到她家中做客，并为我们介绍了她的爱人杜宣同志。叶露茜和杜宣两个人忙得不可开交，为我们泡了好茶，送上一批又一批广式的点心。这些点心，不是店家买来的，而是他们亲手做的，使我们觉得十分温馨。
　　我们发现他们家里孩子有一群，好像除了自家的孩子之外，还有一个孩子是另外一位文艺界朋友的。他们没有说，我们当然也不便问。很明显，家务相当繁重，杜宣经常在北京或外地，还经常出国，叶露茜身挑家务重担，从来没有早退或迟到，也从未为家务繁重而发过牢骚，她有很好的素质，说涵养或者更适合些。
　　叶露茜去了戏剧学院，我们虽然不坐在一个办公室了，但是联系迄未中断。我因为和上海戏剧学院经常有工作要联系，去得比较勤，而且当时在戏剧学院任教的顾仲彝、阎哲吾，担任党务领导工作的苏堃，都是本来就十分熟悉的。顾仲彝先生更是我在复旦读大一英语的老师，再加上叶露茜，所以去联系工作时，往往也串门，谈上十几分钟。
　　1960年开始，上海市文化局、上海戏剧学院合作，开办了两次戏剧编剧班，一次戏剧研究生班（学员系复旦、华师大、上师大毕业生），我经常去上课，这三个班主要戏文系负责多一些，其他导演系、表演系、舞美系也对这三个班很关心。同时这三个系也都请我讲课，讲的都是《西厢记》。
　　后来，我有几年时间集中在修订《辞海》这一工作上，告一段落后，又在上海剧协呆了相当长的时间，打算利用已经搜集起来的许多材料，编辑《戏曲曲艺辞典》，和叶露茜的联系少了一些。
　　“文革”十年，杜宣、叶露茜夫妇也都受尽了煎熬，我们重新见面时，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我开始重新继续《西厢记》的研究，上海的高等院校以及其他省市的文化厅、局，大专院校先后都来邀请我去讲《西厢记》。但是，我当年每次讲《西厢记》是连续四个上午，有一个万字左右的提纲，却在“文革”中两次抄家时被抄掉了，一时之间，重写也感困难。走投无路之际，我忽然想到了叶露茜，她主要管党的思想工作，是否对讲义也管，我心中并无定数。当时导演系的业务工作，主要由郭东篱先生负责，于是我写了一信，同时写上叶露茜、郭东篱两位的名字寄去。正是天无绝人之路，叶露茜很快就把我当年在导演系的讲课提纲寄了来。此恩此德，使我终身难忘。接着导演系也真的又请我去讲了《西厢记》。
　　叶露茜同志和杜宣同志的恩爱也可以称为“相濡以沫”的模范家庭。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俩仿佛又焕发了青春的火焰，每当文艺界举行内部的联欢会，他俩总是带头进入舞池，翩翩起舞。杜宣对叶露茜的忠贞和思念在他后来出版的散文集《芳草梦》中有充分的表达，读之，使人潸然泪下。
　　1998年4月25日下午，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举办“杜宣文学生涯65周年作品朗诵会”，话剧表演艺术家周谅量朗诵杜宣于1997年写的《忆露茜》一诗，神情并茂，朗诵者和所有在座者无不热泪盈眶。
　　回忆往事，我记得叶露茜曾在不知不觉之间有过几次深长的叹息。我们相处既久，我曾冒昧地问她，有什么事情使她伤感，我还以为是什么有关感情方面的伤心事。她的答复，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她说：“我是十分热爱舞台艺术的，后来却因种种原因服从党的需要，离开了舞台。好在现在还是做戏剧方面的工作，培养下一代也很重要。不过，对于当年的种种经历，无论是悲是喜，我总难以忘怀。”
　　听了这番表白，我完全能理解，一个好演员对舞台的留恋与情感，想必深切。但我也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
　　叶露茜逝世于1992年，我正在外地讲学，没有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一晃，又23年过去了。
　　叶露茜，昨夜星辰依旧在我心中闪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