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闽粤赣交界的闽西山区，有着让世界为之震撼的“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区建筑”，它们便是客家土楼。这是一种集体聚居的生土夯筑的大型建筑，形式多样，且因地制宜，与周围山水和谐相处。2008年7月7日，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福建土楼”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6个世界遗产地！
土楼成为世界遗产之一员，说明这一承载着灿烂历史的建筑形式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宙合”：建筑的生命世界
土楼作为居住的场所，并不只是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同时它也是人们精神上的“家园”。
与纪念性、标志性建筑不同，作为民居建筑的土楼不刻意追求永恒或者不朽，它不过让普通人的生命得到自然的隐藏和显现；它不从生活中抽离什么，也不增加什么，而是让生活如常存在。它不言说，却也表达—通过每一个居住在其中的人来感受，通过每一个接近它的人的心灵来表达。它静静站立，以其存在提示着流逝的过去，那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艰辛和幸福，沉重和高蹈。它也遥望着远方和未来，以平和之心、超然之态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实现和消逝。
“宙合”一词源自《管子》。“宙合”首先是一种超越日常空间观念的空间性存在。《管子·宙合》云：“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意，上通之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天地已经够大了，但“宙合”“大之无外”，能包容天地在内。另一方面，“宙合”又“小之无内”，“散之于无间”，是至精至微的。
“宙合”不只是空间性的存在。《尸子》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淮南子》亦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宙”是古往今来的所有时间。可见，“宙合”也是一个时间性概念。
综合起来看，“宙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浑然交融的状态，它构成了世界的经纬。“宙合”实际上就是古人推崇的宇宙、社会与人生之“道”。
选择“宙合方圆”作为文题，正是为了突破以往研究民居时就建筑言建筑的樊囿，尝试把土楼置入宏大的时空背景当中，将其视为一个“意义生成”的世界，站在生命存在的视角上为曾经遭受“祛魅”的土楼再次“复魅”。
建筑生命的源泉，根在人，在人的生活及其文化。建筑如“宙合”般的大袋子，把人的生活和文化合络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观他者，也可发现自己。土楼建筑是大地宇宙间生命展开的表象，是人类思想的具象形式。表象和具象之后蕴藏的是人们的生活哲学、生命智慧，是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之“道”的理解。“宙合”的世界如同不息川水，汇入时间之河，形成文化之流。这是建筑的生气所在，灵魂所系。
每一座土楼都呈现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建筑构件连同它们与环境的呼应、“对话”，呈现出居住者的生活面貌、生存智慧、生命的艰难及其诗性。客家土楼呈现出来的是客家人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的生命境界。当然，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其具体可见可感的符号和形象，也有可悟可思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性。
“圆”和“方”的现实形态与文化蕴藉
圆楼和方楼是客家土楼的两种基本形态，土楼的其他形态如五凤楼、椭圆形土楼、弧形土楼、半圆形土楼、扇形土楼、五角形土楼、马蹄形土楼等都跟圆形和方形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或可称之为它们的变异形式或混合形态。这并不是说“方形土楼”与“圆形土楼”是客家土楼的两个原型，而是说“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最集中、也最充分地表现了带有普遍性的土楼形式，集中诠释了“圆”和“方”的文化意象和观念。
“圆”和“方”作为客家土楼的基本形象，不仅只是视觉形式，也是一种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气质遥相呼应，息息相通。《周易·系辞上》中有这样诗性和思性兼美的句子：“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周易》说的是变易之道、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质，而“圆”与“方”显然是《易》之智慧的两条路径。牟宗三先生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感慨道：“人的精神呀，人的智慧有用‘圆而神’的方式发出，有以‘方以知’的方式发出。”可以说，“方圆智慧”是中国人的宇宙智慧、生命智慧、生存智慧、伦理智慧和生活智慧。在文化意蕴上，“圆”和“方”象征着天与地、自由和秩序、自然和人工、浪漫想象与现实理性……方圆智慧，把无限的变化和万物的差异恰如其分地置放于得体境遇之中。而万物因合其性、得其体，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溯源求根，乃是人类思维的情结，抑或是宿命。关于客家土楼起源和流变的研究因此成为首要问题、基本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各种起源说法中，有些观点明显带有主观的想象、臆测成分，尽管这种想象可能是诗意的。例如，曾有学者根据圆土楼的形状推论出客家土楼得以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于客家人顽强的女阴崇拜意识”（张佑周：《闽西客家土楼生殖崇拜事象探举》，《客家纵横》1992年第2期）。意象关联或许是存在的，而这种关联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现实，其过程和机制的复杂性或许会使做出论断更为艰难。
罗香林先生为客家学的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他考证提出：客家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受边疆部族侵扰和中原战乱的影响，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到南方，以后继续再往包括海外在内的四方播撒，最终形成了今天客家的分布状况。固然客家是从中原迁徙而来，但这并不能说明客家土楼源自中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建筑不像语言、生产工具和技术，可以由千里之外携带而来继续使用，它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建筑材料、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综合影响。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化意识等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传承性，它们也与如何生活、如何居住有着紧密关系，但是由此说客家土楼来自中原却是成问题的。这一研究路数的学者通过考证发现，中原的“坞”（堡）与客家土楼之间存在许多契合之处，特别是对防御性的重视。不过，要确证“坞”与客家土楼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许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做。
还有一种观点：圆土楼的原型来自六千年前的半坡文化姜寨遗址中的圆形住居，方楼则起源于汉晋流行的坞堡。这种解释无疑是一个横跨几千年的历史想象，并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早期人类的住宅形式无疑都是非常相似的，而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则各不相同。这样的“源”显然是太过于遥远。
当我们为客家土楼寻找根源的时候，放眼历史长河，浩瀚如星空，何处是故乡？谁是我们自己？或许应该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是谁。一旦我们建立了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感悟、理解和认知，我们便能够很好地理解自身，以及我们的“根”。因此，客家土楼的起源问题依赖于我们对于土楼更为深刻的理解。客家土楼是特定的一群人在特定的地所，以特定的方式去居住、去生活、去存在的场域。他们有自己面临的难题，有自己的生活理解和理想，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简单地表述土楼起源于什么是艰难的事情。它并不来源于他者，它只来源于自身，因为它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一个自为自在的世界，有自身特定的时空语境。
逻辑层次上的艺术起源探讨有其自身的理论诉求。某一特定建筑起源的探讨，虽不能根据完全普遍意义上的建筑起源理论演绎而来，但相对于经验层面上的影响关系而言，其解释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土楼起源的解释依赖于对土楼建筑艺术的理解，而不是在漫无边际的历史中寻找相似的形象，也不是在周边地区寻找类似的居住模式。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性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土楼的起源问题。
在“流”的分析上，方楼与圆楼的关系，尤其方楼和圆楼孰先孰后一直备受关注。有学者依据某种艺术人类学思路提出一种非常符合逻辑，却很难得到历史验证的看法。这种观点是通过回溯想象的原始语境来展开论述的：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过着平等、平均的氏族生活，他们围绕着黑暗中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享受美味的猎物，欢畅地跳着原始的激情舞蹈；以火堆为中心，形成一个到中心距离相等的圆，这成为最早的圆形居住的意象及其文化源头。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不平等出现了，秩序应运而生，方方正正的方楼也就出现了。由此可见，圆楼起源理应比方楼起源要早。
这种解释无疑是浪漫而颇让人心动的，因为它构造了一个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场景，方楼和圆楼被安置在这个逻辑链条上。然而，这一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中的推论，可想而知。首先，它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明。其次，这个解释得以确立的社会基础无疑是缺乏普遍性依据的。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组织是否直接决定了建筑形制呢？是否有其他客观条件或文化观念参与其中？笔者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提出质疑：一、客家土楼毕竟只是近几百年以来的事情，它的生成语境与原始艺术起源的历史想象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二、大量的土楼调查显示，方楼产生的年代远远早于圆楼，早期方楼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圆楼。客家土楼的实例或许不能完全推翻以上圆楼早于方楼的论断，然而，至少说明二者之间的演变存在着复杂性。
就客家土楼而言，到底是先圆而后方，还是先方而后圆呢？有学者通过考证现有土楼的建造年代，比较二者功能上的优劣得出结论，认为客家土楼经历了一个从方到圆的转化过程。黄汉民先生通过列举圆楼相对方楼而言的八个方面优点，证明方楼转化到圆楼的必然性。诸如圆楼更有利于房间分配、节省建材、营造方便、抗震性能好、利于避煞等。从自然选择的思路来看，相对于方楼而言，圆楼具有如此多的优势，理应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然而是否能够因此说方楼就比圆楼早呢？A优于B，是否能够说A是由B转化而来的呢？这种逻辑显然是不够严密的。笔者这种质疑或许有些极端，但我们确实应该留意，在进行任何历史描述时都要充分估计历史的复杂性。
方楼有哪些圆楼不具备的优点？方楼的不可替代性在何处？无论是圆楼优越于方楼，抑或是方楼优越于圆楼，都不能充分说明圆楼早还是方楼早，因为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圆楼和方楼一直都共同存在着，谁也没有最终取代谁。正如“一阴一阳谓之道”，“一方一圆”才是客家土楼，二元对立，定要分个先后高下或许只是进行认识与考证的智力游戏。实际上，圆楼和方楼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殊途同归，同旨殊形，共同表征着客家土楼世界的魅力。
见证与寄托：守护一片精神天空
土楼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见证了那些已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人、物和故事；它们仍栩栩如生地“活”在土楼的每一个角落里。
土楼是一个民族的见证，它见证了在千年迁徙过程中经历了百转千回的客家民系。千年的历史沧桑凝固在土楼身上，我们分明可以在它中间看到过往的筚路蓝缕，听到曾经的书声朗朗。
它又岂止是见证了一个民系？在它身上，我们明明可以看到整个汉族乃至中华民族流淌着的鲜红血液。它是向世人展示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的一张“名片”，“他们（客家人）走在路上的身影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奋斗不息的写照”（何葆国：《中国土楼·序》，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感受土楼，就是感受一个民族拓荒垦殖、颠沛流离的苦难命运。叩问土楼，就是叩问那眼在漂泊者心头永远清澈如昔的力量泉源。守护土楼，就是守护深藏在民间的、栩栩如生又无以释怀的历史文化回忆……
在今天，土楼已经成为客家人沧桑历史和民系精神的负载形式，成为珍藏在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头的精神故乡。作为“心灵家园”，它吸引着华夏儿女的目光，成为维系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感的强大纽带，思“家”的游子每年都要到这里驻足“朝拜”。土楼的这种精神价值“与古为新”，在精神“无根”、价值“失重”的现在显得弥足珍贵，并且将在未来不断得到彰显。
（题图：永定县下洋镇初溪土楼群）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土楼成为世界遗产之一员，说明这一承载着灿烂历史的建筑形式进一步得到了世界的承认。
“宙合”：建筑的生命世界
土楼作为居住的场所，并不只是满足人们居住的需要，同时它也是人们精神上的“家园”。
与纪念性、标志性建筑不同，作为民居建筑的土楼不刻意追求永恒或者不朽，它不过让普通人的生命得到自然的隐藏和显现；它不从生活中抽离什么，也不增加什么，而是让生活如常存在。它不言说，却也表达—通过每一个居住在其中的人来感受，通过每一个接近它的人的心灵来表达。它静静站立，以其存在提示着流逝的过去，那些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艰辛和幸福，沉重和高蹈。它也遥望着远方和未来，以平和之心、超然之态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实现和消逝。
“宙合”一词源自《管子》。“宙合”首先是一种超越日常空间观念的空间性存在。《管子·宙合》云：“天地，万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宙合之意，上通之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散之于无间，不可名而山。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故曰有橐天地。”天地已经够大了，但“宙合”“大之无外”，能包容天地在内。另一方面，“宙合”又“小之无内”，“散之于无间”，是至精至微的。
“宙合”不只是空间性的存在。《尸子》说：“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淮南子》亦说：“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宙”是古往今来的所有时间。可见，“宙合”也是一个时间性概念。
综合起来看，“宙合”是一种时间和空间浑然交融的状态，它构成了世界的经纬。“宙合”实际上就是古人推崇的宇宙、社会与人生之“道”。
选择“宙合方圆”作为文题，正是为了突破以往研究民居时就建筑言建筑的樊囿，尝试把土楼置入宏大的时空背景当中，将其视为一个“意义生成”的世界，站在生命存在的视角上为曾经遭受“祛魅”的土楼再次“复魅”。
建筑生命的源泉，根在人，在人的生活及其文化。建筑如“宙合”般的大袋子，把人的生活和文化合络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可以观他者，也可发现自己。土楼建筑是大地宇宙间生命展开的表象，是人类思想的具象形式。表象和具象之后蕴藏的是人们的生活哲学、生命智慧，是人们对于宇宙和人生之“道”的理解。“宙合”的世界如同不息川水，汇入时间之河，形成文化之流。这是建筑的生气所在，灵魂所系。
每一座土楼都呈现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建筑构件连同它们与环境的呼应、“对话”，呈现出居住者的生活面貌、生存智慧、生命的艰难及其诗性。客家土楼呈现出来的是客家人的生活世界，也是他们的生命境界。当然，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其具体可见可感的符号和形象，也有可悟可思的精神气质和文化特性。
“圆”和“方”的现实形态与文化蕴藉
圆楼和方楼是客家土楼的两种基本形态，土楼的其他形态如五凤楼、椭圆形土楼、弧形土楼、半圆形土楼、扇形土楼、五角形土楼、马蹄形土楼等都跟圆形和方形有着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或可称之为它们的变异形式或混合形态。这并不是说“方形土楼”与“圆形土楼”是客家土楼的两个原型，而是说“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最集中、也最充分地表现了带有普遍性的土楼形式，集中诠释了“圆”和“方”的文化意象和观念。
“圆”和“方”作为客家土楼的基本形象，不仅只是视觉形式，也是一种精神，与传统文化的气质遥相呼应，息息相通。《周易·系辞上》中有这样诗性和思性兼美的句子：“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周易》说的是变易之道、生生不息的生命气质，而“圆”与“方”显然是《易》之智慧的两条路径。牟宗三先生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感慨道：“人的精神呀，人的智慧有用‘圆而神’的方式发出，有以‘方以知’的方式发出。”可以说，“方圆智慧”是中国人的宇宙智慧、生命智慧、生存智慧、伦理智慧和生活智慧。在文化意蕴上，“圆”和“方”象征着天与地、自由和秩序、自然和人工、浪漫想象与现实理性……方圆智慧，把无限的变化和万物的差异恰如其分地置放于得体境遇之中。而万物因合其性、得其体，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活力。
溯源求根，乃是人类思维的情结，抑或是宿命。关于客家土楼起源和流变的研究因此成为首要问题、基本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在各种起源说法中，有些观点明显带有主观的想象、臆测成分，尽管这种想象可能是诗意的。例如，曾有学者根据圆土楼的形状推论出客家土楼得以形成“最根本的原因，是出自于客家人顽强的女阴崇拜意识”（张佑周：《闽西客家土楼生殖崇拜事象探举》，《客家纵横》1992年第2期）。意象关联或许是存在的，而这种关联如何成为一种普遍现实，其过程和机制的复杂性或许会使做出论断更为艰难。
罗香林先生为客家学的研究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客家研究导论》中他考证提出：客家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受边疆部族侵扰和中原战乱的影响，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到南方，以后继续再往包括海外在内的四方播撒，最终形成了今天客家的分布状况。固然客家是从中原迁徙而来，但这并不能说明客家土楼源自中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建筑不像语言、生产工具和技术，可以由千里之外携带而来继续使用，它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当地的地理环境、气候、建筑材料、经济和政治状况的综合影响。生活方式、审美观念、文化意识等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传承性，它们也与如何生活、如何居住有着紧密关系，但是由此说客家土楼来自中原却是成问题的。这一研究路数的学者通过考证发现，中原的“坞”（堡）与客家土楼之间存在许多契合之处，特别是对防御性的重视。不过，要确证“坞”与客家土楼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许还有很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做。
还有一种观点：圆土楼的原型来自六千年前的半坡文化姜寨遗址中的圆形住居，方楼则起源于汉晋流行的坞堡。这种解释无疑是一个横跨几千年的历史想象，并不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早期人类的住宅形式无疑都是非常相似的，而如何从简单走向复杂，则各不相同。这样的“源”显然是太过于遥远。
当我们为客家土楼寻找根源的时候，放眼历史长河，浩瀚如星空，何处是故乡？谁是我们自己？或许应该回过头来，问问自己是谁。一旦我们建立了人作为一种存在的感悟、理解和认知，我们便能够很好地理解自身，以及我们的“根”。因此，客家土楼的起源问题依赖于我们对于土楼更为深刻的理解。客家土楼是特定的一群人在特定的地所，以特定的方式去居住、去生活、去存在的场域。他们有自己面临的难题，有自己的生活理解和理想，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思路。简单地表述土楼起源于什么是艰难的事情。它并不来源于他者，它只来源于自身，因为它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一个自为自在的世界，有自身特定的时空语境。
逻辑层次上的艺术起源探讨有其自身的理论诉求。某一特定建筑起源的探讨，虽不能根据完全普遍意义上的建筑起源理论演绎而来，但相对于经验层面上的影响关系而言，其解释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对土楼起源的解释依赖于对土楼建筑艺术的理解，而不是在漫无边际的历史中寻找相似的形象，也不是在周边地区寻找类似的居住模式。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性并不足以完全解释土楼的起源问题。
在“流”的分析上，方楼与圆楼的关系，尤其方楼和圆楼孰先孰后一直备受关注。有学者依据某种艺术人类学思路提出一种非常符合逻辑，却很难得到历史验证的看法。这种观点是通过回溯想象的原始语境来展开论述的：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生产力非常不发达的情况下，只能过着平等、平均的氏族生活，他们围绕着黑暗中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享受美味的猎物，欢畅地跳着原始的激情舞蹈；以火堆为中心，形成一个到中心距离相等的圆，这成为最早的圆形居住的意象及其文化源头。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出现，不平等出现了，秩序应运而生，方方正正的方楼也就出现了。由此可见，圆楼起源理应比方楼起源要早。
这种解释无疑是浪漫而颇让人心动的，因为它构造了一个似乎是合乎情理的场景，方楼和圆楼被安置在这个逻辑链条上。然而，这一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想象中的推论，可想而知。首先，它缺乏考古学上的证明。其次，这个解释得以确立的社会基础无疑是缺乏普遍性依据的。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组织是否直接决定了建筑形制呢？是否有其他客观条件或文化观念参与其中？笔者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提出质疑：一、客家土楼毕竟只是近几百年以来的事情，它的生成语境与原始艺术起源的历史想象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二、大量的土楼调查显示，方楼产生的年代远远早于圆楼，早期方楼的数量也远远多于圆楼。客家土楼的实例或许不能完全推翻以上圆楼早于方楼的论断，然而，至少说明二者之间的演变存在着复杂性。
就客家土楼而言，到底是先圆而后方，还是先方而后圆呢？有学者通过考证现有土楼的建造年代，比较二者功能上的优劣得出结论，认为客家土楼经历了一个从方到圆的转化过程。黄汉民先生通过列举圆楼相对方楼而言的八个方面优点，证明方楼转化到圆楼的必然性。诸如圆楼更有利于房间分配、节省建材、营造方便、抗震性能好、利于避煞等。从自然选择的思路来看，相对于方楼而言，圆楼具有如此多的优势，理应逐渐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然而是否能够因此说方楼就比圆楼早呢？A优于B，是否能够说A是由B转化而来的呢？这种逻辑显然是不够严密的。笔者这种质疑或许有些极端，但我们确实应该留意，在进行任何历史描述时都要充分估计历史的复杂性。
方楼有哪些圆楼不具备的优点？方楼的不可替代性在何处？无论是圆楼优越于方楼，抑或是方楼优越于圆楼，都不能充分说明圆楼早还是方楼早，因为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圆楼和方楼一直都共同存在着，谁也没有最终取代谁。正如“一阴一阳谓之道”，“一方一圆”才是客家土楼，二元对立，定要分个先后高下或许只是进行认识与考证的智力游戏。实际上，圆楼和方楼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殊途同归，同旨殊形，共同表征着客家土楼世界的魅力。
见证与寄托：守护一片精神天空
土楼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见证了那些已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人、物和故事；它们仍栩栩如生地“活”在土楼的每一个角落里。
土楼是一个民族的见证，它见证了在千年迁徙过程中经历了百转千回的客家民系。千年的历史沧桑凝固在土楼身上，我们分明可以在它中间看到过往的筚路蓝缕，听到曾经的书声朗朗。
它又岂止是见证了一个民系？在它身上，我们明明可以看到整个汉族乃至中华民族流淌着的鲜红血液。它是向世人展示的历久弥新的中华民族的一张“名片”，“他们（客家人）走在路上的身影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奋斗不息的写照”（何葆国：《中国土楼·序》，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感受土楼，就是感受一个民族拓荒垦殖、颠沛流离的苦难命运。叩问土楼，就是叩问那眼在漂泊者心头永远清澈如昔的力量泉源。守护土楼，就是守护深藏在民间的、栩栩如生又无以释怀的历史文化回忆……
在今天，土楼已经成为客家人沧桑历史和民系精神的负载形式，成为珍藏在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头的精神故乡。作为“心灵家园”，它吸引着华夏儿女的目光，成为维系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感的强大纽带，思“家”的游子每年都要到这里驻足“朝拜”。土楼的这种精神价值“与古为新”，在精神“无根”、价值“失重”的现在显得弥足珍贵，并且将在未来不断得到彰显。
（题图：永定县下洋镇初溪土楼群）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