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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爱伦·坡作为美国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诗歌多为人们所关注。本文拟分析他的《毛格街血案》的召唤性，从而揭示它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召唤性；审美；延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1
萧伯纳曾说：“美国出了两个伟大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1]爱伦·坡一生多产，写了大量短篇小说、诗歌及文学评论。他的小说、诗歌内容新奇独特甚至怪诞，处处流露出一种恐怖神秘的色彩，可谓独树一帜。在他的众多短篇小说中虽然只有四五篇推理小说，但他却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鼻祖。在他的推理小说《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和《窃信案》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侦探杜宾的形象，并开创了推理小说的写作模式，成为日后各种侦探推理小说模仿的典范。虽然这类推理小说拥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人们读侦探小说不是为了欣赏它始终不变的结构，而是为了欣赏他花样无穷的装饰性内容”[2]。本篇拟从《毛格街血案》文本内容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该短篇小说的召唤性从而谈谈它的美学价值。
由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文学作品中的“召唤结构”指的是：作品中存在着“空白”和“不确定”性，當本文打破读者的习惯视界，并对这种习惯视界进行“否定”时，就会造成读者心理上的“空白”，“所有这些空白、空缺、否定因素就组成文学本文的否定结构”[3]，亦即召唤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激发读者填补和想象，进行能动性的创造，从而延长了作品的审美时间，增加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小说开篇以四大段的篇幅来解析什么样的人分析力强。爱伦坡以侦探杜宾的助手的口吻提到了精通数学的人、下象棋的高手，这些在普通读者心中应该属于分析力强的人缺被“我”在不经意间一一否定。作者的写作手法并不是武断地声称这些人分析力不强，而是以一种先扬后抑的方法，先将读者按惯常的思维模式带入，然后陡然转折。这就好像开车在路上行驶，本来按照既定路线前行，却突然急转弯，按照惯性的原理乘客必定会按原路线方向前倾之后才能调转方向。这种“前倾”便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读者还在认同着之前的叙述，沉浸其中，却发现作者口吻转换，大脑的思考也需要时间来适应。比如，作者提到分析力强的人喜欢解决疑难，之后顺理成章地说到精通数学的人解决疑难的才能高，当读者顺着这种思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人一定分析力高时，作者却说“计算并不等于分析”[4]，否定了读者固有的想法，即“习惯视界”。因此读者势必会思考这其中原因，从而吸引着读者去下文寻找答案。紧接着作者又用了同样的手法谈到了下象棋的人也并不是普通读者心中的分析力强的人。这样的写作方法增强了读者的参与度，作者与读者之间如同在交流一般循序渐进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
另外对于一篇侦探推理小说，读者通常情况下都希望快速了解案件，作者却运用了上述的写作手法，虽然开篇用了四大段才进入案件，但是这样既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充分吸引了读者又不至于使读者失了兴趣，并引导了读者去思考：究竟分析力跟接下来的案件有着怎样的关系。
接着侦探杜宾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虽出身富贵却家道中落，喜欢看书，思想天马行空。“我”对此人非常欣赏遂租下一幢公馆同住。令读者瞠目结舌的是这栋房子——“地处偏僻，式样古怪，摇摇欲坠，相传是凶宅，荒废已久”[5]。并且房屋布置也透着消沉的情绪。二人在其中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还偏爱深夜，或者倒不如说他们喜爱黑暗。作者如此这般描写使小说立刻转入一种阴森森的气氛。阴暗总是会让人联想到神秘。迷雾重重便勾起了读者无限的想象。
然后“我”向读者展示了杜宾的推理能力。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杜宾冷不丁地猜中了“我”的心思。读者看到此处杜宾突然冒出来的话正合着“我”的心思一定啧啧称奇。必定会奇怪他是怎么做到的，之后便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以杜宾和“我”的对话的方式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地娓娓道来。为了要验证杜宾的推理过程，读者必须要积极“参与”，随着杜宾的思路去思考他是否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这件事证明了杜宾的分析推理能力，接下来凶案便登场了。凶案的信息皆是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包括证人证词。警方起初毫无头绪，后来又逮捕了一个嫌疑人。但在杜宾看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随后二人便亲往犯罪现场。读者也紧跟其后。读者随着“我”的目光审视了凶案发生地及周围，仔细寻找着线索，暗地里希望做出杜宾那样的推理，同时急切地渴望看到杜宾的分析。但是坡以“我”作为观察视角，难以及时了解到杜宾的内心世界。只要作者不让杜宾开口，读者的审美时间就会延续下去。一次勘探现场还不够，杜宾又去了报社，之后对案件的情况绝口不提，真是“急”煞读者。接着杜宾问“我”觉得案件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和“我”逐步分析案情。这个揭秘的过程作者用了相当细致的描写，从而进一步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也被推向了高潮，积极参与了“破案”过程。直到最后案件真相大白，凶手居然是一只猩猩，读者在错愕惊叹之余不免又会回味小说。这一点睛之笔的结局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纵观《毛格街血案》整篇小说，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小说本文中出现的这些召唤结构一次又一次吸引着读者参与到小说中来，展开想象积极解读，使得该小说的审美价值得到体现。爱伦·坡之所以能成为推理小说的开山鼻祖也因此可见一斑。
注释：
[1][4][5]爱伦·坡.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陈良廷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袁洪康. 欧美侦探小说之叙事研究述评.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3]朱立元. 略论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 学术月刊，1988（8）.
关键词：召唤性；审美；延长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33--01
萧伯纳曾说：“美国出了两个伟大作家——埃德加·爱伦·坡和马克·吐温。”[1]爱伦·坡一生多产，写了大量短篇小说、诗歌及文学评论。他的小说、诗歌内容新奇独特甚至怪诞，处处流露出一种恐怖神秘的色彩，可谓独树一帜。在他的众多短篇小说中虽然只有四五篇推理小说，但他却被认为是推理小说的鼻祖。在他的推理小说《毛格街血案》、《玛丽罗热疑案》和《窃信案》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侦探杜宾的形象，并开创了推理小说的写作模式，成为日后各种侦探推理小说模仿的典范。虽然这类推理小说拥有固定的模式，但是“人们读侦探小说不是为了欣赏它始终不变的结构，而是为了欣赏他花样无穷的装饰性内容”[2]。本篇拟从《毛格街血案》文本内容的角度出发来分析该短篇小说的召唤性从而谈谈它的美学价值。
由德国接受美学代表人物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文学作品中的“召唤结构”指的是：作品中存在着“空白”和“不确定”性，當本文打破读者的习惯视界，并对这种习惯视界进行“否定”时，就会造成读者心理上的“空白”，“所有这些空白、空缺、否定因素就组成文学本文的否定结构”[3]，亦即召唤结构。这种结构能够激发读者填补和想象，进行能动性的创造，从而延长了作品的审美时间，增加了作品的美学价值。
小说开篇以四大段的篇幅来解析什么样的人分析力强。爱伦坡以侦探杜宾的助手的口吻提到了精通数学的人、下象棋的高手，这些在普通读者心中应该属于分析力强的人缺被“我”在不经意间一一否定。作者的写作手法并不是武断地声称这些人分析力不强，而是以一种先扬后抑的方法，先将读者按惯常的思维模式带入，然后陡然转折。这就好像开车在路上行驶，本来按照既定路线前行，却突然急转弯，按照惯性的原理乘客必定会按原路线方向前倾之后才能调转方向。这种“前倾”便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读者还在认同着之前的叙述，沉浸其中，却发现作者口吻转换，大脑的思考也需要时间来适应。比如，作者提到分析力强的人喜欢解决疑难，之后顺理成章地说到精通数学的人解决疑难的才能高，当读者顺着这种思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人一定分析力高时，作者却说“计算并不等于分析”[4]，否定了读者固有的想法，即“习惯视界”。因此读者势必会思考这其中原因，从而吸引着读者去下文寻找答案。紧接着作者又用了同样的手法谈到了下象棋的人也并不是普通读者心中的分析力强的人。这样的写作方法增强了读者的参与度，作者与读者之间如同在交流一般循序渐进地道出了自己的主张。
另外对于一篇侦探推理小说，读者通常情况下都希望快速了解案件，作者却运用了上述的写作手法，虽然开篇用了四大段才进入案件，但是这样既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充分吸引了读者又不至于使读者失了兴趣，并引导了读者去思考：究竟分析力跟接下来的案件有着怎样的关系。
接着侦探杜宾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小说中。虽出身富贵却家道中落，喜欢看书，思想天马行空。“我”对此人非常欣赏遂租下一幢公馆同住。令读者瞠目结舌的是这栋房子——“地处偏僻，式样古怪，摇摇欲坠，相传是凶宅，荒废已久”[5]。并且房屋布置也透着消沉的情绪。二人在其中过着完全隐居的生活。除此之外他们还偏爱深夜，或者倒不如说他们喜爱黑暗。作者如此这般描写使小说立刻转入一种阴森森的气氛。阴暗总是会让人联想到神秘。迷雾重重便勾起了读者无限的想象。
然后“我”向读者展示了杜宾的推理能力。作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杜宾冷不丁地猜中了“我”的心思。读者看到此处杜宾突然冒出来的话正合着“我”的心思一定啧啧称奇。必定会奇怪他是怎么做到的，之后便跟随着作者的笔触以杜宾和“我”的对话的方式一步一步抽丝剥茧地娓娓道来。为了要验证杜宾的推理过程，读者必须要积极“参与”，随着杜宾的思路去思考他是否能得出那样的结论。
这件事证明了杜宾的分析推理能力，接下来凶案便登场了。凶案的信息皆是报纸上刊登的内容，包括证人证词。警方起初毫无头绪，后来又逮捕了一个嫌疑人。但在杜宾看来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随后二人便亲往犯罪现场。读者也紧跟其后。读者随着“我”的目光审视了凶案发生地及周围，仔细寻找着线索，暗地里希望做出杜宾那样的推理，同时急切地渴望看到杜宾的分析。但是坡以“我”作为观察视角，难以及时了解到杜宾的内心世界。只要作者不让杜宾开口，读者的审美时间就会延续下去。一次勘探现场还不够，杜宾又去了报社，之后对案件的情况绝口不提，真是“急”煞读者。接着杜宾问“我”觉得案件有什么特别之处，然后和“我”逐步分析案情。这个揭秘的过程作者用了相当细致的描写，从而进一步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时间，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也被推向了高潮，积极参与了“破案”过程。直到最后案件真相大白，凶手居然是一只猩猩，读者在错愕惊叹之余不免又会回味小说。这一点睛之笔的结局进一步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纵观《毛格街血案》整篇小说，不难看出，正是由于小说本文中出现的这些召唤结构一次又一次吸引着读者参与到小说中来，展开想象积极解读，使得该小说的审美价值得到体现。爱伦·坡之所以能成为推理小说的开山鼻祖也因此可见一斑。
注释：
[1][4][5]爱伦·坡. 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陈良廷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袁洪康. 欧美侦探小说之叙事研究述评.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3]朱立元. 略论文学作品的召唤结构. 学术月刊，19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