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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阅读广场”本期刊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误区》一文，最初以“余秋雨‘点穴’文化误区”为题分上下两篇刊登在2006年4月14日和4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关于这篇文章的来历，文章发表时有过明确的交待——
年初以来，著名学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余秋雨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秋雨时分》，向全球华语观众系统分析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和现状。现已播出的部分，重点解析广大民众对文化的一系列普遍误解。征得余秋雨教授同意，本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摘编整理，并加入了他近期在几所大学的部分演讲内容，现予以独家发表，以飧读者。
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教授详细论述了为什么要讨论文化误区，并对有关“知识积累”“名校学历”“文人风范”“文明冲突”“历史遗产”和“权谋思维”等六个方面的“文化误区”问题表达了个人见解。文章发表后，照例引起关注和讨论，2006年第19期的《新华文摘》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为题，摘要进行了刊载。
因原文篇幅过长。只能选取误区之一、二、四、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摘编后以《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误区》为题呈现给大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设法阅读原文。
正视客观存在的文化误区
●“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
●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
文化本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一个概念，重要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人们不应该把自己不同意的文化观念轻易地说成是“文化误区”。但是，真正的误区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必须作出及时的提醒。
这些年来，有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第一件事情，几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的国际研讨会，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例如“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除了特殊情况，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但是，这个会议上让各国学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南美洲两个不发达国家学者的发言。他们说，他们以前总是为自己国家的不发达寻找外因方面的借口，但这些借口一一都被排除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上了一些文化观念的当。他们讲，他们国家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几十年来都相信了一些文人在报纸上散布的观念，基本上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抵拒国际，以精英主义的谎言抵拒市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抵拒创新。从微观逻辑上看，这些文人说得头头是道，很难反驳：从宏观效果上看，却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一直在贫困、落后中挣扎。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国外连续参观了两届“世博会”的中国馆，在同世界各国展馆进行近距离比较的时候，刺激特别强烈。中国馆总是占地特别大，各国观众的期望特别高，但每次开馆后总是让人普遍失望。我认为，责任不在承办制作的单位，而在于中国缺少让当代世界真正有兴趣的文化图像。世界各国观众是想到中国馆来寻找当今这个经济大国的文化创新活力的，但我们闹来闹去，永远是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
第三件事情，是回国看到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很多家长和教师都在为此而拼搏，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文化的建设机制和创新机制，常常抵不过消解机制和破坏机制。
这说明文化误区不仅存在，而且需要及时获得匡正。文化误区就像病变，不属于多元保护的范畴。
误区之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
●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会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
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不应该重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低智化政治闹剧。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都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我曾应麦林华监狱长之邀，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为数干名服刑人员举办讲座。讲座中有交流对话部分。我在现场一次次产生迷惑，因为对话者的丰富知识和缜密思考，一点儿也不低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的罪行如此之重，使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会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我亲身体验的另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我的著作被盗版的现象比较严重，印数一直是正版的很多倍。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盗版者把我在初版时的不少排印错误都一一改正了，可见知识水平不错，然而请不要忘了，他们是盗贼。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话：“学问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我可以补充一句：因为这堆黄金比较珍贵，会让每一个想得到的人都着一点魔，再让其中一部分直接变成恶魔。
这是艺术语言，我们不妨来听一听理性判断。
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环。”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是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是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是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重记忆而轻创造，是中国文化的老毛病
●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人脑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满脑子都是年号、数字、目录，说得出哪场战争的日期，记得住哪个典故在哪卷书里，就广受尊敬，被誉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如果这个人碰巧又多背了几种外文，则更被 视为一代大师，至于他的这些记忆性知识是否帮助他创建了学说、启发了民智、推进了文明，哪怕一丝一毫，则完全不问。
我想，形成对知识记忆的崇拜，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已经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只能无聊地玩弄记忆游戏：二是古代文人查找图书典籍十分困难；三是科举考试中那些智力较低、只想用作弊方式来帮助记忆的考生们留下的一种心理定势。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人脑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审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习惯于用“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其实，更重大的历史文献记载比之于闪耀着人文光辉的艺术创造激情，也要懂得谦逊。例如有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误区之二：“名校学历”的误区
学校的作用被无限夸大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基础，一个人，其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一个人，其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
有一个比喻：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
请想一想那些真正的文化大师
●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
把学校教育和文化创造的关系严重颠倒的实例，是大作家金庸、贾平凹的任教资格受到了媒体的辛辣质疑。其实，目前中国大学里一些文科教师的学历才是需要怀疑的，但辛辣的质疑声正是从那里发出。金庸、贾平凹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他们如果留在学校一直讲课，早也可以按部就班地成为最著名的教授，但是由于他们投身到了文化创造，而且是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反而变得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了，这真是怪事。我们的大学和教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奇了呢?
除自然科学和实用性学科对学校教育的依赖比较大外，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鲁迅先生的学历，连中等医专都没有毕业，但当年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聘他任教；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但当年的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都聘他任教；齐白石先生连小学的文凭都拿不出来，也曾被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名誉教授。大学拥有他们，是大学之幸。因为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所关心的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也就是由鲁迅、沈从文、齐白石、金庸、贾平凹等人创造的文化。这些，大学是否都有能力创造出来?也许只是对其作一些追随性的研究和学习罢了。
对于名校学历的文化误区，如果作一个比较，我觉得祖国大陆是近二十年才陷入的，近五年有越陷越深之势：香港地区比大陆更严重一些，西方名校的学历误区紧紧地捆住了香港的整体文化活力，幸好他们有不错的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制作机制，构成了某种制衡；比较正常的倒是台湾地区，那里涌现出了一批既高雅又流行的大艺术家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朱铭、李安等，这些大艺术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并不具备香港最看重的那种“最高学历”，但他们却创造了普及人心的文化。相比之下，大陆的“高雅”和“流行”还处于分离状态。
误区之四：“文明冲突”的误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十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至今影响巨大。他认为，自从“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两半划分已不存在，因此世界需要新的划分法。他认为应该从固有文明来划分，并在众多的文明中，确认新世纪将会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唱主角，构成21世纪世界的冲突图谱。
他的这种划分，为突然失去“地图”的世界提供了一张简明“地图”，后来似乎又被“9·11”事件所证实。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类冲突事件正是他的理论诱发出来的。
我对“文明冲突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
●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 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
“文明冲突论”在中国也快速流行，因为它肯定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重要地位，更设想了新世纪的三大主角。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很久以来没有被外界如此看重，这让不少中国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很多年轻人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参与21世纪“三岔口”式的打斗，而且信心满怀地预计中华文明极有可能成为擂主。这种想法，又与我们谋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宏伟意愿合在一起，一下子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意志。
但是，我对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我认为，世界各大文明之间融合的事实远远超过冲突的事实。只要是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敌人。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亨廷顿如此强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是以一种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去防范其他文明。他把中华文明在冲突中的地位大大抬高，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看做主要对手。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说，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词汇，那就是“我们”和“他们”。米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切简单化的理论总是会让人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才会让人们摆脱。
我不希望这个代价要让中华文明来支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曾经非常熟悉“阶级斗争论”。这五个中国字的组合模式，与“文明冲突论”完全一致，这更引起我的警惕。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不存在，但“阶级斗争论”却把一切偶然现象上升为必然，把一切片断事件扩大为整体，把一切变动状态固定成为永恒，把一切争取和解与融合的努力批判为投降，结果，诱发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文明冲突论”，是否也是如此呢?
为此，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我本人从20世末到21世纪初延续不短时间的游历考察，至少有一半动机是针对“文明冲突论”的。作为考察成果，我在《千年一叹》一书中反复强调的自己亲眼见到的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同一个文明系统之内。考察结束至今的五年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遇到或将要遇到的重大灾难，包括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海啸、SARS、禽流感、恐怖主义、核竞赛，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考察结论。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我在游历考察的长途中遇到过很多有不同文明背景的朋友，他们与我有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但是对于天下的是非善恶，又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立场。他们的眼神，至今还是我读解人类文明的课本。
不妨以小喻大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
●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
对于“文明冲突论”，我们可以缩小范围来设想一种有关文化心理的恶化过程。譬如，在一个居民社区里，长期居住着祖籍属于山东、四川、广东三地的居民，他们早就生息与共，互相通婚。社区里出现过一些流氓斗殴和盗窃的事件，也都一一惩处了。但是，不知哪一天，突然来了几位文化学者，研究不同祖籍归属的不同心理基因，整理历史上的几次血泪冤仇，排查过去那些流氓和盗贼的祖籍归属，再由此分析出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不同特质。照这样做下去，时间一长，这个社区还会太平吗?
请大家回想一下，这些年来，由于对地域文化的排他性研究，已经造成了一会儿看不起这个省、一会儿看不起那个省的一些悲剧，又造成了不少地方官员和方士学者把自己鼻子底下那块小地方不断夸张成全国第一、举世无双的闹剧。如果把这种文化思维模式扩大到世界，将会如何?
如果进一步把社区的比喻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更会发现“文明冲突论”站不住脚。
就我而论，我作为一个现代学人，逻辑思维建立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上，专业根基建立在黑格尔和康德的美学上，但是在我的灵魂深处，还埋藏着屈原、李白和苏东坡。请设想一下，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屈原、李白、苏东坡，是互相冲突，还是相见而欢?我以切身体验证明：有过一些小小的比试和龃龉，但主要是相见而欢、愉快互补。互补的结果，就是造就了我这么一个人。
连小小的心灵都能如此，那么，大大的世界又将会如何?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中华文化为什么存活数千年而至今犹存?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中庸、和谐的心态阻止了各种极端主义的长期发作。
国际社会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欣赏和享受多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
●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我原以为，人类要清醒地摆脱“文明冲突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就像我们摆脱“阶级斗争论”那样。没想到，事实比我预想的乐观。
2004-年12月，我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我在演讲前翻阅了那份报告，惊喜地发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在前言一开头就宣布：“本报告审视并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我们一般认为，现代人应该宽容差异，理解差异，但这个报告认为，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如果没有差异，人类就无法活得快乐。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欣赏和享受多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态度。
顺着这个思路，2005年联合国在日本召开的世界文明大会继续以讨论差异为主题，我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我的演讲针对现在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西方社会如何读懂并欣赏中华文明的一个早期典范——传教士利玛窦。我的演讲题目叫“利玛窦的答案”，讲述了利玛窦以三十多年的时间沉浸于中国文化，而终于在晚年得出了“中国文化不可能支持中国军人跨国远征”的结论。
我在国际场合这样说，回到国内又需要反复地给大学生们演讲：中华文明的复兴并不是让这种文明独霸世界。如 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误区之六：“权谋逻辑”的误区
●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
●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
由于我们的文化过多地被误会成了文明间斗争和冲突的工具，即便被民间崇尚的“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也都是一种虚饰和夸大了的人生制胜之途。结果，胜败输赢之术远远压倒了善恶是非之道，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对历史遗产的选择，就是权谋逻辑。
近十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学术论著还是电视剧，把大量的篇幅集中在制胜权谋上。在书肆间，各种各样的“成功术”数不胜数；在荧屏前，古代谋士们的权术得到了空前的传扬。这种文化倾斜，已经造成诸多恶果。例如就历史遗产而言，今天的很多人对儒家的“仁”字十分陌生，对于礼义廉耻中的“耻”字也不再讳避。中国文化的最高坐标是“仁”，最低防线是“耻”，似乎也有懈弛。
这种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在我看来，这倒是中华文化遇到的真正的当代危机。中国文化的负面积累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烙下了太多属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沟壑，如果现在趁势再让它进一步复杂化、学理化、系统化，结果如何了得?
其实，普通民众的内心对此也已经厌倦。韩国电视剧在中国掀起的惊人的观赏热潮，正反映了民众对于某些中国电视剧中太多权谋逻辑的冷漠。由此可见，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权谋逻辑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已经发出了询问：权谋的目的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胜利的彼岸是什么?
这些年，我一直重复讲述当代一位美国慈善家对我说的一段话：“当我在六十岁之前赢取了一切成功目标，突然变得无限空虚。直到几年前，我从一个急需救助的亚洲小女孩眼中看到她获得微小救助后所发生的灿烂光彩，才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直到爬到顶端才发现。我只能重新爬下梯子，从头再来。”
这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对于“成功术”的破解。
说到这里，可以概括一下文化的定义了。文化的定义那么多，我的理解却比较简单：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对精神价值来说，我所确认的最高坐标还是老生常谈，那就是善良与爱。
(责编 若 洋)
年初以来，著名学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文化顾问余秋雨教授在香港凤凰卫视每天播出《秋雨时分》，向全球华语观众系统分析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历史和现状。现已播出的部分，重点解析广大民众对文化的一系列普遍误解。征得余秋雨教授同意，本报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摘编整理，并加入了他近期在几所大学的部分演讲内容，现予以独家发表，以飧读者。
在这篇文章中，余秋雨教授详细论述了为什么要讨论文化误区，并对有关“知识积累”“名校学历”“文人风范”“文明冲突”“历史遗产”和“权谋思维”等六个方面的“文化误区”问题表达了个人见解。文章发表后，照例引起关注和讨论，2006年第19期的《新华文摘》以《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为题，摘要进行了刊载。
因原文篇幅过长。只能选取误区之一、二、四、六部分的主要内容，摘编后以《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误区》为题呈现给大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设法阅读原文。
正视客观存在的文化误区
●“文化误区”的起点往往是文化界，而后果却总是让全社会来承受。
●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
文化本是人世间最复杂的一个概念，重要的定义就有二百多个，人们不应该把自己不同意的文化观念轻易地说成是“文化误区”。但是，真正的误区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必须作出及时的提醒。
这些年来，有一些事情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第一件事情，几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经济时代的文化责任”的国际研讨会，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例如“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是以货币流通方式换来非货币的文化成果”，“除了特殊情况，在当代，一个民族的落后和不发达是它自己的文化选择造成的”……但是，这个会议上让各国学者印象最深的是中南美洲两个不发达国家学者的发言。他们说，他们以前总是为自己国家的不发达寻找外因方面的借口，但这些借口一一都被排除了，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上了一些文化观念的当。他们讲，他们国家民众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几十年来都相信了一些文人在报纸上散布的观念，基本上是以民族主义的情绪抵拒国际，以精英主义的谎言抵拒市场，以保守主义的理念抵拒创新。从微观逻辑上看，这些文人说得头头是道，很难反驳：从宏观效果上看，却使整个民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文化陷阱，一直在贫困、落后中挣扎。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国外连续参观了两届“世博会”的中国馆，在同世界各国展馆进行近距离比较的时候，刺激特别强烈。中国馆总是占地特别大，各国观众的期望特别高，但每次开馆后总是让人普遍失望。我认为，责任不在承办制作的单位，而在于中国缺少让当代世界真正有兴趣的文化图像。世界各国观众是想到中国馆来寻找当今这个经济大国的文化创新活力的，但我们闹来闹去，永远是四大发明、京剧脸谱、万里长城。
第三件事情，是回国看到教育界倚重学历和填鸭式灌输知识的势头有增无已，很多家长和教师都在为此而拼搏，却把真正需要看重的文化素质、文化人格挤压掉了。文化的建设机制和创新机制，常常抵不过消解机制和破坏机制。
这说明文化误区不仅存在，而且需要及时获得匡正。文化误区就像病变，不属于多元保护的范畴。
误区之一：“知识积累”的误区
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
●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会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
知识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我们再也不应该重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低智化政治闹剧。但是，这些年来很多人把文化素养全都误会成了知识积累，那就不得不从另一个方面提醒大家：再多的知识也堆垒不出人文精神，再大的学问也组合不成善和爱的境界。
我曾应麦林华监狱长之邀，到上海提篮桥监狱为数干名服刑人员举办讲座。讲座中有交流对话部分。我在现场一次次产生迷惑，因为对话者的丰富知识和缜密思考，一点儿也不低于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他们的人数如此之多，他们的罪行如此之重，使我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丰富的知识如果失去了正常的精神选择，将会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我亲身体验的另一件事情是，大家知道我的著作被盗版的现象比较严重，印数一直是正版的很多倍。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盗版者把我在初版时的不少排印错误都一一改正了，可见知识水平不错，然而请不要忘了，他们是盗贼。
这些现象使我想起莎士比亚剧本中福斯塔夫的一句话：“学问是一堆被魔鬼看守着的黄金。”我可以补充一句：因为这堆黄金比较珍贵，会让每一个想得到的人都着一点魔，再让其中一部分直接变成恶魔。
这是艺术语言，我们不妨来听一听理性判断。
17世纪的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环。”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大学者罗素说：“科学是一种权力，而任何权力都可善可恶。”爱因斯坦说得更简洁：“刀子有用，但也能用来杀人。”因此，他们都呼吁对一切知识进行人文控制。
这些智者还告诉人们，知识即使不用来作恶，也不是越多越好。他们认为，大量的知识拥塞在一起，很容易造成“精神短路”。法国思想家卢梭则直言：“读书太多的人最有可能成为自以为是的无知者。”他们由此获得共识，认为智者对于知识应抱持以下三种态度：一是需要时懂得到哪里去找：二是对各种知识作出严格的评估、选择；三是明白任何知识都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热爱的，只是真理。
重记忆而轻创造，是中国文化的老毛病
●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人脑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在知识的问题上，中国自明清以后便习惯于把记忆放在首位，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向后看”的保守倾向，在中下层知识界直至普通民众中影响尤其严重。直到今天，一个人如果满脑子都是年号、数字、目录，说得出哪场战争的日期，记得住哪个典故在哪卷书里，就广受尊敬，被誉为“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如果这个人碰巧又多背了几种外文，则更被 视为一代大师，至于他的这些记忆性知识是否帮助他创建了学说、启发了民智、推进了文明，哪怕一丝一毫，则完全不问。
我想，形成对知识记忆的崇拜，大约有三个原因。一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已经很难进行创造性思维，只能无聊地玩弄记忆游戏：二是古代文人查找图书典籍十分困难；三是科举考试中那些智力较低、只想用作弊方式来帮助记忆的考生们留下的一种心理定势。现在，电脑早已可以几万倍、几十万倍地超过那些记性最好的人脑进行贮存和检索，那种对记忆的崇拜实在是太老旧了，却还在奇怪地流行。
任何社会转型，都是对原有知识的重新审视，都要以艰难的实验和考察来发现前人的错觉和误判，都要在常识之中找出可疑部分和未知部分。因此，死记硬背，因循守旧，极有可能成为错误的传导体。
这在文艺创作领域更需要注意。中国的评论家和观众已习惯于用“历史知识”来审视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结果发现处处都有差错。其实，大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在“历史”幌子下的伪造和误传，而艺术虚构却因为触及到了人类心灵的共同逻辑，反而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反复强调的“诗比历史更真实”，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惜，即使在最自由的审美领域，那种记忆性知识也剥夺了中国观众的自由，这真是一个文化悲剧。
其实，更重大的历史文献记载比之于闪耀着人文光辉的艺术创造激情，也要懂得谦逊。例如有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误区之二：“名校学历”的误区
学校的作用被无限夸大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基础，一个人，其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一个人，其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
有一个比喻：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
请想一想那些真正的文化大师
●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是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
把学校教育和文化创造的关系严重颠倒的实例，是大作家金庸、贾平凹的任教资格受到了媒体的辛辣质疑。其实，目前中国大学里一些文科教师的学历才是需要怀疑的，但辛辣的质疑声正是从那里发出。金庸、贾平凹都是具有大学学历的，他们如果留在学校一直讲课，早也可以按部就班地成为最著名的教授，但是由于他们投身到了文化创造，而且是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创造，反而变得没有资格在大学任教了，这真是怪事。我们的大学和教师，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神奇了呢?
除自然科学和实用性学科对学校教育的依赖比较大外，在一般的人文学科，尤其在文艺创作领域，学校没有资格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
鲁迅先生的学历，连中等医专都没有毕业，但当年的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都聘他任教；沈从文先生的学历只有小学毕业，但当年的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都聘他任教；齐白石先生连小学的文凭都拿不出来，也曾被当年的中央美术学院聘请为名誉教授。大学拥有他们，是大学之幸。因为真正重大的文化建设，所关心的必然是那种值得全民共享的社会文化，也就是由鲁迅、沈从文、齐白石、金庸、贾平凹等人创造的文化。这些，大学是否都有能力创造出来?也许只是对其作一些追随性的研究和学习罢了。
对于名校学历的文化误区，如果作一个比较，我觉得祖国大陆是近二十年才陷入的，近五年有越陷越深之势：香港地区比大陆更严重一些，西方名校的学历误区紧紧地捆住了香港的整体文化活力，幸好他们有不错的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制作机制，构成了某种制衡；比较正常的倒是台湾地区，那里涌现出了一批既高雅又流行的大艺术家如白先勇、余光中、林怀民、朱铭、李安等，这些大艺术家，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并不具备香港最看重的那种“最高学历”，但他们却创造了普及人心的文化。相比之下，大陆的“高雅”和“流行”还处于分离状态。
误区之四：“文明冲突”的误区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在十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至今影响巨大。他认为，自从“资本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阵营”的冷战结束之后，原有的两半划分已不存在，因此世界需要新的划分法。他认为应该从固有文明来划分，并在众多的文明中，确认新世纪将会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唱主角，构成21世纪世界的冲突图谱。
他的这种划分，为突然失去“地图”的世界提供了一张简明“地图”，后来似乎又被“9·11”事件所证实。但也有不少学者指出，这类冲突事件正是他的理论诱发出来的。
我对“文明冲突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
●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 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
“文明冲突论”在中国也快速流行，因为它肯定了中华文明从古至今的重要地位，更设想了新世纪的三大主角。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很久以来没有被外界如此看重，这让不少中国文化人产生了一种愉快感。很多年轻人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参与21世纪“三岔口”式的打斗，而且信心满怀地预计中华文明极有可能成为擂主。这种想法，又与我们谋求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宏伟意愿合在一起，一下子成了一种强烈的文化意志。
但是，我对这个理论从一开始就十分怀疑。我认为，世界各大文明之间融合的事实远远超过冲突的事实。只要是文明，互相之间一定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敌人。人类不能放过必须一起面对的灾难，而回过头来自相冲突。
亨廷顿如此强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我看来是以一种西方本位主义的立场去防范其他文明。他把中华文明在冲突中的地位大大抬高，实际上是把中华文明看做主要对手。正如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所说，这个理论背后隐藏着两个基本词汇，那就是“我们”和“他们”。米勒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切简单化的理论总是会让人们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最后才会让人们摆脱。
我不希望这个代价要让中华文明来支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曾经非常熟悉“阶级斗争论”。这五个中国字的组合模式，与“文明冲突论”完全一致，这更引起我的警惕。阶级和阶级斗争不是不存在，但“阶级斗争论”却把一切偶然现象上升为必然，把一切片断事件扩大为整体，把一切变动状态固定成为永恒，把一切争取和解与融合的努力批判为投降，结果，诱发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文明冲突论”，是否也是如此呢?
为此，我们需要对世界文明的现状进行系统考察。我本人从20世末到21世纪初延续不短时间的游历考察，至少有一半动机是针对“文明冲突论”的。作为考察成果，我在《千年一叹》一书中反复强调的自己亲眼见到的人类危机，例如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核竞赛、恐怖主义、人口爆炸，没有一项由哪个文明单独制造，又可以由另外一个文明单独解决。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同一个文明系统之内。考察结束至今的五年中，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类遇到或将要遇到的重大灾难，包括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海啸、SARS、禽流感、恐怖主义、核竞赛，进一步证明了我的考察结论。
有些冲突，看上去发生在两个文明之间，但细加分析即可发现，其中并不包含文明意义上的对峙。我在游历考察的长途中遇到过很多有不同文明背景的朋友，他们与我有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但是对于天下的是非善恶，又有几乎完全一致的立场。他们的眼神，至今还是我读解人类文明的课本。
不妨以小喻大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
●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
对于“文明冲突论”，我们可以缩小范围来设想一种有关文化心理的恶化过程。譬如，在一个居民社区里，长期居住着祖籍属于山东、四川、广东三地的居民，他们早就生息与共，互相通婚。社区里出现过一些流氓斗殴和盗窃的事件，也都一一惩处了。但是，不知哪一天，突然来了几位文化学者，研究不同祖籍归属的不同心理基因，整理历史上的几次血泪冤仇，排查过去那些流氓和盗贼的祖籍归属，再由此分析出齐鲁文化、巴蜀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不同特质。照这样做下去，时间一长，这个社区还会太平吗?
请大家回想一下，这些年来，由于对地域文化的排他性研究，已经造成了一会儿看不起这个省、一会儿看不起那个省的一些悲剧，又造成了不少地方官员和方士学者把自己鼻子底下那块小地方不断夸张成全国第一、举世无双的闹剧。如果把这种文化思维模式扩大到世界，将会如何?
如果进一步把社区的比喻拉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更会发现“文明冲突论”站不住脚。
就我而论，我作为一个现代学人，逻辑思维建立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上，专业根基建立在黑格尔和康德的美学上，但是在我的灵魂深处，还埋藏着屈原、李白和苏东坡。请设想一下，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屈原、李白、苏东坡，是互相冲突，还是相见而欢?我以切身体验证明：有过一些小小的比试和龃龉，但主要是相见而欢、愉快互补。互补的结果，就是造就了我这么一个人。
连小小的心灵都能如此，那么，大大的世界又将会如何?
如果不同的文明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冲突，那么，我们的心灵早已是一个寸草不生的战场。不同文明共处的前景，不必询问太多的学者，只需询问自己的内心。那里，有最准确的人类文明微观地图。
文化应该是一面友善的旗帜，文化应该是一种沟通的笑容。中华文化为什么存活数千年而至今犹存?因为我们的祖先以中庸、和谐的心态阻止了各种极端主义的长期发作。
国际社会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
●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欣赏和享受多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
●如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我原以为，人类要清醒地摆脱“文明冲突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就像我们摆脱“阶级斗争论”那样。没想到，事实比我预想的乐观。
2004-年12月，我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邀请，参加他们举办的《2004人类发展报告》研讨会，并发表演讲。我在演讲前翻阅了那份报告，惊喜地发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赫·布朗在前言一开头就宣布：“本报告审视并否定了‘文明冲突论’。”
我们一般认为，现代人应该宽容差异，理解差异，但这个报告认为，对于文明之间的差异，不应该仅仅是宽容和理解，更应该由衷地喜悦。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如果没有差异，人类就无法活得快乐。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欣赏和享受多种不同文明的千姿百态的。这才是一种健康的文化态度。
顺着这个思路，2005年联合国在日本召开的世界文明大会继续以讨论差异为主题，我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专题演讲。我的演讲针对现在世界上流行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西方社会如何读懂并欣赏中华文明的一个早期典范——传教士利玛窦。我的演讲题目叫“利玛窦的答案”，讲述了利玛窦以三十多年的时间沉浸于中国文化，而终于在晚年得出了“中国文化不可能支持中国军人跨国远征”的结论。
我在国际场合这样说，回到国内又需要反复地给大学生们演讲：中华文明的复兴并不是让这种文明独霸世界。如 果将来哪一天，世界各地都成了唐诗宋词的世界，这将是人类文明的不幸，也将是中华文明的不幸。
误区之六：“权谋逻辑”的误区
●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
●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
由于我们的文化过多地被误会成了文明间斗争和冲突的工具，即便被民间崇尚的“知识积累”“名校学历”和“文人风范”，也都是一种虚饰和夸大了的人生制胜之途。结果，胜败输赢之术远远压倒了善恶是非之道，成了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流话语。这种主流话语对历史遗产的选择，就是权谋逻辑。
近十年来，无论是我们的学术论著还是电视剧，把大量的篇幅集中在制胜权谋上。在书肆间，各种各样的“成功术”数不胜数；在荧屏前，古代谋士们的权术得到了空前的传扬。这种文化倾斜，已经造成诸多恶果。例如就历史遗产而言，今天的很多人对儒家的“仁”字十分陌生，对于礼义廉耻中的“耻”字也不再讳避。中国文化的最高坐标是“仁”，最低防线是“耻”，似乎也有懈弛。
这种以权谋逻辑为主干的遗产选择，不仅违背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而且也违背了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在我看来，这倒是中华文化遇到的真正的当代危机。中国文化的负面积累已经在中国人心中烙下了太多属于人际关系的复杂沟壑，如果现在趁势再让它进一步复杂化、学理化、系统化，结果如何了得?
其实，普通民众的内心对此也已经厌倦。韩国电视剧在中国掀起的惊人的观赏热潮，正反映了民众对于某些中国电视剧中太多权谋逻辑的冷漠。由此可见，权谋逻辑在今天的中国也未必能够找到恒定的文化背景。
权谋逻辑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是，更高层次的文化已经发出了询问：权谋的目的是什么?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胜利的彼岸是什么?
这些年，我一直重复讲述当代一位美国慈善家对我说的一段话：“当我在六十岁之前赢取了一切成功目标，突然变得无限空虚。直到几年前，我从一个急需救助的亚洲小女孩眼中看到她获得微小救助后所发生的灿烂光彩，才知道了人生的意义。我把梯子搁错了墙，直到爬到顶端才发现。我只能重新爬下梯子，从头再来。”
这就是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对于“成功术”的破解。
说到这里，可以概括一下文化的定义了。文化的定义那么多，我的理解却比较简单：文化，在严格意义上是指精神价值，在广泛意义上是指生活方式，这两种意义，互相渗透。对精神价值来说，我所确认的最高坐标还是老生常谈，那就是善良与爱。
(责编 若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