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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继翻译的文化转向之后，学者们将目光转向了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后殖民主义。它关注文本生成的外部条件，研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利话语关系，以及种族，身份认同，文化霸权等内容。斯皮瓦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的一个先锋。然而，在我国，她在翻译领域中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认识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试图从她的阅读翻译论和政治翻译论两反面对其翻译思想进行阐述。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斯皮瓦克 政治翻译论 阅读翻译论
一、引言
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著名学者，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她1942年生于印度，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与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并称为“神圣的三剑客”。她著述甚丰，论文常见于当今各主要国际英语人文学科的权威期刊。她批判地吸收和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思想，用女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女性所面临的权利话语剥离处境，对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她用解构主义的权利话语理论来透析；对殖民主义的权威地位，她则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袁晓亮，2007:24），使其历史的真相得以恢复，并将其批判性、边缘性同本民族受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因此，可知斯皮瓦克不管是在历史话语剖析方面还是在第三世界女性解放和帝国主义批判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或称为后殖民主义研究，是文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一部分，主要依赖人类学、社会学、人种研究、到的研究、文学批评、历史、心理分析和政治哲学等学科来考察各种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对于它兴起的时间，一般认为是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欧洲大陆帝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反霸权主义文化研究的突起。而赛义德《东方主义》（1978）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成熟。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20世纪80年代始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形成后殖民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不同于历史下的翻译行为，它考察隐藏在译文背后的文化权利斗争，指出权利的差异使得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传统翻译理论将翻译看成一种纯语言转换行为，忽视了翻译实践背后的权利差异和社会语境，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将翻译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去，宏观地考察翻译与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及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联系。
三、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政治翻译观及阅读翻译观
从一开始，斯皮瓦克对翻译的理解就跳出了传统翻译观念的范围，这可从其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中看出，从而体现出她的鲜明的解构主义翻译特征。解构主义家们把翻译的构建追溯到了语言之初，即，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差异的游戏。或者说，翻译就是从“同一性”向“他者性”的一种转换，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抹除对立，而是为了明了究竟是什么条件作为同一性经济中被延异的不同他者的出项。（陈永国， 2005:2）很显然，斯皮瓦克是赞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在她看来，意义的整体绝不是翻译所能转换的，翻译是意义的播散和构建的过程，既然翻译不是对”一堆一堆的意义的转换”，（Spivak, 1993:179），那么翻译就一定会涉及到权利和政治等相关问题。斯皮瓦克，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那么她所关注的中心则是翻译中的权利和政治问题。在《翻译的政治》（1993）一文中，斯皮瓦克特别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且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由翻译所导致的，并而考察了第三世界妇女文本被译成英文的情况。在考察的过程中，她发现第一世界女性本是出于好意，为了让更多的女性主义者能阅读到这些作品才对其进行翻译的。然而在翻译时，强者的法则取代并吞噬了民主的法则。因此，斯皮瓦克指出，在不了解构建第三世界女性主体的“历史框架、知识-权利机制”的情况下，人们会常用一种“流行的翻译腔”来表述这样一种翻译，因为它会贬抑个人或文化的身份认同，而此个人或文化恰是那些寓于较强政治色彩但却拥有较少权利，那么其结果就会是一个巴勒斯坦女性所著作品读起来犹如一个台湾男性的作品，抹杀掉的不仅是文本中的修饰性，文化政治性，还有其中所铭刻的性别差异（Spivak, 1993:182)。就此，斯皮瓦克提出了后殖民主义如何聚焦翻译与殖民化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一被巴斯奈特与勒菲费尔称之为“翻译的不光彩历史”的问题说明了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同时，这一问题似乎又与语言的“政治”及与语言的杨升有关。因此，在这种意义上 ，翻译就是一种弱者向强者抗衡的努力。记得李泽厚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用不着苦心婆说地劝外国人学汉语，哪一天我们中国强大了，不用劝他们也会自动学得。可知，权利政治问题在翻译中的体现程度之深。
“什么是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界热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了抵制作为权利工具的翻译，从而保持他者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斯皮瓦克置身于第三世界的立场，针对另一世界的译者，提出了“翻译就是阅读”，“阅读就是翻译”这一理论。在她看来，“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就是翻译，” “一切的阅读都是翻译，不管是错误或是偏差也都是阅读游戏的组成部分”。（Spivak, 2001:179-180、14）。 而这种阅读的目的并不是仅为了理解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在阅读中关注语言的特殊性。在这种阅读过程中，译者扮演的应当是最具耐心且最可信的读者角色。然而翻译就是意气相投的阅读，所以译者想要达到一定水准译文效果的话，那就得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把握作品，还要进入原文文本的语言文化语境，贴服于原文文本。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将他者著作看成在自我之前就存在的独立体。为此，斯皮瓦克用爱和爱欲取代了翻译中的伦理关系。最后，斯皮瓦克指出，促进原文及其痕迹之间的爱就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在爱以及有关爱的交流和阅读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才可能突破对等执著的传统翻译，才能散播原文的意义，进而摆脱传统翻译对译者的束缚。
参考文献：
[1]袁晓亮.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翻译-读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2）:24-25.
[2]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Spivak, G.C.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4]Spivak, G.C.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backcover.
[5]Spivak,G.C.Questioned on Translation: Adrift[J].Public Culture,2001,13(1):13-22.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 斯皮瓦克 政治翻译论 阅读翻译论
一、引言
盖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北京语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著名学者，当代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英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她1942年生于印度，早年师承美国解构批评大师保罗.德曼，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与爱德华.萨义德、霍米.巴巴并称为“神圣的三剑客”。她著述甚丰，论文常见于当今各主要国际英语人文学科的权威期刊。她批判地吸收和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思想，用女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女性所面临的权利话语剥离处境，对后殖民语境的东方地位，她用解构主义的权利话语理论来透析；对殖民主义的权威地位，她则运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读（袁晓亮，2007:24），使其历史的真相得以恢复，并将其批判性、边缘性同本民族受殖民压迫的历史记忆联系起来，因此，可知斯皮瓦克不管是在历史话语剖析方面还是在第三世界女性解放和帝国主义批判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二、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理论或称为后殖民主义研究，是文化理论和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一部分，主要依赖人类学、社会学、人种研究、到的研究、文学批评、历史、心理分析和政治哲学等学科来考察各种文化文本和文化行为。对于它兴起的时间，一般认为是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欧洲大陆帝国的分裂和随之而来的反霸权主义文化研究的突起。而赛义德《东方主义》（1978）的出版标志着该理论的成熟。在赛义德之后，最主要的理论家有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20世纪80年代始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形成后殖民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研究不同于历史下的翻译行为，它考察隐藏在译文背后的文化权利斗争，指出权利的差异使得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传统翻译理论将翻译看成一种纯语言转换行为，忽视了翻译实践背后的权利差异和社会语境，而后殖民翻译理论则将翻译置于更大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去，宏观地考察翻译与文化霸权，意识形态及译者文化身份之间的联系。
三、斯皮瓦克的翻译思想：政治翻译观及阅读翻译观
从一开始，斯皮瓦克对翻译的理解就跳出了传统翻译观念的范围，这可从其对德里达《论文字学》的翻译中看出，从而体现出她的鲜明的解构主义翻译特征。解构主义家们把翻译的构建追溯到了语言之初，即，认为翻译是一种语言差异的游戏。或者说，翻译就是从“同一性”向“他者性”的一种转换，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抹除对立，而是为了明了究竟是什么条件作为同一性经济中被延异的不同他者的出项。（陈永国， 2005:2）很显然，斯皮瓦克是赞同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在她看来，意义的整体绝不是翻译所能转换的，翻译是意义的播散和构建的过程，既然翻译不是对”一堆一堆的意义的转换”，（Spivak, 1993:179），那么翻译就一定会涉及到权利和政治等相关问题。斯皮瓦克，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和后殖民理论家，那么她所关注的中心则是翻译中的权利和政治问题。在《翻译的政治》（1993）一文中，斯皮瓦克特别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且这一系列的问题是由翻译所导致的，并而考察了第三世界妇女文本被译成英文的情况。在考察的过程中，她发现第一世界女性本是出于好意，为了让更多的女性主义者能阅读到这些作品才对其进行翻译的。然而在翻译时，强者的法则取代并吞噬了民主的法则。因此，斯皮瓦克指出，在不了解构建第三世界女性主体的“历史框架、知识-权利机制”的情况下，人们会常用一种“流行的翻译腔”来表述这样一种翻译，因为它会贬抑个人或文化的身份认同，而此个人或文化恰是那些寓于较强政治色彩但却拥有较少权利，那么其结果就会是一个巴勒斯坦女性所著作品读起来犹如一个台湾男性的作品，抹杀掉的不仅是文本中的修饰性，文化政治性，还有其中所铭刻的性别差异（Spivak, 1993:182)。就此，斯皮瓦克提出了后殖民主义如何聚焦翻译与殖民化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一被巴斯奈特与勒菲费尔称之为“翻译的不光彩历史”的问题说明了从原文到第三世界语言的翻译往往是不同的政治活动。同时，这一问题似乎又与语言的“政治”及与语言的杨升有关。因此，在这种意义上 ，翻译就是一种弱者向强者抗衡的努力。记得李泽厚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现在用不着苦心婆说地劝外国人学汉语，哪一天我们中国强大了，不用劝他们也会自动学得。可知，权利政治问题在翻译中的体现程度之深。
“什么是翻译”，一直是翻译研究界热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了抵制作为权利工具的翻译，从而保持他者的独立性和平等性，斯皮瓦克置身于第三世界的立场，针对另一世界的译者，提出了“翻译就是阅读”，“阅读就是翻译”这一理论。在她看来，“最亲密的阅读行为就是翻译，” “一切的阅读都是翻译，不管是错误或是偏差也都是阅读游戏的组成部分”。（Spivak, 2001:179-180、14）。 而这种阅读的目的并不是仅为了理解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在阅读中关注语言的特殊性。在这种阅读过程中，译者扮演的应当是最具耐心且最可信的读者角色。然而翻译就是意气相投的阅读，所以译者想要达到一定水准译文效果的话，那就得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把握作品，还要进入原文文本的语言文化语境，贴服于原文文本。只有这样，译者才能将他者著作看成在自我之前就存在的独立体。为此，斯皮瓦克用爱和爱欲取代了翻译中的伦理关系。最后，斯皮瓦克指出，促进原文及其痕迹之间的爱就是译者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在爱以及有关爱的交流和阅读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才可能突破对等执著的传统翻译，才能散播原文的意义，进而摆脱传统翻译对译者的束缚。
参考文献：
[1]袁晓亮.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翻译-读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J].中国校外教育理论，2007（2）:24-25.
[2]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Spivak, G.C.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4]Spivak, G.C.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backcover.
[5]Spivak,G.C.Questioned on Translation: Adrift[J].Public Culture,2001,13(1):1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