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让世界最震撼的是什么?答案有很多，最多的人口数量肯定是其中之一。而巨大的人口流动潮更是常常让世界瞠目结舌。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60年也是一个人口大流动的过程，动辄以百万、千万甚至亿计，几乎没有停止过。
　　变化不止，流水不腐。正是在人口大流动中，主动和被动，政治和经济，理论和现实，时髦和落伍，机会和陷阱，不停顿地被反复定义，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更迭出现，人的命运，由此也波澜起伏，纵横交错。如今，随便哪一个大城市，都已经是“本地人”与“外来客”共生，在数量对比上都已经不相上下。
　　过去人们常说中国古代社会是封闭和停滞的社会，民众被束缚在土地上。同时，中国人又被认为是“乐土重迁”。这更多是被塑造出来的。孔夫子说，父母在，不远游，讲的是一种孝道，但历史上不乏偏执狂统治者，在他们眼里，流动就等于流民，流民就等于造反。而恰恰是统治者压迫或战乱带来的人口流动，被动地造就了很多灿烂的事物，比如客家文化。
　　从直观上看，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人口大流动主要是在政治驱动力下的人口大流动，包括支援边疆、三线建设、上山下乡等，领袖的号召，各级党政组织的动员是少不了的。但其经济内涵其实也一样强烈。就像邓小平说的，“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即使革命要继续，这三个问题也回避不了。但自发的流动却是遭到压制的，叫做“盲流”，户籍制度就像一道天堑，其造成的悲剧至今仍在上演。
　　在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承受这种人口流动的遗产。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今年接受凤凰卫视专访称调任上海之后感觉两个最大的难点之一是历史遗留的利益调节问题，其中就包括建国以来，200万支边人员返回上海之后，面临的养老水平差距矛盾等等。辽宁在去年底下发通知，2009年调整上世纪60年代精简退职职工的补助标准，并特别提醒：如果落实不好，将会引发相关群体的攀比和上访。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大局，大约100万吃公家粮的职工搞农业生产去了。
　　
　　城乡、国内外、体制内外三个层次的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多少都有些这个权利的影子在。比如说“用工荒”，也可以说类似一种“用脚投票”。忍受不了官场生活的公职人员，可选择的其它出路也比以前多。只是，从自由流动到实现“用脚投票权”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人的天性是爱自由的，包括流动自由。对于个体来说，流动就意味着有选择的机会，这是一种已经破晓但仍朦胧的新价值观，新的“中国梦”。破晓但仍朦胧，意味着趋势不可逆转，但藩篱打破后，完善的权利暂无坚实的着落，同时，我们已经不得不开始面对和思考人口大流动所带来的一些问题。
　　自由流动解放了人，但要成为大写的人，路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