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丁淦林，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媒体人，几乎无人不晓。即使离开校园多年，许多传媒人的书房里，依然摆放着大学阶段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文集》等书籍。
　　2011年9月14日，丁淦林教授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祖籍南昌的丁淦林，1932年夏天出生于江西吉安革命老区。吉安是一个进步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14岁时，丁淦林进入吉安至善中学学习，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他在这里遇到了启蒙恩师陈启昌。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思想进步的校长，给丁淦林的成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由于陈启昌校长提倡他们博览图书报刊，自由议论各种问题，在两年半的初中学习中，丁淦林最喜欢读报、看杂志，并大量接触到了《观察》杂志，《大公报》、《文汇报》和《文萃》等报纸。
　　到了1948的夏天，丁淦林转入吉安阳明中学读高中。在这里，他进一步接触到各种书报，比如《群众》杂志，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翦伯赞写的书。高二时，丁淦林负责学校学生会的编墙报工作，开始了“新闻之旅”。
　　至善中学和阳明中学的求学经历，孕育了青少年时期丁淦林的家国情怀和公共意识。
　　1951年，原本打算报考北大经济系的丁淦林，不小心报考了华东区，随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复旦不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是确定了我的人生。”丁淦林在《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丛书中说道。
　　中学时培养的读书报的好习惯，一直被丁淦林保留。大学时期，丁淦林一边畅游在复旦的书海中，一边在每个星期都会抽出半天时间阅读各种报刊，并进行比较。有师生回忆，丁淦林喜欢边读报边做笔记，他看到有用的材料便剪贴收集，不能剪贴的便把全文抄下来，阅读时的感想也写在旁边。曾有记者看到过丁淦林的笔记，两本厚厚的32开的本子中，每一页都用水笔整整齐齐写满了报纸的内容，分门别类，还画了表格，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报刊的日期、内容和附言。因此，对于新闻史上的各种掌故，丁淦林讲课时，总能信手拈来。
　　1955年，丁淦林被分配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外新闻事业研究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教育和研究。1958年，对于26岁的丁淦林而言，是重要的一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招生报《招生通讯》。此后，全国各地都办了这种招生报纸：铅印四开小报，4到8个版，不定期出版，上面有专业介绍，如何准备考试等相关内容。同在这一年，丁淦林带领学生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时，又带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创办了第一份基层报《合金钢》。
　　在此后的动荡岁月中，即使学术空间极度萎缩，丁淦林仍旧利用一切机会搜集史料，潜思默想地展开“头脑中的学术思考”。“不求闻达、不迷做官”的丁淦林，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都选择做学问、做老师。但在199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公选院长时，以绝对多数票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是全国新闻学院历史上，唯一一位由教师公选的院长。
　　丁淦林著作等身，在新闻界影响深远。从1995年到2002年，丁淦林主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这是国家教育部正式发布的新闻传播学唯一的一本大纲。此后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更是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教材。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丁淦林参加编写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有6种以上。对当前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丁淦林也提出，中国的新闻史还缺乏世界眼光。
　　即使身兼多个职务，晚年的丁淦林仍然坚持为学生上课。有学生回忆，1999年，丁淦林教授《中国新闻事业史》时，总是会提前10分钟到达教室。连上3节课，从下午1点半开始站上讲台，一直到下午4点。博学多识、谈笑风生且和蔼可亲的丁淦林，让师生们非常难忘。
　　丁淦林曾说：“我传给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因为新闻学科本身的东西就是这些，也没有什么秘密好传给他们。我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治学态度；一个是治学方法。“学术研究要严谨、务实，不能做假。还有就是，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潮流，也不要盲目跟着材料跑。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