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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的风暴潮
历史时期上海地区海岸线以淤涨为主，但也有内坍严重的区域。例如，据张修桂先生的研究，明初至康熙中期，今上海宝山和浦东地区海岸总的说来内坍严重。具体说来，明初至成化初期，“宝山”（土山）之外的滩涂内坍殆尽；但自成化八年（1472）筑小护塘至万历四年（1576）筑宝山堡城，海岸线基本稳定，约在今岸线北十里处，即“宝山”附近；其后至康熙中叶，海岸线又迅速大幅度后退。
万历十七年（1589），也就是海岸线发生大幅度后退的期间，专督江南水利的嘉兴人许应逵亲诣高桥（今属浦东）一带，“驾扁舟历海畔，逐一查勘”。他描述了这一地区的内坍及其后果：“海水日徙而南，向所接宝山墩铺，固已荡为巨浸，使宝山悬海中。而李家洪一线之路，不三四年冲开十余里”。与此同时，“黄浦之水，险迅异常，往来苦之”。不仅如此，询问当地年长之人，“每云近者海水颇咸，大异往时”。他推测说：“盖往时海水迂回而入黄浦，其来远，其味淡。”
人们关心岸线内坍，并不是它影响到了岸边的居民，而是它和黄浦水流速度以及海防关系极密。其实，捍海塘以外区域，尽是滩涂，并无人居住，例如李家洪和老鹳嘴一带，“数十里无人烟，骤而望之，凄凉万状”。许应逵强调这两个地方的内坍与其他地方不可同日而语：“且黄浦一带地土，西北名老鹳嘴，稍东南则为李家洪，相距八九十里，其形如带，固天所以限江海也。”两地相距八九十里，并非直线距离，而是其间海湾交错，“其形如带”，阻碍了海流，“以故海水不能直射，每折而之”。当潮流到了老鹳嘴里和吴淞所城下进入黄浦时，业已“迂回九十里，水缓沙停，而跄口日淤塞”，因此他称这两个地方“固天所以限江海也”。
由于岸线快速南移和这两个地方的关键作用，许应逵向朝廷建议，由上海和嘉定两县，对其“包石三面”，修筑石堤，石堤之内，再筑护堤土塘。这年十一月，《明神宗实录》记录巡抚应天右副都御史周继上奏说：“上海县李家浜、老鹳嘴筑塘包石以捍海水，不可已。”许应逵在奏议中提及“李家洪逼近上海，老鹳嘴原属嘉定”，这两个地方在明代都属嘉定，这项工程如由嘉定一县承担，恐无能为力，故“应令该县掌印官，各将前银照数扣贮该库”，即由上海和嘉定两县共同负责。但这项工程效果非常差，不能阻止海水的继续侵刷。
许应逵把海岸线南移归咎于“修守之策置而不讲”，其实，明清时期不少人都指出黄浦潮流的加强始于李家洪的内坍，而李家洪的内坍又始于万历年间的“海啸”。《明史》记载万历十年（1582），苏北淮安、扬州两府遭受了一次较为严重的“海涨”侵袭，造成三十盐场被侵、2600余人渰死的惨剧。苏南的苏州和松江两府灾情更为严重，“坏田禾十万顷，溺死者二万人”。康熙年间编纂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记录了这次海涨的具体情形：“明万历十年壬午秋七月丙辰朔，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己巳，苏松诸郡大风雨拔木，江海及湖水俱啸涌，常州、常熟、崇明、嘉定、吴江等处，漂没室庐人畜以万计。”从发生时间、引发原因和现象来看，这是一次典型的风暴潮事件。
1582年中国沿海地区发生风暴潮的区域，仅为上述淮、扬、苏、松四府，恰为明代南直隶滨海地带，可见这是一次由台风登陆引发的风暴潮。从中国历代潮灾记录来看，这次风暴潮所造成的破坏，无论在受灾面积还是死亡人口数量方面，都不算是严重的。然而，这次风暴潮所造成的李家洪被冲毁这个“小小”的意外，却使江南历史发展的轨道发生了重大偏离。
李家洪的变迁
岸线的变化，会影响到地名的更替。李家洪未被冲毁之前，明代文献中有“李家浜”和“李家村”这两个与之相关的地名。“李家浜”在明代可不像今天这样不见经传。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指出，嘉靖年间倭寇虽连岁犯上海县及松江府城，但并未侵扰至长三角洲其他府县，这要归功于南面金山卫的陆上防备和北面宝山的水上防备。他还指出，宝山的水上防卫，吴淞所、李家浜和黄浦口是重点。
但明代吴淞口地区军事防御的重点并非一成不变。洪武年间，在吴淞口西岸置吴淞江守御千户所，东岸则建清浦旱寨，兵力部署上以西岸为重点。嘉靖之后，东岸的重要性日益隆升。嘉靖三十六年（1557），清浦旱寨更名为协守吴淞中千户所；万历五年（1577），又更名宝山千户所。万历四十二年（1614），时任巡盐御史的杨鹤就上疏说：“吴淞城宜移近李家浜以扼三江之水口。”
有明一代吴淞口地区海防重点的变化是由高桥地区的海岸内坍造成的。随着岸线内坍，形成李家洪，“而李家洪北接大洋，南连黄浦，险已移之宝山，昔时一堡海标焉”，因此“移把总镇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宝山”。由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碑文、现存上海高桥中学的《永乐宝山烽堠御碑》中提及明代嘉定地区因无“大山高屿，以为之表识”，故永乐十年（1412），“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宝山成为明代著名的海上航标之一，在《郑和航海图》中，就标有“招宝山”。宝山并非筑在海岸线上，明人陆定禹在《宝山咏》中说：“当初筑山时，去海三十里”，山之外则是大片滩涂；但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土山连同山基尽入于海。
《明神宗实录》记：“国初海运特筑宝山，其山外有李家浜”，浜为支河之旁的河沟。在乾隆《宝山县志·绘图》中，高桥地区北流之河沟，有高家浜、杨家浜、宋家浜、周家浜、朱家浜和戴家浜等，这些河流因受到捍海塘的阻碍，在海堤前汇合成一条东西走向的横浦。诸河终需入海之口，乾隆《宝山县志·绘图》记今宝山地区，有钱家浜口，穿越江西之海塘，其周遭诸浜之水皆沿海塘汇入此浜入海。《明神宗实录》记李家浜乃“宝山”之外的一条小河沟，“宝山”之外筑有大护塘迤逦南北。因此李家浜应为“宝山”周遭地区诸浜入海汇聚之口，称“李家浜”为“李家浜口”更合宜。
既然李家浜为穿越大护塘之入海河流，入海处泥沙堆积势所难免。万历四十五年（1617），应天巡抚王应麟指出：“向者李家洪一沙未洗，险在吴淞，嘉隆来吴淞渐淤，非潮汐不通舟楫。”到万历十七年许应逵观察时，李家洪和老鹳嘴则为“海中一沙堵耳”。海岸内坍过程中，李家浜形成一个很大的沙嘴。
李家浜沙嘴受海潮冲刷湮没于海潮之中是早晚的事。万历四十五年（1617），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荣覆应天巡抚王应麟说，李家浜“新为海潮冲啮”，未作详细说明。嘉庆《直隶太仓州志》编者则把原因归结为李家村通海河道的开凿和海啸。嘉靖三十三年（1553），倭寇占据吴淞口之老鹳嘴，因官方水师侦逻其旁，被包围的倭寇，“乃凿李家村通海，明年正月乘大雾遁去”。嘉庆《太仓州志》注释说：“又按李家村既凿，后经海啸而决，遂成巨浸，号李家洪，侵及宝山之址，日朘月削而山颓。”李家村地望不明。李家洪沙嘴被冲毁之后，海水日徙而南，出现了许应逵所说的宝山墩铺入海和李家洪“不三四年冲开十余里”的局面。
老鹳嘴的消亡
万历十年潮决李家洪之后，失去阻挡的海流顺畅到达老鹳嘴。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引用《松江府志》的记载说：“自海潮决李家洪，去吴淞江口南二十里，潮信遂早数刻。”嘉庆《松江府志》对此进行如下解释：“按黄家湾界牌去海二十里，今界碑数武之外，即成巨浸，是海已内徙矣。”老鹳嘴从此首当其冲受到海潮冲击，“而山颓，老鹳嘴亦没于海，于是江海势合，海之民无宁居矣”。
明清文献对“老鹳嘴”地望和地貌的记录比李家洪多，兹举两例。崇祯三年《松江府志》记吴淞“与黄浦之水相合，直出老鹳嘴以纳于海”。《松江府志·海防图》中又记曰：“此嘴滩大，业潮退时，倭船不能入，多阔浅。江东地方，屡□（缺一字）其志，今吴淞兵船防守。”老鹳嘴位于吴淞江口东岸，与吴淞所城相对。
同治《上海县志》绘有古今上海县境图，《古上海县境图》注解引用的是“郑志”。郑志即嘉靖三年郑洛书编修之上海县志，是明代上海县的第二部志书，第一部为弘治十七年郭经所修。弘治志《上海县地理图》中高桥地带采取“写意”绘法，只标有“宝山”和“跄口”。嘉靖年间，郑若曾在《筹海图编·直隶沿海山沙图》中亦注明了“老鹳嘴”的位置，与《上海志·古上海全境图》海岸线形状相似。综上，同治《上海志·古上海全境图》的年代约为嘉靖初期。两图比较，捍海堤外的滩地，到同治年间已荡然无存。扼吴淞口的老鹳嘴一角，变成一条东北—西南走向较为顺直的海岸线，这显然是海潮冲刷形成的。
老鹳嘴约在康熙年间坍毁。根据叶梦珠的记载，“向来横亘吴淞海口”的老鹳嘴，明末清初“为潮水冲决，日就坍毁”，由此造成“潮汐直入，无迂回之势，故所被自远”的现象。清初嘉善人柯聳在《江浙水利疏》中也提到，“臣又闻之故老，吴淞、黄浦之口，向有老鹳嘴者，高出水上，横当海潮，所以潮势纡缓，不至沙壅内地”，然而，“自此嘴即坏，潮趋黄浦，沙积吴淞，岁月增加，渐成平陆”。有鉴于此，他提出：“今于开濬之时，仍挑筑老鹳嘴以当海之冲，亦万世之利也”。随着老鹳嘴这最后一道海流屏障的坍毁，潮流涌入黄浦，引起明清时期松江人的极大关注。
黄浦水流的加强
明代华亭人陈继儒在《见闻录》中提到松江地区有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嘉靖三十一年（1551），潮水至青浦县之泖河，华亭人徐文贞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7），太仓之潮至仪亭，昆山人顾鼎臣入阁参政。万历六年（1577）和十二年（1583），长江之潮沿娄江而上，申时行和王锡爵先后入阁。上述这些事情到陈继儒时代，“吴人至今能道之”。叶梦珠在《阅世编》亦提到：“旧闻民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嘉靖辛亥，潮到泖，徐文贞公大拜。崇祯初，机山钱先生大拜时，潮亦到泖，可谓屡验矣。”但清初以后这一民谣不再灵验：“至近年而泖上之潮与浦中无异，即近泖支河，无不浸灌，而吾郡无拜相者，不知何故。”
光绪《松江府续志》记载：“自吴松江淤塞，明夏忠靖浚范家浜以通黄浦，自是浦渐深阔。嘉靖年，潮始到泖。其时西水畅旺，清足敌浑。”但到了万历年间，浑潮加强。万历二十五年《青浦县志》在“薛澱湖”条下记载：“是湖北、东两岸俱与浑潮相接，上流势缓，则潮沙由此以注湖内，渐成淤澱，故湖以澱名也。”万历中期，浑潮不仅至泖，而且到达淀山湖，引起该湖的淤淀。叶梦珠亦记载，“犹忆予为儿童时，亲见一日三潮，更不知何故，此崇祯十二年乙亥秋事。邑城市河俱溢，老稚惊相叹异”。乾隆五十三年《青浦县志》记录了乾隆时期海潮的再次加强：“数十年来，水势稍异，向者黄浦之潮仅达南泖，今则北过澱山湖，将抵吴江矣。邑城南境诸支港，自来无潮，今则百脉灌注，直与吴淞江潮接会矣。”同治十一年《上海县志》也记载：“明万历间潮决李家洪，海内徙二十里许，潮汐遂早数晷，向来大汛并无潮头。嘉庆以来，愈南愈大，系缆不谨，每有倾覆之患。”
嘉道年间的海潮甚至到达平湖、嘉兴和海宁地区，平湖人顾广誊记载：“盖乾隆以前海潮仅至泖浦塘而止，未及当湖也，故乾隆五十年后，遵义王侯恒于东湖滨有问潮亭之建。迨嘉庆年而及当湖矣，迨道光年而又及嘉兴、秀水矣，比年来又已渐被海宁之境，水势之变迁如此。”因潮水从江口而来，携带大量泥沙，故潮水加强与淤塞加重相互促进：“在嘉庆时，泖浦塘、张泾、汇风泾皆汪洋大水也，今则率因海潮灌入，壅为沙陀，每值潮退舟不可行。”
乾隆五十三年《青浦县志》也对乾隆以来“水势稍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然浦潮之北来者，非水性无常，亦非潮有增益，良由濒浦河港为沙淤垫，潮来无可容，不得不日向北流，此时青界之潮幸犹未浊，日久则浑，水必到浑水，到千支百脉，不久将成平陆。”浑潮所夹带的泥沙，极易造成河道淤浅，编者实地观察的情况如下：“现在泖澱淤成荡田者数十百顷，而郡城通渠，旋开旋垫，如南蟠、龙北、俞塘、护龙桥、二里泾、思贤港、沈泾等水，日淤而北，此明证矣。”
海潮变化影响江南历史举例
1．沪上的饮用水源。许应逵提到万历十七年海潮“渐逼跄口”，但“咸犹未甚”。“跄口”为吴淞与黄浦交汇之处，约今外滩地带。彼时上海城厢在外滩南，上海县城则在今闵行，应受其影响不大。但到了光绪年间，根据王韬的生活经验，“沪人食水，多因潮至取汲”，“若海潮盛至，咸水杂入，多不可饮”。而且因为“浦水多浊，井水多咸，不能酿酒，故绝少佳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饮水，多用明帆消毒。对于来沪的外地人来说，情况就不妙了。葛元煦记载：“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初至之人，尤觉不服。即凿井而饮，水味亦不甘美。”沪上居民饮用水源变咸，康熙年间是转折点。
2．浜泾小圩的形成。塘浦圩田制度的解体在江南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南宋之后，江南地区塘浦圩田制度遭到破坏。有明一代，万历之前青浦县水利主要以疏浚吴淞水系为主。从万历三十六年（1609）开始，始有修筑圩岸的记录：“巡抚周孔教檄修圩岸”。天启六年（1627），知县郑友元的修圩活动特别值得注意：“青浦知县郑友元督治围田。青浦自水灾后，低乡田亩日洼，友元令业主出米，佃户输力，分大圩为小圩，界长圩为短圩，便于戽救，傍邑传以为式。”对青浦而言，浜泾小圩的形成，是在天启年间。从“低乡田亩日洼”来看，应为青浦中部低洼地带。光绪五年《青浦县志》提及：“青邑地势低洼，东南乡尤甚。每当春水泛涨，田亩辄多淹没。”万历年间海潮的加强以及所造成的河道淤塞首先影响到地势最为低洼的中部地区。
3．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青浦和和嘉兴都属于黄浦流域。1950年代调查，两县血吸虫病流行相当严重，防治初期人群感染率分别为56.9%和45.9%（感染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这是两个令人恐怖的数字。黄浦流域河岸钉螺的数量和分布，气温之外，主要受到黄浦水流速度的影响。万历和康熙前期，原来充当捍海之堤的李家洪和老鹳嘴先后被冲毁，由此导致黄浦潮汐的加强。强势的潮水给上游带来泥沙和激流，造成河道和湖荡的迅速淤浅。因潮来无可容之水道，故嘉道年间进一步影响到嘉兴和海宁地区。但与此同时，河道淤塞加剧进行，河床抬高，水位涨落幅度缩小，逐渐脱离了感潮区域。嘉兴县脱离感潮区较青浦淀山湖地区为早，故血吸虫病形成大流行较后者为早，约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青浦沿淀山湖地区，随着河道、湖荡的严重淤塞，受到潮水的影响越来越小，终于在1931年长江大水之后，血吸虫病暴发，将原本繁庶之地几乎彻底摧毁。更早脱离感潮区的吴淞江流域，血吸虫病形成大流行之势比嘉兴地区更早。
历史的意外
人类的历史，常常出现意外。汉斯·真萨在他那本妙趣横生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中告诉人们，疾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时会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江南历史中，如果没有1582年的风暴潮，可能谁也不会关注李家洪和老鹳嘴这两个小小的地名，更不会理解其在江南历史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1582年的风暴潮形成李家洪，海潮接着冲毁老鹳嘴，黄浦潮流极大增强，带来咸潮、泥沙和激流，导致饮用水源的变咸、水灾的加剧和浜泾小圩的形成，给人们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和辛苦。但强势的潮流抑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直到1850年之后，由于河流淤塞，一些地区逐渐脱离感潮区，血吸虫病才开始大规模流行，并在民国年间和1950年代达到顶峰，而此时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
历史时期上海地区海岸线以淤涨为主，但也有内坍严重的区域。例如，据张修桂先生的研究，明初至康熙中期，今上海宝山和浦东地区海岸总的说来内坍严重。具体说来，明初至成化初期，“宝山”（土山）之外的滩涂内坍殆尽；但自成化八年（1472）筑小护塘至万历四年（1576）筑宝山堡城，海岸线基本稳定，约在今岸线北十里处，即“宝山”附近；其后至康熙中叶，海岸线又迅速大幅度后退。
万历十七年（1589），也就是海岸线发生大幅度后退的期间，专督江南水利的嘉兴人许应逵亲诣高桥（今属浦东）一带，“驾扁舟历海畔，逐一查勘”。他描述了这一地区的内坍及其后果：“海水日徙而南，向所接宝山墩铺，固已荡为巨浸，使宝山悬海中。而李家洪一线之路，不三四年冲开十余里”。与此同时，“黄浦之水，险迅异常，往来苦之”。不仅如此，询问当地年长之人，“每云近者海水颇咸，大异往时”。他推测说：“盖往时海水迂回而入黄浦，其来远，其味淡。”
人们关心岸线内坍，并不是它影响到了岸边的居民，而是它和黄浦水流速度以及海防关系极密。其实，捍海塘以外区域，尽是滩涂，并无人居住，例如李家洪和老鹳嘴一带，“数十里无人烟，骤而望之，凄凉万状”。许应逵强调这两个地方的内坍与其他地方不可同日而语：“且黄浦一带地土，西北名老鹳嘴，稍东南则为李家洪，相距八九十里，其形如带，固天所以限江海也。”两地相距八九十里，并非直线距离，而是其间海湾交错，“其形如带”，阻碍了海流，“以故海水不能直射，每折而之”。当潮流到了老鹳嘴里和吴淞所城下进入黄浦时，业已“迂回九十里，水缓沙停，而跄口日淤塞”，因此他称这两个地方“固天所以限江海也”。
由于岸线快速南移和这两个地方的关键作用，许应逵向朝廷建议，由上海和嘉定两县，对其“包石三面”，修筑石堤，石堤之内，再筑护堤土塘。这年十一月，《明神宗实录》记录巡抚应天右副都御史周继上奏说：“上海县李家浜、老鹳嘴筑塘包石以捍海水，不可已。”许应逵在奏议中提及“李家洪逼近上海，老鹳嘴原属嘉定”，这两个地方在明代都属嘉定，这项工程如由嘉定一县承担，恐无能为力，故“应令该县掌印官，各将前银照数扣贮该库”，即由上海和嘉定两县共同负责。但这项工程效果非常差，不能阻止海水的继续侵刷。
许应逵把海岸线南移归咎于“修守之策置而不讲”，其实，明清时期不少人都指出黄浦潮流的加强始于李家洪的内坍，而李家洪的内坍又始于万历年间的“海啸”。《明史》记载万历十年（1582），苏北淮安、扬州两府遭受了一次较为严重的“海涨”侵袭，造成三十盐场被侵、2600余人渰死的惨剧。苏南的苏州和松江两府灾情更为严重，“坏田禾十万顷，溺死者二万人”。康熙年间编纂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记录了这次海涨的具体情形：“明万历十年壬午秋七月丙辰朔，十三日戊辰至次日己巳，苏松诸郡大风雨拔木，江海及湖水俱啸涌，常州、常熟、崇明、嘉定、吴江等处，漂没室庐人畜以万计。”从发生时间、引发原因和现象来看，这是一次典型的风暴潮事件。
1582年中国沿海地区发生风暴潮的区域，仅为上述淮、扬、苏、松四府，恰为明代南直隶滨海地带，可见这是一次由台风登陆引发的风暴潮。从中国历代潮灾记录来看，这次风暴潮所造成的破坏，无论在受灾面积还是死亡人口数量方面，都不算是严重的。然而，这次风暴潮所造成的李家洪被冲毁这个“小小”的意外，却使江南历史发展的轨道发生了重大偏离。
李家洪的变迁
岸线的变化，会影响到地名的更替。李家洪未被冲毁之前，明代文献中有“李家浜”和“李家村”这两个与之相关的地名。“李家浜”在明代可不像今天这样不见经传。顾炎武在《肇域志》中指出，嘉靖年间倭寇虽连岁犯上海县及松江府城，但并未侵扰至长三角洲其他府县，这要归功于南面金山卫的陆上防备和北面宝山的水上防备。他还指出，宝山的水上防卫，吴淞所、李家浜和黄浦口是重点。
但明代吴淞口地区军事防御的重点并非一成不变。洪武年间，在吴淞口西岸置吴淞江守御千户所，东岸则建清浦旱寨，兵力部署上以西岸为重点。嘉靖之后，东岸的重要性日益隆升。嘉靖三十六年（1557），清浦旱寨更名为协守吴淞中千户所；万历五年（1577），又更名宝山千户所。万历四十二年（1614），时任巡盐御史的杨鹤就上疏说：“吴淞城宜移近李家浜以扼三江之水口。”
有明一代吴淞口地区海防重点的变化是由高桥地区的海岸内坍造成的。随着岸线内坍，形成李家洪，“而李家洪北接大洋，南连黄浦，险已移之宝山，昔时一堡海标焉”，因此“移把总镇之”。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宝山”。由明成祖朱棣亲自撰写碑文、现存上海高桥中学的《永乐宝山烽堠御碑》中提及明代嘉定地区因无“大山高屿，以为之表识”，故永乐十年（1412），“筑土山焉，以为往来之望”。宝山成为明代著名的海上航标之一，在《郑和航海图》中，就标有“招宝山”。宝山并非筑在海岸线上，明人陆定禹在《宝山咏》中说：“当初筑山时，去海三十里”，山之外则是大片滩涂；但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土山连同山基尽入于海。
《明神宗实录》记：“国初海运特筑宝山，其山外有李家浜”，浜为支河之旁的河沟。在乾隆《宝山县志·绘图》中，高桥地区北流之河沟，有高家浜、杨家浜、宋家浜、周家浜、朱家浜和戴家浜等，这些河流因受到捍海塘的阻碍，在海堤前汇合成一条东西走向的横浦。诸河终需入海之口，乾隆《宝山县志·绘图》记今宝山地区，有钱家浜口，穿越江西之海塘，其周遭诸浜之水皆沿海塘汇入此浜入海。《明神宗实录》记李家浜乃“宝山”之外的一条小河沟，“宝山”之外筑有大护塘迤逦南北。因此李家浜应为“宝山”周遭地区诸浜入海汇聚之口，称“李家浜”为“李家浜口”更合宜。
既然李家浜为穿越大护塘之入海河流，入海处泥沙堆积势所难免。万历四十五年（1617），应天巡抚王应麟指出：“向者李家洪一沙未洗，险在吴淞，嘉隆来吴淞渐淤，非潮汐不通舟楫。”到万历十七年许应逵观察时，李家洪和老鹳嘴则为“海中一沙堵耳”。海岸内坍过程中，李家浜形成一个很大的沙嘴。
李家浜沙嘴受海潮冲刷湮没于海潮之中是早晚的事。万历四十五年（1617），兵部署部事左侍郎崔景荣覆应天巡抚王应麟说，李家浜“新为海潮冲啮”，未作详细说明。嘉庆《直隶太仓州志》编者则把原因归结为李家村通海河道的开凿和海啸。嘉靖三十三年（1553），倭寇占据吴淞口之老鹳嘴，因官方水师侦逻其旁，被包围的倭寇，“乃凿李家村通海，明年正月乘大雾遁去”。嘉庆《太仓州志》注释说：“又按李家村既凿，后经海啸而决，遂成巨浸，号李家洪，侵及宝山之址，日朘月削而山颓。”李家村地望不明。李家洪沙嘴被冲毁之后，海水日徙而南，出现了许应逵所说的宝山墩铺入海和李家洪“不三四年冲开十余里”的局面。
老鹳嘴的消亡
万历十年潮决李家洪之后，失去阻挡的海流顺畅到达老鹳嘴。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引用《松江府志》的记载说：“自海潮决李家洪，去吴淞江口南二十里，潮信遂早数刻。”嘉庆《松江府志》对此进行如下解释：“按黄家湾界牌去海二十里，今界碑数武之外，即成巨浸，是海已内徙矣。”老鹳嘴从此首当其冲受到海潮冲击，“而山颓，老鹳嘴亦没于海，于是江海势合，海之民无宁居矣”。
明清文献对“老鹳嘴”地望和地貌的记录比李家洪多，兹举两例。崇祯三年《松江府志》记吴淞“与黄浦之水相合，直出老鹳嘴以纳于海”。《松江府志·海防图》中又记曰：“此嘴滩大，业潮退时，倭船不能入，多阔浅。江东地方，屡□（缺一字）其志，今吴淞兵船防守。”老鹳嘴位于吴淞江口东岸，与吴淞所城相对。
同治《上海县志》绘有古今上海县境图，《古上海县境图》注解引用的是“郑志”。郑志即嘉靖三年郑洛书编修之上海县志，是明代上海县的第二部志书，第一部为弘治十七年郭经所修。弘治志《上海县地理图》中高桥地带采取“写意”绘法，只标有“宝山”和“跄口”。嘉靖年间，郑若曾在《筹海图编·直隶沿海山沙图》中亦注明了“老鹳嘴”的位置，与《上海志·古上海全境图》海岸线形状相似。综上，同治《上海志·古上海全境图》的年代约为嘉靖初期。两图比较，捍海堤外的滩地，到同治年间已荡然无存。扼吴淞口的老鹳嘴一角，变成一条东北—西南走向较为顺直的海岸线，这显然是海潮冲刷形成的。
老鹳嘴约在康熙年间坍毁。根据叶梦珠的记载，“向来横亘吴淞海口”的老鹳嘴，明末清初“为潮水冲决，日就坍毁”，由此造成“潮汐直入，无迂回之势，故所被自远”的现象。清初嘉善人柯聳在《江浙水利疏》中也提到，“臣又闻之故老，吴淞、黄浦之口，向有老鹳嘴者，高出水上，横当海潮，所以潮势纡缓，不至沙壅内地”，然而，“自此嘴即坏，潮趋黄浦，沙积吴淞，岁月增加，渐成平陆”。有鉴于此，他提出：“今于开濬之时，仍挑筑老鹳嘴以当海之冲，亦万世之利也”。随着老鹳嘴这最后一道海流屏障的坍毁，潮流涌入黄浦，引起明清时期松江人的极大关注。
黄浦水流的加强
明代华亭人陈继儒在《见闻录》中提到松江地区有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嘉靖三十一年（1551），潮水至青浦县之泖河，华亭人徐文贞入内阁。嘉靖十七年（1537），太仓之潮至仪亭，昆山人顾鼎臣入阁参政。万历六年（1577）和十二年（1583），长江之潮沿娄江而上，申时行和王锡爵先后入阁。上述这些事情到陈继儒时代，“吴人至今能道之”。叶梦珠在《阅世编》亦提到：“旧闻民谣云：‘潮到泖，出阁老。’嘉靖辛亥，潮到泖，徐文贞公大拜。崇祯初，机山钱先生大拜时，潮亦到泖，可谓屡验矣。”但清初以后这一民谣不再灵验：“至近年而泖上之潮与浦中无异，即近泖支河，无不浸灌，而吾郡无拜相者，不知何故。”
光绪《松江府续志》记载：“自吴松江淤塞，明夏忠靖浚范家浜以通黄浦，自是浦渐深阔。嘉靖年，潮始到泖。其时西水畅旺，清足敌浑。”但到了万历年间，浑潮加强。万历二十五年《青浦县志》在“薛澱湖”条下记载：“是湖北、东两岸俱与浑潮相接，上流势缓，则潮沙由此以注湖内，渐成淤澱，故湖以澱名也。”万历中期，浑潮不仅至泖，而且到达淀山湖，引起该湖的淤淀。叶梦珠亦记载，“犹忆予为儿童时，亲见一日三潮，更不知何故，此崇祯十二年乙亥秋事。邑城市河俱溢，老稚惊相叹异”。乾隆五十三年《青浦县志》记录了乾隆时期海潮的再次加强：“数十年来，水势稍异，向者黄浦之潮仅达南泖，今则北过澱山湖，将抵吴江矣。邑城南境诸支港，自来无潮，今则百脉灌注，直与吴淞江潮接会矣。”同治十一年《上海县志》也记载：“明万历间潮决李家洪，海内徙二十里许，潮汐遂早数晷，向来大汛并无潮头。嘉庆以来，愈南愈大，系缆不谨，每有倾覆之患。”
嘉道年间的海潮甚至到达平湖、嘉兴和海宁地区，平湖人顾广誊记载：“盖乾隆以前海潮仅至泖浦塘而止，未及当湖也，故乾隆五十年后，遵义王侯恒于东湖滨有问潮亭之建。迨嘉庆年而及当湖矣，迨道光年而又及嘉兴、秀水矣，比年来又已渐被海宁之境，水势之变迁如此。”因潮水从江口而来，携带大量泥沙，故潮水加强与淤塞加重相互促进：“在嘉庆时，泖浦塘、张泾、汇风泾皆汪洋大水也，今则率因海潮灌入，壅为沙陀，每值潮退舟不可行。”
乾隆五十三年《青浦县志》也对乾隆以来“水势稍异”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然浦潮之北来者，非水性无常，亦非潮有增益，良由濒浦河港为沙淤垫，潮来无可容，不得不日向北流，此时青界之潮幸犹未浊，日久则浑，水必到浑水，到千支百脉，不久将成平陆。”浑潮所夹带的泥沙，极易造成河道淤浅，编者实地观察的情况如下：“现在泖澱淤成荡田者数十百顷，而郡城通渠，旋开旋垫，如南蟠、龙北、俞塘、护龙桥、二里泾、思贤港、沈泾等水，日淤而北，此明证矣。”
海潮变化影响江南历史举例
1．沪上的饮用水源。许应逵提到万历十七年海潮“渐逼跄口”，但“咸犹未甚”。“跄口”为吴淞与黄浦交汇之处，约今外滩地带。彼时上海城厢在外滩南，上海县城则在今闵行，应受其影响不大。但到了光绪年间，根据王韬的生活经验，“沪人食水，多因潮至取汲”，“若海潮盛至，咸水杂入，多不可饮”。而且因为“浦水多浊，井水多咸，不能酿酒，故绝少佳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饮水，多用明帆消毒。对于来沪的外地人来说，情况就不妙了。葛元煦记载：“潮退腥秽异常，故饮者易生疾病。初至之人，尤觉不服。即凿井而饮，水味亦不甘美。”沪上居民饮用水源变咸，康熙年间是转折点。
2．浜泾小圩的形成。塘浦圩田制度的解体在江南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南宋之后，江南地区塘浦圩田制度遭到破坏。有明一代，万历之前青浦县水利主要以疏浚吴淞水系为主。从万历三十六年（1609）开始，始有修筑圩岸的记录：“巡抚周孔教檄修圩岸”。天启六年（1627），知县郑友元的修圩活动特别值得注意：“青浦知县郑友元督治围田。青浦自水灾后，低乡田亩日洼，友元令业主出米，佃户输力，分大圩为小圩，界长圩为短圩，便于戽救，傍邑传以为式。”对青浦而言，浜泾小圩的形成，是在天启年间。从“低乡田亩日洼”来看，应为青浦中部低洼地带。光绪五年《青浦县志》提及：“青邑地势低洼，东南乡尤甚。每当春水泛涨，田亩辄多淹没。”万历年间海潮的加强以及所造成的河道淤塞首先影响到地势最为低洼的中部地区。
3．血吸虫病流行的历史。青浦和和嘉兴都属于黄浦流域。1950年代调查，两县血吸虫病流行相当严重，防治初期人群感染率分别为56.9%和45.9%（感染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这是两个令人恐怖的数字。黄浦流域河岸钉螺的数量和分布，气温之外，主要受到黄浦水流速度的影响。万历和康熙前期，原来充当捍海之堤的李家洪和老鹳嘴先后被冲毁，由此导致黄浦潮汐的加强。强势的潮水给上游带来泥沙和激流，造成河道和湖荡的迅速淤浅。因潮来无可容之水道，故嘉道年间进一步影响到嘉兴和海宁地区。但与此同时，河道淤塞加剧进行，河床抬高，水位涨落幅度缩小，逐渐脱离了感潮区域。嘉兴县脱离感潮区较青浦淀山湖地区为早，故血吸虫病形成大流行较后者为早，约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青浦沿淀山湖地区，随着河道、湖荡的严重淤塞，受到潮水的影响越来越小，终于在1931年长江大水之后，血吸虫病暴发，将原本繁庶之地几乎彻底摧毁。更早脱离感潮区的吴淞江流域，血吸虫病形成大流行之势比嘉兴地区更早。
历史的意外
人类的历史，常常出现意外。汉斯·真萨在他那本妙趣横生的《老鼠、虱子和历史》中告诉人们，疾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有时会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在江南历史中，如果没有1582年的风暴潮，可能谁也不会关注李家洪和老鹳嘴这两个小小的地名，更不会理解其在江南历史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1582年的风暴潮形成李家洪，海潮接着冲毁老鹳嘴，黄浦潮流极大增强，带来咸潮、泥沙和激流，导致饮用水源的变咸、水灾的加剧和浜泾小圩的形成，给人们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不便和辛苦。但强势的潮流抑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直到1850年之后，由于河流淤塞，一些地区逐渐脱离感潮区，血吸虫病才开始大规模流行，并在民国年间和1950年代达到顶峰，而此时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