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黑画”运动中的几位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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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2月到4月,由江青统筹策划、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王曼恬台前幕后导演的反击“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溯”的“黑画”展览,在一片“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喧闹声中揭幕了。展出的“黑画”是从北京各大饭店换下毛主席语录所布置的中国传统国画中挑出来的“有问题”的水墨中国画。此项工作原是周恩来1971年至1973年考虑外交工作不可将“最高指示”在外交活动中强加于人而亲自过问、亲自抓的。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各大饭店布置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要能体现我国的艺术水平。此事,经过毛泽东同意,江青不仅知道来龙去脉,而且表示过赞同。当时,批“黑画”有其历史原因。1973年毛泽东提出“批孔”后,江青准备大规模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想把“九一三”事件后进入低谷的“文化大革命”重新推向高潮。
  十八位“黑画”画家
  1974年春节前,王曼恬带领一批亲信到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处挑选“黑画”,至于什么画是“黑画”,江青说不清,王曼恬也弄不懂,反正黑乎乎一大片,瞧着不顺眼的都算作“黑画”。他们挑选了200多幅,3月底先在人民大会堂展出,专供中央首长审查;4月初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供工农兵革命群众参观批判。王曼恬负责批“黑画”,并把批“黑画”和“批林批孔批周公”挂上了钩。
  李苦禅一幅丈二匹《荷塘朝晖》,原是给外交部俱乐部画的,画了八朵荷花,中间还画了一只翠鸟,后被批判为讽刺八个样板戏没有观众。
  李可染的《上井冈山》和《到韶山》,题写“风景这边独好”和“江山如此多娇”,被批判说:“什么独好!这么难看,黑乎乎的。”“江山如此多娇”,干脆说“江山如此多黑”更符合实际。
  宗其香的一幅画,画了原野飘落叶和水渚芦苇摇曳,芦苇中钻出三只老虎,被批判说:一只虎叫虎,三只虎叫彪,落叶代表叶群,说是为林彪和叶群唱挽歌,怀念林彪和叶群。
  许麟庐画的一幅画上有柿子、葱和白菜,题词“四世清白”,这本是写意传统题材,被批判一点也不清白,本是资本家出身,开过面粉厂,还有什么清白可言。
  郑乃珖老画家绘作“僵花”,被批判说是讽刺共产党思想“僵化”了。
  白雪石画了一棵大树,树下放一桌和竹椅,桌上放茶壶和碗,意为农忙时可以在大树荫下乘一会儿凉,歇一歇。被批判大树底下无人来乘凉,只有空凳子和空碗,大树底下多凄凉。
  石鲁画了一枝梅花,构图是从上往下画的倒梅,被批判是在为自己被批斗鸣冤叫屈,说当共产党员倒霉,倒写红梅,意在披露“霉运当头”,共产党统治下“暗无天日”,梅花倒长。
  黄永玉画的一幅《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说成是影射毛泽东的“反革命黑画”,“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伟大领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黄永玉画的《猫头鹰》被定性为“黑画”展上天字第一号反革命“黑画”。批判者说他居然斗胆影射伟大领袖,黄永玉横遭中央美院造反派批判斗争。
  著名美术评论家李松涛回忆:
  早在1964年,江青就说,齐白石的画,她已注意了好几年,“那是什么画!为什么要出那么大的画册?是谁把齐白石封为当代的艺术大师?齐白石是什么人!”齐白石是“守财奴”。康生也说“齐白石的画有什么了不起”。康生以颇有几分文采自负,临帖作画,署名“鲁赤水”,以鲁对齐,以赤水对白石,自鸣得意。
  1970年四五月间,李可染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劳动,插秧拔草,年老体弱,不堪重负,被安排到传达室接电话、看自行车。美国总统访华前半年,李可染奉调回北京,为外交部和宾馆作装饰画。
  就在1973年12月,香港《七十年代》杂志刊出旅美学者赵浩生采访李可染、吴作人的录音记录《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赵浩生应外交部之约回国访问到北京住在民族饭店,见到正在那里作画的李可染。赵浩生平素即仰慕李可染、吴作人,有此机遇,在征得外交部同意后,便采访了李、吴二人。当时在场的还有日本朝日新闻社的记者。
  赵浩生问李可染为什么选齐白石为师,李可染说齐白石是传统文化的承上启下者,我们中年一代的画家如不向齐白石学习,就犯了历史错误。谈话中,吴作人、李可染评价齐白石:“是非分明”,“意志非常坚强”,“艺术上的修养非常深”。李可染、吴作人的讲话被说成是和江青、康生唱反调,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1974年2月至4月,王曼恬率领国务院文化组阶级立场向“左”看齐、政治嗅觉灵敏的成员在外交部和北京饭店的装饰画中挑选了200多幅“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倾向、否定文化大革命、公然进行反攻倒算”的国画作品公开展览,定名为“黑画展”。李可染和他的学生黄润华、张凭等人的作品受到批判。同时受到迫害的还有黄永玉、宗其香、李苦禅、李斛、黄胄等十八位画家,他们的作品被说成是“反动倾向十分露骨的黑画”和“美术领域文艺黑线回溯”。
  中国画创作组的成立和结束
  黄胄的妻子郑闻慧曾回忆了黄胄及其他画家在老六国饭店为驻外使馆和北京饭店新楼作画的来龙去脉。她说:
  黄胄1972年(47岁)六七月间结束在莲花池赶驴车卖豆腐的劳动生活,临时到正义路30号外交部招待所画画。他身体特别不好,但是停笔八年后重拾画笔,加上那里笔墨纸砚,衣食住行的条件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好吃好喝,单人画室,所以,从各地请来的画家——昨日还是挨批判的阶下囚,今日则是执笔作画的座上客,恍如隔世,而且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请来的具有一定艺术成就的画家,为各大宾馆、外交使领馆画画,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吴作人、莆淑芳夫妇,李可染教授,李苦禅一代宗师,上海画院谢稚柳、陈佩秋夫妇,北京画院画家白雪石、梁树年、陆鸿年、宗其香,广东画院关山月、赖少其,陕西画院的石鲁、郑乃珖……都竭尽心力作画,发挥各家所长,画出一批新画,令人耳目一新。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还有一部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组织一批卓有成就的中青年画家,为正在建设的新北京饭店绘制大量国画,布置客厅和会议室。黄永玉、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负责总体设计,构思各会议室、大厅、宴会厅的绘画和陈设工艺品、雕塑的方案。   黄胄笔不离手,顾不上吃饭、喝水、睡觉,可以说是废寝忘食,恨不得长绳系日,24小时都画画。他画的《送粮图》《春风吹过玉门关》《织网图》的人物,都充满了生气,毛驴也是活蹦乱跳的,人们说他这个时期的画都充满一个“美”字,画面上的人物可以说是从心里美到外表。这可能因为他就是心里感到美满吧,画得也很工整、用心,笔笔到位一点儿也不拘谨……
  笔者当年在国家建委工作,新北京饭店绘画、雕塑布置等事项也多有参与研讨,经常去六国饭店观摩老画家们的新作,结识了当代画坛的一些巨匠。六国饭店会议厅张挂一批老画家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
  吴作人的《藏北草原》《牧驼图》《戈壁骋千里》《凌云》《驼运》,李可染的《井冈山》《江山如此多娇》《漓江捕鱼图》,李苦禅一幅丈二匹巨作《荷塘朝晖》,大写意,扛鼎力作。梁树年、白雪石、宗其香等各有佳作问世。
  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王曼恬到六国饭店来审查,陪同左右的是国画创作组老宋、小谷二位老好人,一路紧随王曼恬身后,陪同观画,只赔笑脸,不言不语。……王曼恬当时还是天津美协分会的秘书长,她以行家里手自居,自视甚高,一路看来,指手画脚,滔滔不绝:“中国画家现在画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时代气息,还是那些才子佳人,黑山白水和文革前主席批判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本质区别,现在中国画坛上还是老一套,旧东西:驴贩子又画驴,画黑网;画黑鸡;什么江山如此多娇啊,不是‘多娇’,说是‘多黑’还差不多……”
  老宋、小谷听了心里直嘀咕:按照周总理的发扬我国传统文化,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要体现我国的艺术水平……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梁斌写《红旗谱》,黄胄画插图,堂兄弟二人一写书,一画画。黄胄画驴一头八百元,画画出口嘛!……是听王曼恬的,还是听周总理的?
  经过此次王曼恬指手画脚批评“美术界文艺黑线回溯”,外交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等中国画创作组宣布结束,画家回原单位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对于创作的国画,则由王曼恬组织“革命群众”审查,听候处置。
  黄胄南海“叛逃”
  在“黑画”展览会上,黄胄在外交部和北京饭店所作的画有六幅被定为“黑画”。其中,一幅是从纸篓里捡出来的,画了两峰骆驼,题词“任重道远”。批判者说,什么“任重道远”,是两峰疲惫垂死的骆驼,恶毒讽刺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有一种说法是骆驼走在沙漠中,为在温都尔汗坠机身亡的林彪唱挽歌。一幅画画的是小孩骑在水牛背上,空中有两只大雁向西飞去,被说成是向往西方自由世界。一幅《织网》,画的是广东渔民船家水上生活配景画几只鸡,批判者说《织网》的网是空的,没有鱼虾,鸡是白的,用线勾画的鸡是空壳,是说人民生活困苦,“鸡鸭鱼肉一场空”。还有一幅画画一群小鸡在草丛中觅食,批判者说黄胄讽刺社会主义老百姓没饭吃,小鸡也饿得去吃草籽、吃虫子……
  此前,黄胄给总政写报告,要求下基层锻炼,他说过去他去新疆,这次要求去海南岛体验生活,画海军战士,画渔民,画南海女民兵……
  1973年10月初,黄胄离开北京南下,先到广州,15日到湛江,快到海南之前于10月25日给笔者来信,告知南下的讯息。此后,军事博物馆创作组陆续收到黄胄和东海舰队画家杨列章等一路行色匆匆的消息:在海口、通什、榆林、白马井、兴隆、五指山,画速写,画老船工、渔家女、南海女民兵、海军战士……
  1974年春节,黄胄从榆林港海军基地登上鱼雷快艇,去西沙群岛参加保卫我国领海的自卫反击战。黄胄在狂风巨浪中拍摄激烈战斗的海战镜头。黄胄还随同海军战士用绳梯攀爬登上敌舰,参加战斗——黄胄不会游泳又晕船,冒死参加海战,胜利后回到榆林基地参加庆功大会,戴大红花、喝庆功酒,基地政委向南海舰队领导机关上报黄胄参加海战的英雄事迹,并通报表彰。
  当时,黄胄出席三亚榆林港西沙海战庆功大会,痛饮三杯庆功酒,宿酒未醒,还沉睡在似醉未醉的梦幻中。此时此刻,北京举办“黑画”展,黄胄的六幅国画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在横遭批判的喧闹声中,军博成立专案组,派人去海南捉拿黄胄归案。
  此时此刻,爆出一个惊人消息,黄胄在海南岛叛国出逃,口岸海关张贴紧急通缉令,写明黄胄体貌特征:“国字脸,小眼,微胖……”并附印照片。
  郑闻慧在一篇回忆文稿中写道:
  军博来人找我,说成立了一个黄胄专案组,问我黄胄回家了没有,我说:“没回家。”问我有消息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通知他回来已经有十来天了,因为他的画已经在黑画展上展览了,我们叫他回来接受教育,现在已经快半个月了,为什么还没回来?”我说:“我哪知道啊?”又过了两三天,军博的人又来问黄胄回来没有,我告诉他们说:“没有。”……他们说:“那就是黄胄已经叛逃了。”这一下子把我吓得半死,头发都竖起来了……后来我就跑去问我们的一位好朋友曹大澄,他说:“你应该有信心,老哥不是这号人。”
  笔者对此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郑闻慧来到三里河一区笔者的家,细说了黄胄在海南岛立功受奖、北京“黑画”展、六幅“黑画”横遭批判,以及军博成立专案组在海关、口岸通缉黄胄的情形。笔者和郑闻慧仔细研究分析黄胄是否叛逃的主客观因素之后,认为黄胄绝无可能叛逃,而很可能是又到海南写生作画去了,初步估计,不出十天半月,黄胄准会平安回家。
  郑闻慧回忆说:
  终于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吃饭,听见有人上楼,敲门。门一开,只见黄胄手提常年存放画稿的小皮箱,缓步走进家门……
  至于为什么没有按军博专案组的要求回来接受批判的原因,黄胄说:我在海南就听说北京批“黑画”了,榆林军港李政委跟我说,你在海南西沙战役立功受奖,回北京就要挨批了,我给你一辆车,你就在海南岛玩吧!我想不如在海南岛深入生活,批“黑画”给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画画吧。
  过了一天,黄胄到军博去报到,“现在我回来了,反正我回来了”。专案组的人说:“你不按时归队,我们派人四处追查你的下落,我们到各口岸海关发通缉令……”黄胄说,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派个侦察参谋到榆林基地问李政委,就真相大白了。   此后,黄胄天天到军博去上班写检讨材料,还得把海南速写画稿上交,专案组说要在速写画稿里再找“黑画”。黄胄在“叛逃”期间画的500多幅海南速写稿,送交军博黄胄专案组审查,也没查出一张“黑画”。
  黄永玉细说《猫头鹰》案出笼经过
  黄永玉说:“文革”后期的一档《猫头鹰》“黑画”公案,好多人说来说去都不准确。“猫头鹰事件”是一些人硬造出来的。画家本人“想说一说”《猫头鹰》案出笼经过。
  “文革”期间,我们下了三年乡又回到北京城了,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美术院校一些老画家被调到北京饭店去参加十八层新楼的美术装饰工作,我没有画画的任务,只做了一些计划性的书面构想,如哪一层会议室画些什么,摆什么,什么格式,请谁搞谁画最合适之类的设想。也不一定按时上班,做具体工作的(画家、雕塑家)都是海内高手,我分内的工作也不怎么操心,我只策划,我不画画。
  许麟庐北京的家园在老朋友心目中应是个可以寄托情感的地方,独门独院,情感浓稠,真耐人回味。
  我在北京四十多年搬了四次家,开始在大雅宝胡同,后来搬到美院本部后头的宿舍,再搬到新火车站的罐儿胡同,度过了艰难的“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垮台之后才搬到三里河宿舍。没想到第三次搬家的时候会这么贴近芝麻胡同老许的家。原来罐儿胡同往前走七八步就到苏州胡同,左拐三四步,右转弯就到芝麻胡同许家门口,近到说给人听都不信。
  许麟庐有画界孟尝君的美誉,朋友遍天下,遭受批判的画家,多长住许家避难。
  “文革”那几年我们两家的来往真叫人开心。老许家是个单独的院落,栽着许多花木,满院子大金鱼缸养着的多种金鱼都由许家小七管,到秋天还喂蛐蛐,几只画眉和别的什么名鸟也都由小七照料……龄文嫂夫人养育这一家八九十来个孩子,许麟庐是个万事不在乎的“员外郎”。
  有一天,又坐在许家闲聊《山海经》,老许拿出一本空册页要我在上头画幅画,说是南京宋文治要。想来想去也不知画什么好,老许就说画个猫头鹰算了。我当时虽不认识宋老兄,但画是可以画的,于是当即在老许家画案上浓墨淡彩,画了一幅《猫头鹰》,交差了事。
  当时,为北京饭店的设计工作搜集画画素材,我们一行四个人——袁运甫、吴冠中、祝大年和我到南方名山大川走了一圈,年底来到成都,就听说北京美术界出了大事,搞出来一批“黑画”,其中有一张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我根本不知大祸临头,还轻松地说:“嘿!画个猫头鹰算什么呢?我也常画嘛!”没想到北京“黑画”展批的《猫头鹰》就是我画的。
  回到北京,麻烦了,为我开了一两个月的批判会,要我老实承认为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是影射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
  我根本没有给北京饭店画过《猫头鹰》,那么高那么大的十八层楼,册页大小的《猫头鹰》挂在哪里呀?
  北京轰动九城的“黑画”展,先后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国美术馆开幕了,我那幅《猫头鹰》原来排行第七,过几天,改排到第一了,上头给宋文治题的那些字用一张小纸条盖起来,这真是又好笑、又好气、又卑鄙、又可怕的诬陷行为。既然如此,我也就横了心,来就来吧!只是我真怜悯那些兴高采烈批判我的人,那股“阵势”,那种蒙昧劲,不免令我为那个时代深深惋惜,他们也都算是读书之人啊!
  晚上,我赶到许家告诉老许夫妇和孩子们:“那张《猫头鹰》不要说在你们家里画的,是你老许叫小九把册页拿到我家里,我自己出主意画的。”老许家人口多、孩子小,没有必要为我这张画扯进冤屈。
  果然不出几天,中央美院就派一位姓毕的老太太,找老许做了外调,幸好老许按我的嘱咐照说了一遍,风就这么从许家房顶掠过去了,画《猫头鹰》的罪过我一人扛。
  李可染病重失语
  李可染为北京民族饭店画的巨幅《漓江山水》被定为“黑画”展出批判。《漓江山水》画面上万山重叠中,无数船只溯流而进,除逆光造成的山石之黑以外,看不出“十分露骨”的“反动倾向”。“文革”前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都想挂李可染相同题材的国画。李可染无法理解批“黑画”、“批林批孔批周公”背后隐含的政治斗争。他主要是从艺术上不服气。对于这种无理批判,当时在美院中国画系任教的刘勃舒后来说:
  李先生对批“黑画”不服气,说,我的画都是从生活中来的。他拿出速写本给我们看,大家看了非常吃惊,原来李可染一直坚持画速写、素描,以不断深入对造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他画中的形象都是将生活中的矿石千锤百炼后获得的。
  在迭受打击的逆境中,李可染仍怀着拳拳爱国之心,认真地创作了《清漓天下景》,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
  李可染在中央美院任教30年,历经各种政治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唯有摇头叹息,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当年杭州艺专曾成立“八一艺社”,李可染和张眺都是“八一艺社”成员。共产党员张眺是李可染的挚友。张眺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化名叶林,在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文化部任部长。在肃清“AB团”肃反扩大化斗争中,认为“八一艺社”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张眺是混到苏区的特务,被杀害了。李可染怀念故友,泪水涟涟。黑云压城的黑夜,他操琴演奏一曲《夜深沉》,张眺的身影,陆陆续续出现在李可染“师牛堂”画室之中。
  1974年7月,由于批“黑画”,李可染精神遭受重压,高血压病重发导致失语,口齿不清,不能说话,头颈僵直连回头都困难,和家人谈事只能用笔写。不能作画便练字,他反复揣摩研习汉隶、北碑,在书法艺术上达到一个新高度,形成独具特色的李可染书体。他是一个在政治斗争中特别谨慎的人,但在艺术上表现出了超出常人的胆魄和坚忍的意志。
  批“黑画”,李苦禅评论样板戏
  中国画坛宗师李苦禅古道侠肠,刚烈耿直,铮铮铁骨,不畏强暴。1966年8月,中央美院批斗会上,李苦禅67岁,人称“苦老”,他以站桩功站在批斗会台上,一群红卫兵抡皮带抽打,头破血流,屹立不倒,声震四座,威风八面。被推下台时,他唱《锁五龙》单雄信,高亢浑厚声腔:“大唱一声闯帐外,牛棚去者!”   在“黑画”展览上,李苦禅为外交部绘制的巨幅丈二匹大写意《荷塘朝晖》挂在展览厅最显著的位置,大泼墨荷叶正转反侧,随风摇曳,墨分五色,焦浓淡浅湿,笔墨酣畅,水墨淋漓,八朵荷花,亭亭玉立,粉白嫣红,掩映浮萍绿水,宛若霓裳仙子下九重,翠鸟穿梭,鱼游浅底,一派人间仙境。李苦禅绘出了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二十六咏荷塘的意境。
  在中央美术学院礼堂批“黑画”斗争会上,李苦禅一如当年武斗被打时以站桩功站在台上,傲然面对。其中,第二次批斗会是专题批判《荷塘朝晖》。主持会议的头头说这幅画是反动学术权威李苦禅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黑画”,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会场一片打倒“黑画家”口号声,并勒令李苦禅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李苦禅心平气和地说道:“哪个画画的也不敢保证自己一辈子能画好画,但要保证做好人,到老一回想,这一辈子还算勤勤恳恳,与人为善,不曾参与过任何伤天害理,不利于国家,不利于人民的事,就是画不好也问心无愧了。”
  “你必须老实交代,画反革命黑画的目的和动机。”
  “我画一辈子大写意,目的和动机就是养家糊口吃饭!”
  “画家应当为革命文艺路线服务!”
  “我一大家子妻儿老小,我得吃饱饭才能为革命服务。”
  “你为什么画泼墨荷塘,而且画了八朵荷花和一个秃翠鸟?”
  “我是种荷听雨,闲暇把笔写荷花,我这幅画以浓墨写淡景,以湿笔写干墨,讲求立意,构图布局,章法要大胆、要险,八朵荷花掩映在荷叶之间,画思当如天岸马,画者当似人中龙,如此可不陷于庸俗。”
  “你画八朵荷花风雨飘摇,是反对八个革命样板戏!”
  “过去批判我反对三面红旗,至今我弄不清什么三面旗儿。我没反过三面旗儿,我反过袁世凯的黄龙旗,反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我不知道什么杆旗能做成三面的。如今又说我反对八个样板戏,我不知道八个,只知道现在有三出戏,叫《沙家浜》《红灯记》和《座山雕》……现代样板戏不勾脸,没脸谱的,只靠瞪眼睛亮相了,李玉和是长靠武生戏,沙奶奶是老旦戏,阿庆嫂和胡司令、刁德一登台亮相全靠瞪眼睛,生旦净末那眼睛瞪得比牛眼大,跟庆丰包子铺的包子似的,再配上一碗炒肝就是一顿早点了……”
  “不准李苦禅放毒!”有人振臂喊口号。
  李苦禅接下去滔滔不绝大谈国画和京剧都讲求写意,互相借鉴,互相影响和渗透,他说:“武生好角一出场,往那儿一站,八面威风,满台都是他的戏,大写意一笔下去,也应如此,李玉和唱了句‘谢谢妈’举起红灯在台上瞪眼傻站着,呆若木鸡,都迈不开步,无法下台了……”
  “文革”前,李苦禅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常常是有文有武,以戏喻画来印证写意的道理。他一边示范笔法一边讲戏,站个“丁字步”,拉个“云手”,来个“走边”,甚至带上“锣鼓点”……
  京戏是写意的戏,是传统的综合艺术,是高度的艺术,要画好中国大写意画一定要真知京剧精髓。京戏是李苦禅的第二专业。
  李苦禅的儿子李燕说,在“文革”中有位老朋友来看父亲,问父亲批“黑画”怎么个批法,父亲笑道:“是一帮蛤蟆骨朵儿跟着乌龟走,争当老王八三孙子儿!”“教育革命……也没个章法,今天忽而东,明天忽而西,张铁生考上白字状元,教育革命,忽而太是东西!”“批‘黑画’是党案,良心大贱卖,胡说八道大丰收。”
  1974年4月,批“黑画”风起云涌之时,毛泽东对批“黑画”问题,发表了“最高指示”:“国画,大泼墨嘛,怎么能不黑呢?”原本一场热热闹闹的批“黑画”运动,就这样冷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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