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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存在大量认为“读书有用”却选择辍学的孩子。他们的辍学导因于受教育过程中生成的学业失败者自我认同。此种自我认同是由结构性因素和行动者共同建构的。以成绩为标准的教育分流制度不断激发这些学生对自己“升学无望”的判断;教师的“区别对待”和“好学生”的同质化交往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属于“差生群体”;个体化家庭关系直接造成他们的自我认同困惑;与“好学生”的群际比较进一步强化了其自我认同。辍学生的自我认同呈现出焦虑、不明确的特点,与李涛笔下的云乡“少年”们对自我明确、灵活的认识有很大不同。政府、学校、家庭和学生个体需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