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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文化”,堂皇出展。
刚刚出现的“性爱床”以及早先的保险内裤、处女膜再造技术,这背后是中国人性开放和性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
这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于性的态度,一贯中庸的中国人,有两种极端共存,一方面是以保险内裤的发明者为代表的贞操维护派,而另一派就是以“性爱床”为先锋的性欢乐派——这张床能够帮助人们更和谐更轻松地做爱。
关于性的发明总是能吸引极大的关注。
性发明,新发明
2003年春节后刚过几天,湖南长沙的方耀伦就向公众展示了自己发明并组装的性爱床床架。
之所以称为性爱床,一个直接原因是这种床可以作相应调节,以适应20多种不同的性活动姿势,据说可以创造出许多“罕见的性交体位法”。
据介绍,首张床架的床面有3个折面,床面下安装有4台电机,在电机的作用下,床面可以自由调整角度。除了电机,这张性爱床床架还有一个安装在床底的数控台面,台面与床边的操作面板相连,有十余个快捷键,通过操作快捷键,床面可自行调整至相应位置。
性爱床的发明让对于性总是绕过去的中国人有点措手不及。试产厂家在组装“性爱床”的过程中发现其具有“辅助性交”功能,担心世俗压力过大,便中止了与方耀伦的合作。
而更多的议论是方耀伦将性爱床向专利局申请了专利。2002年11月28日,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出具检索证明,认为该专利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要求,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其中主流的质问是性爱床代表的是性革命还是性无聊?批评者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性是见不得光”的观点。
据媒体报道,与性爱床具备同样功能的名为“欢愉床”的专利在1999年就获国家专利,样品4年前即已面世。这种床的发明者也表示要将“欢愉床”推向市场。
人们对于性爱床的关注热情与两年前保险内裤的发明并无二样。
2000年,赵新用几条带子和一个密码锁发明了保险内裤,其目的是想阻止不正当性行为,避免出现婚姻危机,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了专利申请。这是中国首例由于性发明申请专利而引起的社会大争论,焦点在于知识产权是否应该接受此类申请?更多的意见认为保险内裤是变形的“贞操带”。
争论最后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态度而定性,按照《专利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专利是发明人的权利,尤其是非职务发明,从法理上讲它属于私权,凡是符合法规的专利申请都必须受理。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在专利的申请问题上,“航天飞机”和“保险内裤”的地位是平等的。至于由此涉及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并不在受理专利申请时的考虑范围。
无独有偶。就在保险内裤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意大利一名心理学家利用微型处理器制造出21世纪版本的贞操带,其原理是,在一般男人或女人所用的内裤橡筋带上,安置一个微型处理器,可作为“贞操计时器”,记录内裤除下的次数和时间。男方内裤除掉了20分钟或一个小时,那便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解释了。但问题是,如果穿戴者外出洗澡或者拉肚子,可能会引起误会。
虽然备受争议,发明者赵新还是认为,那些欲向伴侣表示忠贞的男女,会同意使用这种物品,故此它一定有市场。
遭遇技术的性
更多的性发明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凸现出来,其用途呈现出多元化。性爱床要改变的是已经变得枯燥乏味的传统的性爱关系,让性成为快乐的性。而保险内裤是维护社会最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定,把性关系锁定在夫妻之间,出轨即为不贞,这是传统性道德所倡导的。
但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把性摆在桌面上来谈,而以前性是私人话题。两者都试图用技术的手段来改变或维护社会的性道德。其实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独创,社会学者在分析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就认为技术的发展也是导致性革命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比如汽车的出现、人流技术的成熟等。
“如果一次性交换来的是私生子或者梅毒淋病,那么人们是不会对这种性交给予任何同情的。”所以对于新型避孕药的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2年,成都一位教师雷学军发明的一种由纯中药制成、无毒副作用、通过肚脐进行避孕的新药“肚脐避孕液”正式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发明者预测,如果该避孕药能得到推广,对避孕套生产商将是一个打击。
被科技部列入2002年国家火炬计划成果项目的一项性发明也是与避孕有关,有着“液体避孕套”之称的这一性生活外用清洁药品,是水溶性、无味、无色、无刺激的膏状液体,并可有效阻止艾滋病和性病传播。
新型避孕药的出现让性更能成为本质上的性,而没有副产品。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人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
有需求才有供给
一项发明是否被市场接受将检验出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如果保险内裤被接受,说明这个社会对于性是保守的;如果性爱床热销,说明社会对于性是开放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者都被接受或冷落,那么解释就是这个社会的旧的性道德被摧毁而新的并未建立。而处女膜再造技术的盛行是其最佳的注脚。
据了解,10年前在成都市做处女膜修补生意的不到5家,现在总数不下200家,每年人造“处女”近2000人次。
而接受处女膜再造技术的消费群体却出现严重分化,一是“大酒店、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女性”,另一种是“高等院校学生”。
中国今天的现实和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很相似,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恢复向经济起飞转变的历史时期,性文化则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对处女膜的崇拜还非常普遍。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性革命已经开始,日本的婚前性交也有较大但隐蔽的增长。为了避免又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牌坊的苦恼,许多准新娘就求助于这种处女膜伪造术,使它又一次兴旺起来。
但70年代以后,日本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和公开,处女膜伪造术当然也就越来越日薄西山。
而在中国,情况与日本非常相似,一方面是大量的婚前性行为,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还存在一种处女情结。一项针对男性的“你的爱人遇到你之前是否还是处女之身”的调查,42%的男士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是“因意外失身可以谅解,因爱别人失身不能原谅”,有30%的男士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只有28%的男士认为“对自己所爱的女人不会在乎她是不是处女”。
在性爱床和保险内裤两个发明的背后,是两种力量的交锋。而这种交锋显然不会有明确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