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而“文化”，堂皇出展。
　　刚刚出现的“性爱床”以及早先的保险内裤、处女膜再造技术，这背后是中国人性开放和性保守两种力量的较量。
　　这是一个奇怪的存在，对于性的态度，一贯中庸的中国人，有两种极端共存，一方面是以保险内裤的发明者为代表的贞操维护派，而另一派就是以“性爱床”为先锋的性欢乐派——这张床能够帮助人们更和谐更轻松地做爱。
　　关于性的发明总是能吸引极大的关注。
　　
　　性发明，新发明
　　
　　2003年春节后刚过几天，湖南长沙的方耀伦就向公众展示了自己发明并组装的性爱床床架。
　　之所以称为性爱床，一个直接原因是这种床可以作相应调节，以适应20多种不同的性活动姿势，据说可以创造出许多“罕见的性交体位法”。
　　据介绍，首张床架的床面有3个折面，床面下安装有4台电机，在电机的作用下，床面可以自由调整角度。除了电机，这张性爱床床架还有一个安装在床底的数控台面，台面与床边的操作面板相连，有十余个快捷键，通过操作快捷键，床面可自行调整至相应位置。
　　性爱床的发明让对于性总是绕过去的中国人有点措手不及。试产厂家在组装“性爱床”的过程中发现其具有“辅助性交”功能，担心世俗压力过大，便中止了与方耀伦的合作。
　　而更多的议论是方耀伦将性爱床向专利局申请了专利。2002年11月28日，湖南省知识产权局出具检索证明，认为该专利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要求，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其中主流的质问是性爱床代表的是性革命还是性无聊？批评者更多的是基于一种“性是见不得光”的观点。
　　据媒体报道，与性爱床具备同样功能的名为“欢愉床”的专利在1999年就获国家专利，样品4年前即已面世。这种床的发明者也表示要将“欢愉床”推向市场。
　　人们对于性爱床的关注热情与两年前保险内裤的发明并无二样。
　　2000年，赵新用几条带子和一个密码锁发明了保险内裤，其目的是想阻止不正当性行为，避免出现婚姻危机，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递交了专利申请。这是中国首例由于性发明申请专利而引起的社会大争论，焦点在于知识产权是否应该接受此类申请？更多的意见认为保险内裤是变形的“贞操带”。
　　争论最后以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态度而定性，按照《专利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专利是发明人的权利，尤其是非职务发明，从法理上讲它属于私权，凡是符合法规的专利申请都必须受理。国家知识产权局认为，在专利的申请问题上，“航天飞机”和“保险内裤”的地位是平等的。至于由此涉及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并不在受理专利申请时的考虑范围。
　　无独有偶。就在保险内裤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意大利一名心理学家利用微型处理器制造出21世纪版本的贞操带，其原理是，在一般男人或女人所用的内裤橡筋带上，安置一个微型处理器，可作为“贞操计时器”，记录内裤除下的次数和时间。男方内裤除掉了20分钟或一个小时，那便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解释了。但问题是，如果穿戴者外出洗澡或者拉肚子，可能会引起误会。
　　虽然备受争议，发明者赵新还是认为，那些欲向伴侣表示忠贞的男女，会同意使用这种物品，故此它一定有市场。
　　
　　遭遇技术的性
　　
　　更多的性发明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凸现出来，其用途呈现出多元化。性爱床要改变的是已经变得枯燥乏味的传统的性爱关系，让性成为快乐的性。而保险内裤是维护社会最基本单位——家庭的稳定，把性关系锁定在夫妻之间，出轨即为不贞，这是传统性道德所倡导的。
　　但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把性摆在桌面上来谈，而以前性是私人话题。两者都试图用技术的手段来改变或维护社会的性道德。其实这并不是中国人的独创，社会学者在分析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性革命发生的原因时，就认为技术的发展也是导致性革命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比如汽车的出现、人流技术的成熟等。
　　“如果一次性交换来的是私生子或者梅毒淋病，那么人们是不会对这种性交给予任何同情的。”所以对于新型避孕药的出现也就可以理解了。
　　2002年，成都一位教师雷学军发明的一种由纯中药制成、无毒副作用、通过肚脐进行避孕的新药“肚脐避孕液”正式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发明者预测，如果该避孕药能得到推广，对避孕套生产商将是一个打击。
　　被科技部列入2002年国家火炬计划成果项目的一项性发明也是与避孕有关，有着“液体避孕套”之称的这一性生活外用清洁药品，是水溶性、无味、无色、无刺激的膏状液体，并可有效阻止艾滋病和性病传播。
　　新型避孕药的出现让性更能成为本质上的性，而没有副产品。
　　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人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
　　
　　有需求才有供给
　　
　　一项发明是否被市场接受将检验出这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如果保险内裤被接受，说明这个社会对于性是保守的；如果性爱床热销，说明社会对于性是开放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两者都被接受或冷落，那么解释就是这个社会的旧的性道德被摧毁而新的并未建立。而处女膜再造技术的盛行是其最佳的注脚。
　　据了解，10年前在成都市做处女膜修补生意的不到5家，现在总数不下200家，每年人造“处女”近2000人次。
　　而接受处女膜再造技术的消费群体却出现严重分化，一是“大酒店、夜总会等娱乐场所的女性”，另一种是“高等院校学生”。
　　中国今天的现实和日本上个世纪60年代很相似，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从战后恢复向经济起飞转变的历史时期，性文化则是一种“黎明前的黑暗”，对处女膜的崇拜还非常普遍。但是在当时的西方，性革命已经开始，日本的婚前性交也有较大但隐蔽的增长。为了避免又要性自由又要贞洁牌坊的苦恼，许多准新娘就求助于这种处女膜伪造术，使它又一次兴旺起来。
　　但70年代以后，日本的婚前性行为日益增加和公开，处女膜伪造术当然也就越来越日薄西山。
　　而在中国，情况与日本非常相似，一方面是大量的婚前性行为，而另一方面这个社会还存在一种处女情结。一项针对男性的“你的爱人遇到你之前是否还是处女之身”的调查，42%的男士在这件事上所持的态度是“因意外失身可以谅解，因爱别人失身不能原谅”，有30%的男士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只有28%的男士认为“对自己所爱的女人不会在乎她是不是处女”。
　　在性爱床和保险内裤两个发明的背后，是两种力量的交锋。而这种交锋显然不会有明确的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