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视角下我国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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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时间管理倾向是近年来教育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在梳理我国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一高职院校1 646名学生主观幸福感和时间管理倾向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幸福视角下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研究的落脚点。通过对高职生的教育引导,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时间价值观,加强自身管理,提升主观幸福感,实现个人价值。
  关键词:高职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幸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
  作者简介:王文娟,女,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8)02-0075-05
  高职生是社会技能人才,是建设21世纪新型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作为肩负时代使命的高职生,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整体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有研究显示,他们的独立性较差,时间管理能力欠缺。[1]高职生处于人格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其心理和行为特点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以高职生的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对这一群体进行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对于高职生个体成长成才、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和谐、国家的繁荣富强,最终实现中国梦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联系分析
  (一)幸福的含义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人们对幸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主观幸福感”是20世纪60年代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意在探讨大众的态度、感受、期望和价值等,着眼于人们的幸福体验。[2]Diener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是评价者根据自定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3]主观幸福感具有认知评价、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三个维度,具有主观性、整体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点。
  (二)时间管理倾向的定义
  “时间管理倾向”(Time Management Disposition,TMD)是一种具有动力性的心理和行为特征。[4]黄希庭等人经过研究,于2001年提出时间管理倾向这一概念,时间管理倾向包含时间价值感、时间监控能力和时间效能感三个维度。[5]时间管理倾向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引起了国内教育和心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
  (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和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
  研究者发现,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范翠英等人对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发现,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指数,时间效能感能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积极情感和情感平衡,同时,也能显著地负向预测其消极情感。[6]
  二、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现状和不足
  目前,针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现状
  1.高职生群体时间管理倾向的特点。宋倩以黄希庭等人编制的《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ATMD)》为调查工具,以徐州市3所高职学校的396名学生为研究对象调查发现,初中起点和高中起点的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存在差异,并提出了六点时间管理的策略;臧爽等人以中国医科大学高职学院的148名三年制护理生和123名四年制护理生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调查发现,中专组护士生时间管理倾向的总分、时间价值感和时间效能感分量表的得分,高于大专组护士生的得分;马丽芳通过对东营职业学院大一、大二共230名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该校高职生的时间管理倾向呈正态分布,时间效能感水平较高,但时间操作性差,即计划往往难以付诸实施,并提出了时间管理的五大建议。
  2.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因素研究。时间管理倾向相关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影响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因素和时间管理倾向对高职生的影响两个方面。
  梁冬林通过研究探讨了自立人格和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该研究使用黄希庭等人编制的《青少年学生自立人格量表(SSPS-as)》等量表对350名高职学生进行调查发现,高职生年级之间不存在时间管理倾向的差异,得出高职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自立人格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且高职生的自立人格对时间管理倾向有着显著的预测力。[7]
  林伟民等人通过研究发现,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与成就动机存在显著相关,时间价值感和时间监控观对追求成功的动机具有显著的预测力;[8]郭芳等人调查得出结论,高职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焦虑、抑郁存在显著负相关,与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正相关;[9]马力晗通过研究发现,高职生的时间管理倾向的总分及各个维度得分,与学业拖延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10]戴昕调查发现,该群体高职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水平低于本科生,且时间监控能力最差,时间管理倾向在专业认同和自主学习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11]
  3.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余敏对高职生时间管理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研究,最终实验组成员在时间管理倾向、学习满意度、学业自我效能感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刘会兰研究显示,团体辅导能有效提高高职生的时间价值感、时间效能感、时间监控感;种明慧研究结果表明,团体心理辅导对高职学生时间管理倾向干预有效;倪荣彪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时间管理倾向训练可以显著提高高職生的时间管理倾向水平和学习成绩。[12]
  (二)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我国高职生的时间管理倾向的问题引起了研究者一定程度的重视,尤其近几年,针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开始从现象描述慢慢过渡到实证研究的阶段。研究现状有以下三点不足。
  1.从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研究内容来看,研究者对高职生群体的现状进行调查和描述的研究居多。从研究对象的数量来看,多数研究的样本量都不够大,所以高职生这一特殊群体时间管理倾向的特点问题的可信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在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因素研究中,研究者从学习、自立人格、自我效能感的角度进行了相关研究,相关因素研究的范围较为狭窄,尤其从主观幸福感的角度进行相关研究的内容非常缺乏。
  3.在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研究中,研究都重在检验干预的有效性,而在干预前并没有对高职生这一群体的时间管理倾向进行大规模现状调查。所以,加强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干预的针对性,是研究者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三、高职生主观幸福感和时间管理倾向的关系
  (一)研究工具
  采用黄希庭等人编制的时间管理倾向量表(44项)和主观幸福感量表(20项)进行了调查,并用spss1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了处理。在大规模调查前进行了试调查,时间管理倾向的信度系数是0.931,主观幸福感量表中,总体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2项)信度系数为0.754,情感指数的内部一致性(8项)信度系数为0.863,情感平衡(10项)信度系数为0.735。
  (二)研究对象
  江苏省一所高职学校1 646名学生。
  (三)数据和分析结果
  1.时间监控观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相性回归(逐步法),回归方程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其中,时间监控观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高职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表明较高水平的时间监控观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较大。同时,从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来看,时间监控观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为1.5%。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2.时间效能感和积极情感之间的关系。以积极情感为因变量,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相性回归,回归方程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其中,时间效能感对积极情感有显著地预测作用,即时间效能感能够正向预测积极情感,表明较高水平的时间效能感对积极情感的预测作用较大。同时,从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来看,三者对积极情感的解释率为4.2%。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
  3.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时间价值感和消极情感之间的关系。以消极情感为因变量,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相性回归,回归方程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都能够进入回归方程,三个维度都有显著地预测作用,时间效能感与时间监控观对消极情感有负向预测作用,而时间价值感对消极情感有正向预测作用。研究表明,较高水平的时间监控观和时间效能感可能抑制高职学生产生消极情感体验,较高水平的时间价值感对消极情感的预测作用较大。同时,从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来看,三者对消极情感的解释率为8.9%。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
  4.时间监控观、时间效能感、时间价值感和情感平衡之间的关系。以情感平衡为因变量,时间管理倾向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相性回归,回归方程的F值达到显著水平,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都能够进入回归方程,三个维度都有显著地预测作用,时间效能感与时间监控观有正向预测作用,时间价值感有负向预测作用,表明较高水平的时间效能感和时间监控观对情感平衡的预测作用较大,而较高水平的时间价值感可能抑制产生情感平衡。同时,从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来看,三者对积极情感的解释率为13.4%。可见,时间管理倾向的三个维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相关。具体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转型期,作为肩负时代使命的高职生,他们有着自身的困惑和梦想。作为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与本科生相比,他们因高考成绩相对较低,自我评价不高,更为自卑而敏感,对挫折的承受能力也较差。高职学生对未来较为茫然,内心更易产生冲突。有研究显示,他们的职业、学业压力是不幸福的主要原因。
  通过时间管理倾向这一可量化的人格特征对高职生进行教育和引导,帮助高职生树立正确的时间价值观,有效提升时间监控的能力和时间管理的效能,从而有针对性地加强自我管理,提升主观幸福感,实现个人价值,应该是一个现实且长远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黄希庭,张志杰.青少年时间管理倾向量表的编制[J].心理学报,2001(4):338-343.
  [2] 宋倩.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
  [3] 臧爽,戴舒霞,赵梅珍.高职护生一般自我效能与时间管理倾向的相关研究[J].护理研究,2009(3):781-782.
  [4] 马丽芳.高职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调查研究[J].科协论坛(下半月),2010(4):180-181.
  [5] 梁冬林.自立人格对高职高专学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影响[D].重庆:西南大学,2009.
  [6] 林伟民,潘运,石以萍.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与成就动机的关系研究[J].社会心理科学,2011(3):44-48.
  [7] 马力晗.高职学生学业拖延与时间管理倾向、成就动机的关系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5.
  [8] 戴昕.“90后”高职生专业认同、时间管理倾向与自主学习的关系研究——以安徽省四校为例[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16.
  [9] 余敏.高職生时间管理的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研究[J].优化管理策略,2016(6):84-85.
  [10] 刘会兰,罗生虎.团体辅导对高职生时间管理倾向的干预探讨[J].新西部(下旬·理论),2016(2):101.
  [11] 倪荣彪,刘红燕,方波.时间管理倾向训练对高职生学习成绩动态影响的实证分析[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17(1):50-54.
  [12] 范翠英,孙晓军,刘华山.大学生的时间管理倾向与主观幸福感[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1):9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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