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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疲惫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的一点儿都不比你多。”他说，“整个事情就像一个谜，让我无法理解。我并不指望你会相信我。有这么多对我不利的证据，又有谁能相信我呢？可是，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对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无所知。我带着那只箱子到这里来的时候，里面除了我的珠宝，什么都没有。而且，自从我把箱子存到行李间之后，就再没有打开过它。”
“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有谁想要除掉丽贝卡吗？”
“没有。”塞缪尔回答说，“虽然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可她在她那些朋友中间却很吃香。而且，她也算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丰满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她身高足有五尺七）、白嫩的皮肤、诱人的金发。她的那些朋友也都和她差不多。她们都很喜欢她。我不相信她会有仇人。”
“警察在你家里找到了一些天仙子碱片。”桑代克说，“你知道，这些药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那是我牙痛的时候买的。不过，这药我从来没吃过。我的医生听说之后，就让我去看牙医了。那瓶天仙子碱片根本就没打开，里面有一百片。”
“至于那只箱子，”桑代克说，“你买了很久了吗？”
“不太久。我是大约六个月前在豪尔波恩的弗莱切斯店买的。”
“你再没有其他情况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没有了。”他说，“但愿我能知道得多一些。”过了一会儿，他眼巴巴地瞧着桑代克，问道，“先生，你同意为我辩护吗？我知道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可我还是想试试。”
我看看桑代克，希望他至少能够谨慎而有条件地回答这个问题，想不到他却说：“你大可不必对此案如此悲观，塞缪尔先生。我同意为你辩护，而且我认为，你极有可能会被判无罪。”
在我们回旅馆的路上和吃晚餐的时候，我一直怀着几分愧疚的心情，思索着桑代克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因为此案中的某些关键情节显然被我遗漏了。桑代克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从来不会随便对案件的结果做出许诺或预测。所以，这次他一定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证据。然而，我却无法想象这些证据会是什么。
我能看出，米勒探长也是同样地困惑。因为桑代克毫不隐晦地表示，他将继续调查此案。尽管米勒旁敲侧击，想从他那里套出点什么来，却一无所获。晚饭后，米勒送我们到车站。当我们的火车开动时，我看到他站在站台上，轻轻挠着后脑勺，满腹狐疑地凝视着我们这节渐渐远去的车厢。
火车刚驶出站，我就开始指责桑代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居然对那个可怜的家伙——查普曼说他有可能被判无罪！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机会。”
桑代克严肃地看着我。
“杰维斯，”他说，“看来，你对这个案子没有认真思考。结果被那些表面现象蒙蔽了。而侦破人员的作用是要考虑到表面现象以外的其他可能性。还有，你并没有用自己非凡的观察力去认真审视那些事实。如果你仔细琢磨乔治·查普曼的那番话，就会发现这些话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如果你认真检查了碎尸，就会发现，它们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证实了那些线索。”
“至于乔治·查普曼说的那些话，”我说，“我记得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有关毛利人头的那件事。不过，你也说了，那些经营人头的商人并不去干肢解人体的事。”
桑代克摇摇头，显得有点不耐烦。
“行了，行了，杰维斯。”他说，“你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任何一个笨蛋都会把一具尸体切割成箱子里的那种样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仔细考虑过乔治·查普曼的话，就会从中得出一个同塞缪尔·查普曼杀死并肢解了那个女人的说法截然不同的推论。而这个新的推论又从碎尸中得到了证实。我想，如果你能回忆一下塞缪尔的话，再去想想他描述的事情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然而，桑代克过于乐观了。塞缪尔说的话我记得够清楚的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反复琢磨这些话能有什么含义。
但是，我越想越觉得，此案对被告不利。
与此同时，我这位同事似乎已不再去理会这件案子了，我估计，他是在等待法院开庭。
不过有一天，他倒是让我陪他去了一趟市中心，把我留在维多利亚女皇街，自己跑到造锁的厂家梅瑟斯·伯尔登兄弟公司去了。我估计，他的这番行动和他在斯托克瓦利时细心观察箱子上的那把锁有关系。
另外，我们的实验室助手波尔顿有时会穿戴得整整齐齐，手提公文包出门办事。我想，他是在执行与这件案子有关的“特殊使命”。
不过，我从桑代克嘴里什么都打听不到。我的几次尝试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一样的：“杰维斯，情况你都了解。你听了乔治·查普曼的介绍，也看了那些碎尸。只要你能提出一种合乎情理的设想，我将乐于和你讨论。”
事情就这样毫无进展。因为除了警方那套理论，我提不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设想来。所以，我也就没能和桑代克继续讨论此案。
眼看再过几天就要开庭了（此前，法庭曾推遲案件审理，希望能找到更多尸体残骸）。一天晚上，我注意到家里要来客人。一把临时加放的扶手椅前面摆了一张小茶几。上面的托盘里放着一瓶苏打水、一瓶威土忌和一盒雪茄烟。桑代克看到我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平时不用的奢侈品，便向我解释：“我今晚请了米勒过来——他该快到了。我最近在办查普曼的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打算向他们摊牌。”
“这样做行吗？”我说，“万一警方坚持要定他的罪，并封杀你的证据，怎么办？”
“他们不会的。”桑代克说，“他们也封杀不了。凭借错误的推论去打这场官司，是最不明智的了。瞧，米勒来了！而且，我肯定他沉不住气了。”
果然，米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雪茄烟都没顾上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眼睛盯着桑代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而我这位同事却显得十分平静。
“桑代克先生，”米勒说，“你这封信让我完全无法理解。你说，你要向我们提供有关塞缪尔一案的证据。可是，证据我们已经掌握了。被告肯定会被定罪。先生，我想提醒你注意以下事实：我们找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身份已得到了确认。尸体的一部分是在塞缪尔的箱子里发现的。而那只箱子是由他本人存放在‘红狮旅馆’的。另外，我们还在被告的住所找到了尸体的另一部分。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家中发现了一种颇不寻常的毒药。死者正是被这种毒药毒死的。还有，人们都知道，被害的女人和塞缪尔的关系十分紧张。塞缪尔曾当着证人的面，威胁说要杀死她。桑代克先生，这些事实，你有什么话要说？” 桑代克微笑地看着情绪激愤的探长。“米勒，”他说，“我的话很简单。被告并不是真正的凶手。箱子并不是他的，尸体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女人的。”
探长惊得目瞪口呆。这也难怪，我也和他一样。米勒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探过身去，呆呆地看着我那位面无表情的同事，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叫了起来：“我的老兄啊！你这话可真是太离谱了——至少，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信口开河的。咱们先说说那具尸体！你说它不是那个女人的？”
“不是。丽贝卡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身高五尺七。而这个女人的身高还不到五尺四。”
“嗨！”米勒叫了起来，“尸体已被肢解了，差上个一两寸也不算什么。你忘了那个刺青了。凭那个，就绝对能够证明死者的身份。”
“刺青的确能够证明死者身份。”桑代克说，“那是最关键的证据。然而，丽貝卡的左臂有一个刺青。那个女人却没有。”
“没有！” 米勒惊呼起来，身子又往前探了一些，我生怕他随时会坐到地板上去，“这怎么可能呢？我看见了，你也看见了呀！”
“我说的是那个女人，而不是那具尸体。”桑代克说，“你看到的图案是在人死后刻上去的。这恰恰说明，她生前身上并没有刺青。”
“天哪！”米勒探长大吃一惊，“这我可没想到！你能肯定，那是死后刻上去的吗？”
“绝对肯定。我在高倍数的放大镜下观察的结果是绝对不会有错的。你是知道的，刺青的图案是先把墨水涂在皮肤上，再用极细的针将墨水刺进去而形成的。针刺的伤口在活人的皮肤上会很快复原、不留痕迹。可针孔在死人的皮肤上却无法愈合，因而在放大镜下很容易看到。这个人的皮肤曾被仔细清洗过，皮肤的表面还被人用平滑的东西压过，但针孔依然清晰可见，墨水也还留在针孔里。”
“真的！”米勒说，“我从没听说过给死人文身的事。”
“我想，很少有人听说过。”桑代克说，“可是，有一类人对这种事却十分熟悉。他们就是买卖古代毛利人头的那些商人。”
“是吗？”米勒问道，“这种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毛利人的头上通常都有很多刺青。一个人头的价值在于上面刺青的多寡。当这些人头成为有价商品后，商人就想出了在人头上添加刺青来遮挡缺陷的主意。后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把没有刺青的人头拿来刻上刺青。”
“原来如此。”米勒探长笑着说，“这种人可真够心狠的，对吧，杰维斯医生？”
我嘟囔了一句，表示赞同，心里却懊悔不已，深恨自己没能从乔治·查普曼的话中捕捉到这个重要的线索。
“好吧。”米勒说，“咱们再来说说那只箱子！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被告的呢？”
“这就更加毋庸置疑了。”桑代克说，“塞缪尔的箱子是豪尔波恩的弗莱切斯厂家制作的。我查过厂家的出货单。它是在四月九日卖给塞缪尔的。箱子上还印上了他的姓氏缩写。这种箱子上面的锁是维多利亚女皇街的伯尔登兄弟公司生产的。这种高档锁每一个上面都刻着编号。你那只箱子，锁上的编号是5007。根据伯尔登公司的记录，那只锁是在七月中旬左右生产并卖给弗莱切斯制箱厂的——具体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因此，这不可能是查普曼的箱子。”
“看来的确不可能。”米勒说，“可这是谁的箱子呢？塞缪尔的那只箱子又到哪里去了呢？”
“他那只箱子，”桑代克回答说，“应该装在墨尔奇森太太的衣篮里带走了。”
“那墨尔奇森太太又是谁呢？”探长问道。
“依我看，”桑代克说，“她就是人们知道的丽贝卡。”
“她就是死者。”米勒往椅子上一靠，忍不住大笑起来。“天哪！这简直太滑稽了！不过，她也够有胆量的，居然敢用自己盛着碎尸的箱子换走那只装珠宝的箱子！对了，碎尸又是谁的呢？”
“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桑代克说，“不过，我们得先考虑一下被你关押的嫌疑人。”
“是啊。”米勒说，“我们是该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当然，如果那不是他的箱子，里面的尸体也不是丽贝卡的，那他应该是无辜的了。可是，还有他家地下室里挖出来的尸体残骸，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想，”桑代克说，“等我们将这个案子整个分析一下，就会真相大白了。不过，我必须提醒你！如果说那只箱子不是查普曼的，那就一定是另外某个人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斯托克瓦利的那件事如果不是塞缪尔干的，那必然是别人干的。同样，箱子里面如果不是丽贝卡的尸体，那就必然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尸体。而这个女人肯定失踪了。现在，就让我们来把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分析一下！
“你是知道有关塞缪尔偷钱包的指控的。那显然是诬陷。钱包是有人事先故意放在那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这个阴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显然，策划者是想把寒缪尔支开，好让他们在斯托克瓦利换掉那只箱子，并将碎尸丢进河里和其他地方。那么，这个阴谋者除了放置钱包的那个人，还有谁呢？
“他们——如果不只是一个人——肯定知道丽贝卡的下落（无论是死是活）。这样，他们才能模仿她的刺青复制。他们肯定对在尸体上文身的知识有所了解。他们肯定有进入塞缪尔家的手段。另外，由于他们手里有一名女子的尸体，所以，他们肯定同某个失踪的女人有关。
“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是谁呢？当然啦，丽贝卡肯定知道她本人在哪里，尽管她不大可能比着自己胳膊上的图案去给死尸文身。她也有进入塞缪尔家的手段，因为她拿着他家的钥匙。此外，还有一名叫坎普尔的男子。丽贝卡和他的关系十分亲密。这个坎普尔曾经营过带有刺青的毛利人头。因此，他可能具备一些在尸体上文身的知识。而且，我已经做过调查。坎普尔的妻子从她通常居住的度假别墅失踪了。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了两个人。把他俩加在一起，刚好具备了实施以上阴谋的全部条件。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个案子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遍。
“七月二十九日，塞缪尔从斯托克瓦利来到伦敦。三十日，他被当成小偷抓了起来。三十一日，法庭宜布他听候审判。八月二日，坎普尔太太离开伦敦，去乡下度假。没人亲眼看到她走。可据说，她是在那天走的。八月五日，墨尔奇森太太留在斯托克瓦利一只箱子。这只箱子是七月十三日到八月四日之间购买的。箱子里面装有一只女人的胳膊。八月十四日，箱子被警方打开。八月十八日，警方在塞缪尔的家中搜出了人体残骸。塞缪尔二十七日在布里斯顿获释，并于二十八日在斯托克瓦利以谋杀罪被捕。米勒先生，我想，你一定会同意，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很有说服力。”
“是的。”米勒说，“看来的确是如此。请你把坎普尔先生的住址给我。我这就去拜访此人。”
“恐怕你在他家已经找不到他了。”桑代克说，“他也去了乡下。而且，据他的房东讲（坎普尔给房东开的支票被银行退了回来），坎普尔先生的银行账户也被他清空，带走了。”
“既然这样，”米勒探长说，“我就只好到乡下走一趟了。”
大约四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放下手中那份登载有关坎普尔和丽贝卡合谋杀死特丽莎· 坎普尔一案的报纸，说：“桑代克，这下你该知足了吧？法官在宣判了坎普尔死刑和丽贝卡十五年徒刑之后，还借机对警方卓越的破案能力和刑侦专家识破伪造刺青的高超手段大加赞赏。你对此有何想法？”
“我想，”桑代克回答说，“上帝给了我们应得的嘉奖。”（全文完）
（本文出自《巴比伦国王的金玺》 群众出版社）
（插画：杜李 责任编辑：古静）
“我知道的一点儿都不比你多。”他说，“整个事情就像一个谜，让我无法理解。我并不指望你会相信我。有这么多对我不利的证据，又有谁能相信我呢？可是，我可以向上帝发誓！我对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无所知。我带着那只箱子到这里来的时候，里面除了我的珠宝，什么都没有。而且，自从我把箱子存到行李间之后，就再没有打开过它。”
“在你认识的人里面，有谁想要除掉丽贝卡吗？”
“没有。”塞缪尔回答说，“虽然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可她在她那些朋友中间却很吃香。而且，她也算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女人：丰满的身材、高高的个子（她身高足有五尺七）、白嫩的皮肤、诱人的金发。她的那些朋友也都和她差不多。她们都很喜欢她。我不相信她会有仇人。”
“警察在你家里找到了一些天仙子碱片。”桑代克说，“你知道，这些药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那是我牙痛的时候买的。不过，这药我从来没吃过。我的医生听说之后，就让我去看牙医了。那瓶天仙子碱片根本就没打开，里面有一百片。”
“至于那只箱子，”桑代克说，“你买了很久了吗？”
“不太久。我是大约六个月前在豪尔波恩的弗莱切斯店买的。”
“你再没有其他情况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没有了。”他说，“但愿我能知道得多一些。”过了一会儿，他眼巴巴地瞧着桑代克，问道，“先生，你同意为我辩护吗？我知道成功的希望很渺茫，可我还是想试试。”
我看看桑代克，希望他至少能够谨慎而有条件地回答这个问题，想不到他却说：“你大可不必对此案如此悲观，塞缪尔先生。我同意为你辩护，而且我认为，你极有可能会被判无罪。”
在我们回旅馆的路上和吃晚餐的时候，我一直怀着几分愧疚的心情，思索着桑代克这个出人意料的回答。因为此案中的某些关键情节显然被我遗漏了。桑代克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从来不会随便对案件的结果做出许诺或预测。所以，这次他一定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证据。然而，我却无法想象这些证据会是什么。
我能看出，米勒探长也是同样地困惑。因为桑代克毫不隐晦地表示，他将继续调查此案。尽管米勒旁敲侧击，想从他那里套出点什么来，却一无所获。晚饭后，米勒送我们到车站。当我们的火车开动时，我看到他站在站台上，轻轻挠着后脑勺，满腹狐疑地凝视着我们这节渐渐远去的车厢。
火车刚驶出站，我就开始指责桑代克。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说，“居然对那个可怜的家伙——查普曼说他有可能被判无罪！我看不出他有任何机会。”
桑代克严肃地看着我。
“杰维斯，”他说，“看来，你对这个案子没有认真思考。结果被那些表面现象蒙蔽了。而侦破人员的作用是要考虑到表面现象以外的其他可能性。还有，你并没有用自己非凡的观察力去认真审视那些事实。如果你仔细琢磨乔治·查普曼的那番话，就会发现这些话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线索。如果你认真检查了碎尸，就会发现，它们以一种特有的方式证实了那些线索。”
“至于乔治·查普曼说的那些话，”我说，“我记得唯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有关毛利人头的那件事。不过，你也说了，那些经营人头的商人并不去干肢解人体的事。”
桑代克摇摇头，显得有点不耐烦。
“行了，行了，杰维斯。”他说，“你完全没有说到点子上。任何一个笨蛋都会把一具尸体切割成箱子里的那种样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仔细考虑过乔治·查普曼的话，就会从中得出一个同塞缪尔·查普曼杀死并肢解了那个女人的说法截然不同的推论。而这个新的推论又从碎尸中得到了证实。我想，如果你能回忆一下塞缪尔的话，再去想想他描述的事情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然而，桑代克过于乐观了。塞缪尔说的话我记得够清楚的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反复琢磨这些话能有什么含义。
但是，我越想越觉得，此案对被告不利。
与此同时，我这位同事似乎已不再去理会这件案子了，我估计，他是在等待法院开庭。
不过有一天，他倒是让我陪他去了一趟市中心，把我留在维多利亚女皇街，自己跑到造锁的厂家梅瑟斯·伯尔登兄弟公司去了。我估计，他的这番行动和他在斯托克瓦利时细心观察箱子上的那把锁有关系。
另外，我们的实验室助手波尔顿有时会穿戴得整整齐齐，手提公文包出门办事。我想，他是在执行与这件案子有关的“特殊使命”。
不过，我从桑代克嘴里什么都打听不到。我的几次尝试得到的回答始终是一样的：“杰维斯，情况你都了解。你听了乔治·查普曼的介绍，也看了那些碎尸。只要你能提出一种合乎情理的设想，我将乐于和你讨论。”
事情就这样毫无进展。因为除了警方那套理论，我提不出任何合乎情理的设想来。所以，我也就没能和桑代克继续讨论此案。
眼看再过几天就要开庭了（此前，法庭曾推遲案件审理，希望能找到更多尸体残骸）。一天晚上，我注意到家里要来客人。一把临时加放的扶手椅前面摆了一张小茶几。上面的托盘里放着一瓶苏打水、一瓶威土忌和一盒雪茄烟。桑代克看到我好奇地打量着我们平时不用的奢侈品，便向我解释：“我今晚请了米勒过来——他该快到了。我最近在办查普曼的案子。已经调查清楚了。我打算向他们摊牌。”
“这样做行吗？”我说，“万一警方坚持要定他的罪，并封杀你的证据，怎么办？”
“他们不会的。”桑代克说，“他们也封杀不了。凭借错误的推论去打这场官司，是最不明智的了。瞧，米勒来了！而且，我肯定他沉不住气了。”
果然，米勒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雪茄烟都没顾上点，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眼睛盯着桑代克，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而我这位同事却显得十分平静。
“桑代克先生，”米勒说，“你这封信让我完全无法理解。你说，你要向我们提供有关塞缪尔一案的证据。可是，证据我们已经掌握了。被告肯定会被定罪。先生，我想提醒你注意以下事实：我们找到了一具尸体。尸体的身份已得到了确认。尸体的一部分是在塞缪尔的箱子里发现的。而那只箱子是由他本人存放在‘红狮旅馆’的。另外，我们还在被告的住所找到了尸体的另一部分。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家中发现了一种颇不寻常的毒药。死者正是被这种毒药毒死的。还有，人们都知道，被害的女人和塞缪尔的关系十分紧张。塞缪尔曾当着证人的面，威胁说要杀死她。桑代克先生，这些事实，你有什么话要说？” 桑代克微笑地看着情绪激愤的探长。“米勒，”他说，“我的话很简单。被告并不是真正的凶手。箱子并不是他的，尸体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女人的。”
探长惊得目瞪口呆。这也难怪，我也和他一样。米勒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探过身去，呆呆地看着我那位面无表情的同事，半晌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叫了起来：“我的老兄啊！你这话可真是太离谱了——至少，听上去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我知道，你是不会信口开河的。咱们先说说那具尸体！你说它不是那个女人的？”
“不是。丽贝卡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身高五尺七。而这个女人的身高还不到五尺四。”
“嗨！”米勒叫了起来，“尸体已被肢解了，差上个一两寸也不算什么。你忘了那个刺青了。凭那个，就绝对能够证明死者的身份。”
“刺青的确能够证明死者身份。”桑代克说，“那是最关键的证据。然而，丽貝卡的左臂有一个刺青。那个女人却没有。”
“没有！” 米勒惊呼起来，身子又往前探了一些，我生怕他随时会坐到地板上去，“这怎么可能呢？我看见了，你也看见了呀！”
“我说的是那个女人，而不是那具尸体。”桑代克说，“你看到的图案是在人死后刻上去的。这恰恰说明，她生前身上并没有刺青。”
“天哪！”米勒探长大吃一惊，“这我可没想到！你能肯定，那是死后刻上去的吗？”
“绝对肯定。我在高倍数的放大镜下观察的结果是绝对不会有错的。你是知道的，刺青的图案是先把墨水涂在皮肤上，再用极细的针将墨水刺进去而形成的。针刺的伤口在活人的皮肤上会很快复原、不留痕迹。可针孔在死人的皮肤上却无法愈合，因而在放大镜下很容易看到。这个人的皮肤曾被仔细清洗过，皮肤的表面还被人用平滑的东西压过，但针孔依然清晰可见，墨水也还留在针孔里。”
“真的！”米勒说，“我从没听说过给死人文身的事。”
“我想，很少有人听说过。”桑代克说，“可是，有一类人对这种事却十分熟悉。他们就是买卖古代毛利人头的那些商人。”
“是吗？”米勒问道，“这种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毛利人的头上通常都有很多刺青。一个人头的价值在于上面刺青的多寡。当这些人头成为有价商品后，商人就想出了在人头上添加刺青来遮挡缺陷的主意。后来，他们在这个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把没有刺青的人头拿来刻上刺青。”
“原来如此。”米勒探长笑着说，“这种人可真够心狠的，对吧，杰维斯医生？”
我嘟囔了一句，表示赞同，心里却懊悔不已，深恨自己没能从乔治·查普曼的话中捕捉到这个重要的线索。
“好吧。”米勒说，“咱们再来说说那只箱子！你怎么知道它不是被告的呢？”
“这就更加毋庸置疑了。”桑代克说，“塞缪尔的箱子是豪尔波恩的弗莱切斯厂家制作的。我查过厂家的出货单。它是在四月九日卖给塞缪尔的。箱子上还印上了他的姓氏缩写。这种箱子上面的锁是维多利亚女皇街的伯尔登兄弟公司生产的。这种高档锁每一个上面都刻着编号。你那只箱子，锁上的编号是5007。根据伯尔登公司的记录，那只锁是在七月中旬左右生产并卖给弗莱切斯制箱厂的——具体时间是七月十三日。因此，这不可能是查普曼的箱子。”
“看来的确不可能。”米勒说，“可这是谁的箱子呢？塞缪尔的那只箱子又到哪里去了呢？”
“他那只箱子，”桑代克回答说，“应该装在墨尔奇森太太的衣篮里带走了。”
“那墨尔奇森太太又是谁呢？”探长问道。
“依我看，”桑代克说，“她就是人们知道的丽贝卡。”
“她就是死者。”米勒往椅子上一靠，忍不住大笑起来。“天哪！这简直太滑稽了！不过，她也够有胆量的，居然敢用自己盛着碎尸的箱子换走那只装珠宝的箱子！对了，碎尸又是谁的呢？”
“我们很快就会谈到。”桑代克说，“不过，我们得先考虑一下被你关押的嫌疑人。”
“是啊。”米勒说，“我们是该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当然，如果那不是他的箱子，里面的尸体也不是丽贝卡的，那他应该是无辜的了。可是，还有他家地下室里挖出来的尸体残骸，又该如何解释呢？”
“我想，”桑代克说，“等我们将这个案子整个分析一下，就会真相大白了。不过，我必须提醒你！如果说那只箱子不是查普曼的，那就一定是另外某个人的。也就是说，发生在斯托克瓦利的那件事如果不是塞缪尔干的，那必然是别人干的。同样，箱子里面如果不是丽贝卡的尸体，那就必然是另外一个女人的尸体。而这个女人肯定失踪了。现在，就让我们来把这个案件从头到尾分析一下！
“你是知道有关塞缪尔偷钱包的指控的。那显然是诬陷。钱包是有人事先故意放在那里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那么，这个阴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显然，策划者是想把寒缪尔支开，好让他们在斯托克瓦利换掉那只箱子，并将碎尸丢进河里和其他地方。那么，这个阴谋者除了放置钱包的那个人，还有谁呢？
“他们——如果不只是一个人——肯定知道丽贝卡的下落（无论是死是活）。这样，他们才能模仿她的刺青复制。他们肯定对在尸体上文身的知识有所了解。他们肯定有进入塞缪尔家的手段。另外，由于他们手里有一名女子的尸体，所以，他们肯定同某个失踪的女人有关。
“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是谁呢？当然啦，丽贝卡肯定知道她本人在哪里，尽管她不大可能比着自己胳膊上的图案去给死尸文身。她也有进入塞缪尔家的手段，因为她拿着他家的钥匙。此外，还有一名叫坎普尔的男子。丽贝卡和他的关系十分亲密。这个坎普尔曾经营过带有刺青的毛利人头。因此，他可能具备一些在尸体上文身的知识。而且，我已经做过调查。坎普尔的妻子从她通常居住的度假别墅失踪了。这样一来，我们知道了两个人。把他俩加在一起，刚好具备了实施以上阴谋的全部条件。现在，让我们再把这个案子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一遍。
“七月二十九日，塞缪尔从斯托克瓦利来到伦敦。三十日，他被当成小偷抓了起来。三十一日，法庭宜布他听候审判。八月二日，坎普尔太太离开伦敦，去乡下度假。没人亲眼看到她走。可据说，她是在那天走的。八月五日，墨尔奇森太太留在斯托克瓦利一只箱子。这只箱子是七月十三日到八月四日之间购买的。箱子里面装有一只女人的胳膊。八月十四日，箱子被警方打开。八月十八日，警方在塞缪尔的家中搜出了人体残骸。塞缪尔二十七日在布里斯顿获释，并于二十八日在斯托克瓦利以谋杀罪被捕。米勒先生，我想，你一定会同意，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很有说服力。”
“是的。”米勒说，“看来的确是如此。请你把坎普尔先生的住址给我。我这就去拜访此人。”
“恐怕你在他家已经找不到他了。”桑代克说，“他也去了乡下。而且，据他的房东讲（坎普尔给房东开的支票被银行退了回来），坎普尔先生的银行账户也被他清空，带走了。”
“既然这样，”米勒探长说，“我就只好到乡下走一趟了。”
大约四个月后的一天早晨，我放下手中那份登载有关坎普尔和丽贝卡合谋杀死特丽莎· 坎普尔一案的报纸，说：“桑代克，这下你该知足了吧？法官在宣判了坎普尔死刑和丽贝卡十五年徒刑之后，还借机对警方卓越的破案能力和刑侦专家识破伪造刺青的高超手段大加赞赏。你对此有何想法？”
“我想，”桑代克回答说，“上帝给了我们应得的嘉奖。”（全文完）
（本文出自《巴比伦国王的金玺》 群众出版社）
（插画：杜李 责任编辑：古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