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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
众所周知，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他1930年提出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论断之前，他就已经把调查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明确地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日后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调查研究实践相结合。
对于战争年代丢失的几份重要的调研材料，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他曾经说过：“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七年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这几份丢失了的调查，包括1927年初他到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这批原始调研材料经过杨开慧的整理，后来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根据。
在调查方法方面，毛泽东也有自己一套。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常常召开座谈会、调查会，这种会不是一问一答，而是唠家常的方式，每次座谈会请来的人不超过七八个，但是各种行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他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根据曾志的回忆，1929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攻下长汀城后，邀请了当地的佃农、裁缝、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甚至还包括当地流氓头子等六类人来参加调查会，了解当地情况。在长汀期间他还约请当地的工人、手工业者来开工人座谈会。而且毛泽东还特别重视语言沟通的艺术，1929年他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的时候，专门有一条规定就是“说话要有趣味”。他主持的调查会，常常逗得老乡们哈哈大笑，气氛非常轻松。气氛活跃了，老百姓才肯说实话。
毛泽东带头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正如他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写道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1943年，延安开展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毛泽东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其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当时，许多受了委屈的同志起初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大伙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同时增进了团结。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1年1月，江西瑞金苏区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即提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这样的作风。他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1951年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之时，毛泽东看了送来的相关文件后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他们也是一路红小鬼过来的，现在居然搞贪污腐败，变了。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他批示完，把文件退给秘书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要下这种决心，首先自己屁股必须干净。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办公室搞整风，发现很多问题，主要是少数工作人员占小便宜，多拿多要地方的土特产等。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事情，说：凡是占了便宜的，一律沿路给各省退赔。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不让你们个人负担，全部由我的稿费里出。他还说：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跟在我身边，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不要打我的旗号。
不仅如此，毛泽东也很注重防范滥用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曾请求毛泽东推荐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去国家文史馆当馆员。然而，此事却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他于1954年3月2日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工作路线。
毛泽东与调查研究
众所周知，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在他1930年提出著名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论断之前，他就已经把调查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就明确地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日后毛泽东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调查研究实践相结合。
对于战争年代丢失的几份重要的调研材料，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他曾经说过：“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一九二七年一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一九二七年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这几份丢失了的调查，包括1927年初他到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进行的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这批原始调研材料经过杨开慧的整理，后来成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重要根据。
在调查方法方面，毛泽东也有自己一套。在红军时期，毛泽东常常召开座谈会、调查会，这种会不是一问一答，而是唠家常的方式，每次座谈会请来的人不超过七八个，但是各种行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他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了解不同的情况。根据曾志的回忆，1929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攻下长汀城后，邀请了当地的佃农、裁缝、教书先生、老衙役、钱粮师爷甚至还包括当地流氓头子等六类人来参加调查会，了解当地情况。在长汀期间他还约请当地的工人、手工业者来开工人座谈会。而且毛泽东还特别重视语言沟通的艺术，1929年他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的时候，专门有一条规定就是“说话要有趣味”。他主持的调查会，常常逗得老乡们哈哈大笑，气氛非常轻松。气氛活跃了，老百姓才肯说实话。
毛泽东带头自我批评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作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首次把它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正如他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写道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1943年，延安开展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毛泽东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
对其中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 ”“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当时，许多受了委屈的同志起初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大伙对过去的事释怀了，同时增进了团结。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1年1月，江西瑞金苏区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即提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毛泽东一直坚持这样的作风。他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回忆，1951年处理刘青山和张子善贪污案之时，毛泽东看了送来的相关文件后说：新中国刚刚建立，他们也是一路红小鬼过来的，现在居然搞贪污腐败，变了。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要严肃认真地处理这件事。他批示完，把文件退给秘书的时候，还讲了一句：要下这种决心，首先自己屁股必须干净。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办公室搞整风，发现很多问题，主要是少数工作人员占小便宜，多拿多要地方的土特产等。毛泽东很重视这个事情，说：凡是占了便宜的，一律沿路给各省退赔。但是经济上的退赔，不让你们个人负担，全部由我的稿费里出。他还说：你们这些人，不要以为跟在我身边，就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不要打我的旗号。
不仅如此，毛泽东也很注重防范滥用职权。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曾请求毛泽东推荐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柳直荀烈士的遗孀）去国家文史馆当馆员。然而，此事却使毛泽东十分为难，他于1954年3月2日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