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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9月，中国又有约700万年轻人进入大学。经过全球最大规模的人才选拔制度—高考—之后，接下来的数年内，他们将在大学校园里完成离开家庭、进入社会的最后一道工序。在许多人心里，好的大学、好的专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未来。
这也是我们寻常看待大学的方式—一个先通过高考来划分人才高低再进一步培养的育人机构。
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一个官方性质的所谓大学榜单，但颇具行政色彩、自上而下的大学分级一直存在，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985”“211”高校，它们是由官方遴选的中国顶尖高校的代号。最近，这种提法又正被最新的“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名单所取代。进入这个名单，意味着会有更多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民间的各种大学排名倒是不少，媒体、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曾是榜单制造者。这些榜单采用的评选标准也普遍趋同，一所大学的科研经费和成果、知名学者数量、论文引用频率等是其中最受重视的指标。
同样，翻看当今全球范围内最权威的大学榜单—如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QS、THE ARWU等—上述评价体系也是通行的标准，即学术科研占绝对权重。它们或是依靠主观打分，或是依靠各种论文的统计数字。
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大学的科研水平当然非常重要。但当它被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成为大学位次的决定性因素时，难免会让此类排名更像一个可被操作的游戏。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它近年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在颇具权威的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体系里，把自己的位置从2010年的96位提升至2016年的39位。
东北大学的“刷榜”计划从前任校长理查德·弗里兰（Richard Freeland）1996年上任时就已启动。据《波士顿杂志》报道，彼时东北大学的排名为162，而到其离职的2006年，排名一跃升至98。因为弗里兰发现，大学的利润与排名紧密相关，高排名才能吸引更多学生支付更高的学费，基金会也更愿意捐赠高排位的大学，这两项是大学的主要收入。
在仔细考察了排名的各项加权指标后，弗里兰认为：“毫无疑问，这个排名系统有可以gaming的空间。”
隨后，它采用的提升排名的主要方法，是让300名知名高校的管理者对东北大学产生好感。因为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中占比最大的一项指标—学术声誉—是依靠这300人的主观打分。
事实上，只要对这些榜单稍作研究，你就会发现，在几乎所有针对大学的评价体系里，大学最重要的体验者—学生—一直是缺位的。
价值观的背后是运营机制。尤其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管理者想必会同意，学术生产才是大学这一庞大组织的首要“KPI”。
林黎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最近一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各个院系在教育主管机构主导的“学科评估”中获得好名次。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将来获得的项目经费。
林黎必须督促每个院系填写大量表格，并指导它们在允许范围内美化其成绩，但他也注意到：“其中没有一条数据是从学生那儿获得的。”
沈鞠明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苏州大学的外语学院担任讲师。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一名青年教师想要从讲师升为副教授，需要在三年内凑足符合要求的论文，或是与之对等的“项目”，而关于教学的考核标准只有一条—每周完成17个课时。至于这门课的目标、课程体系、考试方式，都没有要求。“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会花时间备课，与学生几乎没有课堂外的交流。但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师是很喜欢教学、很喜欢与学生打交道的。”沈鞠明说。
后来他跳槽到了临近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这所中外合办的新学校最大的不同是，对所有员工的考核以教学为核心，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规范，以减少缺乏含金量的课程。
西交利物浦的校长席酉民每个学期要接待几个公办大学的考察团，其中个别表示想借鉴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但更多人会说：“你们的做法很棒，但我们模仿不了。因为它带不来经费。”
整个系统显然出了问题。如果把大学看作是一个公司，那么学生才是它所要服务的用户。而用户所关心的问题—老师是不是认真上课、能否出国交流、继续深造和求职的机会有多少，甚至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饭菜好不好吃、网络够不够快应该也是评判大学的重要标准。
这也是《第一财经周刊》作为一份商业杂志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原因—是时候强调一下学生的重要性了。
田含琪一年前毕业于上海一所“985”高校的法律专业。全国有39所大学拥有这一称号，它们是官方认证的中国顶尖大学。
在校期间，田含琪经常感到一种错位，自己的大学和专业在全国排名靠前，但那些知名教授和学术成果好像与自己无关。毕业后，她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从事并不熟悉的工作。这个专业不是她的本意，她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大学4年，没有人帮助她弄明白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大学是一个育人组织。美国教育学家Alexander Astin在著作《What A College Matters》中说：“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把握几个关键问题：我该如何认识生死、宗教、爱、艺术、历史和宗教？我想要与怎样的朋友、伴侣共度此生？我该和什么样的人共事？”
这或许是一所好大学所能提供的终极价值：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相比于学生的体验和成长，论文数字和科研成果显然更容易被统计，但我们希望从这份榜单开始，能让更多人试着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
《第一财经周刊》中国大学排行榜设立了5个维度来评价中国的大学：同龄人指数、学术指数、公司人指数、生活圈指数和城市指数。它们的权重分别是50%、20%、20%、5%和5%。 我们赋予了同龄人指数最高的权重，因为我们相信大学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决定性元素和收获都来自身边的同龄人。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共度4年甚至更久，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三观以及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一指数的原始计算数据基于高考录取分数线和高校招生情况，它当然不能完全评判年轻人的优劣，但这是当下最客观的数据。
学术是传统大学排名中最主要甚至是全部的指标。此次我们仍然将其纳入，但调低了权重，因为站在大多数学生的角度，顶尖学术成就固然重要，但离自己很远，也难以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人指数评估的是毕业生的发展前景。相信所有读过大学和正在读大学的人都知道学生处每年对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方式，我们没有采用那个官方数据，而是请数据合作方e成科技和实习僧提供了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和薪酬数据。这可能是如今学生在选择大学教育时最关心的话题。
生活圈指数是大学这一产品所能提供的最直观的服务，它和教学与个人发展同样重要。数年的衣食住行都在这个社区里，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供给能力。《第一财经周刊》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为我们提供了数据支持。
城市指数很简单，我们按照2017年新一线中国城市排名的结果，为大学所在的城市赋值。已经大学毕业的公司人肯定不难理解城市的加成效应，它对应着你短期的人生体验和长期的未来发展可能性—在当下中国，读大学仍然是最普遍的人才迁移路径。虽然这一指标只占5%的权重，但对许多总分接近的大学而言，最后的差距就在于此。
本榜单的大学名录参考自《2017年教育部本科学校名单》，需要说明的是，美术、音乐、体育、公安警察类院校不在其中，你显然无法比较中央音乐学院和某所综合大学的优劣，它们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独特的评价方式。
同时，一些年轻的新大学也参与了此次排名，比如最近几年声名渐起的中外合办大学。它们与中国的同行相比有诸多不同，这也让它们成为观察其他大学的有趣角度。
最终的Top300排名结果可以在第28至30页的图表中看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排名前十。
排名靠前的大都是我们熟悉的名字，但它们之间的互相位置，以及在各个指标的排名，却有许多有趣的结果，在下文中我们会继续讨论。
这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评价体系，许多我们设想的维度并未纳入考量，比如“食堂指数”“出境交流指数”“社团指数”“多元指数”……有些是能力有限，有限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行政色彩使我们很难拿到统计数据。
我们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寻找之旅的开始，寻找什么是好大学的标准。
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思考自己对学生的价值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由于依靠拨款，中国的公立大学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大学不需要考虑“用户需求”。在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如果一个产品对用户失去价值，那它迟早会失去市场。
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国外大学。那些人们口中的“超级中学”，炫耀的资本已经不再是輝煌的高考成绩，而是海外名校的申请成绩。同时，又有很多适龄学生选择了职业教育，或是直接进入职场。
如果把视线放远一些，大学教育早就不是必选项。在文化和教育体制类似的东亚，大学教育已经供过于求。2016年，日本的私立大学有1/4招生未满，大学不得不像公司那样打广告，吸引学生报考。
说到底，大学本身的价值也正面临着挑战。大学已经不是知识的垄断者，互联网让你可以找到所有你想知道的。大学也不再是新知识的唯一生产者，如今创新往往更多来自公司或其他组织。
大学或许能多提供一份证书，但在职场，这种优势也在削弱：越来越多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硅谷创业者的传记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而如今，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多。
因此，回到我们制作这个榜单的初衷，正如Eric Ashby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大学是继承文化的机构，它的形态必然随着外部的进化而进化。而无论怎么进化，它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学生。
这也是我们寻常看待大学的方式—一个先通过高考来划分人才高低再进一步培养的育人机构。
长久以来，中国并没有一个官方性质的所谓大学榜单，但颇具行政色彩、自上而下的大学分级一直存在，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985”“211”高校，它们是由官方遴选的中国顶尖高校的代号。最近，这种提法又正被最新的“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名单所取代。进入这个名单，意味着会有更多来自政府层面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
民间的各种大学排名倒是不少，媒体、大学和学术机构都曾是榜单制造者。这些榜单采用的评选标准也普遍趋同，一所大学的科研经费和成果、知名学者数量、论文引用频率等是其中最受重视的指标。
同样，翻看当今全球范围内最权威的大学榜单—如US News全球大学排名、QS、THE ARWU等—上述评价体系也是通行的标准，即学术科研占绝对权重。它们或是依靠主观打分，或是依靠各种论文的统计数字。
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学术机构，大学的科研水平当然非常重要。但当它被作为最重要的指标成为大学位次的决定性因素时，难免会让此类排名更像一个可被操作的游戏。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是一所私立研究型大学，它近年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在颇具权威的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体系里，把自己的位置从2010年的96位提升至2016年的39位。
东北大学的“刷榜”计划从前任校长理查德·弗里兰（Richard Freeland）1996年上任时就已启动。据《波士顿杂志》报道，彼时东北大学的排名为162，而到其离职的2006年，排名一跃升至98。因为弗里兰发现，大学的利润与排名紧密相关，高排名才能吸引更多学生支付更高的学费，基金会也更愿意捐赠高排位的大学，这两项是大学的主要收入。
在仔细考察了排名的各项加权指标后，弗里兰认为：“毫无疑问，这个排名系统有可以gaming的空间。”
隨后，它采用的提升排名的主要方法，是让300名知名高校的管理者对东北大学产生好感。因为US News美国大学排名中占比最大的一项指标—学术声誉—是依靠这300人的主观打分。
事实上，只要对这些榜单稍作研究，你就会发现，在几乎所有针对大学的评价体系里，大学最重要的体验者—学生—一直是缺位的。
价值观的背后是运营机制。尤其在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管理者想必会同意，学术生产才是大学这一庞大组织的首要“KPI”。
林黎在上海的一所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最近一年，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各个院系在教育主管机构主导的“学科评估”中获得好名次。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将来获得的项目经费。
林黎必须督促每个院系填写大量表格，并指导它们在允许范围内美化其成绩，但他也注意到：“其中没有一条数据是从学生那儿获得的。”
沈鞠明在澳大利亚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母校苏州大学的外语学院担任讲师。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一名青年教师想要从讲师升为副教授，需要在三年内凑足符合要求的论文，或是与之对等的“项目”，而关于教学的考核标准只有一条—每周完成17个课时。至于这门课的目标、课程体系、考试方式，都没有要求。“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人会花时间备课，与学生几乎没有课堂外的交流。但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老师是很喜欢教学、很喜欢与学生打交道的。”沈鞠明说。
后来他跳槽到了临近的西交利物浦大学。这所中外合办的新学校最大的不同是，对所有员工的考核以教学为核心，教学的各个环节都有严格规范，以减少缺乏含金量的课程。
西交利物浦的校长席酉民每个学期要接待几个公办大学的考察团，其中个别表示想借鉴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管理体系，但更多人会说：“你们的做法很棒，但我们模仿不了。因为它带不来经费。”
整个系统显然出了问题。如果把大学看作是一个公司，那么学生才是它所要服务的用户。而用户所关心的问题—老师是不是认真上课、能否出国交流、继续深造和求职的机会有多少，甚至宿舍有没有空调、食堂饭菜好不好吃、网络够不够快应该也是评判大学的重要标准。
这也是《第一财经周刊》作为一份商业杂志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原因—是时候强调一下学生的重要性了。
田含琪一年前毕业于上海一所“985”高校的法律专业。全国有39所大学拥有这一称号，它们是官方认证的中国顶尖大学。
在校期间，田含琪经常感到一种错位，自己的大学和专业在全国排名靠前，但那些知名教授和学术成果好像与自己无关。毕业后，她进入了一家国有企业，从事并不熟悉的工作。这个专业不是她的本意，她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大学4年，没有人帮助她弄明白这个问题。
归根结底，大学是一个育人组织。美国教育学家Alexander Astin在著作《What A College Matters》中说：“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把握几个关键问题：我该如何认识生死、宗教、爱、艺术、历史和宗教？我想要与怎样的朋友、伴侣共度此生？我该和什么样的人共事？”
这或许是一所好大学所能提供的终极价值：把一群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
相比于学生的体验和成长，论文数字和科研成果显然更容易被统计，但我们希望从这份榜单开始，能让更多人试着关注真正重要的东西。
《第一财经周刊》中国大学排行榜设立了5个维度来评价中国的大学：同龄人指数、学术指数、公司人指数、生活圈指数和城市指数。它们的权重分别是50%、20%、20%、5%和5%。 我们赋予了同龄人指数最高的权重，因为我们相信大学生活质量最重要的决定性元素和收获都来自身边的同龄人。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共度4年甚至更久，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你的三观以及变成什么样的人。这一指数的原始计算数据基于高考录取分数线和高校招生情况，它当然不能完全评判年轻人的优劣，但这是当下最客观的数据。
学术是传统大学排名中最主要甚至是全部的指标。此次我们仍然将其纳入，但调低了权重，因为站在大多数学生的角度，顶尖学术成就固然重要，但离自己很远，也难以产生直接影响。
公司人指数评估的是毕业生的发展前景。相信所有读过大学和正在读大学的人都知道学生处每年对毕业生就业率的统计方式，我们没有采用那个官方数据，而是请数据合作方e成科技和实习僧提供了不同大学毕业生的实习和薪酬数据。这可能是如今学生在选择大学教育时最关心的话题。
生活圈指数是大学这一产品所能提供的最直观的服务，它和教学与个人发展同样重要。数年的衣食住行都在这个社区里，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供给能力。《第一财经周刊》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为我们提供了数据支持。
城市指数很简单，我们按照2017年新一线中国城市排名的结果，为大学所在的城市赋值。已经大学毕业的公司人肯定不难理解城市的加成效应，它对应着你短期的人生体验和长期的未来发展可能性—在当下中国，读大学仍然是最普遍的人才迁移路径。虽然这一指标只占5%的权重，但对许多总分接近的大学而言，最后的差距就在于此。
本榜单的大学名录参考自《2017年教育部本科学校名单》，需要说明的是，美术、音乐、体育、公安警察类院校不在其中，你显然无法比较中央音乐学院和某所综合大学的优劣，它们在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独特的评价方式。
同时，一些年轻的新大学也参与了此次排名，比如最近几年声名渐起的中外合办大学。它们与中国的同行相比有诸多不同，这也让它们成为观察其他大学的有趣角度。
最终的Top300排名结果可以在第28至30页的图表中看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排名前十。
排名靠前的大都是我们熟悉的名字，但它们之间的互相位置，以及在各个指标的排名，却有许多有趣的结果，在下文中我们会继续讨论。
这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评价体系，许多我们设想的维度并未纳入考量，比如“食堂指数”“出境交流指数”“社团指数”“多元指数”……有些是能力有限，有限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行政色彩使我们很难拿到统计数据。
我们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寻找之旅的开始，寻找什么是好大学的标准。
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思考自己对学生的价值并不是一个虚无的命题。由于依靠拨款，中国的公立大学不用担心生存问题。但这不意味着中国的大学不需要考虑“用户需求”。在自由竞争的商业社会，如果一个产品对用户失去价值，那它迟早会失去市场。
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选择国外大学。那些人们口中的“超级中学”，炫耀的资本已经不再是輝煌的高考成绩，而是海外名校的申请成绩。同时，又有很多适龄学生选择了职业教育，或是直接进入职场。
如果把视线放远一些，大学教育早就不是必选项。在文化和教育体制类似的东亚，大学教育已经供过于求。2016年，日本的私立大学有1/4招生未满，大学不得不像公司那样打广告，吸引学生报考。
说到底，大学本身的价值也正面临着挑战。大学已经不是知识的垄断者，互联网让你可以找到所有你想知道的。大学也不再是新知识的唯一生产者，如今创新往往更多来自公司或其他组织。
大学或许能多提供一份证书，但在职场，这种优势也在削弱：越来越多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硅谷创业者的传记中充满了这样的故事—而如今，这样的工作越来越多。
因此，回到我们制作这个榜单的初衷，正如Eric Ashby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一书中所论述的观点：大学是继承文化的机构，它的形态必然随着外部的进化而进化。而无论怎么进化，它的出发点都应该是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