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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我们探讨了一个“数学”问题：《十三经注疏》中，以《尚书注疏》为例，15个人一起工作，每天保证4小时，整整用去了两年的时间方才完成。如果一个人做，那就是整整30年的时间。而《尚书注疏》仅占整个《十三经注疏》的6%。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环境学院的三层小楼并不起眼，一如位于其中的“校经处”，有人说，要找杜泽逊教授很容易，因为他“不在校经处，就在去校经处的路上”。
2017年元月，难得雾霾消散阳光灿烂的午后，为不影响“校经处”的正常工作，我们对杜泽逊教授的采访转移至知新楼其满是书香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与我们探讨了一个“数学”问题：《十三经注疏》中，以《尚书注疏》为例，15个人一起工作，每天保证4小时，整整用去了两年的时间方才完成。如果一个人做，那就是整整30年的时间。而《尚书注疏》仅占整个《十三经注疏》的6%。
杜泽逊感慨，《十三经注疏》或许在他退休之前很难完成。但是，这样的工作“一代人完不成就两代人做，儒家经典的文字分歧必须整理出来”。
从1987年始，参与导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到参与季羡林先生主导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再到主持国家新修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和《清史·艺文志》、参与主持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直至今天主持山東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时间刚好过去三十年。三十而立，而三十年时间里杜泽逊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也早已使其在中国古文献研究领域备受瞩目。
潜心修书 为先贤留善本
“十三经”，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先秦至南宋，逐步增加而得。在漫长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十三经注疏》留存了不同的版本，而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出入较多。杜泽逊介绍，文字统一对经典作品来说是全世界的难题。“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十三经注疏》则是儒家文化的主导。为了后世的研究方便，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对《十三经注疏》的文本统一工作势在必行。”
2012年，《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正式启动，杜泽逊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传世的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善本进行较为完整的调查搜集、鉴别，并进行全面校勘，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一部利用版本最全面、文字异同信息最齐备、吸收前人成果最系统的集大成之作。于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数学”问题就此产生。
在“校经处”，每天都有学生与杜泽逊一起，埋头伏案，整理校勘文献资料，时而就某一问题进行斟酌探讨。这一工作安静、单调甚至可谓枯燥，但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半，日升日落，灯光亮起，人来人往，寒暑交替，不曾间断。
对于杜泽逊而言，此前参与、主持的多项国家与省级重点项目，已经为他进行《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的推进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跟随季羡林先生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进而撰写的《四库存目标注》为近年来四库学界公认的扛鼎之作。这部长达350余万字的巨著，历经近14年的调查研究。此书对6824种四库存目书的版本情况进行了详细标注。作为总编室主任的杜泽逊，翻看了《存目丛书》这一巨编的每一页，并逐一做了考证记录。2005年，全书编纂完成时，丛书工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先生指定杜泽逊代表丛书编纂工委会、编委会做总结发言。刘俊文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杜澤逊是唯一的‘四库存目’专家，没有他我们不知要犯多少错误。”
1987年起，杜泽逊参与导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编纂工作，2003年，该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机缘巧合，2003年也正是国家批准纂修《清史》正式启动的时间。修《清史》不能没有艺文志，而山东大学正好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做基础，于是水到渠成，《清史》主体项目之一的《清人著述总目》就无可置疑地由山东大学来承担，而杜泽逊成为项目的带头人。
在进行《清史·艺文志》的编纂时，杜泽逊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尝试。《艺文志》由于空间有限，记录清人著述只能容2万种，而清人著述实际上有20多万种。《艺文志》是精选，《清人著述总目》是全目。何为精选？这是一个没有统一标准与答案的问题。杜泽逊集合多重史料，以《印人传》《广印人传》《碑传集》《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中医大辞典》等三十多种文献资料为基础，甚至参考张之洞《书目问答》之记载，先期确定2万多人，58000多种书目。随后再次进行“瘦身”，删减失传之书，留全集删选本，留定稿去残稿。初稿完成后，杜泽逊将“经部”拿与经学研究专家刘晓东先生审阅，最终先生只修改20余处，增加20余种，删减20余种。如此小范围的改动，使杜泽逊放了心，自己摸索的遴选标准，“十之八九已经可靠”。而一人承担清史的两个主体项目，全国范围内也只有杜泽逊教授一个人。
颇有“状态” 承师道善己身
杜泽逊是山东大学走出的学子，最终也在这里成长为全国古文献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1981年，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7年于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毕业，师从我国文献学泰斗王绍曾先生。这位50岁拜入高亨先生门下，70岁才真正走上学术研究巅峰的良师对杜泽逊影响深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繁仁先生曾对杜泽逊说：王绍曾先生给了你一种“状态”，而现在的你很“在状态”。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杜泽逊一直在思考。“王先生在90多岁时依然孜孜不倦进行文献研究。”杜泽逊回忆，“他一直在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在状态’大概就是指的这样一种东西。”
对于自己和参与《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学生，杜泽逊要求每天保证四个小时的科研时间，但是对杜泽逊本人而言，每天保证四个小时也非易事。自项目开启，除去公务、教学和必要的学术交流，杜泽逊推掉了大多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就要提供论文，好的论文必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拿不出好的论文，索性不报名参与。”杜泽逊希望自己专心于此，这应该也是曾繁仁教授所说的“在状态”。 跟随季羡林先生，与国内诸多学术名家合作，共同进行《四库存目标注》的编纂工作，也让杜泽逊获益良多。“季先生在病床上依然在做研究，在写作，从未停止。”杜泽逊说，“《世界通史》的主编周绍良先生，晚年受帕金森综合征困擾，但依然通过口述的形式，由人代为记录，出版专著。”在杜泽逊看来，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都更为“纯粹”，他们为学术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对待学术自然而生的使命感，让杜泽逊感动。
文献研究不仅是一项长期工程，更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期间所遇到的困难只有参与者才能知道。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杜泽逊在回忆季先生的文章中记录了季先生面对困难时的态度：“我们这个《存目丛书》经过了阳关大道，也经过了独木小桥。在开始的时候就碰到很大的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有那么一种气势。我们对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我们抵挡住了，我们照样开展我们的工作，照样开展我们的编纂。结果呢，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杜泽逊也清楚地记得刘俊文先生的话：“你知道什么叫被困难吓到吗？就是你远远看到它，就止步不前。其实等你走近了，你会发现，困难远没有你想象得大。”
从《清史·艺文志》到《十三经注疏汇校》，杜泽逊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学术本身的，学术之外的，但他从未动摇。
国学开堂 为时代育人才
2012年，山东大学尼山学堂正式创立，旨在培养古典学术人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负责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的杜泽逊理所当然承担起了这项任务。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杜泽逊刚刚与多名学生探讨完学术论文的选题工作。
在外界看来，尼山学堂的设立与整个社会的国学热有一定的联系，杜泽逊并不否认。他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听季羡林先生作关于国学的报告时第一次听到“国学热”的概念，季先生表示：国学热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人为提出的。
今天，杜泽逊对国学热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国学热是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外学的大规模急速涌入，必然导致国学的反弹。涌入带来的冲击越强，反弹自然越剧烈。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浪之后的融合和归于平静。”
尼山学堂面向山东大学所有大一本科生招生，“学生进入学堂，只考古文。学生们要想进入学堂，不仅要看《西游记》《红楼梦》，更要看《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杜泽逊表示，“我们要培养一些能读懂古书，有分辨能力的人。这些人应该是当代人，有世界的头脑，而不是死守古代经文。我们不培养孔子、顾炎武，我们要培养21世纪的国学人才。”
在杜泽逊看来，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在尼山学堂，有50多名来自山大乃至全国知名高校的教授开设课程。在这里，期刊发表的“密行细字”不是最终考核标准，论文报告会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最重要方式。“所有同学机会均等。”杜泽逊说，“我们为每一名同学指导制定论文选题，然后寻找对应的老师进行一对一论文指导。学堂内找不到就校内找，校内找不到就全国找。”
尼山学堂每届招收24名学生，如今已招收五届，毕业三届。每届学生入学，杜泽逊都会与他们拍摄一张合影。先“拿着合影，认人”，然后“三三两两面谈，了解学生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原在院系、爱好，读书情况等”。等学生毕业，会留下另一张合影。“国学人才的培养周期长，少则十年，多则需要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积累。其他领域的人才可以引进，但国学，更讲究传承。”
杜泽逊在努力让自己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文献整理，为往圣修经典，为后世存善本，或孤独而枯燥，却一往无前。对于尼山学堂，杜泽逊也在不知不覺中投入更多精力，对于每一位随其就学的学子，他重言传，更重身教。做学问与传承，杜泽逊都在越来越进入“状态”。“冷板凳要坐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季先生鼓励他的话，杜泽逊铭记着，也践行着。
（未署名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环境学院的三层小楼并不起眼，一如位于其中的“校经处”，有人说，要找杜泽逊教授很容易，因为他“不在校经处，就在去校经处的路上”。
2017年元月，难得雾霾消散阳光灿烂的午后，为不影响“校经处”的正常工作，我们对杜泽逊教授的采访转移至知新楼其满是书香的办公室。在这里，他与我们探讨了一个“数学”问题：《十三经注疏》中，以《尚书注疏》为例，15个人一起工作，每天保证4小时，整整用去了两年的时间方才完成。如果一个人做，那就是整整30年的时间。而《尚书注疏》仅占整个《十三经注疏》的6%。
杜泽逊感慨，《十三经注疏》或许在他退休之前很难完成。但是，这样的工作“一代人完不成就两代人做，儒家经典的文字分歧必须整理出来”。
从1987年始，参与导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到参与季羡林先生主导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再到主持国家新修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和《清史·艺文志》、参与主持山东省重大文化工程《山东文献集成》的编纂，直至今天主持山東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项目《十三经注疏汇校》，时间刚好过去三十年。三十而立，而三十年时间里杜泽逊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也早已使其在中国古文献研究领域备受瞩目。
潜心修书 为先贤留善本
“十三经”，为中国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先秦至南宋，逐步增加而得。在漫长的文化传承过程中，《十三经注疏》留存了不同的版本，而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出入较多。杜泽逊介绍，文字统一对经典作品来说是全世界的难题。“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导，《十三经注疏》则是儒家文化的主导。为了后世的研究方便，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儒家文化，对《十三经注疏》的文本统一工作势在必行。”
2012年，《十三经注疏汇校》项目正式启动，杜泽逊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对传世的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善本进行较为完整的调查搜集、鉴别，并进行全面校勘，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一部利用版本最全面、文字异同信息最齐备、吸收前人成果最系统的集大成之作。于是，我们前文提到的“数学”问题就此产生。
在“校经处”，每天都有学生与杜泽逊一起，埋头伏案，整理校勘文献资料，时而就某一问题进行斟酌探讨。这一工作安静、单调甚至可谓枯燥，但是，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半，日升日落，灯光亮起，人来人往，寒暑交替，不曾间断。
对于杜泽逊而言，此前参与、主持的多项国家与省级重点项目，已经为他进行《十三经注疏汇校》工作的推进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跟随季羡林先生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进而撰写的《四库存目标注》为近年来四库学界公认的扛鼎之作。这部长达350余万字的巨著，历经近14年的调查研究。此书对6824种四库存目书的版本情况进行了详细标注。作为总编室主任的杜泽逊，翻看了《存目丛书》这一巨编的每一页，并逐一做了考证记录。2005年，全书编纂完成时，丛书工委会主任、北京大学教授刘俊文先生指定杜泽逊代表丛书编纂工委会、编委会做总结发言。刘俊文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杜澤逊是唯一的‘四库存目’专家，没有他我们不知要犯多少错误。”
1987年起，杜泽逊参与导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的编纂工作，2003年，该书获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机缘巧合，2003年也正是国家批准纂修《清史》正式启动的时间。修《清史》不能没有艺文志，而山东大学正好有《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做基础，于是水到渠成，《清史》主体项目之一的《清人著述总目》就无可置疑地由山东大学来承担，而杜泽逊成为项目的带头人。
在进行《清史·艺文志》的编纂时，杜泽逊进行了具有独创性的尝试。《艺文志》由于空间有限，记录清人著述只能容2万种，而清人著述实际上有20多万种。《艺文志》是精选，《清人著述总目》是全目。何为精选？这是一个没有统一标准与答案的问题。杜泽逊集合多重史料，以《印人传》《广印人传》《碑传集》《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中医大辞典》等三十多种文献资料为基础，甚至参考张之洞《书目问答》之记载，先期确定2万多人，58000多种书目。随后再次进行“瘦身”，删减失传之书，留全集删选本，留定稿去残稿。初稿完成后，杜泽逊将“经部”拿与经学研究专家刘晓东先生审阅，最终先生只修改20余处，增加20余种，删减20余种。如此小范围的改动，使杜泽逊放了心，自己摸索的遴选标准，“十之八九已经可靠”。而一人承担清史的两个主体项目，全国范围内也只有杜泽逊教授一个人。
颇有“状态” 承师道善己身
杜泽逊是山东大学走出的学子，最终也在这里成长为全国古文献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1981年，杜泽逊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87年于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毕业，师从我国文献学泰斗王绍曾先生。这位50岁拜入高亨先生门下，70岁才真正走上学术研究巅峰的良师对杜泽逊影响深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繁仁先生曾对杜泽逊说：王绍曾先生给了你一种“状态”，而现在的你很“在状态”。这是一种怎样的状态？杜泽逊一直在思考。“王先生在90多岁时依然孜孜不倦进行文献研究。”杜泽逊回忆，“他一直在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情，‘在状态’大概就是指的这样一种东西。”
对于自己和参与《十三经注疏汇校》的学生，杜泽逊要求每天保证四个小时的科研时间，但是对杜泽逊本人而言，每天保证四个小时也非易事。自项目开启，除去公务、教学和必要的学术交流，杜泽逊推掉了大多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就要提供论文，好的论文必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拿不出好的论文，索性不报名参与。”杜泽逊希望自己专心于此，这应该也是曾繁仁教授所说的“在状态”。 跟随季羡林先生，与国内诸多学术名家合作，共同进行《四库存目标注》的编纂工作，也让杜泽逊获益良多。“季先生在病床上依然在做研究，在写作，从未停止。”杜泽逊说，“《世界通史》的主编周绍良先生，晚年受帕金森综合征困擾，但依然通过口述的形式，由人代为记录，出版专著。”在杜泽逊看来，他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都更为“纯粹”，他们为学术甘于奉献的精神，他们对待学术自然而生的使命感，让杜泽逊感动。
文献研究不仅是一项长期工程，更涉及大量的人力物力，期间所遇到的困难只有参与者才能知道。2009年，季羡林先生去世，杜泽逊在回忆季先生的文章中记录了季先生面对困难时的态度：“我们这个《存目丛书》经过了阳关大道，也经过了独木小桥。在开始的时候就碰到很大的困难……黑云压城城欲摧，有那么一种气势。我们对这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我们抵挡住了，我们照样开展我们的工作，照样开展我们的编纂。结果呢，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杜泽逊也清楚地记得刘俊文先生的话：“你知道什么叫被困难吓到吗？就是你远远看到它，就止步不前。其实等你走近了，你会发现，困难远没有你想象得大。”
从《清史·艺文志》到《十三经注疏汇校》，杜泽逊总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学术本身的，学术之外的，但他从未动摇。
国学开堂 为时代育人才
2012年，山东大学尼山学堂正式创立，旨在培养古典学术人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负责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作为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的杜泽逊理所当然承担起了这项任务。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杜泽逊刚刚与多名学生探讨完学术论文的选题工作。
在外界看来，尼山学堂的设立与整个社会的国学热有一定的联系，杜泽逊并不否认。他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听季羡林先生作关于国学的报告时第一次听到“国学热”的概念，季先生表示：国学热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不是人为提出的。
今天，杜泽逊对国学热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国学热是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外学的大规模急速涌入，必然导致国学的反弹。涌入带来的冲击越强，反弹自然越剧烈。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大浪之后的融合和归于平静。”
尼山学堂面向山东大学所有大一本科生招生，“学生进入学堂，只考古文。学生们要想进入学堂，不仅要看《西游记》《红楼梦》，更要看《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杜泽逊表示，“我们要培养一些能读懂古书，有分辨能力的人。这些人应该是当代人，有世界的头脑，而不是死守古代经文。我们不培养孔子、顾炎武，我们要培养21世纪的国学人才。”
在杜泽逊看来，培养人才最重要的是因材施教。在尼山学堂，有50多名来自山大乃至全国知名高校的教授开设课程。在这里，期刊发表的“密行细字”不是最终考核标准，论文报告会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最重要方式。“所有同学机会均等。”杜泽逊说，“我们为每一名同学指导制定论文选题，然后寻找对应的老师进行一对一论文指导。学堂内找不到就校内找，校内找不到就全国找。”
尼山学堂每届招收24名学生，如今已招收五届，毕业三届。每届学生入学，杜泽逊都会与他们拍摄一张合影。先“拿着合影，认人”，然后“三三两两面谈，了解学生基本情况，包括家庭、原在院系、爱好，读书情况等”。等学生毕业，会留下另一张合影。“国学人才的培养周期长，少则十年，多则需要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的积累。其他领域的人才可以引进，但国学，更讲究传承。”
杜泽逊在努力让自己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文献整理，为往圣修经典，为后世存善本，或孤独而枯燥，却一往无前。对于尼山学堂，杜泽逊也在不知不覺中投入更多精力，对于每一位随其就学的学子，他重言传，更重身教。做学问与传承，杜泽逊都在越来越进入“状态”。“冷板凳要坐下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季先生鼓励他的话，杜泽逊铭记着，也践行着。
（未署名图片由被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