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时代，我们似乎仅仅熟悉工业和生活垃圾，对习焉不察的精神垃圾警觉不够，特别是在快餐文化中。现代化其实就是世俗化。在娱乐界，垃圾可能就出现在我们一向视为大师的作品里。在艺术无好坏、品味有高低的借口下，在疯狂追求票房价值的时代，我们的情趣很可能被无常的市场反复劫持。
　　恶俗，低俗，艳俗。这“三枪”弹无虚发，全部命中当下贺岁片的市井要穴，毙掉了第五代导演张艺谋的艺术风格。我怎么也无法把《图兰朵》的导演、奥运开幕式的导演跟《三枪》联系在一起。张艺谋已经不是我当年在坝上采访过的那个创作了《一个都不能少》的、质朴地追求文化和视觉上的唯美的导演了。我们的社会真的宽容了，进步了，但是真正思想性的新锐作品不是因为不够为大众喜闻乐见，而是因为所谓的“导向”嫌疑而胎死腹中。这类体制和精神上的抑郁综合症必定会导致“无伤大雅”或俗极而雅的所谓投机类民间贺岁片趁机而入。只能用四个字形容这种廉价的叙事：猥琐，堕落。
　　在新闻界和影视作品中，精神垃圾非常普遍。在工业和精神文明都很发达的国家也有同样的公害，比如报业大王默多克旗下的《每日镜报》第三版的“无上装女郎”，每天不重样。在英国，小报似乎成为工人阶级的精神鸦片，什么王室成员的私事绯闻，娱乐明星的鸡零狗碎……人性深处龌龊的窥淫癖昭然若揭。有什么样的读者和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精神产品。而在追求电视的收视率和收视份额的不见硝烟的战役中，负面新闻借壳上市；把庸俗当做社会新闻，却给自己罩上关心民生的光环；而在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争夺民意和民心的庸俗化大战中，社会责任被悄无声息地牺牲了。
　　另一类精神垃圾则早已经让年轻的和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中国人深恶痛绝，这就是官话和套话。官僚语言不独东方文化拥有。美国总统里根早年在好莱坞当工会领导人时，就注意到政客们在政治集会和大选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自由。所以，在他担任总统后的官方和非官方演讲中，出现最多的就是“自由”二字。当然，当初有美苏对峙的冷战背景，美国称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在中国，那些素质不高的地方和基层官员，深谙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没有几个人把自己发表的官样文章当做职业操守和行为原则。这种东方人特有的人格分裂和庸俗的工具理性，让我们经常质疑，人的现代化可能只是一种学术命题和大胆假设。在官本位文化中，在阉割个性的政治氛围中，相当一部分官僚把言论中的套话当做政治上是否成熟的甲胄和标准，成为庸俗政治的游戏规则。总书记关于求真务实、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号召在基层被大打折扣，八股文章戕害了无数人的心灵。无效的沟通，官方术语中的陈词滥调，在今天的中外大众传播中都成为一种“必要”的邪恶，我称之为精神垃圾。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今天，在尊重个性和精神自由的公民社会，，这种垃圾成为人类的公害。
　　新媒体的出现似乎为人类的精神垃圾提供了爆发式增长的温床，这是匿名制为语言暴力和变态狂欢的量身定做。攻击谩骂，肆意侵犯他人隐私，成为一个公德并不成熟，宗教、伦理、法治和个人修养严重缺失的国度里数字化的娱乐精神。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在今天追求网络、电视、手机三网合并的三G时代，迎合低龄受众的市场行为可能把色情暴力不断渲染成A段广告的佐料。
　　高尚，并且只有高尚才能产生一个社会的灵魂。我们的社会缺少精神贵族，其表现之一就是宗教精神始终羞羞答答，信仰的弱化、精神上的麻木和物欲横流的拜物教模糊了善恶是非的朴素标准。走出校门，诚实竟然成为笑柄。用批判的眼光审视我们30年的教育体制和实践就会看到，除了培养一支可观的失业大军，就是在“教书”和“育人”方面仅仅强调了前者，应试教育和东方式的家庭强制性的精英教育麻痹了未成年的天真，而天真与善良是信仰的前提和基础，是他们的孪生姊妹和神圣同盟。天真也是理想和自由精神的性格和气质的外化。
　　我非常怀念30年前提倡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许我们需要一种精神领域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样我们就可以自觉地清扫身边的精神垃圾。用不着非要去教堂，在晨钟暮鼓的祷告中反省。高尚的精神始于点滴的自觉，反映在生活的基本态度和细节中，虽然我们需要宗教似的虔诚来去伪存真，抵制世俗化中人性的和精神上的进一步堕落。堕落没有国界，而垃圾就是垃圾，不分物质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