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做过秘书的著名文人，在他们的个人文集里，大都收录了代领导起草的文稿，说明在古代秘书奉命起草的文稿（包括公文），本人是享有著作权的。如在《左文襄公全集》里，就将张亮基和骆秉章两人在湖南任职时的奏稿，毫不客气地收进了本书的附卷。编者杨书霖为此特意写了一篇《跋》文，解释其中道理：“张、骆二公奏稿，左文襄公居幕府时拟作也。咸丰初……张大司马、骆文忠公先后抚湘，稔公才，延入幕，委以军事，奏疏书檄皆出公手，兼筹兵饷，罗致英杰，发纵指示，动协机宜，内绥土寇，外援邻省，所向有功。凡奏稿所陈，皆当时赞画，实见诸行事者。”杨书霖认为，张亮基和骆秉章主政湖南期间，所有重要奏折都是左宗棠写的，无非是以他们的名义上奏而已。
　　然而在古代，也有个别秘书虽为领导起草过大量文稿，却从不留底稿。唐朝的高郢，就是如此。
　　高郢字公楚，考取进士后荣登茂才异行科，在郭子仪和马燧幕府做过掌书记，后入朝为官担任中书舍人。高郢文名虽不为后世所知，却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803）冬天当上了宰相。
　　有人问高郢：“前辈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他回答说：“王言不可存私家。”时人于是“重其慎密”。（《旧唐书·高郢传》）
　　既然“前辈皆留制集”，高郢所谓“王言不可存私家”的回答就显然是托词，真正原因当不在此。哪在什么地方呢？答案应在“重其慎密”四字中找。
　　高郢所服务的唐德宗是个心理极其阴暗、猜忌群臣最为厉害的主子。《新唐书·德宗本纪》说：“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唐德宗朝另一位中书舍人权德舆为陆贽《翰苑集》作序时，也借题发挥说：“上察物太精，躬临庶政，失其大体，动与公违。”（《全唐文》卷四百九十三）这些话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唐德宗大权独揽，猜防臣下;自恃聪明，刚愎自用;善恶不辨，忠奸不分;为人刻薄，翻脸无情。在这样一个皇帝手下做秘书，自然动辄得咎、凶多吉少。陆贽的遭遇，就最能说明问题。
　　陆贽是唐朝名臣和卓越政治家，也是唐德宗遭遇兵变后避难逃亡时紧随左右、患难与共并且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亲信秘书。可是后来因与唐德宗一言不合，就被放逐忠州。唐德宗甚至放话说要杀陆贽，多亏阳城拍案而起，冒险相救，才未掉脑袋。
　　在这样的皇帝手下讨生活，不“慎密”确实不行。可能正是高郢“慎密”，后来才能当上宰相吧。
　　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个心理阴暗之人，他做皇帝六十年，虽然不知有多少大臣出入过军机处，其中不少人还为他记录整理和代写过诗文，但事后均讳莫如深，没有谁敢道破其中秘密。
　　沈德潜这种自由文人就不同了，他没有经过秘书职业训练，不谙熟伺候领导的潜规则，退休回家以后，一边继续为乾隆修改和代写诗句，一边洋洋得意地张扬此事，有时还因为打心里瞧不起乾隆那些狗屁不通的“御诗”，下笔修改时却受到束缚，不敢大削大改，于是免不了在外面妄议讥评几句。后来他还将为乾隆润色和代写的一些御诗，堂而皇之地收进了自己的诗文集里。这无疑犯了大忌。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二卷中《种族之偏见与文网》记载说：“或谓德潜以诗学至卿贰，告归时，弘历以己所著诗集委之改订，颇多删润。德潜死，调其诗集进呈，则平时为之点窜及捉刀之作咸录焉。弘历大恚，始有革爵撤祀之令。”
　　印鸾章《清鉴》也说：“帝每有所作，经德潜推敲者为多，尝语人曰：‘朕于德潜可谓以诗始以诗终矣。’后德潜卒，帝微闻其以捉刀语告人，由此衔之刺骨。”（详见《清代笔祸·沈德潜与徐述夔》）
　　乾隆于是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所有官阶，原来给他的封赠一概罢除，连沈德潜的墓碑都被推倒。
　　“王言”自古以来既然可以“存私家”，沈德潜的做法就没有错。只是他遇到了乾隆，终不免“以诗始以诗终矣”，虽应了乾隆的金口一言，却也再次验证了高郢的醒世良言“王言不可存私家”，诫人于得意之时勿忘“慎密”之重。
　　（摘自《杂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