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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从叙事理论的视角分析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扮演着多重角色，聚焦人物也富于变化，这些有助于丰富文本内涵。其次，小说故事情节的时间次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卡佛对于过去和现在事件的重构，这些技巧无不透露出作家对秩序的执着追求。另外，人物故事完美的嵌入了背景文本，且个人故事与背景文本之间或作用类似或互相补充。通过对叙述者、聚焦人物、叙述时间和嵌入文本的分析，本文揭示了卡佛独特的叙事特色，即多层次性，富于变化，以及无序中的有序，这些特点表明卡佛短篇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对后现代元素的融合吸收。
【关键词】叙事技巧 聚焦 叙事时间 嵌入文本 后现代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项目——“当代非裔小说的音乐化表述”（201706075）。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22-0059-03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 1938-1988）是二十世紀后半期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和诗人。他致力于美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复兴，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极简主义。他病逝之后，伦敦的《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都称其为“美国的契诃夫”（Plath， vii），表达了广大读者对这位短篇小说家的深切哀悼。他的作品主要关注美国社会中下层平庸、无奈的小市民，他们默默无闻，尝尽人间辛酸。卡佛在描摹他们平凡生活中的孤独、绝望和悲伤时，笔触包含着深切的同情。除了强烈的现实感以外，卡佛的作品充分展示出其匠心独运的叙事技巧，以及对后现代元素的融合吸收。
《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 最初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1983年被选入《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它的主题同样是卡佛不断涉及的酗酒问题，只不过讲述的重点转移到酗酒觉醒期，逐渐流露出积极、乐观的色彩。叙述者频繁转换聚焦，在叙述时间上表现出无序性，叙述过程中嵌入其他文本，这些技巧一方面突出了酗酒者混乱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与现代人挥之不去的破碎感相契合。
一、叙述者的多重作用和不断转换的内聚集
“叙述者”是分析一个叙事文本的关键，有时叙述者除了完成“叙述”的任务之外，还在文本中担当角色，或感知某些情形，或直接采取行动。在米克·巴尔看来，如果在叙述中叙述者以人物形象的身份出现，那么这就是与人物相连的叙述者，即人物叙述者①（character-bound narrator， or CN）。外在式叙述者（external narrator， or EN）指的是那些并未直接阐明自己作为角色作用的叙述者（Bal 22）。小说中，J.P.和“我”不仅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还在每个故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我们”也担当着人物叙述者的作用。“我”一开始从自己的视角讲述J.P的故事，而当J.P.自述他的经历时，“我”则同时起到听众和整个情节谋划者的作用。在“我”的故事中，“我”身兼读者、叙述者、情节组织者和人物角色四职，更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展现“我”从绝望无助逐步到积极面对的心路历程。
此外，聚焦（focalization）的不断转换是本小说的另一个特色。聚焦主要研究的是“与视觉相关的诸要素间的关系，也就是叙述者所见和‘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②。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nette）综合前人研究，将叙事情景中的聚焦方式分为三类，即无聚焦叙事或零聚焦叙事， 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指不管作者选取的聚焦者是固定的还是有所变化，叙述部分呈现的内容完全出自文本中某个角色的感知。
小说中，卡佛主要采取内聚焦的方式叙述，但他选择了不同的聚焦人物，首先是“我”然后是J.P. 最后又返回到“我”。随着“我”在前门廊开始介绍J.P. 到文末“我们”再次在门廊相遇，J.P.个人经历的叙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路。而且，“我”还有意转换视角，换位思考，希望对类似问题有所感悟，以期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从旁观者的角度，“我”目睹了蒂尼酒瘾发作的整个过程，进而想象着如何应付类似的境况。
总之，卡佛选取集多重功能于一身的叙述者和不断转换的聚焦人物，不仅丰富了文本内涵，增添了故事情节的立体性，还使读者轻而易举地了解人物内心微妙的变化。卡佛以文风简洁和情节紧凑而著称，而他在本小说中展现的叙述手法却相当细腻、巧妙又富于变化。
二、叙述时间上呈现的无序中的有序性
小说的叙事特色还体现在它与众不同的叙述时间上。研究一个叙述文本的时间顺序就是“将语篇叙述中的事件或时间部分的安排顺序与实际事件发生时的时间先后顺序相比较”（Genette， 35）。通常，叙述文本的时间顺序体现的是文本的深层秩序，传达着作者的某种写作意图。
卡佛在这部小说中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时间观念，通过貌似混乱的叙述时间展现了其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故事情节并未按照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安排，当J.P.向叙述者“我”讲述他的经历时，过去发生的事件与现在发生的事件纠缠不清，看起来没有任何秩序感可言。但在无序的叙述碎片之下隐藏着某种深层的秩序感，通过使用时间标志以及故意留白，卡佛重组了小说的语篇秩序，这种叙述技巧恰恰呼应了小说的主题——失而复得。
首先，时态的转换，叙述者的留白都起到了一定的时间提示作用。叙述者“我”以J.P.的现在时态开始讲述，但自第三段开始，故事情节闪回到了蒂尼酒瘾发作的“昨天”（过去），然后故事又返回到蒂尼出院的“今天”（现在）。蒂尼的故事一结束，叙述者又继续讲述J.P.过去的经历和冒险，这些事件由“十二岁”，“十八、九岁的样子”等短语予以提示，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J.P. 首次遇见他的未婚妻罗克西之后，叙述者有意将故事情节拽回当前时间。但自此，文中再没有明确的时间标志词，这暗示着他家庭生活的混乱状况和精神世界的轰然崩溃。即便这样，读者仍能根据文本中时态的运用差异来区分时间。没有了时间标志词，J.P.的沉默成为提醒读者现在时间的最佳手段，直到他进入马丁的戒酒中心。 其次，当叙述者回忆“我”的酗酒经历和“我”的情感故事时，J.P.的故事在文本中便退居第二位，仅起着暗示现在时间的作用。“我”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显然早于J.P.到达戒酒中心，J.P.妻子的探望唤醒了“我”进入中心前对家的温暖记忆。因此，不论是J.P.的故事还是“我”的经历都主要涉及“回顾或者倒述”（Genette， 40）。
在叙述时间方面，卡佛将故事情节安排得异常精妙。从表层看来，情节似乎混乱无序，过去、现在纠缠不清，但由于时间标志词的运用，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独立的片段，且能够根据作家的意志被自由重构。而且，在这种看似无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某种规律，即通常所说的无序中的有序。过去的碎片和现实生活交替出现，给读者带来些许秩序感和积极乐观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卡佛使用这些技巧揭示了作家的写作目的，即“叙事文本靠思想与物质世界的特殊交流过程而获得表征能力：文本呈现的内容取决于其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写作意图”（Currie 219）。
根據每个叙述片段的不同作用，卡佛试图在文本中重构叙事时间，使貌似混乱的叙事时间获得某种合理性和秩序感。从这个方面来看，他通过独特的叙事技巧阐释了自己对后现代文本并置和随意性等特色的领悟，而戴维·洛奇也曾罗列“并置、不连续性、随意性和繁杂性”等文学要素说明后现代文学具有的特质。
三、嵌入文本的运用
嵌入文本的使用是本小说的一大叙事特色。嵌入文本指的是可以从不同层面解读，起着多重作用的文本，它与主要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相互作用。小说中，主要文本（primary text）是由叙述者“我”讲述进入戒酒中心之前和以后的个人经历。但这一叙述同时嵌入了其他人的一些故事，如蒂尼和J.P.的故事以及那个酷爱旅行的人的一些遭遇，这些故事便构成了小说的嵌入文本。
叙述学家米克·巴尔认为主要文本和嵌入文本之间大致有两种关系，“嵌入的故事或者说明主要故事，或者它类似于主要故事”。小说中，蒂尼和J.P.的故事都天衣无缝地嵌入叙述者的故事中，但他们与主要文本的关系不尽相同，蒂尼的故事更接近叙述者的个人经历。在小说开头，蒂尼本打算和妻子共度新年，对未来也能乐观面对。但在病发之后，特别是出院以后，他不再像原来那样侃侃而谈，对未来更是担心犹豫。同样，“我”也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我”的感情归属在妻子和女友间摇摆不定，陷入两难境地。因而，蒂尼和“我”境遇相似，类似的遭遇则着重渲染了压抑、犹豫不决的氛围，为此小说前半部分充斥着消极无奈的色彩。
但J.P.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则互相补充，J.P.的故事进一步对“我”的故事加以阐释。在J.P.的故事中，他妻子的妥协退让说明了交流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和家庭成员间互相关爱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解决“我”家的家庭成员内部关系冷漠、疏离的可行办法之一。人们酗酒的原因各不相同，工作的压力，亲友的误解，精神空虚，婚姻失败，等等。在诸多因素中，卡佛着重强调的是来自家庭内部的问题，像家庭成员间无话可说的沉默状态，“克劳丁·沃利称之为‘内部问题’，而柯克·内赛特则把它归结为‘偏狭性’”（Bloom， 9）。
此外，嵌入文本也非仅仅是解释说明的作用，它的补充说明有时反而会影响主要文本的发展（Bal， 54）。小说中，J.P.的故事情节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故事进展。由于J.P.妻子拜访，“我”因此得到某种积极心理暗示，逐渐放弃了一些消极的生活看法，并恢复了和他人主动交流的意愿。在此感召下，“我”鼓足勇气分别给妻子和女友打电话，尽管因为两人的电话都未能接通，结果未能如愿，但“我”毕竟迈出了走向沟通融合的第一步。因此，J.P.故事中传递的乐观情绪决定了“我”的故事的情感色彩，并由此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基调。J.P.的故事相映衬，“我”的故事的开放式结尾也增添了光明的色彩，小说的篇名“我打电话的地方”也可以被解读为打破日常生活中的隔阂和障碍，试图建立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的有益尝试。
嵌入文本更多展现了一个故事（即主要文本）的不同侧面及文本间的互渗性，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可能在结构和情节上决定、补充、强调和支撑其他文本。随着小说情节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展示，主要文本的意义才能更充分的体现出来。
这篇小说结尾完全是开放性的，读者在文本中无法找到清晰的线索推断叙述者最终的结局。这一结局本身就暗示了“我”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而且也由此反映了卡佛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正如布莱恩·理查森所说，在后现代语境下，叙述者需要“纳入更为多元化、更为碎片化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而叙事理论也应“将文本、情节和时间等传统观念拓展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之下，以便呈现一些非比寻常的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卡佛构思文本时自觉将后现代元素融入了他的叙事文本中。
总之，通过分析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叙事技巧，包括“身兼数职”的叙述者，富于变化的聚焦人物，貌似混乱的叙述时间以及作用不尽相同的嵌入文本，本文揭示了卡佛独特的叙事特色，即多层次性，富于变化，以及无序中的有序，这些特征表明卡佛叙事时对后现代元素的完美糅合，他以自己独特的文风复兴了美国20世纪晚期短篇小说。
注释：
①此处对“character-bound narrator”和“external narrator”两个术语的翻译参照谭君强教授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一书中的译法。
②此处对“focalization”的阐释参照谭君强教授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一书中的译文。
参考文献：
[1]Bal， Mieke.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 rated， 1999. [2]Bloom， Harold. Bloom’s Major Short Story Writers：
Raymond Carver. NY：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2.
[3]Carver， Raymond. “Where I’m Calling From”. 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of the Century， Eds. John Updike and Katrina Kenison. N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4]Currie， Gregory. Narratives and Narrators： A Philosophy of Storie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0.
[5]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s. Jane E. Lewin.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6]Lodge， David.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 Typ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P， 1977.
[7]Plath， James. “About This Volume”. Critical Insights： Raymond Carver， Eds. James Plath. NY：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13.
[8]Richardson， Brian.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外國文学研究》， 2015年第4期，第24—31页.
[9]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作者简介：
李英华（1979-），女，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关键词】叙事技巧 聚焦 叙事时间 嵌入文本 后现代
【基金项目】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项目——“当代非裔小说的音乐化表述”（201706075）。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22-0059-03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 1938-1988）是二十世紀后半期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和诗人。他致力于美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复兴，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极简主义。他病逝之后，伦敦的《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都称其为“美国的契诃夫”（Plath， vii），表达了广大读者对这位短篇小说家的深切哀悼。他的作品主要关注美国社会中下层平庸、无奈的小市民，他们默默无闻，尝尽人间辛酸。卡佛在描摹他们平凡生活中的孤独、绝望和悲伤时，笔触包含着深切的同情。除了强烈的现实感以外，卡佛的作品充分展示出其匠心独运的叙事技巧，以及对后现代元素的融合吸收。
《我打电话的地方》（“Where I’m Calling From”） 最初收录于短篇小说集《大教堂》中，1983年被选入《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它的主题同样是卡佛不断涉及的酗酒问题，只不过讲述的重点转移到酗酒觉醒期，逐渐流露出积极、乐观的色彩。叙述者频繁转换聚焦，在叙述时间上表现出无序性，叙述过程中嵌入其他文本，这些技巧一方面突出了酗酒者混乱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与现代人挥之不去的破碎感相契合。
一、叙述者的多重作用和不断转换的内聚集
“叙述者”是分析一个叙事文本的关键，有时叙述者除了完成“叙述”的任务之外，还在文本中担当角色，或感知某些情形，或直接采取行动。在米克·巴尔看来，如果在叙述中叙述者以人物形象的身份出现，那么这就是与人物相连的叙述者，即人物叙述者①（character-bound narrator， or CN）。外在式叙述者（external narrator， or EN）指的是那些并未直接阐明自己作为角色作用的叙述者（Bal 22）。小说中，J.P.和“我”不仅讲述各种不同的故事还在每个故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我们”也担当着人物叙述者的作用。“我”一开始从自己的视角讲述J.P的故事，而当J.P.自述他的经历时，“我”则同时起到听众和整个情节谋划者的作用。在“我”的故事中，“我”身兼读者、叙述者、情节组织者和人物角色四职，更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展现“我”从绝望无助逐步到积极面对的心路历程。
此外，聚焦（focalization）的不断转换是本小说的另一个特色。聚焦主要研究的是“与视觉相关的诸要素间的关系，也就是叙述者所见和‘被看见’、被感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②。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enette）综合前人研究，将叙事情景中的聚焦方式分为三类，即无聚焦叙事或零聚焦叙事， 内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指不管作者选取的聚焦者是固定的还是有所变化，叙述部分呈现的内容完全出自文本中某个角色的感知。
小说中，卡佛主要采取内聚焦的方式叙述，但他选择了不同的聚焦人物，首先是“我”然后是J.P. 最后又返回到“我”。随着“我”在前门廊开始介绍J.P. 到文末“我们”再次在门廊相遇，J.P.个人经历的叙述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回路。而且，“我”还有意转换视角，换位思考，希望对类似问题有所感悟，以期找到走出困境的出路。从旁观者的角度，“我”目睹了蒂尼酒瘾发作的整个过程，进而想象着如何应付类似的境况。
总之，卡佛选取集多重功能于一身的叙述者和不断转换的聚焦人物，不仅丰富了文本内涵，增添了故事情节的立体性，还使读者轻而易举地了解人物内心微妙的变化。卡佛以文风简洁和情节紧凑而著称，而他在本小说中展现的叙述手法却相当细腻、巧妙又富于变化。
二、叙述时间上呈现的无序中的有序性
小说的叙事特色还体现在它与众不同的叙述时间上。研究一个叙述文本的时间顺序就是“将语篇叙述中的事件或时间部分的安排顺序与实际事件发生时的时间先后顺序相比较”（Genette， 35）。通常，叙述文本的时间顺序体现的是文本的深层秩序，传达着作者的某种写作意图。
卡佛在这部小说中打破了传统的叙述时间观念，通过貌似混乱的叙述时间展现了其后现代的叙事技巧。在小说的第一部分，故事情节并未按照传统的线性时间顺序安排，当J.P.向叙述者“我”讲述他的经历时，过去发生的事件与现在发生的事件纠缠不清，看起来没有任何秩序感可言。但在无序的叙述碎片之下隐藏着某种深层的秩序感，通过使用时间标志以及故意留白，卡佛重组了小说的语篇秩序，这种叙述技巧恰恰呼应了小说的主题——失而复得。
首先，时态的转换，叙述者的留白都起到了一定的时间提示作用。叙述者“我”以J.P.的现在时态开始讲述，但自第三段开始，故事情节闪回到了蒂尼酒瘾发作的“昨天”（过去），然后故事又返回到蒂尼出院的“今天”（现在）。蒂尼的故事一结束，叙述者又继续讲述J.P.过去的经历和冒险，这些事件由“十二岁”，“十八、九岁的样子”等短语予以提示，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J.P. 首次遇见他的未婚妻罗克西之后，叙述者有意将故事情节拽回当前时间。但自此，文中再没有明确的时间标志词，这暗示着他家庭生活的混乱状况和精神世界的轰然崩溃。即便这样，读者仍能根据文本中时态的运用差异来区分时间。没有了时间标志词，J.P.的沉默成为提醒读者现在时间的最佳手段，直到他进入马丁的戒酒中心。 其次，当叙述者回忆“我”的酗酒经历和“我”的情感故事时，J.P.的故事在文本中便退居第二位，仅起着暗示现在时间的作用。“我”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显然早于J.P.到达戒酒中心，J.P.妻子的探望唤醒了“我”进入中心前对家的温暖记忆。因此，不论是J.P.的故事还是“我”的经历都主要涉及“回顾或者倒述”（Genette， 40）。
在叙述时间方面，卡佛将故事情节安排得异常精妙。从表层看来，情节似乎混乱无序，过去、现在纠缠不清，但由于时间标志词的运用，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独立的片段，且能够根据作家的意志被自由重构。而且，在这种看似无序的外表之下隐含着某种规律，即通常所说的无序中的有序。过去的碎片和现实生活交替出现，给读者带来些许秩序感和积极乐观的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卡佛使用这些技巧揭示了作家的写作目的，即“叙事文本靠思想与物质世界的特殊交流过程而获得表征能力：文本呈现的内容取决于其创作者想要表达的写作意图”（Currie 219）。
根據每个叙述片段的不同作用，卡佛试图在文本中重构叙事时间，使貌似混乱的叙事时间获得某种合理性和秩序感。从这个方面来看，他通过独特的叙事技巧阐释了自己对后现代文本并置和随意性等特色的领悟，而戴维·洛奇也曾罗列“并置、不连续性、随意性和繁杂性”等文学要素说明后现代文学具有的特质。
三、嵌入文本的运用
嵌入文本的使用是本小说的一大叙事特色。嵌入文本指的是可以从不同层面解读，起着多重作用的文本，它与主要文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相互作用。小说中，主要文本（primary text）是由叙述者“我”讲述进入戒酒中心之前和以后的个人经历。但这一叙述同时嵌入了其他人的一些故事，如蒂尼和J.P.的故事以及那个酷爱旅行的人的一些遭遇，这些故事便构成了小说的嵌入文本。
叙述学家米克·巴尔认为主要文本和嵌入文本之间大致有两种关系，“嵌入的故事或者说明主要故事，或者它类似于主要故事”。小说中，蒂尼和J.P.的故事都天衣无缝地嵌入叙述者的故事中，但他们与主要文本的关系不尽相同，蒂尼的故事更接近叙述者的个人经历。在小说开头，蒂尼本打算和妻子共度新年，对未来也能乐观面对。但在病发之后，特别是出院以后，他不再像原来那样侃侃而谈，对未来更是担心犹豫。同样，“我”也对未来忧心忡忡，因为“我”的感情归属在妻子和女友间摇摆不定，陷入两难境地。因而，蒂尼和“我”境遇相似，类似的遭遇则着重渲染了压抑、犹豫不决的氛围，为此小说前半部分充斥着消极无奈的色彩。
但J.P.的故事和“我”的故事则互相补充，J.P.的故事进一步对“我”的故事加以阐释。在J.P.的故事中，他妻子的妥协退让说明了交流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和家庭成员间互相关爱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解决“我”家的家庭成员内部关系冷漠、疏离的可行办法之一。人们酗酒的原因各不相同，工作的压力，亲友的误解，精神空虚，婚姻失败，等等。在诸多因素中，卡佛着重强调的是来自家庭内部的问题，像家庭成员间无话可说的沉默状态，“克劳丁·沃利称之为‘内部问题’，而柯克·内赛特则把它归结为‘偏狭性’”（Bloom， 9）。
此外，嵌入文本也非仅仅是解释说明的作用，它的补充说明有时反而会影响主要文本的发展（Bal， 54）。小说中，J.P.的故事情节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故事进展。由于J.P.妻子拜访，“我”因此得到某种积极心理暗示，逐渐放弃了一些消极的生活看法，并恢复了和他人主动交流的意愿。在此感召下，“我”鼓足勇气分别给妻子和女友打电话，尽管因为两人的电话都未能接通，结果未能如愿，但“我”毕竟迈出了走向沟通融合的第一步。因此，J.P.故事中传递的乐观情绪决定了“我”的故事的情感色彩，并由此奠定了整篇小说的基调。J.P.的故事相映衬，“我”的故事的开放式结尾也增添了光明的色彩，小说的篇名“我打电话的地方”也可以被解读为打破日常生活中的隔阂和障碍，试图建立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的有益尝试。
嵌入文本更多展现了一个故事（即主要文本）的不同侧面及文本间的互渗性，也就是说一个文本可能在结构和情节上决定、补充、强调和支撑其他文本。随着小说情节多层面、多角度的立体展示，主要文本的意义才能更充分的体现出来。
这篇小说结尾完全是开放性的，读者在文本中无法找到清晰的线索推断叙述者最终的结局。这一结局本身就暗示了“我”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而且也由此反映了卡佛的后现代主义倾向。正如布莱恩·理查森所说，在后现代语境下，叙述者需要“纳入更为多元化、更为碎片化的后现代叙事方法”，而叙事理论也应“将文本、情节和时间等传统观念拓展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之下，以便呈现一些非比寻常的事件”。从这个角度来看，卡佛构思文本时自觉将后现代元素融入了他的叙事文本中。
总之，通过分析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的叙事技巧，包括“身兼数职”的叙述者，富于变化的聚焦人物，貌似混乱的叙述时间以及作用不尽相同的嵌入文本，本文揭示了卡佛独特的叙事特色，即多层次性，富于变化，以及无序中的有序，这些特征表明卡佛叙事时对后现代元素的完美糅合，他以自己独特的文风复兴了美国20世纪晚期短篇小说。
注释：
①此处对“character-bound narrator”和“external narrator”两个术语的翻译参照谭君强教授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一书中的译法。
②此处对“focalization”的阐释参照谭君强教授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一书中的译文。
参考文献：
[1]Bal， Mieke.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Canada：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Incorpo rated， 1999. [2]Bloom， Harold. Bloom’s Major Short Story Writers：
Raymond Carver. NY：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2.
[3]Carver， Raymond. “Where I’m Calling From”. 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of the Century， Eds. John Updike and Katrina Kenison. N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2000.
[4]Currie， Gregory. Narratives and Narrators： A Philosophy of Stories.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10.
[5]Genette， Gerard.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s. Jane E. Lewin.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6]Lodge， David.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 Typ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UP， 1977.
[7]Plath， James. “About This Volume”. Critical Insights： Raymond Carver， Eds. James Plath. NY：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13.
[8]Richardson， Brian. “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 《外國文学研究》， 2015年第4期，第24—31页.
[9]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第三版）》，谭君强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作者简介：
李英华（1979-），女，山东财经大学公共外语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