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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南京城和西安城都是中国古代城垣建筑史上的典范之作，它们综合利用了历史上城墙构建的特点，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由于它们在建城地理环境、指导思想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二者又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关键词]明代；南京城墙；西安城墙
［中图分类号］G2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110-03
明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同为明初建筑，都是朱元璋根据明初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修建而成的。南京城为当时的都城，西安城为扼守西北地区的门户，它们都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因此，两城在军事攻防设施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城墙建设的最高峰，这与朱元璋在全国广建城池的军事初衷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建城时两城所处地理环境，指导思想、城墙功能等的不同，所以又存在若干差异。
一、两城建城所处地理环境比较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多按《考工记》的理想制度筑为方形，城内的布局也尽量符合王城在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范。但明初的南京城，并未遵循上述规范，而是从战术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地利用山脉、水系的走向构筑城池，将必须利用的制高点，全部圈进城内。城墙的高度随地形而异，全城的高度并不一致，视各段所处的地势，而采取不同的结构和材料。利用南唐金陵城的南墙和西墙，加以拓宽和增高，北面沿金陵外的清凉山、马鞍山、四望山（今八字山）、卢龙山（今狮子山）、鸡笼山（今北极阁）、覆舟山（今小九华山）、龙广山（今富贵山）筑城，即史籍所说的“明初都城，皆据岗垄之脊”。①又利用外秦淮河和六朝时构筑的玄武湖南岸十里堤，将河湖作为宽阔的护城河。明代人称南京城“高、坚甲于海内”。②南京城即包含了南唐的矩形城址，又向东扩建了矩形的皇城，再加上向北扩大所形成的另一个矩形，城墙沿着这三个矩形组合体的外缘，就形成了一个葫芦形。充分体现了根据战术要求，合理利用地形的筑城原则。
同期的西安城墙建于关中平原，周围虽有秦岭、北山、渭河以及八水绕长安等地形之利，但防守之势在较远之处，而城址处于渭河谷地的狭长平原（史称“关中”），无地形之利，仅对旧城加以拓宽，表现为中国传统筑城的方形城池。
二、两城建城指导思想比较
明南京城墙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形成“非方、非圆、多角不规则的南斗、北斗聚合形态”；而同期的西安城墙则角为直角，走向直线，成为中规中矩的长方形城池。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既有南方和北方地理环境上的差异，也有南方与北方长期以来所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程度和建城指导思想不同有关。
中国古代的筑城思想，长期存在两大分野，一是强调礼制的成分，二是考虑地形的因素。礼制对城的制约由来已久，较为成熟的规则至迟在春秋、战国已经形成，代表性的观念在《考工记》中有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它所阐明的建城形制，包含着儒家文化思想，对后代城市规划的影响较大。这种符合礼制要求的城垣形制，表现得最直观、最持久的当数城的“方正”形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长安城以及日本的平城京等，而追求这一礼制规范的城市，以我国北方地区为最多。“在平原地带、特别是较小的城，形状呈正方形，使用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可在华北平原找到许多例子。”③有学者曾对晋冀鲁豫地区24座宋元城址做实例分析，④其中21座城墙皆为方形或长方形，城内设“十”字街，方形城占总数的87%。因此，作为汉、唐都城旧址，西北军事重镇的明西安城自然选用传统筑城的长方形。
而以地利为重，其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管子，《管子·乘马篇》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在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可见地利说不强调“规矩”和“准绳”，选择城址着重考虑的是地理因素、自然环境，并创造出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筑城方法，既可以以最少的投入筑成坚固的城墙，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尽山、水之利。这种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的城市建设在南方极为普遍。有学者曾对19世纪末中国内地18省的省城做过统计，其中南方省的省会城市的形态不是方正形状，⑤这说明不规则城墙在南方普遍存在。南京城墙正是出于军事考虑，充分利用地形建成的不规则城池。
三、两城建城功能比较
两城在形制与构筑上的差异，还应与元末明初南京城建造时明朝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关。虽然南方与北方
在受中国传统礼制及筑城思想上存在着差别，但是南京城在六朝和南唐时期均为方形城，说明仍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明朝在此基础上建成的城的形制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这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及朱元璋的战略思想有关。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脱颖而出，成为其中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势力日益扩大。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部攻占集庆路（今南京），占据了这块虎踞龙盘之地后，开始实施以南京为根据地平定天下的宏图大略。这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已经被农民起义军所控制，各路起义军既有共同的敌人——元朝军队，又有相互之间十分激烈的吞并战争。
在这种环境下，朱元璋接受朱升的建议，以“九”字战略积极备战，精心经营南京城的防御，对周边的异己势力区别对待，各个击破。1360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金陵北郊进行了决定性的“龙湾（今南京市下关）之战”，在战时指挥所所在地新筑龙湾虎口城，更筑太平府城。⑥到1366年，改筑并拓宽应天府城，为了将原属南唐、宋、元金陵城的东郊和北郊的一些重要制高点包入城内，特别是要东包钟山余脉富贵山及其南的新建宫城区，以及北连龙湾虎口城与金陵城北门外的军事区，朱元璋决计改变中国都城的方形传统，而按照金陵的自然地貌筑城，从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南北修长、东西宽窄不一的不规则城池。因此，当时的建城思想主要着眼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朱元璋称帝，定宫阙制度，开始营建代表帝王尊严的宫殿、太庙和社稷坛，又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并为永乐年间兴建北京宫阙时所效法。
明西安城建城时主要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明王朝建国之初，元朝的残余势力扩廓贴木儿还盘踞于西北一带，西安作为“天下第一藩封”秦王府的所在地，其政治、军事地位在西北诸城市中居于首位，因而城市的各项建设，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秦王朱樉在诸王中特别显赫，由他坐镇陕西，其意义非同小可。正如项忠在《新开通济渠记》中所言:“维兹陕西为西北巨藩，亲王府邸及都市按三司所在。”因此，西安府城的规模比之首都南京和北京，固然都小一些，但是作为控制西北、西南咽喉的军事重镇，它的城垣却特别高大坚固。
四、两城建城形制结构比较
作为都城的南京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建造了外郭、外城、皇城和宫城。外城城墙是南京城的主要防线，由护城河、垛墙、城楼、箭楼、城门等组成。在重点防守部位城门处还设置了外瓮城以及独具特色的内瓮城。为了弥补外城墙在防守上的缺陷，又在其外建造了南京城的警戒阵地——外郭城，控制城外的制高点，利用山冈略作加工，西北临长江，东南阻山控野，并在距皇城近又紧靠城墙的钟山第三峰上筑天宝城，在龙广山外筑地堡城，在通向京城的交通要塞上设置关卡、城门，派兵戍守。
西安城墙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城上建有女墙，四角建有角台、角楼，绕城一周建有98座敌台和敌楼；城门是防守的重点，建有瓮城、月城，城上建有城楼、箭楼、闸楼，形成“城三重，楼三重”的防守体系。整个城墙形成点、线、面交互控制的立体城防系统。
两城在形制结构上综合利用了历史上城墙构筑的特点，以及在城防战斗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达到了与当时攻城兵器发展和建筑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完善程度，是历代城墙建筑的典型，也是历史上防御组织完善、战斗设施齐备和工程构筑坚固的完整筑城体系。
两城在形制上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第一，西安城墙的四角建有角台和角楼。而南京城墙由于呈不规则形，各段城墙之间容易组织侧防，因此无须再筑马面，也未设置角楼。
第二，南京城墙的护城河与西安城墙的护城河相比，不仅宽阔，而且具有强烈的自然特性。围绕南京城的护城河，平时用作环城水运道，战时则起到障碍和迟滞进攻者的作用，以增强城防防御的坚韧性；宫城、皇城和护城河主要是防御性的，而在军事区中的水道，流经各仓、卫，专供军队给养运输。城内水系和城外水系的沟通，主要靠东、西水关。水关白天通航，夜间锁闭，常年派有兵卒守卫。西安城墙外侧的护城河为人工开挖而成，较南京城墙护城河窄、小，主要为防御性工事。
第三，两城瓮城虽然均属加强城门部位的攻防能力，但战术运用上是不同的。南京内瓮城结构式样之新，材料选择之固，构筑手段之巧，战术运用之活，特别是藏兵洞的创造性设计，充分显示了明代在筑城设防上的成熟与完善。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相比较，则不受地形限制，建城之初即在四门之外筑有瓮城，瓮城建筑时间早于南京，而且形制为传统的外瓮城。
第四，两城城墙用砖不同。城墙用砖在明初的南京城墙建造中已经得到重视，而随后建造的西安城墙却直到明隆庆年间才在外壁包砖，清乾隆时期对城墙施行整体包砖。
由于明代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个全国性的筑城高潮，现存古城垣又绝大多数经过明代的改建、扩建或新建。明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在筑城设施上，综合利用了历史上城墙构筑的特点，以及在城防战斗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达到了与当时攻防兵器发展和建筑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完善程度，是历代城墙建筑的典范，也是历史上防御组织完善、战斗设施齐备和工程构筑坚固的完整筑城体系。所以，研究明南京城和西安城建城的诸多因素及其主要布局，应该说对中国古城墙的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康熙六年，江宁府志·石头山.卷5[M].
［2］顾炎武，肇域志·江南一·南畿[M].抄本.
［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杭侃，中原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D].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
［5］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6］明史·太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关键词]明代；南京城墙；西安城墙
［中图分类号］G2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06-0110-03
明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同为明初建筑，都是朱元璋根据明初政治、军事的实际情况，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修建而成的。南京城为当时的都城，西安城为扼守西北地区的门户，它们都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因此，两城在军事攻防设施上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城墙建设的最高峰，这与朱元璋在全国广建城池的军事初衷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建城时两城所处地理环境，指导思想、城墙功能等的不同，所以又存在若干差异。
一、两城建城所处地理环境比较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多按《考工记》的理想制度筑为方形，城内的布局也尽量符合王城在中、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范。但明初的南京城，并未遵循上述规范，而是从战术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地利用山脉、水系的走向构筑城池，将必须利用的制高点，全部圈进城内。城墙的高度随地形而异，全城的高度并不一致，视各段所处的地势，而采取不同的结构和材料。利用南唐金陵城的南墙和西墙，加以拓宽和增高，北面沿金陵外的清凉山、马鞍山、四望山（今八字山）、卢龙山（今狮子山）、鸡笼山（今北极阁）、覆舟山（今小九华山）、龙广山（今富贵山）筑城，即史籍所说的“明初都城，皆据岗垄之脊”。①又利用外秦淮河和六朝时构筑的玄武湖南岸十里堤，将河湖作为宽阔的护城河。明代人称南京城“高、坚甲于海内”。②南京城即包含了南唐的矩形城址，又向东扩建了矩形的皇城，再加上向北扩大所形成的另一个矩形，城墙沿着这三个矩形组合体的外缘，就形成了一个葫芦形。充分体现了根据战术要求，合理利用地形的筑城原则。
同期的西安城墙建于关中平原，周围虽有秦岭、北山、渭河以及八水绕长安等地形之利，但防守之势在较远之处，而城址处于渭河谷地的狭长平原（史称“关中”），无地形之利，仅对旧城加以拓宽，表现为中国传统筑城的方形城池。
二、两城建城指导思想比较
明南京城墙依山就势、因地制宜，形成“非方、非圆、多角不规则的南斗、北斗聚合形态”；而同期的西安城墙则角为直角，走向直线，成为中规中矩的长方形城池。这种形式上的差异，既有南方和北方地理环境上的差异，也有南方与北方长期以来所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程度和建城指导思想不同有关。
中国古代的筑城思想，长期存在两大分野，一是强调礼制的成分，二是考虑地形的因素。礼制对城的制约由来已久，较为成熟的规则至迟在春秋、战国已经形成，代表性的观念在《考工记》中有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它所阐明的建城形制，包含着儒家文化思想，对后代城市规划的影响较大。这种符合礼制要求的城垣形制，表现得最直观、最持久的当数城的“方正”形态，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唐长安城以及日本的平城京等，而追求这一礼制规范的城市，以我国北方地区为最多。“在平原地带、特别是较小的城，形状呈正方形，使用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形图，可在华北平原找到许多例子。”③有学者曾对晋冀鲁豫地区24座宋元城址做实例分析，④其中21座城墙皆为方形或长方形，城内设“十”字街，方形城占总数的87%。因此，作为汉、唐都城旧址，西北军事重镇的明西安城自然选用传统筑城的长方形。
而以地利为重，其观点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管子，《管子·乘马篇》中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在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可见地利说不强调“规矩”和“准绳”，选择城址着重考虑的是地理因素、自然环境，并创造出一系列因地制宜的筑城方法，既可以以最少的投入筑成坚固的城墙，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尽山、水之利。这种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的城市建设在南方极为普遍。有学者曾对19世纪末中国内地18省的省城做过统计，其中南方省的省会城市的形态不是方正形状，⑤这说明不规则城墙在南方普遍存在。南京城墙正是出于军事考虑，充分利用地形建成的不规则城池。
三、两城建城功能比较
两城在形制与构筑上的差异，还应与元末明初南京城建造时明朝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关。虽然南方与北方
在受中国传统礼制及筑城思想上存在着差别，但是南京城在六朝和南唐时期均为方形城，说明仍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而明朝在此基础上建成的城的形制却发生了截然不同的改变，这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及朱元璋的战略思想有关。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脱颖而出，成为其中一支起义军的首领，势力日益扩大。公元1356年，朱元璋率部攻占集庆路（今南京），占据了这块虎踞龙盘之地后，开始实施以南京为根据地平定天下的宏图大略。这时，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已经被农民起义军所控制，各路起义军既有共同的敌人——元朝军队，又有相互之间十分激烈的吞并战争。
在这种环境下，朱元璋接受朱升的建议，以“九”字战略积极备战，精心经营南京城的防御，对周边的异己势力区别对待，各个击破。1360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金陵北郊进行了决定性的“龙湾（今南京市下关）之战”，在战时指挥所所在地新筑龙湾虎口城，更筑太平府城。⑥到1366年，改筑并拓宽应天府城，为了将原属南唐、宋、元金陵城的东郊和北郊的一些重要制高点包入城内，特别是要东包钟山余脉富贵山及其南的新建宫城区，以及北连龙湾虎口城与金陵城北门外的军事区，朱元璋决计改变中国都城的方形传统，而按照金陵的自然地貌筑城，从而形成了流传至今的南北修长、东西宽窄不一的不规则城池。因此，当时的建城思想主要着眼于军事防御的需要。朱元璋称帝，定宫阙制度，开始营建代表帝王尊严的宫殿、太庙和社稷坛，又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格局，并为永乐年间兴建北京宫阙时所效法。
明西安城建城时主要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明王朝建国之初，元朝的残余势力扩廓贴木儿还盘踞于西北一带，西安作为“天下第一藩封”秦王府的所在地，其政治、军事地位在西北诸城市中居于首位，因而城市的各项建设，都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秦王朱樉在诸王中特别显赫，由他坐镇陕西，其意义非同小可。正如项忠在《新开通济渠记》中所言:“维兹陕西为西北巨藩，亲王府邸及都市按三司所在。”因此，西安府城的规模比之首都南京和北京，固然都小一些，但是作为控制西北、西南咽喉的军事重镇，它的城垣却特别高大坚固。
四、两城建城形制结构比较
作为都城的南京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地形，建造了外郭、外城、皇城和宫城。外城城墙是南京城的主要防线，由护城河、垛墙、城楼、箭楼、城门等组成。在重点防守部位城门处还设置了外瓮城以及独具特色的内瓮城。为了弥补外城墙在防守上的缺陷，又在其外建造了南京城的警戒阵地——外郭城，控制城外的制高点，利用山冈略作加工，西北临长江，东南阻山控野，并在距皇城近又紧靠城墙的钟山第三峰上筑天宝城，在龙广山外筑地堡城，在通向京城的交通要塞上设置关卡、城门，派兵戍守。
西安城墙四周有护城河环绕，城上建有女墙，四角建有角台、角楼，绕城一周建有98座敌台和敌楼；城门是防守的重点，建有瓮城、月城，城上建有城楼、箭楼、闸楼，形成“城三重，楼三重”的防守体系。整个城墙形成点、线、面交互控制的立体城防系统。
两城在形制结构上综合利用了历史上城墙构筑的特点，以及在城防战斗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达到了与当时攻城兵器发展和建筑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完善程度，是历代城墙建筑的典型，也是历史上防御组织完善、战斗设施齐备和工程构筑坚固的完整筑城体系。
两城在形制上存在许多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第一，西安城墙的四角建有角台和角楼。而南京城墙由于呈不规则形，各段城墙之间容易组织侧防，因此无须再筑马面，也未设置角楼。
第二，南京城墙的护城河与西安城墙的护城河相比，不仅宽阔，而且具有强烈的自然特性。围绕南京城的护城河，平时用作环城水运道，战时则起到障碍和迟滞进攻者的作用，以增强城防防御的坚韧性；宫城、皇城和护城河主要是防御性的，而在军事区中的水道，流经各仓、卫，专供军队给养运输。城内水系和城外水系的沟通，主要靠东、西水关。水关白天通航，夜间锁闭，常年派有兵卒守卫。西安城墙外侧的护城河为人工开挖而成，较南京城墙护城河窄、小，主要为防御性工事。
第三，两城瓮城虽然均属加强城门部位的攻防能力，但战术运用上是不同的。南京内瓮城结构式样之新，材料选择之固，构筑手段之巧，战术运用之活，特别是藏兵洞的创造性设计，充分显示了明代在筑城设防上的成熟与完善。西安城墙与南京城墙相比较，则不受地形限制，建城之初即在四门之外筑有瓮城，瓮城建筑时间早于南京，而且形制为传统的外瓮城。
第四，两城城墙用砖不同。城墙用砖在明初的南京城墙建造中已经得到重视，而随后建造的西安城墙却直到明隆庆年间才在外壁包砖，清乾隆时期对城墙施行整体包砖。
由于明代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个全国性的筑城高潮，现存古城垣又绝大多数经过明代的改建、扩建或新建。明南京城墙和西安城墙在筑城设施上，综合利用了历史上城墙构筑的特点，以及在城防战斗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达到了与当时攻防兵器发展和建筑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完善程度，是历代城墙建筑的典范，也是历史上防御组织完善、战斗设施齐备和工程构筑坚固的完整筑城体系。所以，研究明南京城和西安城建城的诸多因素及其主要布局，应该说对中国古城墙的整体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康熙六年，江宁府志·石头山.卷5[M].
［2］顾炎武，肇域志·江南一·南畿[M].抄本.
［3］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4］杭侃，中原北方地区宋元时期的地方城址[D].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8.
［5］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
［6］明史·太祖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