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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吴晓波 财经作家、《大败局Ⅰ-Ⅱ》作者
嘉 宾:别 涛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华威廉 拜耳中国区总经理
王永利 朗盛大中华区总裁 王志乐 商务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杨 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只有有了承担全球责任、做全球公司的理念,中国企业才可以说走向了成熟。
吴晓波:大家知道2008年中国会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这30年来的发展,我们的企业取得了骄人成绩,同时跟人的成长一样,肢体看起来长得很大了,但在很多内在的方面可能仍然有缺陷,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话题。企业成年,该担负怎样的成年责任?
华威廉:我在中国已经22年了,我看到经济发展特别好,但是环境的发展越来越差。中国政府、企业也都在考虑这些问题。经济发展需要环保,社会发展也需要。我们总是说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工作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挣钱,不赚钱就没有公司了。可是经济发展了,社会环保也要考虑。我是外国人,但也有中国的想法,和中国和谐社会的想法是比较一致的。
拜耳是德国公司,在国内已经有100多年历史,有化工、医药、农药、塑料等多方面业务,都和社会责任项目放在一起做,比如:农药业务就跟小额贷款在一起做;医药业务和公共卫生也是连起来做。特别有一个艾滋病的项目和清华大学合作了3年,进行公共卫生方面的基础培训,让大家了解艾滋病,了解艾滋病在中国的情况,教育老百姓预防。
王永利:朗盛是2004年从拜耳分拆出来的,拜耳继续专注于生命科学业务,朗盛更关注化工业务。分拆出来以后,我们继续秉承责任与关怀的理念。
朗盛是ASM(亚洲国际化学品制造商协会)中的核心成员,这个协会成立的宗旨并不是推广这些成员公司的产品,而是推广责任关怀,它希望整个化工行业能够跟我们周围的社区,跟当地的经济一起和谐成长。于丹教授讲过,什么叫仁者,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责任理念要传达的是同样一个理念,就是推己及人。传统上,大家觉得化工是有高污染、高危险性的行业,其实我们用很先进的技术进行管理之后,可以把污染排放降到最低,实现可循环经济,同时在生产安全方面,把发生事故的几率降到最低。一方面我们经济要发展,同时不能因噎废食,需要一个平衡的发展。
别?涛:我很赞成这次会议的主题,中国企业迈向成人的时候如何提升企业的责任意识。
企业的环保责任,我认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意义上的,一个是道德意义上的。前者是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的义务。第二个层次,就是法律没有明确要求,企业家基于自己的良好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觉悟做的。我们在中国土地上的企业,根据我的印象是大企业的环保意识比中小企业要好,中型企业比小企业好,外国公司环保责任意识比本土企业好。我就举一个例子,过去这几年我接待很多外国公司,包括: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宝洁,当它们收购我们转制后的国有企业时,会主动找到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询问过去公有企业留下的化学设施、地下水污染方面应该由谁解决?如果没有规定的话,企业过去造成的环境责任该谁来承担?这在法律上是一个空白,但提出这个问题,证明它们有这个意识来关注企业管理风险,首先考虑到了潜在的环境风险,我是很欣赏的。
王志乐: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跟别司长讲的一致。我想讲两点:一是跨国公司最新的发展趋势。从我们研究中心的调查看,从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后,十几年里全球的跨国公司做过重大调整,首先是战略调整,在全球打造产业链,实施全球战略;第二,它们的管理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建立了全球的网络式管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个调整,就是理念文化的调整,它们现在强调的是多元文化,而且要承担全球的责任。过去跨国公司搞投资,如果环境污染严重,在本国不能做,它可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则是在全球都注重承担责任。这样的变化导致这些跨国公司全球吸纳整合资源的能力大大加强,因为它讲责任,所以软竞争力加强,容易被各个国家接纳。
这对中国企业带来什么影响呢?实际上这意味着全球的竞争规则改变了。过去市场竞争是你死我活,现在则要讲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都有。
但这几年,从我调查和媒体发表的很多企业的观点看,大家面对全球公司的进入和挑战,想的不是把自己也变成全球公司,按照全球公司的高标准去参与全球竞争,而是要求保护,而且强调民族企业。一些企业眼界不够宽,这时它制定的战略是低层次的,甚至是偏离了主流的,我觉得是倒退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现在中国企业离成年还相当远。1980年代我们曾引进了国外的硬件、产品,是硬件提升;1993年以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第二次提升。但是现在还缺一个提升,就是理念、文化的提升,只有有了承担全球责任、做全球公司的理念,中国公司才可以说走向了成熟。
杨?壮:现在中国企业感觉特别兴奋的是中国很多企业进入了股票市场,在世界10家市值最大的企业中,前几天还是4家,现在是5家。这是因为人民币不断地升值。从表面上看,中国已经进入国际化,但是我接着王总的话,中国要真正进入国际化还有一段时间,一个泱泱大国最强的还是背后的精神、理念和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认为是国际化的一个标志。
那什么是真正的国际化?我想从三个层面讲,第一个要思维国际化。在思维方面,有没有意识到企业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应该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全国、全世界落后的群体提供一个便利的条件?应该在整个战略决策中把社会责任考虑到企业发展中。
第二是行为国际化,我们很多企业家做得很好,但是行为举止,特别是走到国外以后,是不是反映出一个泱泱大国的形态?我认为还没有。我的学生都是大大的企业家,我带他们到国外,在听其他企业家讲话的时候,他们鼾声大睡。企业要成为真正的社会责任者,首先在行为举止方面也应当有要求,要有自己的透明度,有自己的公司治理体系,对员工有一种比较人文主义的管理风格。
第三是战略规划模式方面国际化。我们的企业是在残酷的竞争中起来的,我们知道的是价格战、红海战略,是你死我活,但是我们不太知道联合、合作,我们不太懂得今天的一举一动是为了明天更大的胜利。
吴晓波:从学者和官员的角度来看,都认为我们的本土企业现在在社会责任、环保意识这些方面跟跨国公司的距离差得比较远;专家们也认为我们中国公司在未来要有很大的发展,必须要国际化。那么,是不是给我们企业支支招,看看我们大的宏观环境,在责任方面未来要走哪些道路?
华威廉:其实中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也一直都做,可是它们的想法一般是把公益工作和业务工作分开,认为赚钱做生意是一部分,有钱可以做公益工作。尤其一些比较小的公司,它们的想法就是公益工作要花钱,跟我的收益没有关系,我先赚钱,以后可以做公益工作。其实社会责任不是公益工作,不是广告,不是公共关系,而是一个公司考虑生意怎么做,要跟公益工作连起来。包括环保,包括社会关爱。
王永利:刚才王志乐教授讲了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公司在全球发展的时候,要整合全球的资源,其实它已经深深融入到本地社会。比如:我们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并不仅仅把中国看作一个生产基地,或者是一个产品的市场,而是发展的一个空间。我们在中国建立了很多研发基地,推动了很多文化上的发展。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公司要竞争,要整合全球的资源,它既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但是在本地发展的时候,又是一个本土的公司。所以,它要跟本土的经济一起成长,要保护并为本土的环境做出贡献。
杨?壮:我想我们企业中有些人已经是现在的佼佼者。通过接触,我知道在我们大企业中一些高管的思维,跟10年前完全不同。比如:国航的李家祥最近写了一本书叫《大道相通》。他国际化的东西不是很深,但是他决策的过程中认真研究了中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和中国的经济特征,同时认真把握了国际市场的脉搏和竞争规律。
现在这些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很值得中国企业认真研究思考,我们只要认真研究思考,把思想、理念、行为举止、文化层次提到一个高度之后,就不仅仅有我们在市场上的市值,还有在表层现象背后的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理念。
我之所以说这点,跟这几年我们带着北大国际MBA的学生到海外看很有关系,我们看3个国家:日本、韩国和印度。它们都是我们的邻国,你去接触他们的企业家上层,会发现他在行为、思维、理念、文化,乃至在其他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比如:印度的塔塔、韩国三星、日本的丰田和本田。再看我们初到海外的中国企业,缺什么呢?我们不缺资金、不缺人,但是我们的思维理念,我们的文化模式、视角、视野,战略化思维很欠缺。从这个含义上讲,我很同意王主任的讲话,我们的企业没有成熟,包括联想、海尔,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正在学习。我相信,10年、20年之后,中国企业会变得越来越好。
别?涛:现在看,即使中国最好的公司和跨国公司比,差距还是存在的。我跟德国企业交流的时候,我问如果超额排放污染物怎么办?他们感到很奇怪,说标准是有法律约束的指标义务,超过标准是要进监狱的,要有高额的罚款。但是,我们本土企业,违法的是普遍,自觉守法是少数。法律意义上的企业环保责任自觉履行尚且不足,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则更需要加强。《人民日报》报道过,在东莞有个号称亚洲最大的印染企业,每天排放几万吨污水,每吨水处理费用是一块钱,它每天可以省几万块钱,我们罚款就是十万块钱,它两天就可以排出去了。2006年还有一个很大的企业叫做富士通,我们媒体说它劳工保护不够,这个企业很策略,它控告这个报社记者和编辑,请求法院冻结他个人财产,索赔3000万,而我们的法院居然受理,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约束和监督机制的牵制。今年6月浙江有一个饭店业协会,他们说我们不要采购某一个造纸企业的纸,因为它生产过程中是破坏天然林的,这其实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协会是自觉的法律意识,是环保的行为。但是这个企业很强大,有跨国背景,它控告饭店业协会,这是很可悲的。
所以,我的忠告是:如果没有社会责任,企业是没有良好的社会声誉的。现在消费者选择产品的时候是有这个意识的,我买冰箱是多花钱买没有氟利昂的冰箱。如何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法律意义上的和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我个人认为一方面企业家需要自我修炼,企业是要有文化的。另外,我们要完善立法,加重企业的责任。上海有一个企业,偷排污染物的管子居然是和工厂主体工程一起建设的,都在地下,我们去检查是找不到的,要用探雷器一样的东西才能找到。所以,我们在修改水污染防治法,要引入高额罚款,引入拘留。还有一个公平的执法,如果对很坏的企业不能公正严格执法的话,对守法的企业是不公平的,有投机取巧的人会动摇我们的信念。另外我们要社会的监督,要便利社会公众和媒体,特别是环保的NGO(民间组织),要允许他们监督这些不履行环保责任的行为。管理
(本文根据第16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论坛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责任编辑:焦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