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
　　父亲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对苏联的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
　　他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他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
　　蒋介石喜欢兼职。抗战中期，一度兼任了行政院长，后来四川地方派系闹纠纷，出了问题，蒋介石又要兼任四川省主席。
　　父亲力言不可，说：“第一，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有损威信；第二，你是行政院长，又是省主席，主席决定的事要不要行政院长同意?自己指挥自己，不成体制；第三，中央人才多，物色一两个省主席，应不成问题。”
　　蒋介石说：“因为没有人。”
　　父亲与陈布雷都认为不可，向其条陈利弊无效，蒋还是自兼四川省主席。蒋介石每次去成都，他和陈布雷都要随同，实在名不正，理不顺，以至闹到他和陈布雷要“同盟罢工”的地步。去了成都两次之后，蒋介石也意识到大家对他主川的态度了，就辞掉了。
　　抗战时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重要，尤其是滇缅路通车后，缺少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大家建议在军委会下设置一个交通运输统制局。主管人事部门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在签呈上写下“自兼”。
　　父亲见了不客气地签上一条： “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蒋无言以驳，批了一个大大的“可”字。
　　蒋介石性格急躁。一次外出，蒋介石见4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其中一个是穿便服的。蒋介石命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办了。蒋介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请示父亲怎么办。父亲说：“我负责任，把那张批示交给我吧。”
　　父亲在蒋介石的批示后加上一批“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父亲同时电告军法执行总监说：这不过是委员长一时动了气，非了得的事，“关几天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
　　过了两天，蒋伯母请父亲去，问他：“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遗族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吗？”
　　这些事情都是父亲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期间办的。侍从室有三个处，第一处主管军事机要，第二处主管党政，第三处主管人事，不少人说第一处的工作为重中之重。
　　我和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廉云很熟悉，我们父亲的名字很接近，经常被人弄错了。张自忠将军殉国后，抚恤的唁电就是父亲拟写的。前方电话打到侍从室，说：张自忠阵亡！父亲为了争取时间，稳定军心，替蒋介石拟了电稿，蒋介石只改了一两个字就签发出去了。
　　四次给蒋介石写万言书
　　父亲“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反共，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他至少四次上书蒋介石，为国共合作问题不惜大胆在蒋介石面前直言利弊。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1941年3月2日。
　　父亲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国共产党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他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他“二到延安”之后的1945年11月，重庆正在准备展开军事会议，为发动内战做准备。父亲在新疆再写万言书，通过郭寄峤带给蒋介石。父亲在信中力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
　　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此后两党关系日益恶化，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部队发动了全面进攻。1947年2月，父亲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分析政府威信之低落，其错误的根源是国民党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请蒋介石务必改弦更张。
　　但父亲那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张群当上了行政院长，竟无视父亲对他“力谋恢复和平”的劝告，下了“戡乱”的命令。最严重的是南京政府勒令中国共产党驻京办事处撤回延安。同年3月7日，董必武先生率办事处人员飞离南京，父亲和邵力子先生到机场送别，心情非常沉重。
　　第三次是在1948年5月5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总统、副总统。父亲在西安给蒋介石写了一份长信，在信中父亲认为当前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
　　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 12日，父亲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蒋介石对此并无下文。
　　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这封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此前，父亲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
　　父亲后来回忆起自己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与郭沫若的疏远
　　1940年9月，父亲奉调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政治部是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恢复设置的。当时还具有两党合作的一些形式和作用：部长是陈诚，副部长之一是周恩来。在这期间，父亲与政治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有过小过节。
　　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这个委员会内包括沈雁冰、阳翰笙、冯乃超、舒舍予、沈志远、田汉、洪深、胡风、杜国庠、吕霞光、姚蓬子、郑伯奇、张志让、孙伏园、熊佛西、王昆仑、吕振羽等委员。
　　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为此，父亲曾召集文化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态度，保证他们在重庆不会有危险；同时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个安全地带，希望大家勿为谣言所动摇。
　　父亲说这话是从爱护文化人的角度出发，但是郭沫若对父亲的讲话大加嘲讽。
　　从香港寄来一份剪报上有郭沫若写的一篇通讯，上面写道：“最好每人送飞机票一张，庶使近者悦而远者来”等讽刺话语。
　　父亲忍不住，当即写信质问郭沫若：“为什么把我的好意当成坏意？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和我面谈，反而在香港报纸公开讽刺我？我觉得似乎不是友谊的行为！”
　　后来，郭沫若客气地回复了父亲一封信解释了一下，父亲也就不再和他争辩什么了。
　　但是，郭沫若此举已经深深影响到了父亲对他的观感，从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渐渐疏远了。
　　关于“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父亲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记的！”
　　蒋介石把焚城责任交给父亲后，随即飞回南岳。到11月12日上午，父亲接到侍从室副主任林蔚打来的长途电话：“奉委座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父亲说他这时候正在军管区兵役干部训练班集合学员点名后训话。
　　随即又接到蒋介石来电：
　　“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
　　父亲随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要求他们立即拟出焚城计划。下午四点左右，酆悌、徐权送来了焚城计划，父亲在核定计划时还一再叮嘱：“第一，必须在我军由汨罗江撤退后，等待命令开始实施；第二，举火前必须放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待群众离家后方可执行。”
　　这一天，父亲活动极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才入睡。他还没怎么睡着，就听见副官王建成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父亲起床后发现三四处都已经起火了。父亲开始电话还打得通，后来就打不通了。
　　火势越烧越旺。
　　原来是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警备二团误传日军已至，仓促放火。这时候，日军离长沙还有200多里。
　　况且，长沙周围驻扎着10多万国民党正规部队严防死守，要想突破防线并非易事。所以最高军事当局虽然在白天下达了准备毁城的文书，但并没有正式下达毁城的命令。然而谣言却在长沙城中迅速传播，说日军今夜即将入城。
　　全城人心惶惶。
　　大火首先从省政府和警察局等重点部门点起，然后点燃学校、医院等单位，最后挨家挨户放火，许多人还在梦中已葬身火海。一把大火把绵延几公里的长沙古城烧为灰烬。据政治部调查：2000多人在火灾中死亡，烧伤者不计其数。省政府、省市党部、高等法院等机关，湖南大学、南华女中、省立长沙高中等学校，湖南省银行、交通银行等银行以及工厂、医院、民房等建筑物几乎全部被毁，建筑物完好保存的所剩不多。无论是公有财物还是市民的私有财产，带出火海的寥寥无几，损失极其惨重，无法估计。
　　虽然大量证据证明纵火是下面军警不遵守规定私自所为，同最高军事当局和父亲等人无关，但父亲作为湖南省主席，也负有疏忽的责任。
　　当时也有人说，这与蒋介石的限一小时到的焚城电文有关。如果没有电文，父亲他们就不会做匆忙的准备。也有人说，如果不焚城的话，日本军随时会进攻长沙的，烧了长沙城是保全长沙城。
　　但是，毕竟，长沙这座名城一夜之间成为瓦砾场，父亲内疚心痛不已。父亲知道自己应该负责任。内心一直有着沉重的负担。母亲说，父亲一直是个做事情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但是大火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变得提不起放不下了。
　　蒋介石随即飞来长沙，把警备司令酆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二团团长徐琨交付军法审判，随即枪决，父亲则革职留任，办理善后事宜。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父亲看了这些带有个人攻击的描述，十分气愤，一些冤枉话说得太过分、太厉害了。
　　当初，父亲想把问题报告周（恩来）伯伯，但担心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在告他的“御状”。所以，他就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了。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在父亲给郭沫若的信中，对郭沫若所写的许多不实之处一一驳斥：
　　父亲说，11月12日他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无稽之谈。12日晚上他还和周伯伯通过电话，请他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
　　“《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请赐复。”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父亲告诉他：“你的猜测还是错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拟的计划而蒋加以批准，这就变成我主动而蒋被动了。事实上是蒋主动而我被动的，这显然有实质上的差别……你那样解释，逻辑上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在家里，父亲还说《洪波曲》里有许多描述错误的地方。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据出版《洪波曲》单行本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同志回忆，父亲的长信确实准备作为附录发表，并已转到了出版社。但后来因为郭沫若直接在文中做了修订，这信就搁在了原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林呐收存的一部《洪波曲》里。“文革”中，这部存有信的书被造反派抄去，后来书被退回时，信已经不见了。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摘自《回忆父亲张治中》张素我 周海滨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