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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简单的“厂”字,字轻意重,它代表着何炳从一个个体户摇身一变成了民营企业家。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允许个体经济到认可了私营经济,是中国民间经济权利的一次大解放。
19世纪初,中国才出现皮鞋。当时皮鞋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一帮归国华侨和留学生,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等因素使皮鞋消费无法形成气候。到19世纪30年代,皮鞋市场才有些起色,但当时的皮鞋制作只是简单模仿,行内有句笑话“远看似进口,近看似倒模,细看才知自己做”。
到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年代,虽然国内的皮鞋制作已颇具规模,但还无法完全走出仿制的模式,无论款式还是工艺都无法取得突破。当时,皮鞋工人处于底层社会,生活朝不保夕。
何炳的父亲何植于1928年开业的何植记,也就在这个时期随着合作化运动而“化”入了一家国营皮鞋厂。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商海浮沉“何植记靴鞋”,在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再度复兴。
制鞋世家父子创业
1958年,年仅17岁的何炳,已经熟练掌握制鞋的“底工”、“面工”和“设计”三大技术,这可以说是在当时广东乃至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他因而被评为六级技工。
1980年对何炳来说是意义重大的一年。那时,他的儿子何志中学毕业之后在家待业。邓小平鼓励发展个体工商业的政策,使何家有了新的梦想。他想:如果由儿子领个个体营业执照,自己在技术、资源上指导他、扶持他,既可以解决就业问题又可以培养接班人。于是,他丢弃了国营工厂的“铁饭碗”,创立了自己的招牌“永志鞋屋”。
为何没有沿用父亲所创立的老招牌“何植记”,而要另立新品牌?何炳有自己坚持的理由和想法。“自己还年轻,所以希望依靠自己的力量闯一片天下,不希望被人说是因为依靠父亲留下的品牌才有所建树。”
1980年7月24日是“永志鞋屋”开张的第一天,回忆起当天的情景,何炳依然津津乐道。开张的第一天,店里的鞋子基本卖光,当时一双鞋子的售价是七八元左右,营业额达600多元,这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业绩。
突破政策禁区
争回一个“厂”字
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何炳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为了掌握世界上皮鞋发展的趋势,他托在香港和海外的亲人,不断把最新的资料带回来让他参考,结合国内情况进行创新。为了保证原料上乘,他特意到皮革公司买国内外的优质牛皮;为了使皮鞋美观、光滑,他不惜花上近2000元购买了一套在当时国际较先进的机器;为了保证粘底的质量,他坚持使用优质的胶粘剂。高超的技术,优良的品质,新颖的款式,使他的生意越做越火,声誉日隆。
1985年,在广州市副市长邓汉光的建议下,何炳决定重新沿用父亲所创建的老招牌。令他惊喜的是,第二天广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就亲自上门为他办理了转换牌照服务。政府的扶持,使他更加觉得自己有责任与义务把父亲所创立的老招牌发扬光大。
在转换牌照时发生了一段令人深思的小插曲。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允许发展个体经营,但这种“允许”在当时还不是全开放式的,在当时只有个体户而没有私营企业的存在,其中一个条例就规定不允许私人办厂。但何炳父亲所创立的招牌全称是“何植记靴鞋厂”。一个“厂”字的保留与否,使何炳与工商执法人员产生了意见分歧。最后何炳只好做出让步,于是招牌全称为“何植记靴鞋”。既不是“厂”也不是“店”,不伦不类的叫法让何炳一直耿耿于怀。一向敢于直言的何炳终于在与省工商局局长会见时,反映了自己的意见,局长当机立断,立即还给了何炳一个“厂”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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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何炳的举动无法理解。在一般人眼里仅仅是一个牌照,仅仅是一个看似不相干的字眼,何必要苦苦争取呢?但在何炳眼里,这虽是小事情,却反映了大问题。何炳始终认为,时代是不断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任何一个相关政策出台初期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只有在听取各方意见以后不断完善,并且要肯于完善,才能使政策真正成为引导社会进步的法则。善于总结才能不断进步,对人如此,对企业对政党也应如此。一个简单的“厂”字,字轻意重,它代表着何炳从一个个体户摇身一变成了民营企业家,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允许个体经济到认可了私营经济,是中国民间经济权利的一次大解放。
“我是当时国内较早创业的一批个体户之一,后来发展为私营企业,全靠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才成长起来,所以我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回报国家和社会。”何炳向记者透露,他现在正在筹备一个免费的手工班,届时,他会亲自向学生们传授传统的手工制鞋工艺。一来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手工制鞋这一行业,二来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来回赠社会。
沧海横流 信念弥坚
潮起,潮落,中国的民营企业经过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看见了许多新面孔,看到更新、更强、更大的企业在崛起。回想邓小平发动改革之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时那种鼓舞民心的情景,何炳依然记忆犹新。30年过去了,国内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已是今非昔比,但现今部分民营企业家仍然对政策缺乏信心,一方面是对政策的持续稳定性有怀疑,另一方面是对部分政策的随意性感到不安。
对此,何炳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体制和生产力发展的磨合会产生阵痛,对于大部分民营企业来说,这一过程很痛苦,因为我们必须承认,就所有制形式而言,现行法规中,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仍采取了不同对待的方式,但任何一种新政策的出台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协助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我们要对此抱有坚定的信念。
“任何一个政党都会存在自身的部分缺陷,作为执政党本身固然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但作为民营企业经营者,我们也是有这种义务去推动政策的完善,我们要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透彻地分析现状,结合当前实际,把政策贯彻到实际的生产活动中,我们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协助党来不断地完善政策,这才是两全其美之策。”(编辑/张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