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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我国国家公园以来，已经有九省开始了国家公园的试点工作，由于正处于自然保护地现转型升级为国家公园的转折期，关于国家公园的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但是其研究的方向主要都是集中在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顶层设计，权属关系，构建目标，管理体制，运营体制及实施办法上，缺少了对于国家公园相关功能和建立目的探寻，而本文通过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总结和归纳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作用，以期能够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献上自己的力量。
关键词：国家公园；环境教育；自然保护地
一、国家公园的发展及定义
美国是最早提出并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0年间，由于约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中的红杉巨木任遭砍伐，美国一群保护自然的先驱积极要求国会保存该地，终于在1864年将该区域划为美国第一座州立公园。1872年美国设立世界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NationalPark），约塞米蒂也于1890年改为国家公园。经历近百年的发展，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近千座国家公园。
本文采用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于国家公园定义，国家公园是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及游憩活动的天然陆地或海洋，制定用于为当代或后代保护一个或者多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排除与保护目的相抵触的开采和占有行为，为民众提供精神、科学、教育、娱乐、游览的基地，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及娱乐活动的保护区。
二、“环境教育”的提出及发展
“环境教育”（environmenteducation）一词最早提出是在1984年，威尔士自然保护协会主席托马斯·普瑞查在巴黎的一次会议将其视为一种“保护环境”的方法而提出。此后，“环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以“只有一个地球”为主题的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大会”中，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环境教育的里程碑，标志着环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兴起。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应普及环境知识、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民众的环境责任。教会人们辩证的分析环境问题，做出有根据的决定，同时产生有效行为的技巧。”1975年，“环境教育”一词又一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教育规划“贝尔格莱德宪章”中再此被确认其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贝尔格莱德宪章》的发表，为国际环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环境教育的确立。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的有68国代表参加的国际环境教育大会，使“环境教育”的趋于完善和成熟，该宣言明确规定了环境教育的任务、目的、目标、指导原理以及国家水平的环境教育发展战略等，确立了国际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和体系，并成为许多国家推进环境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1]。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环境教育正式达成世界各国共识。此后，环境教育理论在国内外进一步发展，并且成为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失部分。
“环境教育”一词最早被我国学者熟知并开始对其进行理论研究是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我国的环境教育研究局限于环境知识教育和环境教育意义等理论层面并未与实证研究相结合[2]。199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与自然保护区会议上，我国首次以政府参与的形式明确提出生态旅游中的环境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我国将“倡导增加对大众关注的旅游活动，提供必要设施，实行环境教育以便游人能参观、理解、珍视和享受自然和文化资源，同时并不对生态系统或社区产生无法接受的影响[3]。”1993年之后，环境教育学术文章的产量开始出现指数型增长，其后每年也都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部门和民众都开始给予环境教育更多关注，国际可持续发展思想也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但是，从1994年至今我国的环境教育研究学术文章出现以下的问题：浅析环境教育的意义多，介绍国外研究动态多，描述国外环境教育的教学经验多，而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呈现出空白的趋势。此外，对于我国环境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多为单一的思辨方法和文献法，针对实践中环境教育所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研究较少，回答也较为空泛[4]。
三、国外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研究概况
与国内相比，国外对环境教育的相关研究起步早、领域广，并取得了指导性的理论成果，从而推动了环境教育实践的发展[5]。其环境教育体系完善，活动多样，区分度强，公众参与度高，有相应立法和制度保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甚至将环境教育写入国家公园规划，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国家公园内部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如对于特定需求的团队或游客可安排演讲会、幻灯片与研讨会及会谈等；提供有公园员工参与的舞蹈、诗朗诵、讲故事等艺术表演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设计不同的活动，如少年巡林员等，且与当地学校保持长期合作教育关系[6]。尽管如此，但国外研究在概念上百家争鸣，在研究内容是侧重意义、重要性和对策而忽略了基础性问题，研究方法上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分析较少，研究略显粗放。
四、国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概况
与国外相比，国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建设和管理也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但却一直存在诸如资源权属、多头管理、人地矛盾突出、保护机制不健全、公益性意识淡薄等问题，从而使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进一步加剧[7]。随后，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规范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建设活动，以维护生态平衡。但就环境教育来讲，环境教育虽已开展，却也存在解说对象不系统，解说方式缺乏科学性和多样性，解说受众分类不具体，讲解员管理不到位等问题[8]。
同时，由于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地都缺乏具体的环境教育实践活动，甚至沒有任何的基础设施投入；或者完全致力于旅游开发，而未能施行有效的管理措施来控制旅游的过度开发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近年来，虽以“生态旅游”为名的环保型、教育型的旅游方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由于缺乏相关规范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生态旅游很大程度上只被作为一种旅游“概念”而进行宣传，真正具有合理组织和丰富内容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却寥寥无几。[9] 五、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严格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举措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和蓬勃发展[10]，在国外已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与此同时，世界资源在掠夺式开发的代价下，虽使经济迅速扩张，却也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福祉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20世纪60年代，美国意识到尽管国家公园已经保护起来，却缺少一种联系（环境教育）将保护国家核心资源内化为公众的共同思想和行动[11]。从国外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发展历程得知：国家公园是环境教育的天然场地，而环境教育是传递国家公园使命最有效的途径[12]。国家公园履行环境教育这一核心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生态文明理念。
综上所述，若想契合国家“保护为主，全民公益优先”的目标必须把国家公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环境教育的载体，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从而促进人们了解、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提高其保护环境的意识。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李思琎，1997年生，女，本科，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参考文献
[1]王辉，张佳琛，刘小宇，王亮.美国国家公园的解说与教育服务研究——以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为例[J].旅游学刊，2016，（5）：119-126.
[2]苏杨，王蕾.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关概念、政策背景和技术难点[J].国家公园，2015，（14）：2-8.
[3]李北东，连玉銮.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的灵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09）：293-296.
[4]乌恩，成甲.中国自然公园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现状刍议[J].中国园林，2011，（02）：17-20.
[5]李文明，鐘永德.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9，（11）：90-94.
[6]曹琰旎.美国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介绍[J].地理教学，2014，（18）：49-51.
[7]张海霞，汪宇明.旅游发展价值取向与制度变革：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启示[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18）：738-743.
[8]张婧雅，李卅，张玉钧.美国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的规划管理及启示[J].理论研究，2016，（03）：170-173.
[9]李嘉.环境教育与生态旅游关联性分析研究[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04）：50-52
[10]陈耀华，黄丹，颜思琦.论国家公园的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J].地理科学，2014，（3）：257-264.
[11]张海霞，汪宇明.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国家公园模式及启示——以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科里国家公园为例[J].经济地理，2010，（1）：156-161.
[12]牛玲娟.日本环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03）：66-69.
关键词：国家公园；环境教育；自然保护地
一、国家公园的发展及定义
美国是最早提出并建立国家公园的国家，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860年间，由于约塞米蒂山谷（Yosemite Valley）中的红杉巨木任遭砍伐，美国一群保护自然的先驱积极要求国会保存该地，终于在1864年将该区域划为美国第一座州立公园。1872年美国设立世界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NationalPark），约塞米蒂也于1890年改为国家公园。经历近百年的发展，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或地区设立了近千座国家公园。
本文采用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对于国家公园定义，国家公园是主要用于生态保护及游憩活动的天然陆地或海洋，制定用于为当代或后代保护一个或者多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排除与保护目的相抵触的开采和占有行为，为民众提供精神、科学、教育、娱乐、游览的基地，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及娱乐活动的保护区。
二、“环境教育”的提出及发展
“环境教育”（environmenteducation）一词最早提出是在1984年，威尔士自然保护协会主席托马斯·普瑞查在巴黎的一次会议将其视为一种“保护环境”的方法而提出。此后，“环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首次以“只有一个地球”为主题的环境会议“人类环境大会”中，这次会议被认为是环境教育的里程碑，标志着环境教育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兴起。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将环境教育定义为：“环境教育应普及环境知识、增强民众的环保意识、提高民众的环境责任。教会人们辩证的分析环境问题，做出有根据的决定，同时产生有效行为的技巧。”1975年，“环境教育”一词又一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教育规划“贝尔格莱德宪章”中再此被确认其存在的价值和重要性。《贝尔格莱德宪章》的发表，为国际环境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环境教育的确立。1977年在第比利斯召开的有68国代表参加的国际环境教育大会，使“环境教育”的趋于完善和成熟，该宣言明确规定了环境教育的任务、目的、目标、指导原理以及国家水平的环境教育发展战略等，确立了国际环境教育的基本理念和体系，并成为许多国家推进环境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方针[1]。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环境教育正式达成世界各国共识。此后，环境教育理论在国内外进一步发展，并且成为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失部分。
“环境教育”一词最早被我国学者熟知并开始对其进行理论研究是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我国的环境教育研究局限于环境知识教育和环境教育意义等理论层面并未与实证研究相结合[2]。199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与自然保护区会议上，我国首次以政府参与的形式明确提出生态旅游中的环境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并明确指出我国将“倡导增加对大众关注的旅游活动，提供必要设施，实行环境教育以便游人能参观、理解、珍视和享受自然和文化资源，同时并不对生态系统或社区产生无法接受的影响[3]。”1993年之后，环境教育学术文章的产量开始出现指数型增长，其后每年也都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在这一时期内中国政府部门和民众都开始给予环境教育更多关注，国际可持续发展思想也开始在中国迅速传播。但是，从1994年至今我国的环境教育研究学术文章出现以下的问题：浅析环境教育的意义多，介绍国外研究动态多，描述国外环境教育的教学经验多，而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呈现出空白的趋势。此外，对于我国环境教育理论研究方法多为单一的思辨方法和文献法，针对实践中环境教育所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研究较少，回答也较为空泛[4]。
三、国外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研究概况
与国内相比，国外对环境教育的相关研究起步早、领域广，并取得了指导性的理论成果，从而推动了环境教育实践的发展[5]。其环境教育体系完善，活动多样，区分度强，公众参与度高，有相应立法和制度保障，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甚至将环境教育写入国家公园规划，设立专门机构管理国家公园内部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如对于特定需求的团队或游客可安排演讲会、幻灯片与研讨会及会谈等；提供有公园员工参与的舞蹈、诗朗诵、讲故事等艺术表演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设计不同的活动，如少年巡林员等，且与当地学校保持长期合作教育关系[6]。尽管如此，但国外研究在概念上百家争鸣，在研究内容是侧重意义、重要性和对策而忽略了基础性问题，研究方法上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分析较少，研究略显粗放。
四、国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环境教育概况
与国外相比，国内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建设和管理也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但却一直存在诸如资源权属、多头管理、人地矛盾突出、保护机制不健全、公益性意识淡薄等问题，从而使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进一步加剧[7]。随后，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力求规范自然保护地的开发建设活动，以维护生态平衡。但就环境教育来讲，环境教育虽已开展，却也存在解说对象不系统，解说方式缺乏科学性和多样性，解说受众分类不具体，讲解员管理不到位等问题[8]。
同时，由于大部分的自然保护地都缺乏具体的环境教育实践活动，甚至沒有任何的基础设施投入；或者完全致力于旅游开发，而未能施行有效的管理措施来控制旅游的过度开发和规范人们的行为。近年来，虽以“生态旅游”为名的环保型、教育型的旅游方式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由于缺乏相关规范和相应的激励机制，生态旅游很大程度上只被作为一种旅游“概念”而进行宣传，真正具有合理组织和丰富内容的生态旅游实践活动却寥寥无几。[9] 五、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重要性
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严格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举措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和蓬勃发展[10]，在国外已走过了上百年的历史；与此同时，世界资源在掠夺式开发的代价下，虽使经济迅速扩张，却也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福祉的同时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破坏。20世纪60年代，美国意识到尽管国家公园已经保护起来，却缺少一种联系（环境教育）将保护国家核心资源内化为公众的共同思想和行动[11]。从国外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发展历程得知：国家公园是环境教育的天然场地，而环境教育是传递国家公园使命最有效的途径[12]。国家公园履行环境教育这一核心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生态文明理念。
综上所述，若想契合国家“保护为主，全民公益优先”的目标必须把国家公园作为国家文化建设和环境教育的载体，并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平台，从而促进人们了解、学习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提高其保护环境的意识。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李思琎，1997年生，女，本科，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参考文献
[1]王辉，张佳琛，刘小宇，王亮.美国国家公园的解说与教育服务研究——以西奥多·罗斯福国家公园为例[J].旅游学刊，2016，（5）：119-126.
[2]苏杨，王蕾.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相关概念、政策背景和技术难点[J].国家公园，2015，（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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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乌恩，成甲.中国自然公园环境解说与环境教育现状刍议[J].中国园林，2011，（02）：17-20.
[5]李文明，鐘永德.国外生态旅游环境教育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9，（11）：90-94.
[6]曹琰旎.美国约书亚树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介绍[J].地理教学，2014，（18）：49-51.
[7]张海霞，汪宇明.旅游发展价值取向与制度变革：美国国家公园体系的启示[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9，（18）：738-743.
[8]张婧雅，李卅，张玉钧.美国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的规划管理及启示[J].理论研究，2016，（03）：170-173.
[9]李嘉.环境教育与生态旅游关联性分析研究[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1（04）：50-52
[10]陈耀华，黄丹，颜思琦.论国家公园的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J].地理科学，2014，（3）：257-264.
[11]张海霞，汪宇明.可持续自然旅游发展的国家公园模式及启示——以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和科里国家公园为例[J].经济地理，2010，（1）：156-161.
[12]牛玲娟.日本环境教育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03）：66-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