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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中国农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一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农业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可以提供些许参考：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目前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德国相差86年，与日本差60年，与韩国差36年。
虽说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可以拿来借鉴。但在与国外农业寻找差距的同时，或许可以找到中国农业适合借鉴的经验。
探路农会模式
提到农业经营模式，美国现代化的大农场经济备受推崇。
但事实上，一个农民可以搞几万亩土地的美国式经营，对中国农业而言并不可取。这是由人多地少、产业集中度极低的国情所决定的。相比之下，东亚农业的小农场模式倒更值得借鉴，比如日本的农场，平均以两三公顷为主。
台湾农业正是移植日本的经验，成效显著。这其中，作为台湾农业最重要的组织，农会发挥了突出的功能和影响力。在台湾农业领域，“有事找农会，没事农会坐；有货卖农会，没货农会买；有钱存农会，没钱农会借；有险找农会，没险农会买”的说法一度流行。
根据曾有过20余年农会工作经验的台湾农业专家詹澈对《中外管理》的解读，这个农会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其强悍的服务能力。接近百年历史的台湾农会，虽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但设有供销部、信用部、保险部、推广部等部门，可以让加入农会成为会员（有正会员和赞助会员两种）的农民，享受到不同层面的专业服务。
比如在推广部，农民会员可以了解交易训练、品种改良、栽培技术等方面的资讯和知识，农会则会以此组织一个产销班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农会的纯利润中62%是要回馈给农民的。”詹澈介绍说，让会员参加农业专业技能培训，正是给他们最好的回馈。
除了农民之外，企业亦可以加入农会，但只能获得赞助会员，而不能是正会员的资格。毫无疑问，其背后的逻辑是：为保护农民的利益不为工商资本所剥夺和侵蚀。
台湾农会的这些特色做法，尤其在农技推广、市场营销、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方面，无疑是大陆当前推进现代农业进程所急需的。
“以工反农”的转型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型过程。比如上个世纪，美国在1930年代初期，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启“以工反农”的探索之路。
以日本为例。二战后，日本工业反哺农业，除了《农业基本法》的支持以外，最突出之处就是依托“农协”（台湾移植过去叫农会）协调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作为一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农协的作用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大部分稻米类谷物是通过合作社经销的，甚至连农民的生产资料以及生活必需品也通过这一渠道购买，而且农协还通过向关联产业投资以拓宽商业基础。
2012年，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以工反农”转型的拐点。诸多事实表明，工业已面临一顶巨大的天花板，“工业企业未来肯定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相对来说，农业企业发展则会比工业企业快一些。”信达资本总经理肖林对《中外管理》说。
农业企业的大量机会来了。这几年其实已有先行者：一些成长起来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的经营模式，在投资农业市场的过程中，也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带动起来了，而不只是逐利的纯市场行为。
但具体再进一步说，“反哺”的着力点应放在何处，在土地新规逐步明朗化以后，值得政府、合作社和企业去摸索。这其中，不改变农业的用途，不改变农业的农用土地，怎么通过发展来确保农产品的市场化供给，对企业是个很有难度的挑战。
给农业上道“保险”
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农产品生长周期较长，受客观条件影响较大，而农业企业缺乏抗风险能力的事实亦同样存在。
在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设想，也许能够缓解由投资不利带来的困顿：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
激动人心的政策给中国农业注入一针强心剂，但具体如何寻找突破口？
经历上百年探索过程的德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在德国，这个合作金融系统呈金字塔结构，顶端是中央合作银行，中间是地区性合作银行，“塔底”是地方性合作银行。其中，地方性合作银行是按照农民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直接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
从德国农村合作银行的经验来看，这种以基层信用社为基础，实行自下而上入股、自上而下服务的产权和组织模式，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积极性，还可以保证充分发挥整体的优势。如此才能发挥合作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国家应该在农村金融上花大力气去做，因为这不是商业银行愿意干的事，应该由国家一些政策性银行如农发行来承担此重任。”艾格农业咨询总裁黄德钧对《中外管理》说。在具体措施上，完全可以通过贴息、奖励、风险补偿、税费减免等措施，带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入农业农村。
而政策以外的更多机遇，发展合作金融如自助金融、小额贷款、村镇银行等草根金融，对当下的“新农人”来说，将大有可为。未来发展这些草根金融，给农业上一道可靠的保险，对企业和农民是一种财富的双赢。
很多农业合作社已经走在这一创新的前端了。新希望创始人刘永好，据说在四川扶持了很多农业合作社，他通过成立自己的担保公司，或者由银行来担保、给农户来贷款，不仅仅解决了“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做一套整合和服务的工作。
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保险的支撑。下一步能不能根据经营主体的要求，为其提供保成本的“钱袋子”，亦对农业保险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关键是怎么样满足这种要求。
责任编辑：焦晶
一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现代化农业报告2012：农业现代化研究》可以提供些许参考：以农业增加值比例、农业劳动力比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三项指标计算，目前中国农业水平与英国相差约150年，与美国相差108年，与德国相差86年，与日本差60年，与韩国差36年。
虽说不是所有的成功都可以拿来借鉴。但在与国外农业寻找差距的同时，或许可以找到中国农业适合借鉴的经验。
探路农会模式
提到农业经营模式，美国现代化的大农场经济备受推崇。
但事实上，一个农民可以搞几万亩土地的美国式经营，对中国农业而言并不可取。这是由人多地少、产业集中度极低的国情所决定的。相比之下，东亚农业的小农场模式倒更值得借鉴，比如日本的农场，平均以两三公顷为主。
台湾农业正是移植日本的经验，成效显著。这其中，作为台湾农业最重要的组织，农会发挥了突出的功能和影响力。在台湾农业领域，“有事找农会，没事农会坐；有货卖农会，没货农会买；有钱存农会，没钱农会借；有险找农会，没险农会买”的说法一度流行。
根据曾有过20余年农会工作经验的台湾农业专家詹澈对《中外管理》的解读，这个农会之所以深入人心，在于其强悍的服务能力。接近百年历史的台湾农会，虽是一个半官方半民间组织，但设有供销部、信用部、保险部、推广部等部门，可以让加入农会成为会员（有正会员和赞助会员两种）的农民，享受到不同层面的专业服务。
比如在推广部，农民会员可以了解交易训练、品种改良、栽培技术等方面的资讯和知识，农会则会以此组织一个产销班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农会的纯利润中62%是要回馈给农民的。”詹澈介绍说，让会员参加农业专业技能培训，正是给他们最好的回馈。
除了农民之外，企业亦可以加入农会，但只能获得赞助会员，而不能是正会员的资格。毫无疑问，其背后的逻辑是：为保护农民的利益不为工商资本所剥夺和侵蚀。
台湾农会的这些特色做法，尤其在农技推广、市场营销、金融保险、社会服务等方面，无疑是大陆当前推进现代农业进程所急需的。
“以工反农”的转型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都经历过由农业哺育工业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型过程。比如上个世纪，美国在1930年代初期，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台湾在197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启“以工反农”的探索之路。
以日本为例。二战后，日本工业反哺农业，除了《农业基本法》的支持以外，最突出之处就是依托“农协”（台湾移植过去叫农会）协调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作为一个全国性农民组织，农协的作用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大部分稻米类谷物是通过合作社经销的，甚至连农民的生产资料以及生活必需品也通过这一渠道购买，而且农协还通过向关联产业投资以拓宽商业基础。
2012年，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以工反农”转型的拐点。诸多事实表明，工业已面临一顶巨大的天花板，“工业企业未来肯定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而相对来说，农业企业发展则会比工业企业快一些。”信达资本总经理肖林对《中外管理》说。
农业企业的大量机会来了。这几年其实已有先行者：一些成长起来的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实现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的经营模式，在投资农业市场的过程中，也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带动起来了，而不只是逐利的纯市场行为。
但具体再进一步说，“反哺”的着力点应放在何处，在土地新规逐步明朗化以后，值得政府、合作社和企业去摸索。这其中，不改变农业的用途，不改变农业的农用土地，怎么通过发展来确保农产品的市场化供给，对企业是个很有难度的挑战。
给农业上道“保险”
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农产品生长周期较长，受客观条件影响较大，而农业企业缺乏抗风险能力的事实亦同样存在。
在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设想，也许能够缓解由投资不利带来的困顿：在管理民主、运行规范、带动力强的农民合作社和供销合作社基础上，培育发展农村合作金融，不断丰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类型。坚持社员制、封闭性原则，在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的前提下，推动社区性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
激动人心的政策给中国农业注入一针强心剂，但具体如何寻找突破口？
经历上百年探索过程的德国农村合作金融体系，可以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在德国，这个合作金融系统呈金字塔结构，顶端是中央合作银行，中间是地区性合作银行，“塔底”是地方性合作银行。其中，地方性合作银行是按照农民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直接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
从德国农村合作银行的经验来看，这种以基层信用社为基础，实行自下而上入股、自上而下服务的产权和组织模式，不仅可以激发个体的积极性，还可以保证充分发挥整体的优势。如此才能发挥合作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国家应该在农村金融上花大力气去做，因为这不是商业银行愿意干的事，应该由国家一些政策性银行如农发行来承担此重任。”艾格农业咨询总裁黄德钧对《中外管理》说。在具体措施上，完全可以通过贴息、奖励、风险补偿、税费减免等措施，带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更多地投入农业农村。
而政策以外的更多机遇，发展合作金融如自助金融、小额贷款、村镇银行等草根金融，对当下的“新农人”来说，将大有可为。未来发展这些草根金融，给农业上一道可靠的保险，对企业和农民是一种财富的双赢。
很多农业合作社已经走在这一创新的前端了。新希望创始人刘永好，据说在四川扶持了很多农业合作社，他通过成立自己的担保公司，或者由银行来担保、给农户来贷款，不仅仅解决了“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做一套整合和服务的工作。
现代农业离不开金融保险的支撑。下一步能不能根据经营主体的要求，为其提供保成本的“钱袋子”，亦对农业保险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关键是怎么样满足这种要求。
责任编辑：焦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