辖区居民自主“点单”，议事厅集中“审单”，党组织把关“批单”，有关部门落实“埋单”。
　　2017年6月7日，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一楼，以中国和古巴友谊为主题的图片展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
　　古北市民中心刚刚建成时，一楼原本规划为接待区。后来在荣华居民区荷兰籍居民珍妮弗的提议下，一楼辟出了一块空间专供社区居民举办个人展览，并已举办过西班牙藉居民的古地图展，日籍居民的和式插花展，以及中国居民的书法、编织、手工艺展等等。如今，古北市民中心的个人展都得提前报名，一般年初就已排定了全年的展览。
　　“在古北市民中心这样一个集约式、枢纽式的平台上，拿出公共空间让居民之間做这样的分享，有利于拉近邻里间的距离，成就熟人社区。”荣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古北市民中心主任盛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而这只是荣华居民区的中外市民议事厅议出来的成果之一。
　　荣华居民区是上海最早规模化开发的高标准国际社区，有44个自然小区，居住着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3.3万居民，其中境外人士约1.9万人，约占居住人数的57%，有“小小联合国”之称。
　　如何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区做好基层治理？
　　2014年，荣华居民区探索出了中外市民议事厅的模式，将热心于公益事业、具有群众威望和办事能力较强的中外居民请出家门，为社区事务参事、议事、监事。每周，12名核心议事员都会定期开会，共同讨论他们所居住的国际社区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还有什么亟待解决的大事小情。
　　3年来，中外市民议事厅得到了社区中外居民的广泛认可，成为国际化社区治理和居民自治的一个样本。
　　招贤榜引来议事员
　　与普通社区不同，荣华居民区的居委会干部们都把学习英语、日语、韩语等常用外语当成必修课。每当有来自新的国家的外籍居民入住时，居委会办公室的世界地图上就会多一个标记，居委会干部们也会迅速熟悉新居民的情况。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盛弘发现，传统的基层工作法在国际社区有些“水土不服”，主要体现为“三难”：一是“门难敲”，居民区的“四重门”（小区门、楼栋门、电梯门、住家门）让上门走访的居委会干部头疼不已；二是“人难近”，国际社区居民隐私观念强，不愿轻易与生人接触；三是“事难办”，居民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涉及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如不事先充分沟通，按传统思维操作很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因为外籍居民可能对我们的居委会工作不那么了解，所以我们前几年在国际社区开展工作都是以活动类为主，以文化交流作为沟通的主要桥梁。”盛弘向本刊记者介绍。
　　2014年，“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成为上海市委重点调研课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指出，服务群众、城市管理的工作重心要进一步下移，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各项工作，努力使基层有活力、管理出实效、群众得实惠。
　　“当时我们就感觉，应该在多元参与社区治理方面有一些新的探索。应该将热心于公益事业，具有群众威望和办事能力较强的中外市民请出家门，建立以民主协商引领社区自治共治的社区治理体系。”盛弘说。
　　这一年，在盛弘等人的动议下，荣华居民区开始筹建中外市民议事厅。
　　一张张印有中英日韩四种语言的招贤榜被张贴在了荣华居民区的各个社区，活跃在古北社区的各个民间团体也积极推荐候选人。最终，6位中国居民和6位外籍居民成为中外市民议事厅的核心议事员。
　　“老娘舅”和“中国通”
　　中方议事员主要是居委会干部，外籍议事员则来自菲律宾、澳大利亚、西班牙、日本等不同国家和地区。他们或是受邻里称赞的“老娘舅”，或是热心公益的“领头羊”，或是熟谙区情的“中国通”。
　　在上海生活了20多年的西班牙籍议事员瑞卡多是虹桥街道“彩虹之桥”志愿者协会副会长，作为议事员，他的工作是负责收集他所居住的古北路附近居民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到议事厅讨论。
　　“我会介绍‘国际经验’给社区，从外国人的角度提建议。有时还会在中外邻居之间调解，我讲英语，也可以讲汉语，双方都信任我，可以消除双方隔阂，促进大家交流。”瑞卡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有“洋啄木鸟”之称的澳大利亚籍议事员艾顿，经常会在社区里寻找和发现问题。一旦发现了问题，他便会拿出手机拍下照片，通过邮件、微信等渠道发给居委会干部和其他议事员供大家共同商讨。
　　菲律宾籍议事员王煊熔是“乐贤荟”的负责人，这个社区里颇有名气的公益组织，由“洋居民”发起，积极参与救助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等各类公益项目。
　　“这12位中外议事员，都在社区里有着自己所熟悉的交际圈，通过他们，既能了解并帮助解决一些居民中存在的问题，也能将社区的最新信息传递回去，一旦有需要，还能通过他们找到更多的居民志愿者。”盛弘说。
　　在盛弘看来，这样的模式打破了传统基层工作法自上而下的“灌输”思维，让老百姓有了“发声”通道，而原先居委会干部很难敲开的 “四重门”也得以开启。
　　在议事厅里，很多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包括停车问题、物业费涨价问题、宠物饲养问题、餐饮店排烟问题，等等。
　　跨国“头脑风暴”
　　如何对居民养宠物进行规范管理，是如今很多社区都会面临的难题。在荣华居民区，这个问题在市民议事厅的参与下迎刃而解。
　　在一次专为解决“文明养宠”问题而召开的议事会中，外籍议事员们分享了各自国家在宠物管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并专门查询了国外法律条文中涉及宠物的各项内容，依照国际社会对文明养宠的通行准则一起制定了“文明养宠公约”，在居民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 　　一个由议事员们牵头成立的“文明养宠”宣传组，则一边在业委会主任沙龙、物业经理联席会议和楼组长会议上分别动员，一边走访周边的宠物店，推广“文明养宠”的理念，还邀请了宠物专家定期讲座，倡导“科学、文明、有品位地养宠物”。
　　如今，在古北，十多个小区和黄金城道公共绿化区域都分别设立了专门投放宠物粪便的“宠物方便带”。根据“堵疏结合”的办法，每个小区都有专门的遛狗分流路线图。
　　当然，因地域、文化、生活背景等不同，中外議事员们也难免有意见的不同与交锋。
　　有一次，在收集身边众多外籍居民意见后，艾顿将“家乐福周边黄鱼车摊贩过多影响市容”的议题提上了例会，议事员们一致认为应该及时整顿。一周后，艾顿再次动议开会，理由是，一周过去了，事情的解决没有任何进展。
　　“我们就跟他解释，在中国，居委会是自治组织，没有执法权，不能强行赶走他们。但我们已将议事员的意见向上反馈，很多工作正在有序推进。”荣华居民区居委会主任王爱莲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不久后，整治落到实处，艾顿终于放了心。
　　“作为外国人，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和需求可能会有不同，但是有了议事厅这样一个平台，我们大家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意见，都可以拿到这里，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议事员们一起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王煊熔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荣华居民区干部马琪瑶曾向媒体描绘议事厅开会时的场面：洋议事员说英语，偶尔来几句夹生中文；本土居民讲普通话，也有满口上海话的，时不时蹦出几句洋泾浜英语。盛弘是主持者，也是翻译官，英语、沪语、普通话，她同步调频切换。
　　国际社区模板
　　三年多来，荣华居民区通过“小区民意代表—片区议事员—议事厅”形成了自下而上的自治议题收集机制和议题清单形成机制，鼓励社区居民开展民主协商，积极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议事厅收集的议题经过过滤筛选，会交由居民区党总支最后“把关”。
　　“议事厅模式既坚持了党对社区事务的领导，又避免了过度行政化对居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束缚，比较适合国际社区。”盛弘说。
　　在议事厅，议事员可针对议题自由发表意见，表决时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少数人可以保留意见。
　　盛弘将议事厅的工作总结为：提、议、行、督四个方面，而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依靠相关各方的配合。
　　在王爱莲看来，议事厅并非万能的，它更像一个问题集散中心，梳理、筛选问题后，还是要靠相关自治组织、职能部门协同解决问题。
　　据盛弘介绍，每次开会，根据议题需求，议事厅会视情况约请“两代表”、相关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老干部、物业经理、业委会主任、各职能部门参与协商，加速问题的解决。
　　议事厅的所有决议都必须向居民公示，居民反映问题的处理结果则由居委会向居民进行反馈，并在古北市民网、“古北生活”居委会官方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全程发布，接受社区内广大居民监督。
　　辖区居民自主“点单”，议事厅集中“审单”，党组织把关“批单”，有关部门落实“埋单”。荣华居民区的这种居民自治模式，拓宽了居民意见表达渠道，让社区居民真正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中来。议事厅所在的古北市民中心，时常出现慕名前来求助的中外居民的身影。
　　2016年，在古北居民区成立二十周年之际，上海最早的国际社区工作法《“融”—荣华国际社区工作法》修订再版。“融”，正是中外市民议事厅这样的机构得以出现和发展的关键词。
　　“我觉得，古北是未来上海的模板，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就像巴黎、纽约、伦敦这些大都市的国际化一样，不同国籍的人做邻居，从小玩到大，将来一定不会吵架，国家之间也会理解和认同，不会发生冲突。”瑞卡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