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汤寓生和我聊的是一个英国短篇小说，《彼得·卡恩的第三个妻子》，“这小说挺好看的。”汤寓生说。“是吗？讲什么的呢？”我问。“一个叫克莱尔的女店员，爱上了一个男顾客的故事。”“听起来似乎挺俗套的。”“可詹姆斯写得不俗套。”“怎么个不俗套法？”“我给你读几句里面人物的对话如何？”“好哇。”汤寓生于是开始读了，“‘你和他风流过吗？’‘和他风流过。’‘什么时候？我们婚前还是婚后？’‘婚前也有过，婚后也有过。’你听听这对话，怎么样？”汤寓生每次推荐某本书的时候，都喜欢给我读上几句或一段。他的声音在电话里略略有点沙哑，听起来有一种温存的意味。我们俩其实住在一个小区，他住小区的西北角，我住小区的东南角，中间也就隔了几栋楼，以及一个类似小区广场的地方。说类似广场，是因为它太小，名之为广场有点儿夸张了，但它在小区确实担任了广场功能的，白天一群保姆推了婴儿车坐那儿聊天，晚上一群退休女教授在那儿跳广场舞。关于女教授竟然也爱跳广场舞这个问题汤寓生和我也探讨过，为什么女人——已经到了教授层次的女人，退休后还会去跳广场舞呢？如果只是为了锻炼身体，她们完全可以选择其他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比如做瑜伽，比如在自家院子里或阳台上做体操。哲学系的孟教授就喜欢在阳台上做体操，和他的猫一起。他在这边一板一眼做着操，那只丑了吧唧的黑猫在那边若有所思地半瞅不瞅的，有意思得很。那些运动怎么说也比广场舞来得阳春白雪。当然，女教授们的广场舞和社会妇女的广场舞说起来还是有区别的，首先她们用的歌曲不同，社会妇女用的歌曲通常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什么的，很通俗很喧嚣的;而女教授们用的歌曲是《水调歌头》《独上西楼》之类，很舒缓很诗意的。而且，她们会把音乐的分贝调得很低，低到完全不扰民的程度。她们就在这种很舒缓很诗意的音乐声中，安静地跳着广场舞。隔远一点看，就像看哑剧。挺诡异的吧？汤寓生蹙眉问我，又不是跳芭蕾舞，用得着这么悠扬抒情吗？广场舞就应该有广场舞的样子，但她们把广场舞变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不伦不类的东西。这就不对了。有文化的女人，怎么说呢？还是不老实。汤寓生说。汤寓生对有文化的女人有偏见，只要一谈论起来，就忍不住批评。其实，在同事的印象中，汤寓生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只有我知道汤寓生私底下其实挺苟言笑的，没事就爱和我八卦系里的同事。虽然他会把自己的八卦，升华成《世说新语》“品藻”篇那样的东西——这和女教授把广场舞升华成芭蕾舞异曲同工，都属于“不老实”的行为。但我只是这么腹诽一下他，不会诽出口。这也是汤寓生喜欢找我说话的原因之一，我厚道，至少表面厚道。当然，我们俩总厮混在一起，还有诸多其他原因，比如我们都单身，“是中文系的凤毛麟角”，资料室的姚老太太这么说我们。这是在损我们呢，我们听得懂，但我们笑笑，不和她计较。“和一个资料员计较，有什么意思？”汤寓生嗤之以鼻。汤寓生这个人，傲慢着呢，一般人都入不了他的法眼。但我不和姚老太太计较倒不是因为她是资料员，而是知道她对我们两个其实没有恶意。她之所以阴阳怪气地讽刺我们是“中文系的凤毛麟角”，不过是在表达她对我们的失望和不满。她热心地帮我们俩都介绍过不少对象呢，每一回都希望我们能“终成眷属”，却一回也没成。不是那些女的没看上我们，就是我们没看上那些女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我们没看上人家。“为什么？”姚老太太迷惑不解，“那么漂亮，单位也不错，为什么？”我们又笑笑，不和姚老太太解释。但我和汤寓生还是会讨论此事的。“姚老太太的审美绝对有问题。”汤寓生说。我也同意。姚老太太所说的漂亮女人，在我们这儿，大多数也就是尚可而已，有的甚至连尚可都没有。而且，两个男女要终成眷属，哪里是“那么漂亮，单位也不错”就可以的？那可是个复杂的高级的系统工程。而系统工程姚老太太就不懂了。“她连伍迪·艾伦的电影都没看过！”“她连昆德拉是谁都不知道！”这些都是汤寓生对系统工程的要求。汤寓生很看重夫妇间共同语言之类的东西。“不然，以后漫长的婚姻生活里，我们谈什么呢？”汤寓生说。对此我倒不以为然。就算对方是个看过伍迪·艾伦电影且知道昆德拉是谁的女人，又怎么样呢？难道两人后来还会谈它们？不会的。夫妇生活到后来都不怎么说话的。我是过来人，对此有经验。我和前妻朱小萸就这样。我是朱小萸的师兄，朱小萸是我的师妹，两人都是学比较文学的，按说最有共同语言了。一开始也确实如此，但结婚几年后，我们两个的语言生活就变成冬季北方的梧桐树了，光秃秃的，只有枝丫没有树叶了。除了绝对必要的交流，我们什么多余的话都不愿和对方说了。而在开始时，什么不是话题呢？就连导师牙缝间的韭菜，我们也能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地谈上半天呢。但后来我们别说导师牙缝间的韭菜，就连福克纳都不谈了，要知道，当初我们可是因为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而发现对方是彼此的“灵魂伴侣”的。所以，对共同语言这东西，我是颇持怀疑态度的。“那你认为这个系统工程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汤寓生问我。我也说不上来。“一种感觉吧，或者说状态，让人身心舒泰的状态。好比一间房间，有的房间让人一进去就身心舒泰，有的房间让人一进去就紧张压抑。”“哦，我懂了。你在说密西西比。”汤寓生嘿嘿嘿地笑了起来，隔了电话，我也能看见他一脸的狎媟。我们的对话总这样的，说着说着就会绕到密西西比那儿去。密西西比是我们的暗语，出自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里面一个叫多洛蕾丝的墨西哥女孩喜欢用数“一个密西西比，两个密西西比……”来计算做爱时间的长度。很奇葩的女孩。南美那种地方，就是会生产出这种奇葩女孩的吧——就像会生产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一样，会生产薮犬和卷柏一样。密西西比于是成了我和汤寓生之间经常开玩笑的黑话。没办法，两个学院单身男人，日常生活中没有——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基本没有——密西西比这一项快乐了，所以我们就只能在语言里过过密西西比的快乐时光。但我说“好比一间房间”时完全没有隐喻这个的意思，这是汤寓生自己下流地“思有邪”了。我以为，密西西比这种东西，和夫妇共同语言还是一回事，到最后都会不了了之的，至少我的经验如此。我和朱小萸到后來对它也意兴阑珊起来，让我始料未及惊慌失措。我还以为它会像天上的太阳一样，永远周而复始地照耀我和朱小萸的婚姻生活呢。然而我错了，它不可能是太阳，因为没法保持太阳那样的炙热和高温。我们之间既没有出现第三者，也没有出现经济破产之类的不可抗力的天灾人祸，但过着过着，就意兴阑珊了，就没有感觉了。两人在一起既不想谈福克纳了，也不想——至少没有那么强烈地想——过密西西比生活了。没办法，只能分开过了。“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我本可以忍受黑暗。”朱小萸说。在这种事上引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有点儿黑色幽默了，我觉得。但我自己的感受其实也差不多。离婚后我们偶尔还是会见上一面，都是朱小萸找我。“师兄，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朱小萸又开始叫我师兄了。也是奇怪，朱小萸一叫师兄我就又找到一点点以前的感觉了。于是“一起吃个饭”就不止一起吃个饭了，有时会发展为密西西比的快乐。不，说密西西比的快乐或许不太准确，应该说会发展为阿奎那的“阴沉的乐趣”——我和朱小萸后来过性生活时很少说话的，有点儿像一张饭桌上“各吃各的”意思。但我们都没想过复婚。我不想。朱小萸似乎也不想。离婚后她一直“马不停蹄地找”结婚对象——有时她说自己“马不停蹄地找”，有时又说“筚路蓝缕地找”，这是夸张了，但朱小萸喜欢用夸张的方式来自嘲自黑。我对此倒是有几分欣赏的。不过，离婚女人找好男人确实不容易，远没有离婚男人行情好，这也是真的。朱小萸也喜欢和我吐槽她后来见面的那些男人，说某个男人如何如何小气，某个男人又如何如何猥琐，有时还会语焉不详地谈几句他们的性事。我从不打断她。我知道这有点儿低级趣味了，而且也不道德，但孔子不是也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所以我用不着对自己那么严格。人生乐趣不多，尤其是中年人生，所以管它是低级趣味还是高级趣味呢，有趣味就行。这也是我和汤寓生的共识，或者说秘密。在中文系女同事眼里，我们两个应该都是焉了吧唧的无聊乏味的男人，但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创造乐趣的方式。比如那天汤寓生给我读《彼得·卡恩的第三个妻子》里的那段对话，就是我们创造的乐趣之一。每回汤寓生看到类似的小说都会给我读上一段。读完之后，我们还要正经或不那么正经地讨论一番，有时是用密西西比那套话语体系讨论，有时是用学术那套话语体系讨论。不论哪套话语体系，我们都可以讨论很长时间，甚至上厕所也不舍得放电话，我能清晰地听到电话那头汤寓生小便的潺潺声和抽水马桶的哗哗声。其实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见面酣畅地聊。他到我家，我到他家，或者哪家也不用到，就各自下楼在小区找张长椅坐下——我们小区有的是那样的长椅，灰白色条形防腐木座位，弯曲的花枝状铁艺扶手，放置在扶疏花木之间。坐那儿聊天应该是很赏心悦目的。但我们很少这样。比起见面，我们似乎更喜欢用电话聊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四体不勤，连下个楼都嫌麻烦;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有点儿习惯和依赖电话了。电话可以像屏风一样，起到掩体的作用，毕竟两个男人面对面读小说这种事情还是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可两个男人经常像家庭主妇那样煲电话粥，想想也是件可笑的事情。但我们不管可笑不可笑，我们就爱用电话聊天。 　　那天的聊天也不知是怎么从《彼得·卡恩的第三个妻子》转到顾小姐那儿的。其实中间我们还聊了几句哲学系的鲍丽丽，鲍丽丽是研究古希腊哲学的，也是人文学院的老单身了。姚老太太之前打過汤寓生的主意，但被汤寓生婉拒了。“你知道鲍丽丽哪儿没长好吗？”之后汤寓生问我。我不知道，我这方面没有汤寓生在行。汤寓生是搞评论的，他有专业眼光，一部文学作品哪儿妙笔生花，哪儿是败笔——尤其是败笔，他一眼就能把它瞅出来，我不行。比如鲍丽丽，我虽然也觉得她有点不对头，但具体哪儿不对头，我就看不出来了。“哪儿没长好？”我虚心请教汤寓生。“她屁股不对称，左臀的半径看起来比右臀的半径要小上几厘米。”怪不得鲍丽丽经常穿裙子，原来是因为左臀右臀的半径不一般大。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鲍丽丽，如果知道我们在背后谈论她左臀右臀的半径问题不知会作如何反应，说不定会写一篇有哲学高度的檄文讨伐我们呢，她可不是个好惹的，被学生誉为“战斗系女哲学家呢”。好在她不可能知道。我和汤寓生的这些议论，完全是封闭式的，只限于他和我这个小范畴。其实不仅是鲍丽丽，学院的不少女老师被我们如此这般形而下地谈论过呢。我们总是在谈论某文学作品的时候，突然由此及彼谈论起身边的某女老师来，用的还多是钱钟书式的讽喻体。“你发没发现？某某某开会时总去摆弄她胸前戴的那朵玉兰花。”“为什么？难道那是一朵奥黛特胸前的卡特来兰？”我一本正经地问汤寓生。“那谁是斯万呢？”汤寓生又一本正经地问我。这种谈话总是让我们忍俊不禁乐不可支。学术生活是沉闷枯燥的，我们要在这沉闷枯燥中给自己创造出一点儿快乐。
　　顾小姐就是我们时不时拿来创造“一点儿快乐”的对象。那天我们是如何由此及彼到顾小姐那儿的记不清了。顾小姐又和她男朋友分手了，我记得汤寓生这么开头的。这不奇怪，顾小姐总是分手，而她一分手汤寓生就会在第一时间知道了。她多大年纪了？有三十五六了吧？应该是三十六，好像她比我小四岁，比汤寓生小六岁。姚老太太一开始是把顾小姐介绍给汤寓生的，姚老太太总这样，一有她认为条件更好的女人首先考虑的是汤寓生，其次才是我。她虽然嘴里把我们俩并列称为“凤毛麟角”，但两个“凤毛麟角”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汤寓生是“凤毛麟角第一”，我是“凤毛麟角第二”。我倒也不争风吃醋。汤寓生条件确实比我好，长相比我好，学问比我好，更主要的，历史比我清白——所谓历史清白，也就是汤寓生没有婚史。“人家可是个花枝招展的美人。”姚老太太这么介绍顾小姐。姚老太太的介绍通常都不太可信，总是过誉了——这也是她经常失败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倒是所言不虚。顾小姐的样子，确实称得上花枝招展，身段花枝招展，打扮也花枝招展。坐在汤寓生的对面，一下子就把他惊艳到了。“怎么说呢？差不多可以用《硕人》里的两句诗来形容：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汤寓生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这是汤寓生的习惯，每回相亲回来，都要给我打电话说一说的。看上了的要说，没看上的也要说。不过，没看上的一般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乏善可陈。”多数时候他都是这么笼统地说上一句。但那天见了顾小姐回来，汤寓生讲个不停，这期间我在电话里已经听了两回他小便的潺潺声和冲马桶的哗哗声了，可他还舍不得搁电话，我只得打着哈欠说，“我明天早上一二节有课呢，要不咱们回头再聊？”他这才哦一声，意犹未尽地挂了电话。
　　之后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的聊天基本就围绕顾小姐了，仍然是由此及彼地围绕。我们谈到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写的茴香酒，汤寓生就说顾小姐喜欢喝什么什么酒;我们谈到《刺猬的优雅》里那个又老又丑的女门房竟然会读胡塞尔的现象学，汤寓生又说顾小姐喜欢读什么什么书;我们哪怕只是谈小区老孟养的那只黑猫，汤寓生也会说起顾小姐也养了一只猫，那只猫如何如何。而且，这一回汤寓生用的可不是钱钟书的讽喻体，而是冰心的赞美体——连对那只猫，用的也是冰心的赞美体呢。我有些惊讶，这顾小姐到底有多“花枝招展”呢，让一向擅长挑剔的汤寓生着迷到“你从万物中浮现”的程度。“你爱上她了？”我不无揶揄地问。之前汤寓生说过，他这辈子再也不会爱了，因为被一个女人“深刻地”伤害过。“深刻地”是汤寓生的原话，至于如何“深刻地”汤寓生不说，我很不高尚地试探过，但都被汤寓生“不能说爱上，但有好感了。”“只是好感？”“好吧，是相当有好感。”汤寓生十分愉快地承认了。“那顾小姐呢？她对你也相当有好感吗？”“不知道，好像有，又好像没有。”电话那边又传来抽水马桶的哗哗声了，我怀疑汤寓生前列腺有问题。这也正常，大学里的男性，因为总坐在书桌前，十有八九前列腺都有问题的。
　　大概一个月后我就见到了顾小姐，是汤寓生安排的，或者说是汤寓生在顾小姐的指示下安排的。汤寓生一定在顾小姐面前说过不少我的事了，让顾小姐打起了我的主意。顾小姐有个离了婚的闺蜜，想介绍给我。我兴趣不大，倒不是嫌弃对方离过婚，而是那段时间我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我总这样，会阶段性陷入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这也是朱小萸决心和我离婚的原因——至少原因之一，“我自己就够丧的了，再加上一个更丧的，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她说她需要找一个生机勃勃的人，一个可以时不时给她打打气的人。好像她是一个气球，一个自行车轮胎，需要在身边备一个打气筒似的。我在心里这么揶揄，一边揶揄，一边又觉得朱小萸说得也有道理。生活是容易让人泄气的，常备一个打气筒也不错。
　　汤寓生也不管我有没有兴趣，自作主张安排了一个四人饭局。“别叽叽歪歪的，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那就没办法了。一顿饭而已，吃吧，看汤寓生的面子。一开始汤寓生告诉我的地方是“小轩窗”。我惊讶。“小轩窗”的消费可不低，虽然食物一般，但景色好，临湖，一到夜晚，窗外就是滟滟随波千万里了。女人们都喜欢那情调。但汤寓生和我不作兴这个，我们虽然是搞文学的博士，但我们从来不愿意为情调之类的东西多花费。“犯不上，在哪儿看湖不是看，非要坐‘小轩窗’看？”“看一眼湖吃一口饭，吃一口饭看一眼湖，多有意境！”汤寓生和我一唱一和。我们又乐不可支了。显然“小轩窗”是顾小姐的主意。我无所谓，反正是汤寓生买单。不妨就“看一眼湖吃一口饭”一回。那天上午正好有一个学生找我谈毕业论文开题的事情，我约他十一点来办公室，我打算和他谈半小时左右，然后步行去“小轩窗”。它离学校不算太远，走过去也就半个钟头的事。但我这边刚约好学生，汤寓生又打电话过来说换地方了。“换哪儿了？”“西厢记。”“西厢记”我没听说过。汤寓生告诉我在梦时代广场。梦时代广场在这个城市的最东边，离我们学校远了。别说步行，即便坐公交，也要个把小时呢，还不算上堵车的时间。我只得很不高兴地打电话给我的学生，把见面时间改到十点。然而就在我准备出门前，汤寓生一个电话又打了过来，说还是在“小轩窗”。什么意思？吃顿破饭这么折腾人，我差点儿就不去了。汤寓生赶紧低声下气地说，“别别别，我用那本《文学讲稿》赔礼如何？那本书不用还了，你且留着。”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是我上学期从汤寓生那儿借的，我早忘记搁哪儿了，可这家伙竟然还记着呢。 　　顾小姐那天穿一件绿底粉红色花朵的连衣裙，身段娉婷，眼波流转，看上去果然花枝招展——还是南方的花枝，既有桃李春风中的自然，又有江南可采莲的清新秀气。难怪一向挑剔的汤寓生这一回如此上心。
　　比较之下，顾小姐的闺蜜就相形见绌了。虽然之前我说过兴趣不大，但落座时还是顺便扫了她一眼。五颜六色的，像摆在书店门口的那些封面设计花里胡哨的畅销书。不是我的路子。我那女的应该一下也察觉到了我的意思，都是失败过的人，对失败气息很敏感的。刹那间脸色就暗淡了。汤寓生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我一下，那意思，是要我表现好点。我觉得好笑，这汤寓生，什么时候学会了鸳鸯蝴蝶派的下流做派。这小动作如果被姚老太太看见，又有话说了。姚老太太之前就开玩笑说过，“你们俩开会老坐一起，并蒂莲一样，不是在搞同性恋吧？”
　　大学里的人，一般习惯独来独往，男老师就不用说了，即便女老师，一个个也都是“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呢，像我们这样时不时就作成双结对比翼双飞状的男同事确实少之又少，也难怪姚老太太这般讥讽我们。
　　“苏编辑吃什么呢？”顾小姐的闺蜜姓苏，是一家少儿出版社的美术编辑，汤寓生殷勤备至地问。
　　“我随便。” 苏编辑显然心情不好。
　　汤寓生看我一眼，那意思是——“这都怪你。”
　　我轉脸看窗外，大白天没有灯红酒绿，天气亦不晴朗，所以湖面上并没有滟滟随波千万里的景致可看，而是白茫茫一无所有。
　　“你呢？吃什么？”汤寓生在问顾小姐。
　　“嗯——我也随便吧。”顾小姐的声音和她的连衣裙一样，也花枝招展得很。
　　“菜单上有随便吗？我看看。”
　　“讨厌。”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是一大把年纪了，这么俗套的对白，亏他们说得出口。
　　“我要黑椒牛柳煲仔饭。”汤寓生现在顾不上我，我只得自己顾自己了。反正“小轩窗”是套餐，各点各的，用不着管别人。而且，长一头浓密黑发的服务生还拿了笔和点菜小本子一直半弓了身子在桌子边候着呢。
　　哪怕是从头顶看——一个最暴露男人秘密的角度，这个服务生也是郁郁葱葱风华正茂。不像我和汤寓生，经过多年学术生涯之后，头顶早已“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所以汤寓生下楼时从来不走前面，每次都要礼让三先地请别人先走，“您先请，您先请”，多温良恭俭让似的，其实是怕人居高临下地看见他稀稀拉拉的头顶。我也一样。虽然我不会说“您先请”“您先请”这种话，但也会磨磨蹭蹭地等到最后走。
　　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这个上午，乘兴而来的苏编辑——我猜应该是乘兴而来吧——莫名其妙地挨了我一刀，我呢又莫名其妙地挨了边上这个郁郁葱葱的服务生一刀。人世间的伤痛真是猝不及防。
　　“这个先生点的黑椒牛柳煲仔饭是我们店的特色呢，你们要不要尝尝？”服务生笑靥如花地看着苏编辑和顾小姐说，他一定清楚自己的笑容在中年女性面前的杀伤力。
　　“行。”苏编辑却看也不看他。
　　我略略有点过意不去，我这个人，心肠还是挺软的，朱小萸因此说我有“妇人之仁”。当年我还引经据典地和她争论了半天，说我的仁不是妇人之仁，而是君子之仁。那个时候我们的关系还在绸缪束薪的阶段呢，而现在，却坐在这儿和别人相亲了——就算是被汤寓生半胁迫半收买来的，那也算一次相亲吧？
　　顾小姐之前虽然说了“我也随便吧”，却一直还在翻着菜单，那被汤寓生形容为“美目盼兮”的两个大眼珠子，滴溜溜地从第一页转到最后一页，又从最后一页转回到第一页。总共也就三页的东西，她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好像那是多晦涩深奥的文本。
　　“要不，我来这个？”
　　“不，我还是来这个。”
　　这样反反复复了好几次，到最后，顾小姐还是听了那个服务生的话，也点了黑椒牛柳煲仔饭。
　　汤寓生赶紧把菜单拿了过来递给服务生，“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他们这一桌点单花的时间委实有点长，他一向是个自觉的人，估计怕一边的服务生等得不耐烦了。
　　但服务生倒是训练有素，又笑靥如花看了顾小姐问，“美女姐姐喝什么？”
　　他可能也看出来了，这一桌人，顾小姐才是月亮呢，其他人，或者是星星，或者什么也不是。
　　“苏，你想喝什么？”顾小姐转脸千娇百媚地问苏编辑。
　　“随便。”苏编辑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懒得搭理顾小姐的千娇百媚。
　　“柳橙汁？”
　　“行。”
　　“要不猕猴桃汁？”
　　“行。”
　　但有意思的是，最后顾小姐既没给苏编辑点柳橙汁，也没点猕猴桃汁，而是点了芒果柠檬汁。
　　这顾小姐做事情倒是别具一格，我看汤寓生一眼，如果是平时，汤寓生也会回看我一眼的，然后我们两人意味深长地笑。这是我们之间一贯玩的把戏。但这回汤寓生却没有回看我，也不知是故意的，还是没工夫。我只好又去看白茫茫的湖，不好看，又去看服务生的腰，服务生的细腰就在我眼面前呢。别说，这家伙的腰真是好哇，像一把小提琴般地弓了那么久，也看不出丝毫吃力。当顾小姐终于点好了单递给他的时候，他轻盈的一个转身，就扭出了一个无比风骚的姿势。
　　这一下就比出了我们的年纪。别说弓身这么久，就是在书桌前坐上个把小时，我起来时都要用双手抵着后腰呢，像孕妇那样。
　　我嘘了口气，以为一会儿就可以吃上我的黑椒牛柳煲仔饭了。已经十二点过半了，我已经饥肠辘辘。可我高兴得太早了。当服务生刚袅袅娜娜地走到前台，还没来得及把手上的单子交给传菜生呢，顾小姐又用她花枝招展的声音召回了他，“吔，我还是不要黑椒牛柳煲仔饭了，给我换那个吧——那个叫什么来着？”
　　顾小姐修长白皙柔荑般的食指所指向的，是前面桌子上刚端上来的油光锃亮的黑砂钵。热气腾腾的砂钵里偎红倚翠，看着确实诱人。
　　“哦，那是芥蓝腊味煲仔饭。” 　　“好吃吗？”
　　“挺好吃的，如果你喜欢港式煲仔饭的话。”
　　“我喜欢港式煲仔饭，能不能给我换那个？”
　　“好嘞。”
　　可服务生的“嘞”字还在空中余音袅袅呢，顾小姐“美目盼兮”的大眼睛又盼到了其他桌上。
　　“天哪！那个是什么呀？看着好好吃的样子吔。”
　　“哪个？”服务生“哪”字的发音终于有些重了，训练有素的他到底也不耐烦了。
　　“就是那个——那个。”
　　顾小姐柔荑这一回所指的方向，是左前方好几米外桌上的东西，看不太清，只见黑色的钵子里红红绿绿，凡高画般鲜艳夺目。顾小姐的大眼睛，这个时候真是物尽其用地派上了用场。
　　“哦，那是我们新推的鹅乸饭。”
　　“鹅乸饭？用鹅肉烧的吗？”
　　“是的。”
　　“哇，太好了，我喜欢吃鹅肉。那我换鹅乸饭好不好？”
　　“你确定？”
　　“嗯。”
　　“不变了？”
　　“嗯。”
　　服务生这回一点儿也不袅袅娜娜了，而是动如脱兔般把菜单交给了柜台后的传菜生。
　　如果不是后厨及时把鹅乸饭做上了，不知道顾小姐还会换成什么。
　　后来的故事发展就出乎我的意料了，可能更加出乎汤寓生的意料——假如我告诉汤寓生的话。顾小姐竟然撇开汤寓生单独约我了，因为“费先生身上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优雅的书卷气。”顾小姐在电话里花枝招展地说。
　　她这么说的时候，我承认——虽然觉得突兀，然而听起来还是很受用的。
　　不是她的称赞有多高明，对一个在学校待了几十年的男人来说，夸他有书卷气实在算不得称赞——即便她说的是“优雅的书卷气”，那又怎样？就好比称赞一个廚师身上有“芬芳的油烟气”，或者称赞一个搬运工身上“有力拔山兮的力气”，基本是废话了。但我还是感到愉快，一种近乎不高尚的愉快——我竟然把汤寓生比下去了。在姚老太太那儿，其实也不单是姚老太太，在其他人那儿也一样，我排在汤寓生之下，是作为汤寓生的“其次”存在的。没想到，这个顾小姐却把汤寓生变成我的“其次”了——真是个别具一格的女人。
　　我因此暗暗沾沾自喜了好一段时间。
　　可我没去赴顾小姐的约，不能赴的，盗亦有道，连春秋大盗跖也懂的道理，我一个大学老师好意思不懂？而且，如果我去赴顾小姐的约被汤寓生知道了，那我们友谊的小船肯定说翻就翻了。我可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
　　但我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朱小萸，朱小萸有些酸醋地说，“师兄，别这么轻浮好不好？你不过是人家的鹅乸饭，说不定还不是鹅乸饭，只是芥蓝腊味煲仔饭而已。”
　　“你才是芥蓝腊味煲仔饭。”我一把搂过朱小萸。那个下午，我们俩一边拿顾小姐的事打趣，一边在我公寓书房那张狭窄的深蓝色沙发上又体验了一回阿奎那的“阴沉的乐趣”。
　　而汤寓生和顾小姐就这样没有下文了。
　　之后某一天在资料室，当我和汤寓生又像并蒂莲一样坐在姚老太太面前有一搭没一搭地翻杂志的时候，她突然用幸灾乐祸般的语气告诉我们：顾小姐快结婚了。
　　“对方是浦发银行的高管，年薪听说好几十万，比你们俩加起来还要多呢。”
　　汤寓生没有和顾小姐谈成，姚老太太一直认为是汤寓生的责任——也不知道顾小姐是怎么和姚老太太说这事的。
　　在姚老太太面前，我们除了相顾一笑，能说什么呢？
　　但后来顾小姐并没有和那个银行高管结婚，好像是因为顾小姐嫌对方有个儿子，一个已经在英国读初中的儿子。
　　“唉，这个小顾，也是太挑了。找男人又不是吃鱼，总挑刺怎么行？其实有个儿子有什么关系？人家儿子远在英国，和没有也差不多的。”
　　“再说，她岁数实在也不小了，有个现成的儿子，不也挺好？”
　　“结婚这种事情，不马虎点，是不行的。”姚老太太看一眼我们说。
　　我和汤寓生都不作声。姚老太太这后一句，显然有言彼意此、指桑骂槐之意呢。
　　在姚老太太看来，我们之所以一直还在那儿当着中文系的“凤毛麟角”，都是因为我们太不马虎了。
　　但她后来又不计前嫌地给我们介绍过好几个，结果和以前一样，都没有“终成眷属。”
　　为什么呢？偶尔我们自己也会探究一番。汤寓生认为我的原因是朱小萸还在纠缠我，“真是搞不懂你们两个，明明离婚了，又这么不清不白的。”
　　“谁的人生是又清又白的？”我问。
　　“那倒也是。”汤寓生说。
　　这是汤寓生的好，每每我一避实就虚，他立马就可以和我高山流水了。
　　“高山流水”只是我自己的说法，在姚老太太那儿，可是“沆瀣一气”。也不知为什么，在我和汤寓生的关系中，姚老太太固执地认为，我是蔫坏的那一个。她甚至在汤寓生面前挑拨过我们的关系，“汤博士你别太老实了，单身这种事情，也不是喝酒，还要奉陪人家到底。”那个“人家”就是指我。姚老太太大概认为汤寓生是因为我，所以不结婚呢。
　　这是抬举我了，也抬举了我和汤寓生的友谊。我们的友谊其实还没到这个程度。我以为，结婚这种事情，也像文艺创作，和荷尔蒙有关系。趁着年轻荷尔蒙充沛的时候结了也就结了，一旦过了那种生命冲动期，就不那么容易了。老男人比年轻男人难搞多了。尤其是知识分子老男人，这帮老家伙哪一个没有养成“我与我周旋”的臭毛病？我和朱小萸的离婚与不想复婚，与这臭毛病是有关系的;汤寓生和我相亲总是失败，与这臭毛病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汤寓生和我情况还有些不同，他对女性的看法有些矛盾。一方面对文化女性持有偏见，认为有文化的女性“不老实”——一个个都是“假装天真无知其实世故算计的孙柔嘉”，或者“假装清高其实俗不可耐的苏文纨”，他甚至说过“文化婊”这种过激的话，好在只是对我说说，这种话倘若被鲍丽丽之类的女性听到，绝对会招来她们大义凛然的口诛笔伐。另一方面，他又要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女性做人生伴侣，“至少可以一起谈谈文学。”这就难了。就好比要求一只鸟既要会飞又没长翅膀一样，要求一条鱼既要会游又没有长鳍一样，完全是一种二律背反，怎么可能实现呢？
　　可汤寓生觉得可能。《围城》里那么多“文化婊”，不还有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唐小芙吗？而顾小姐就是唐小芙那样的女性。作为一个杂志社的图书营销编辑——至少在姚老太太介绍给汤寓生的时候她还在杂志社工作，和苏编辑是同事。后来听说跳槽到了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再后来，就不知去哪儿了——她的文化程度刚刚好，没有高到“不老实”的程度，毕竟只是一个编辑嘛，还是营销编辑，严格说来，不算真正的文化女性，然而也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只要日后对她加以适度的熏陶，夫妇共同语言应该没有问题的。
　　所以，对汤寓生而言，顾小姐是那个可以把他的“我与我周旋”习惯，改变成“我与顾小姐周旋”的女性。他甚至已经草拟了一个循序渐进熏陶顾小姐的计划，包括熏陶方式，每个阶段要达到的目标，都写得一清二楚，和写教案一样严谨认真呢。
　　没想到，顾小姐不想给他熏陶她的机会。
　　“人生就如小径分岔的花园，看上去选择很多，其实呢，正确的选择只有一个。选对了就花团锦簇，选错了就颓壁残垣。”汤寓生在电话那头喟叹道。
　　我莞尔。汤寓生这是在替顾小姐喟叹呢。其实也不至于。就算顾小姐选了他，做了教授夫人，又怎么样？校园里教授夫人比比皆是，日子过得也算不上多花团锦簇。而顾小姐后来的际遇，怎么说呢？反正用“颓壁残垣”形容，还是有点过了。
　　顾小姐快结婚了。顾小姐分手了。顾小姐又快结婚了。顾小姐又分手了。这种消息不断从姚老太太那儿传到我们的耳里。
　　“怎么一蟹不如一蟹呀！”
　　确实。顾小姐后来找的那些男人，听起来真是每况愈下，最后那一个，好像是山姆店的烘焙师，或者是星巴克的烘焙师。总之，就是一个烤面包的。汤寓生说。
　　我倒不觉得烤面包的有什么不好，至少顾小姐早上能吃到香喷喷的面包。
　　只是不知道顾小姐喜不喜欢吃面包，也不知道最后她和那个烘焙师到底成没成。
　　姚老太太退休后，关于顾小姐的事情，我们就无从知晓了。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