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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全面、彻底的反封建主义革命，然而，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提出了三个疑问，即：为什么革命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更重的其他国家？为什么法国处于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却发生革命？法国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托克维尔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过，法国历史文化中始终存在着自由的基因、自由的传统、自由的精神，它已经融入了法兰西民族的血液之中，法国“三级会议”则是这一传统和精神的外化，这种自由传统和精神能够很好地解释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疑问。
关键词：三级会议；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法国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19
哈耶克认为：“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借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形成对照。”[1]根据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本文的“自由传统”主要是指一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从而免受其压迫，争取自身权利的思想和行动。
关于法国大革命，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如楼均信[2]从历史学科角度对建国以来国内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及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其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托克维尔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进行了分析。章扬东[3]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方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盛赞大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否定了大革命对自由的践踏。刘北成[4]探讨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历史起因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吊诡联系。陈建兰[5]对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如此剧烈的原因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宫欣旺[6]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过度中央集权的流弊，以及托克维尔的忧思。吴心越[7]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研究革命与社会运动的变迁、结构、话语等三大要素。雷荣[8]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深入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为中国改革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借鉴。
以上学者各从不同侧面对托克维尔及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本文试图从法国大革命中的“三级会议”作为突破口，来分析“三级会议”为什么会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政治渊源，同时，也进一步回应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发出的“三问”。
一、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毫无疑问，从未有过比法国大革命更强劲、更迅猛、又具破坏性的，更有创造性的革命”[9]311；“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废除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9]48；“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公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9]59。
不过，作为同时代人，托克维尔对法国有更深的民族感情，对法国大革命反思更深刻。他认为，法国革命是长期的社会变革的产物，具有渐进性，而不是像我们通常认为的它是一次与过去彻底决裂的革命。他认为：“尽管如此，若认为从这场革命中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法国民族，若认为法国革命建起一座大厦，而它的基础在革命前并不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国革命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但它只不过使主要事物的萌芽进一步发展，这些萌芽在革命以前便已存在”。[9]311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什么在推动法国长期以来的渐进性变革？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中可以看出来。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三问是：第一，为什么革命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更重的其他国家？第二，为什么法国处于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却发生革命？第三，法国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托克维尔对比了法国和德国农民的人身依附程度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分散程度，认为法国农民比德国农民人身更自由，并有二分之一以上可以自由买卖和处置地产。然而，要消灭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大革命为什么不是在那些封建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人民受苛政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很快，各类工业发展，对内贸易和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等等，是法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旧君主制是绝对君主制，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具有绝对的权威，貌似强大，又为何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若想全面回应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那就需要对法国大革命历史作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本文难以承担此重任。不过，本文从对法国大革命具有重要影响的“三级会议”着手，对三级会议召开的背景、历史渊源及文化渊源进行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回应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并进一步揭示法国三级会议与其自由传统之间关系。
二、自由的形式：1789年三级会议
作为绝对君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应该有足够的权威、力量以及资源来解决其面对的任何问题和困难，包括财政危机困境，那么，法国国王为什么会选择三级会议这种形式来解决财政危机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比如，以武力强行征收税收或者武力镇压？通过对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存在的深刻原因。
由于法国王室的挥霍和对外战争，路易十五统治的后期，国库已经日趋空虚，到路易十六时期，为派兵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为此支付20亿里弗尔军费，到1789年，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国家财政空虚，财政问题支配一切，筹钱借款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10]59。然而，钱从何处来？长期以来，法国税收主要由“第三等级”[9]287承担，而教士和贵族等特权阶层则基本不纳税或纳税很少。 路易十六与其大臣们欲求助于取消特权阶层的纳税豁免权与借债来增加税收，但这会引起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路易十六先后任用杜尔哥、内克、卡隆、布里埃纳等担任财政总监进行改革，虽然每个人进行了不同的改革试验，但是要最终解决法国的财政危机，就必须向包括特权等级在内的各等级征税，结果，这一决定不仅遭到第三等级反对，也遭到贵族和教士这两个特权等级的激烈反对。
在法国特权阶级的矛盾中，王权与高等法院的冲突成为一个重要的导火索。1787年5月，财政大臣布里埃纳决定对所有法国公民包括特权等级增加新税，此举立即遭到代表特权等级的“显贵会议”（由教士和贵族代表组成）的拒绝。于是国王解散了显贵会议，并将增税法案交由巴黎高等法院登记。不料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不仅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面对国王的施压，高等法院并不买账，并声称国民应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并要求通过一项法国人的人身保护法，未经正当审判不得逮捕任何人。显然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限制。路易十六试图予以镇压，然而，高等法院的斗争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不少地方发生反抗事件，各地的教士和贵族也乘机作乱。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国王和布里埃纳不得不让步。路易十六被迫宣布同意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11]
三级会议自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来，已经中断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召开。1789年2月法国举行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教士代表291名，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578名。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希望三级会议主要解决财产问题，而第三等级则主张除了财政改革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政治改革。
三级会议组成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的三级会议是按人头投票，还是继续按照等级表决？若按人头投票，那将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的时代开始；反之，则意味着第三等级代表的增加失去任何意义，旧的制度将继续下去。因为，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第三等级坚持必须按照人头投票，但其要求遭到国王以及特权等级的拒绝。于是第三等级决定单干，并于1789年6月17日通过决议声称自己为“国民议会”，并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在第三等级的斗争下，部分教士和贵族也加入“国民议会”，最后迫于压力，国王承认了“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并要求特权等级全部加入“国民议会”。这样第三等级取得了初步胜利。从此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被置于“国民议会”的控制之下，标志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法国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法国革命的进程来看，作为绝对君主制的最高权威的法国国王，已无法或没有能力使其国家机器按照旧的封建秩序运转了，解决其致命的财政困境的方案不仅遭到第三等级的反对，也遭到了其政权主要依靠力量的贵族和教士的反对。因此，封建秩序的崩溃是法国国王所无法阻挡的，法国的命运从此不再掌握在法国国王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三、自由的传统：中世纪法国三级会议
代表特权等级的巴黎高等法院为什么要采取召开三级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当时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呢？为什么国王会同意召开三级会议这种政治自由形式呢？这就需要到法国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根由。早在中世纪，法国就存在着三级会议的传统。虽然每个时期召开三级会议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然而三级会议的形式和对自由的维护的传统却源远流长。为了与教皇对抗，为了向教皇证明有法兰西为后盾，法国国王在1302年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史学家班尔指出[10]22：如今人们认为1302年的三级会议是一种发明，它开始了一种新体制，并且是公众自由的起源。实际上，人们对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并不感到突然，不觉得这是一个事件；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不曾留下痕迹，一切发生得那样自然与平常。从公元987年于格·卡佩当选法国国王始，至1302年的三级会议，直至1789年5月5日最后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可以感受到法国政治自由的历史脉搏。
最初三级会议的召开主要是凝聚民族力量，对抗教皇，后来法国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主要在于征税。1314年8月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是这方面的典型。菲利普四世初次要求在现有税收之外征收一种“御用金”（或补助金），以便应付在弗朗德尔作战的军费。后来查理五世、查理七世、查理八世等多次召开三级会议以解决征税和增税问题[10]23。
从1302年至1515年历时213年，在此漫长的岁月里，三级会议的召开取决于国王对于当时形势与国家财政这两方面的判断，同时，三级会议不时提出限制国王活动的要求，抨击国内的弊端，有时还大胆强调地方三级会议的权力。历史上，法国三级会议多次发挥出约束王权的作用。菲利普六世于1346—1348年在巴黎和图卢兹召开的三级会议，反映了二者既矛盾又协调的特点。三级会议的代表们通过了征收“御用金”的决议，同时批评国王的政策，甚至要求各省的三级会议拥有决定地方税收的权力。
1356年法国国王在对英作战中被俘，太子查理于1357年至1358年在巴黎召开三级会议。会议上，太子被迫同意下述要求：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10]24。这是长期以来法国三级会议传统发挥限制国王权力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国王的权力，特别是征税权力，从来都不是专断的，而包括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的阶层也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力，这是他们的政治自由的权力。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9]136。托克维尔认为：“从来没有任何贵族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见解和行动上更高傲，更具独立性。民主自由精神从没有比在中世纪法国公社中和直至17世纪初（1614年）不同时期召开的历届三级会议中，表现更有劲，我几乎要说更粗野了。即使当王权继承了所有其他权力时，人们服从它，但不卑躬屈节”。 [9]306 在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下，法国国王是第一个宗主，他位于封建阶梯的最高点，他手握大权，但在增加税收等决策时，有时必须征得三等级会议的同意。此时，王权较强而三级会议较弱，但是后者的约束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但是，在绝对君主制之下，国王是全国惟一的宗主，各种行政与司法机构必须执行他的命令，等级代表制原则上对他已无可奈何。是否召开三级会议取决于国王的需要。虽然如此，“如果认为在法国自由精神是与1789年大革命一起诞生的，这是人们常犯的严重错误。自由精神在任何时代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精神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出现的。与其说经深思熟虑，不如说出于本能，来去无常，既猛烈又软弱”[9]305。因此，三级会议的传统是与自由精神紧密联系的，它对国王专制权力是一种强有力的限制。
四、自由的实践：地方省的“三级会议”自治
三级会议传统不仅渗透在法国的历史和文化中，而且它还一直存在于法国的18世纪政治实践中，即使是在法国绝对君主制时期，法国三级会议的实践在地方层面也是一直存在并运行着的。法国大革命之前，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下，地方是否就完全没有自由了呢？表面上看是如此，可是，如果对法国大革命之前 “三级会议”省进行详细考察，就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
法国大多数省份一直存在三级会议，就是说，每个省均在国王政府治下，由三个等级的人治理。同中世纪其他政治制度一样，这种省级政体几乎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都可以找到，且具有同样的特征，至少在渗透了日耳曼风尚和思想的地方是如此[9]265。
1789年，在法国只有五个幅员较大的省份和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区还有三级会议。真正说来，只有两个省——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还存在省内自由；其他各省，三级会议机构已完全丧失活力，徒有虚名而已。
托克维尔专门介绍了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的组成、职能，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在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朗格多克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拥有2000个村社，或像当时人所说，2000个共同体，居民近200万。它是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治理得最好、最繁荣的省份。在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只有经国王特别命令，才能举行，三级会议处于严密监督之下。它们无权作出重大决策，无权决定任何财政措施，除非它们的决议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三级会议所有普通规章甚至有关会议召开事宜，均须得到批准才能生效。它们的收支每年也要受同样的控制。此外，在朗格多克，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在朗格多克也如在各财政区一样适用。中央政府在这里执行政府的一切天然职能，朗格多克也由总督统辖[9]266-267。
那么，朗格多克区别于其他省份并受人羡慕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有三件事足以使朗格多克完全不同于法国其他地方。其一，它有一个由重要人物组成的议会，受到居民的信任和王权的尊重，任何中央政府官员，或按当时话说，任何王国官员，均不得参加会议，人们每年在议会中自由而严肃地讨论本省的特殊问题。其二，朗格多克境内除了由国王或其代理人出资兴办的公共工程外，为数最大的工程却是朗格多克省单独出资施工的。一旦国王批准这些工程的规划和费用，便由三级会议选定的官员负责施工，由三级会议内部聘用的专员负责督查。其三，朗格多克省有权按照自己选择的方法，自行征收部分王家捐税以及获准设立供自己需要的全部捐税[9]267-268。
朗格多克出资兴办了大批的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开凿运河、治理沼泽等；而河流、运河、道路赋予土地和工业产品以价值，随时可以将这些产品廉价运往所需要的各个地方，尽管工程少不了开销，但朗格多克却因此富裕起来。
在税收问题上，王国和省内，简直判若两个世界。每次国王设立新税，三级会议都毫不犹豫地以重金买下征税权，通过自己的方式，完全由自己的官员征税[9]271。
托克维尔通过对朗格多克的考察，认为：“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一切。”[9]274显然，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精神，民主的精神。它既对抗国王的专制权力，也在地方层面实行自治和管理，这种政治实践对法国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三级会议”省份的自由和民主的实践，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全国三级会议追求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先导，其为全国三级会议提供了实现政治自由的形式和精神动力。
五、自由的渊源：中世纪领主—附庸制度
法国三级会议历史及其政治实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地根植于法国历史与文化之中。中世纪早期，法国封建制度及其领主与附庸的契约关系蕴含着后来三级会议兴起和发展的自由精神。
领主和附庸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这种契约，附庸必须宣誓效忠领主，承诺必须在所有事务上为领主提供援助，要听命于领主，既为他冲锋陷阵，又为他出谋划策，而且还要在领主需要时提供财政援助[12]359。领主则要保护附庸。首先是保护附庸的人身安全，也要保护他的财产，特别是他的采邑的安全。各种保护关系从一开始就涉及到经济方面。领主对附庸有两种付酬方法，领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一是将附庸豢养于家中，供其衣食并出资为其提供装备；一是给予附庸一份地产或提供一份固定的地产收入，供其维持生计[12]274。加洛林时期，王室的各种敕令都关注对各种罪行的准确界定，如果领主犯法，附庸有权不遵守契约。这种情况意味着，除非领主犯罪及双方同意脱离关系，领主和附庸的纽带关系终身有效[12]268。
领主和附庸契约关系把不同社会等级上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一部古老的诺曼法中的一个条款，再鲜明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杀死附庸的领主和杀死领主的附庸，就要受罚处死，但是只有以下犯上的罪行，才被处以可耻的绞刑。不管双方存在的义务是怎样的不平等，这些义务却是相互依存的：附庸服从的条件是，领主认真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这种不平等义务的相互依存关系，确实是欧洲附庸制的显著特征[12]366-367。 虽然领主与附庸社会等级不同，但是领主与附庸契约关系却包含着相当程度上的平等因素。双方都有一定的契约权利，同时负有相应的契约义务。如果任何一方破坏契约，都会受到约束和惩罚。正是这种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后来成为三级会议制约王权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来源，以及传统习俗和惯例的来源。
通过以上对法国三级会议召开及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分析，我们再来回应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
关于第一问，托克维尔认为：“当时整个欧洲，到处可见到同样封建权利，完完全全的封建权利，而且它们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我们只引证一下领地徭役。在法国，徭役罕见且温和，在德国则仍旧普遍且残酷。”[9]71反封建的大革命为什么唯独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呢？比如德国？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首先，法国贵族很少或者不经营商业，因此，贵族阶级不断贫困，也不断出卖土地；而这些土地则逐渐落入到第三等级手中。同时，随着近代工业和商业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富有，人民获得了更多自由，也获得了更多财富。其次，法国人民在其历史中曾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历史上法国人民通过三级会议获得的决定征税的权力；而现实中人们却深受封建束缚之苦，承受了法国绝大部分的税收，而特权等级基本不纳税；法国人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从国王和贵族手中夺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和财富，因此，夺回剩下的仍然掌握在国王和特权等级手中的权力和财富的愿望更加迫切。这比起那些受封建压迫更深的国家与民族，比起那些享受更少自由与财富的国家与民族，与法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自由权利及财富相比，法国人民更加不能容忍剩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关于第二问，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前是法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为何却发生了大革命？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历史上，法国人民通过三级会议获得了决定征税等重要权利，然而，在法国国王绝对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却丧失了这一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是，繁荣的果实却大部分被法国国王以税收的形式征收走了，被贵族和教士通过各种特权掠夺走了。所以，经济越是繁荣，被征收的税收也越多，所占的份额也越大，人们越是强烈感受到封建专制权力的罪恶，感受到巨大的不公平，也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巨大痛苦，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必须夺回他们曾经拥有的决定税收的自由权力，夺回被国王等掠夺去的本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曾经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三级会议因而就成为他们夺回征税大权的重要形式。
关于第三问，我们认为，虽然法国国王及其专制王朝表面上十分强大，仍然控制着全国政权，征收繁重苛税，对人民进行专制统治，但是其基础已日渐动摇；不仅经济基础在动摇，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庄园制，而且资产阶级正日趋取代贵族、教士等传统的统治阶级成为新的重要崛起阶层，而且社会财富也逐渐向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兴阶级转移。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加之，在争取自由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法国人民在不断摆脱封建束缚过程中不断获取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表面上虽然看不到，但是它是一个长时间的量变积累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进行质变。法国大革命就是法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长期反抗封建束缚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质变，有其历史的必然逻辑。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9]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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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级会议；自由传统；托克维尔；法国大革命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5.02.019
哈耶克认为：“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其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此一状态与一人必须屈从于另一人的意志（他凭借专断决定可以强制他人以某种具体方式作为或不作为）的状态形成对照。”[1]根据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本文的“自由传统”主要是指一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反抗，从而免受其压迫，争取自身权利的思想和行动。
关于法国大革命，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进行了充分的研究，如楼均信[2]从历史学科角度对建国以来国内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及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其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托克维尔及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进行了分析。章扬东[3]从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方面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盛赞大革命的正义性与必然性，否定了大革命对自由的践踏。刘北成[4]探讨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历史起因的分析，揭示了经济发展，政治变革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吊诡联系。陈建兰[5]对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如此剧烈的原因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宫欣旺[6]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爆发前过度中央集权的流弊，以及托克维尔的忧思。吴心越[7]对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研究革命与社会运动的变迁、结构、话语等三大要素。雷荣[8]认为《旧制度与大革命》深入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为中国改革提供了颇有意义的借鉴。
以上学者各从不同侧面对托克维尔及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启发和借鉴。本文试图从法国大革命中的“三级会议”作为突破口，来分析“三级会议”为什么会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和政治渊源，同时，也进一步回应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发出的“三问”。
一、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毫无疑问，从未有过比法国大革命更强劲、更迅猛、又具破坏性的，更有创造性的革命”[9]311；“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废除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9]48；“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公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9]59。
不过，作为同时代人，托克维尔对法国有更深的民族感情，对法国大革命反思更深刻。他认为，法国革命是长期的社会变革的产物，具有渐进性，而不是像我们通常认为的它是一次与过去彻底决裂的革命。他认为：“尽管如此，若认为从这场革命中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法国民族，若认为法国革命建起一座大厦，而它的基础在革命前并不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国革命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但它只不过使主要事物的萌芽进一步发展，这些萌芽在革命以前便已存在”。[9]311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什么在推动法国长期以来的渐进性变革？从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中可以看出来。托克维尔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三问是：第一，为什么革命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更重的其他国家？第二，为什么法国处于历史上最繁荣时期却发生革命？第三，法国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托克维尔对比了法国和德国农民的人身依附程度以及土地所有权的分散程度，认为法国农民比德国农民人身更自由，并有二分之一以上可以自由买卖和处置地产。然而，要消灭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大革命为什么不是在那些封建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在人民受苛政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大革命前的法国，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很快，各类工业发展，对内贸易和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等等，是法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旧君主制是绝对君主制，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具有绝对的权威，貌似强大，又为何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若想全面回应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那就需要对法国大革命历史作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本文难以承担此重任。不过，本文从对法国大革命具有重要影响的“三级会议”着手，对三级会议召开的背景、历史渊源及文化渊源进行分析，试图从一个侧面回应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并进一步揭示法国三级会议与其自由传统之间关系。
二、自由的形式：1789年三级会议
作为绝对君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应该有足够的权威、力量以及资源来解决其面对的任何问题和困难，包括财政危机困境，那么，法国国王为什么会选择三级会议这种形式来解决财政危机而不是选择其他的方式和手段，比如，以武力强行征收税收或者武力镇压？通过对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的背景及其过程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存在的深刻原因。
由于法国王室的挥霍和对外战争，路易十五统治的后期，国库已经日趋空虚，到路易十六时期，为派兵参加北美独立战争，为此支付20亿里弗尔军费，到1789年，国债已接近50亿里弗尔。国家财政空虚，财政问题支配一切，筹钱借款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10]59。然而，钱从何处来？长期以来，法国税收主要由“第三等级”[9]287承担，而教士和贵族等特权阶层则基本不纳税或纳税很少。 路易十六与其大臣们欲求助于取消特权阶层的纳税豁免权与借债来增加税收，但这会引起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路易十六先后任用杜尔哥、内克、卡隆、布里埃纳等担任财政总监进行改革，虽然每个人进行了不同的改革试验，但是要最终解决法国的财政危机，就必须向包括特权等级在内的各等级征税，结果，这一决定不仅遭到第三等级反对，也遭到贵族和教士这两个特权等级的激烈反对。
在法国特权阶级的矛盾中，王权与高等法院的冲突成为一个重要的导火索。1787年5月，财政大臣布里埃纳决定对所有法国公民包括特权等级增加新税，此举立即遭到代表特权等级的“显贵会议”（由教士和贵族代表组成）的拒绝。于是国王解散了显贵会议，并将增税法案交由巴黎高等法院登记。不料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不仅拒绝登记，反而提议召开三级会议以决定臣民如何自由地向国王纳税。面对国王的施压，高等法院并不买账，并声称国民应通过定期举行的三级会议“自由地”向国王纳税，并要求通过一项法国人的人身保护法，未经正当审判不得逮捕任何人。显然高等法院试图对王权加以限制。路易十六试图予以镇压，然而，高等法院的斗争得到了公众的支持。不少地方发生反抗事件，各地的教士和贵族也乘机作乱。面对声势浩大的反对浪潮，国王和布里埃纳不得不让步。路易十六被迫宣布同意在1789年5月召开三级会议。[11]
三级会议自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来，已经中断175年之久的三级会议于1789年5月召开。1789年2月法国举行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教士代表291名，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578名。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希望三级会议主要解决财产问题，而第三等级则主张除了财政改革外，更重要的是进行政治改革。
三级会议组成后，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新的三级会议是按人头投票，还是继续按照等级表决？若按人头投票，那将意味着特权的终结，新的时代开始；反之，则意味着第三等级代表的增加失去任何意义，旧的制度将继续下去。因为，在许多涉及特权的问题上，第三等级都可能遭到前两个等级的联合反对。第三等级坚持必须按照人头投票，但其要求遭到国王以及特权等级的拒绝。于是第三等级决定单干，并于1789年6月17日通过决议声称自己为“国民议会”，并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权利。在第三等级的斗争下，部分教士和贵族也加入“国民议会”，最后迫于压力，国王承认了“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并要求特权等级全部加入“国民议会”。这样第三等级取得了初步胜利。从此三级会议不复存在，国王的权威被置于“国民议会”的控制之下，标志着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结束，法国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法国革命的进程来看，作为绝对君主制的最高权威的法国国王，已无法或没有能力使其国家机器按照旧的封建秩序运转了，解决其致命的财政困境的方案不仅遭到第三等级的反对，也遭到了其政权主要依靠力量的贵族和教士的反对。因此，封建秩序的崩溃是法国国王所无法阻挡的，法国的命运从此不再掌握在法国国王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人民手中。
三、自由的传统：中世纪法国三级会议
代表特权等级的巴黎高等法院为什么要采取召开三级会议的方式来解决当时的财政和政治危机呢？为什么国王会同意召开三级会议这种政治自由形式呢？这就需要到法国历史传统中去寻找根由。早在中世纪，法国就存在着三级会议的传统。虽然每个时期召开三级会议的原因和目的各不相同，然而三级会议的形式和对自由的维护的传统却源远流长。为了与教皇对抗，为了向教皇证明有法兰西为后盾，法国国王在1302年首次召开“三级会议”。史学家班尔指出[10]22：如今人们认为1302年的三级会议是一种发明，它开始了一种新体制，并且是公众自由的起源。实际上，人们对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并不感到突然，不觉得这是一个事件；第三等级代表的选举不曾留下痕迹，一切发生得那样自然与平常。从公元987年于格·卡佩当选法国国王始，至1302年的三级会议，直至1789年5月5日最后一次召开的三级会议，可以感受到法国政治自由的历史脉搏。
最初三级会议的召开主要是凝聚民族力量，对抗教皇，后来法国国王召开三级会议的目的主要在于征税。1314年8月在巴黎召开的三级会议是这方面的典型。菲利普四世初次要求在现有税收之外征收一种“御用金”（或补助金），以便应付在弗朗德尔作战的军费。后来查理五世、查理七世、查理八世等多次召开三级会议以解决征税和增税问题[10]23。
从1302年至1515年历时213年，在此漫长的岁月里，三级会议的召开取决于国王对于当时形势与国家财政这两方面的判断，同时，三级会议不时提出限制国王活动的要求，抨击国内的弊端，有时还大胆强调地方三级会议的权力。历史上，法国三级会议多次发挥出约束王权的作用。菲利普六世于1346—1348年在巴黎和图卢兹召开的三级会议，反映了二者既矛盾又协调的特点。三级会议的代表们通过了征收“御用金”的决议，同时批评国王的政策，甚至要求各省的三级会议拥有决定地方税收的权力。
1356年法国国王在对英作战中被俘，太子查理于1357年至1358年在巴黎召开三级会议。会议上，太子被迫同意下述要求：定期召开三级会议并听取治国意见，会议每年2～3次；征税必须得到三级会议的同意[10]24。这是长期以来法国三级会议传统发挥限制国王权力的标志性事件，它表明，国王的权力，特别是征税权力，从来都不是专断的，而包括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的阶层也有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力，这是他们的政治自由的权力。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9]136。托克维尔认为：“从来没有任何贵族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见解和行动上更高傲，更具独立性。民主自由精神从没有比在中世纪法国公社中和直至17世纪初（1614年）不同时期召开的历届三级会议中，表现更有劲，我几乎要说更粗野了。即使当王权继承了所有其他权力时，人们服从它，但不卑躬屈节”。 [9]306 在中世纪的等级君主制下，法国国王是第一个宗主，他位于封建阶梯的最高点，他手握大权，但在增加税收等决策时，有时必须征得三等级会议的同意。此时，王权较强而三级会议较弱，但是后者的约束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但是，在绝对君主制之下，国王是全国惟一的宗主，各种行政与司法机构必须执行他的命令，等级代表制原则上对他已无可奈何。是否召开三级会议取决于国王的需要。虽然如此，“如果认为在法国自由精神是与1789年大革命一起诞生的，这是人们常犯的严重错误。自由精神在任何时代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精神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出现的。与其说经深思熟虑，不如说出于本能，来去无常，既猛烈又软弱”[9]305。因此，三级会议的传统是与自由精神紧密联系的，它对国王专制权力是一种强有力的限制。
四、自由的实践：地方省的“三级会议”自治
三级会议传统不仅渗透在法国的历史和文化中，而且它还一直存在于法国的18世纪政治实践中，即使是在法国绝对君主制时期，法国三级会议的实践在地方层面也是一直存在并运行着的。法国大革命之前，在封建王权的统治下，地方是否就完全没有自由了呢？表面上看是如此，可是，如果对法国大革命之前 “三级会议”省进行详细考察，就发现事实上并非如此。
法国大多数省份一直存在三级会议，就是说，每个省均在国王政府治下，由三个等级的人治理。同中世纪其他政治制度一样，这种省级政体几乎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都可以找到，且具有同样的特征，至少在渗透了日耳曼风尚和思想的地方是如此[9]265。
1789年，在法国只有五个幅员较大的省份和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区还有三级会议。真正说来，只有两个省——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还存在省内自由；其他各省，三级会议机构已完全丧失活力，徒有虚名而已。
托克维尔专门介绍了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的组成、职能，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在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朗格多克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拥有2000个村社，或像当时人所说，2000个共同体，居民近200万。它是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治理得最好、最繁荣的省份。在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只有经国王特别命令，才能举行，三级会议处于严密监督之下。它们无权作出重大决策，无权决定任何财政措施，除非它们的决议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三级会议所有普通规章甚至有关会议召开事宜，均须得到批准才能生效。它们的收支每年也要受同样的控制。此外，在朗格多克，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在朗格多克也如在各财政区一样适用。中央政府在这里执行政府的一切天然职能，朗格多克也由总督统辖[9]266-267。
那么，朗格多克区别于其他省份并受人羡慕的特殊之处是什么呢？托克维尔认为有三件事足以使朗格多克完全不同于法国其他地方。其一，它有一个由重要人物组成的议会，受到居民的信任和王权的尊重，任何中央政府官员，或按当时话说，任何王国官员，均不得参加会议，人们每年在议会中自由而严肃地讨论本省的特殊问题。其二，朗格多克境内除了由国王或其代理人出资兴办的公共工程外，为数最大的工程却是朗格多克省单独出资施工的。一旦国王批准这些工程的规划和费用，便由三级会议选定的官员负责施工，由三级会议内部聘用的专员负责督查。其三，朗格多克省有权按照自己选择的方法，自行征收部分王家捐税以及获准设立供自己需要的全部捐税[9]267-268。
朗格多克出资兴办了大批的公共工程，如修筑道路、开凿运河、治理沼泽等；而河流、运河、道路赋予土地和工业产品以价值，随时可以将这些产品廉价运往所需要的各个地方，尽管工程少不了开销，但朗格多克却因此富裕起来。
在税收问题上，王国和省内，简直判若两个世界。每次国王设立新税，三级会议都毫不犹豫地以重金买下征税权，通过自己的方式，完全由自己的官员征税[9]271。
托克维尔通过对朗格多克的考察，认为：“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一切。”[9]274显然，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本质就是自由精神，民主的精神。它既对抗国王的专制权力，也在地方层面实行自治和管理，这种政治实践对法国大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正是这些“三级会议”省份的自由和民主的实践，成为后来法国大革命时期全国三级会议追求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先导，其为全国三级会议提供了实现政治自由的形式和精神动力。
五、自由的渊源：中世纪领主—附庸制度
法国三级会议历史及其政治实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深深地根植于法国历史与文化之中。中世纪早期，法国封建制度及其领主与附庸的契约关系蕴含着后来三级会议兴起和发展的自由精神。
领主和附庸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根据这种契约，附庸必须宣誓效忠领主，承诺必须在所有事务上为领主提供援助，要听命于领主，既为他冲锋陷阵，又为他出谋划策，而且还要在领主需要时提供财政援助[12]359。领主则要保护附庸。首先是保护附庸的人身安全，也要保护他的财产，特别是他的采邑的安全。各种保护关系从一开始就涉及到经济方面。领主对附庸有两种付酬方法，领主必须选择其中之一。一是将附庸豢养于家中，供其衣食并出资为其提供装备；一是给予附庸一份地产或提供一份固定的地产收入，供其维持生计[12]274。加洛林时期，王室的各种敕令都关注对各种罪行的准确界定，如果领主犯法，附庸有权不遵守契约。这种情况意味着，除非领主犯罪及双方同意脱离关系，领主和附庸的纽带关系终身有效[12]268。
领主和附庸契约关系把不同社会等级上的两个人联系在一起。一部古老的诺曼法中的一个条款，再鲜明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杀死附庸的领主和杀死领主的附庸，就要受罚处死，但是只有以下犯上的罪行，才被处以可耻的绞刑。不管双方存在的义务是怎样的不平等，这些义务却是相互依存的：附庸服从的条件是，领主认真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这种不平等义务的相互依存关系，确实是欧洲附庸制的显著特征[12]366-367。 虽然领主与附庸社会等级不同，但是领主与附庸契约关系却包含着相当程度上的平等因素。双方都有一定的契约权利，同时负有相应的契约义务。如果任何一方破坏契约，都会受到约束和惩罚。正是这种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后来成为三级会议制约王权的重要思想和实践来源，以及传统习俗和惯例的来源。
通过以上对法国三级会议召开及其历史文化渊源的分析，我们再来回应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三问”。
关于第一问，托克维尔认为：“当时整个欧洲，到处可见到同样封建权利，完完全全的封建权利，而且它们在欧洲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我们只引证一下领地徭役。在法国，徭役罕见且温和，在德国则仍旧普遍且残酷。”[9]71反封建的大革命为什么唯独发生在封建压迫相对较轻的法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呢？比如德国？我们认为，这是因为：首先，法国贵族很少或者不经营商业，因此，贵族阶级不断贫困，也不断出卖土地；而这些土地则逐渐落入到第三等级手中。同时，随着近代工业和商业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富有，人民获得了更多自由，也获得了更多财富。其次，法国人民在其历史中曾享有自由权利，特别是历史上法国人民通过三级会议获得的决定征税的权力；而现实中人们却深受封建束缚之苦，承受了法国绝大部分的税收，而特权等级基本不纳税；法国人民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从国王和贵族手中夺回了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利和财富，因此，夺回剩下的仍然掌握在国王和特权等级手中的权力和财富的愿望更加迫切。这比起那些受封建压迫更深的国家与民族，比起那些享受更少自由与财富的国家与民族，与法国人民已经取得的自由权利及财富相比，法国人民更加不能容忍剩下的不自由和不平等。
关于第二问，托克维尔认为，革命前是法国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为何却发生了大革命？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历史上，法国人民通过三级会议获得了决定征税等重要权利，然而，在法国国王绝对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却丧失了这一权利。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经济越来越繁荣，但是，繁荣的果实却大部分被法国国王以税收的形式征收走了，被贵族和教士通过各种特权掠夺走了。所以，经济越是繁荣，被征收的税收也越多，所占的份额也越大，人们越是强烈感受到封建专制权力的罪恶，感受到巨大的不公平，也感受到失去自由的巨大痛苦，人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必须夺回他们曾经拥有的决定税收的自由权力，夺回被国王等掠夺去的本该属于他们的财富。曾经给他们带来自由的三级会议因而就成为他们夺回征税大权的重要形式。
关于第三问，我们认为，虽然法国国王及其专制王朝表面上十分强大，仍然控制着全国政权，征收繁重苛税，对人民进行专制统治，但是其基础已日渐动摇；不仅经济基础在动摇，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庄园制，而且资产阶级正日趋取代贵族、教士等传统的统治阶级成为新的重要崛起阶层，而且社会财富也逐渐向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兴阶级转移。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加之，在争取自由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法国人民在不断摆脱封建束缚过程中不断获取更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权利和自由。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表面上虽然看不到，但是它是一个长时间的量变积累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突然进行质变。法国大革命就是法国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长期反抗封建束缚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质变，有其历史的必然逻辑。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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