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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24日，任教于遵义浙江大学两年多的张荫麟因肾病去世。远在成都的钱穆先生得知噩耗后即撰《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以此抒发对亡友的悼念之情。钱穆在这篇文章末尾写道：“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其人必具下开诸条件。一则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而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了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推得时空诸事态相互之经纬条理者。”钱穆先生将上述所列四种条件作为“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的评判标准，并且认为亡友张荫麟堪为“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中的一员。此外，其在表达对亡友的推崇与怀念之外也借机表述了自己的治学理念。细细品读钱穆先生所列标准，似乎与张荫麟的成长与治学之路颇为应合。
一
张荫麟于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石龙镇，为家中长子。由于母亲早逝，抚养的任务全部压在了以教书为职业的父亲身上。据好友张其昀先生回忆：“他幼年家境甚好，富于藏书，父亲督教很严，国学根柢早有渊源。”在父亲的严格督教与指导下，张的国学根柢相较于同岁的人来说显得更为扎实，这也是他能够在1922年顺利考入清华学校的重要原因。负笈北上求学的张荫麟不忘乃父的教诲，入学后刻苦学习，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长他三级的学长贺麟回忆：“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在别的同学往体育馆运动，或在操场上打球的时间，他大概总仍在图书馆里。”这就是学长对这位不爱运动的学弟的最初印象。当然，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与其师梁启超的一段往事。当时他针对梁启超关于“老孔先后”的论断在《学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的论文，文中对梁启超认为老子生在孔子之后的六条论据一一进行了批驳。不过梁启超也不介意，反而在张荫麟拜访他的时候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做学者的资格”。张荫麟那份质疑的精神加上老师的鼓励使得他不仅在文字上与梁任公结缘，而且在治学上也承续着他“新史学”的路向。
1926年，张荫麟的父亲去世，其生活来源断绝，弟弟的生活经费也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身上。张荫麟独立自主的性格使得他愈发奋进，在其师吴宓先生的帮助下，他被延揽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团队帮助吴宓共同打理副刊事务，因此能从中获得不少经费用以补贴。好友贺麟回忆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生活中的不顺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清华七年的求学过程中完成了蜕变。在清华的最后一年他选修了金岳霖的逻辑学和哲学问题这两门课，由于金氏的观点属于新实在论，深受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的影响，认为逻辑解析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这与当时胡适从美国带来的实用主义大不相同，从而使他开阔视野的同时对西方哲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9年秋，张荫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此次去美国，原本钟情于史学的张荫麟选择了哲学，想必跟他在清华最后一年选修哲学课程有很大联系。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张荫麟结识了同样赴美学习哲学的谢幼伟，不过张去的是斯坦福大学，而谢去的是哈佛大学。虽然仅此一面之缘，但二人因志趣相同，在船上交谈甚欢，因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张在清华的成绩表现优异，他入斯坦福可以从大三读起。他在第一个学期读的是伦理学、希腊哲学、现代心理学。第二个学期读的是欧洲史、社会经济、现代自然观念和中古哲学。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中，他读了美学、现代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康德的批判哲学、政治学、畸形心理学等学科。经过斯坦福两年的学习，他对各门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课程修完后，他也如愿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但对于张来说，斯坦福大学的哲学和逻辑方面的教授不是很令他满意。因为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系统属于杜威一派，实用主义是该系的主导思潮，而他在清华时期最喜爱的逻辑解析课程在这里并没有开设。因此，他在硕士阶段课程之余赴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借读学习数理逻辑课将近一年，并且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摩尔与杜威：两种伦理观的比较》。张荫麟在加州大学学习的时候结识了在此地求学的谢文通，两人志趣相同交流频繁，谢对张荫麟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佩服。后来谢回忆道：“在那个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他的学派也很有势力，荫麟并不因此而赶学术时髦。在论文中，他赞成摩尔的观点，批评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学术敢于探索、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诚然，张荫麟就是这样一个敢于质疑、善于思考的人。更出人意料的是，张荫麟攻读博士时选择转往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并且在一年之内修完了所有课程。经过斯坦福经济系博士答辩委员会的成绩审核以及本人的口试，其于1933年11月被鉴定为博士候选人。答辩委员会也同意他提议的博士论文题目《The evolution of feudalism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但最终原本可以留美五年的张荫麟因要与女友伦慧珠结婚遂提前一年回国，所以博士论文未完成，学位也没有拿到。
二
张荫麟出国两月后给同乡好友容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道：“弟主要兴趣虽转向哲学，回国后断不能忘情于国史。近读英国大史家吉朋（爱德华·吉本）自传，其有名之《罗马帝国兴衰史》属始于三十岁，成于五十一岁。弟回国时犹未三十，始天假以吉朋之年，未必不容抱吉朋之愿也。”可见，此时的张荫麟对自己的留学之路早已有大体上的规划，而这些规划都是为了回国致力于国史研究。及至1933年，即将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的他写信给好友张其昀，其在信中提及自己的志趣说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荫麟在与好友倾诉自己志业的同时也在为归国后寻找工作做打算。不过由于其在美所学并非历史专业，加上种种人事因素，他的求职道路显得略微曲折。
为了能够在国内大学寻得教职，张写信给其师吴宓，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吴宓于是请好友陈寅恪代为帮忙。陈寅恪在给张荫麟同乡容庚的信中也提及此事：“弟又见其致吴雨僧君函欲治史之故，即转向北大及史语所两方面介绍。”此时陈寅恪不仅在清华、北大兼任教授，而且还是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况且其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教授的傅斯年还有亲戚关系。陈与吴宓一向交好，再加上早年对清华时期的张荫麟也有良好印象，于是陈便致信傅斯年，希望能够将张荫麟招进北大或史语所从事历史教学或研究。陈信中写道：“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可见，陈寅恪对张荫麟可谓推崇备至。之前，陈也向傅斯年推荐过戴家祥、谢国桢、浦江清等人，但是信中对所推荐之人的推重都无法企及张荫麟。不料傅斯年却以“此事现在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然北大已竭力聘请之矣”婉言拒绝了陈寅恪的推荐。陈寅恪在得知傅斯年的回复后，便和容庚一起向清华哲学系和历史系积极疏通。虽然最终张荫麟没有得到史语所的聘请，只能在北大临时讲授“历史哲学”课程，但是他还获得了母校清华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此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在系主任蒋廷黻的调整下，通过分科断代改变教师的专研领域，凸显专科化趋势。为了适应这样的趋势，蒋廷黻反对当时清华旧式学者那种“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改变这种治学风气，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无疑，张荫麟的加入为清华历史系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入职清华之后，张荫麟在蒋廷黻的安排下研究宋史，从事这一方向的教学工作，所以欲想学吉朋一样撰写一部通史的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原来的博通理想。基于当时社会上对中学历史教育的不满，1934年张荫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其在文中作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的呼吁，并且提出了近于理想的实施方法。“九·一八事变以后各书局制定的教科书多含排日之内容，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遂有统一教科书之意”。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原定让傅斯年编撰历史教科书，但是傅斯年一是忙于史语所与北大的事务，二是其可能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而现在的情形编写通史还为时尚早。所以他后来向国防设计委员会推荐了在历史教科书编撰方面颇有想法的张荫麟来编写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这就使得原本钟情于通史的他拥有了实现自己当初理想的机会。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资金方面非常优厚，张荫麟大可安心编撰，遂向清华请假，但仍然住在清华，一面利用清华图书馆，一面对清华史学系学生亦可尽一部分指导的责任。1935年1月，张荫麟正式收到聘书便开始有计划地着手编撰事宜。后来与其共事的吴晗回忆：“他编撰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从而使读此书之人，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直至今日，这样的编撰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此外，他以《大公报·史地周刊》作为征求稿件的平台，博采众长，积极与学界中有志于通史的钱穆等人交换意见，经过两年的时间颇有成效。但由于其他人进度缓慢，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加上抗战爆发，编撰的任务仅完成了一半，而且这一半大部分是张荫麟亲自撰写的十篇文章，后收入《中国史纲》出版。
早在1933年，张荫麟便致信张其昀说道：“通史艰巨之业，绝非少数人之力所克负荷。研制营枸，固须自用匠心，至若网罗散佚，分析史料，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资众手不可。颇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于通史者，均可用为资借。”编撰通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极其耗费精力，但张荫麟迎难而上，可见张氏对通史之业的执着。虽然最终没有全部完成高、初中的修史任务，但为有志于通史的后来人提供了一个范式。
三
留美时期的张荫麟时刻关注国内的政局，当他得知“九·一八”事变之后深受刺激，于是写信给好友容庚抒发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并且言及如何救国时说道：“在上有不要钱、不怕死之执政者；在下有能遂其生、乐其生之民众。任是地覆天翻，吾人舍此别无捷径。”后来在给张其昀的信中说道：“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由此可见张荫麟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早已溢于言表。回国之后，张荫麟忙于教学和科研之余，对时政也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他当时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批评国民政府的言论。如在《论非法捕捉学生》一文中，他针对当时清华大学有数十个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而痛斥当局的谄日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失却全国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而寿命能长久的。”1935年日寇谋划华北自治，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从而进一步蚕食中国土地。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1936年，日本继续增兵华北，制造多起军事冲突，中日之间在华北大地上有一触即发之势。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地处前线的北平教育界同仁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精神，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为主体的北平学术界教授于10月13日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该意见书由张荫麟起草，经徐炳昶、顾颉刚、冯友兰、钱穆、崔敬伯等人加以修改而成，共有一百零四名教授署名其后。宣言中有“在昔绍兴之世，宋虽不竞，犹有顺昌之撄；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复有淮西之拒。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时或沦于不才不肖，从未有尽祖国所贻，国命所系，广土众民，甘作敝屣之弃者。此有史以来前所未闻之奇耻大辱，万不能创见于今日”之语，一看便知是专精于宋史的张荫麟所撰。其通过对历史上宋朝史实的叙述针砭时弊，呼吁国民政府积极作为，抵御外侮，也表达了百余名教授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希望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无疑，这对后来国民政府坚定抗战到底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离开清华独自来到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抗战锋火西延，几经辗转，张荫麟于1938年9月来到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教授历史和哲学课程。不久，当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发电报给张荫麟，请他迅速飞渝，愿“敬聆教言”。到了重庆后他与陈诚有过长谈，并且还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张荫麟虽然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基本上以宣传为主。他曾向陈诚上意见书，指出抗日宣传应注意之点在于力求改善民众的生活。此外其还为蒋介石的抗战演讲作释义，宣传民族主义和牺牲精神。半年之后，他深感在重庆只是聊备顾问而已，缺乏贡献自己所长的机会，于是便在1939年夏天回到了西南联大继续任教。不过由于家庭的波折加上西南联大在待遇方面的不公，为了换个环境安定心情，张后来于1940年7月应好友张其昀之邀来到了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
张荫麟来到浙江大学后积极投身于教育工作当中，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等课程。除此之外，在一次与张其昀的一夕纵谈之后，两人达成一致：“拟揪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篇丛书’。”由于张其昀当时已步入政途且与蒋介石关系甚密，1941年3月17日张其昀借与蒋介石吃饭之机对蒋介石谈及此事。蒋当时也有宣传抗战精神、统一思想的需要，于是便拨款资助创办了《思想与时代》杂志。该学社的主要成员有钱穆、朱光潜、贺麟、张荫麟、郭洽周、张其昀六人。张荫麟负责起草《思想与时代》征稿启事代替发刊词，言明刊物的内容为“包涵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诸项，而特重时代思潮与民族复兴关系”。《思想与时代》于1941年8月创刊，张负责主持刊物。他在上面曾发表《从政治形态看世界的前途》一文，通过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分析，认为这场战争将成为延久的战争，但从政治形态、经济资源和人口这三个因素来看有胜利的趋势，但唯一的未知量在于政府的政略、战略和战术。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对政府在政略、战略和战术三方面能积极作为的愿望。针对抗战时期大学教师从事商业、不思教学这一现象，经卧病在床的张荫麟口授，学生徐规笔录《师儒与商贾》一文，对教师渎职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今大学教授其职在为民族进学，为国家育才，此其事与市侩之牟利意向迥殊，心计悬绝，万不能并营而兼善。精勤于市事，则必昏惰于进学与育才。心市侩之心，则必不能任师儒之任。故教授而经商或为类似商贾所为之事，无论其精神或行为，皆属渎职”。而在编纂国史方面，在张其昀的帮助下，《中国史纲》前半部分也得以出版。
四
由于长时间的不规律作息，张荫麟早期的肾病病情加剧，加上此时遵义医疗条件有限，还没等到张其昀去重庆请来医生为其诊治，张荫麟便于1942年10月24日离开人世。张的去世，好友听闻后大为震惊和哀痛，纷纷撰文悼念这位天才的史学家。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也为其举行追悼会，并且设立纪念奖学金。张的早逝因缘于其自身的短处，好友贺麟评价他：“太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太任性，太过于自信，不求人助益，不听人劝告。常常集中其精神灌注于一事，或偏向于一点，而忘怀其他一切，不顾其他一切。”由于不通人情世故，往往过于偏执，开罪不少身边的朋友。琴瑟失调后，张不大愿意向人倾诉内心的痛楚，因而积郁成疾。加上工作时常常精神过度集中得不到放松，致使其身体积劳成疾，终至亏损。钱穆在悼文中不无惋惜的哀叹：“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
张荫麟治学由专精而博通，文章对时事充满关怀。恰如贺麟所说：“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却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见识。”正所谓书如其人，除了《中国史纲》之外，其对于史学、哲学等方面的贡献还散见于其他文章之中。我时常想如果张荫麟真能活到爱德华·吉本那样的年岁，那么其对学术的贡献想必直无涯量。
一
张荫麟于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石龙镇，为家中长子。由于母亲早逝，抚养的任务全部压在了以教书为职业的父亲身上。据好友张其昀先生回忆：“他幼年家境甚好，富于藏书，父亲督教很严，国学根柢早有渊源。”在父亲的严格督教与指导下，张的国学根柢相较于同岁的人来说显得更为扎实，这也是他能够在1922年顺利考入清华学校的重要原因。负笈北上求学的张荫麟不忘乃父的教诲，入学后刻苦学习，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长他三级的学长贺麟回忆：“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在别的同学往体育馆运动，或在操场上打球的时间，他大概总仍在图书馆里。”这就是学长对这位不爱运动的学弟的最初印象。当然，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与其师梁启超的一段往事。当时他针对梁启超关于“老孔先后”的论断在《学衡》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的论文，文中对梁启超认为老子生在孔子之后的六条论据一一进行了批驳。不过梁启超也不介意，反而在张荫麟拜访他的时候勉励有加，当面称赞他“有做学者的资格”。张荫麟那份质疑的精神加上老师的鼓励使得他不仅在文字上与梁任公结缘，而且在治学上也承续着他“新史学”的路向。
1926年，张荫麟的父亲去世，其生活来源断绝，弟弟的生活经费也一下子压在了他的身上。张荫麟独立自主的性格使得他愈发奋进，在其师吴宓先生的帮助下，他被延揽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团队帮助吴宓共同打理副刊事务，因此能从中获得不少经费用以补贴。好友贺麟回忆说：“他求学费用的来源，主要的是靠向《东方杂志》、《清华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三处投稿的稿费。”生活中的不顺并没有消磨掉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清华七年的求学过程中完成了蜕变。在清华的最后一年他选修了金岳霖的逻辑学和哲学问题这两门课，由于金氏的观点属于新实在论，深受英国哲学家罗素和摩尔的影响，认为逻辑解析是哲学思维的基本方法。这与当时胡适从美国带来的实用主义大不相同，从而使他开阔视野的同时对西方哲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9年秋，张荫麟踏上了赴美留学的征程。此次去美国，原本钟情于史学的张荫麟选择了哲学，想必跟他在清华最后一年选修哲学课程有很大联系。在去往美国的轮船上张荫麟结识了同样赴美学习哲学的谢幼伟，不过张去的是斯坦福大学，而谢去的是哈佛大学。虽然仅此一面之缘，但二人因志趣相同，在船上交谈甚欢，因此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于张在清华的成绩表现优异，他入斯坦福可以从大三读起。他在第一个学期读的是伦理学、希腊哲学、现代心理学。第二个学期读的是欧洲史、社会经济、现代自然观念和中古哲学。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中，他读了美学、现代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康德的批判哲学、政治学、畸形心理学等学科。经过斯坦福两年的学习，他对各门科学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课程修完后，他也如愿获得了哲学学士学位。但对于张来说，斯坦福大学的哲学和逻辑方面的教授不是很令他满意。因为斯坦福大学哲学系的课程系统属于杜威一派，实用主义是该系的主导思潮，而他在清华时期最喜爱的逻辑解析课程在这里并没有开设。因此，他在硕士阶段课程之余赴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借读学习数理逻辑课将近一年，并且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摩尔与杜威：两种伦理观的比较》。张荫麟在加州大学学习的时候结识了在此地求学的谢文通，两人志趣相同交流频繁，谢对张荫麟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佩服。后来谢回忆道：“在那个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在美国大行其道，他的学派也很有势力，荫麟并不因此而赶学术时髦。在论文中，他赞成摩尔的观点，批评杜威的实用主义。在学术敢于探索、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诚然，张荫麟就是这样一个敢于质疑、善于思考的人。更出人意料的是，张荫麟攻读博士时选择转往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并且在一年之内修完了所有课程。经过斯坦福经济系博士答辩委员会的成绩审核以及本人的口试，其于1933年11月被鉴定为博士候选人。答辩委员会也同意他提议的博士论文题目《The evolution of feudalism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国封建制度的演变）。但最终原本可以留美五年的张荫麟因要与女友伦慧珠结婚遂提前一年回国，所以博士论文未完成，学位也没有拿到。
二
张荫麟出国两月后给同乡好友容庚写过一封信，信中说道：“弟主要兴趣虽转向哲学，回国后断不能忘情于国史。近读英国大史家吉朋（爱德华·吉本）自传，其有名之《罗马帝国兴衰史》属始于三十岁，成于五十一岁。弟回国时犹未三十，始天假以吉朋之年，未必不容抱吉朋之愿也。”可见，此时的张荫麟对自己的留学之路早已有大体上的规划，而这些规划都是为了回国致力于国史研究。及至1933年，即将在美取得博士学位的他写信给好友张其昀，其在信中提及自己的志趣说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张荫麟在与好友倾诉自己志业的同时也在为归国后寻找工作做打算。不过由于其在美所学并非历史专业，加上种种人事因素，他的求职道路显得略微曲折。
为了能够在国内大学寻得教职，张写信给其师吴宓，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吴宓于是请好友陈寅恪代为帮忙。陈寅恪在给张荫麟同乡容庚的信中也提及此事：“弟又见其致吴雨僧君函欲治史之故，即转向北大及史语所两方面介绍。”此时陈寅恪不仅在清华、北大兼任教授，而且还是中研院史语所历史组组长，况且其与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兼北大教授的傅斯年还有亲戚关系。陈与吴宓一向交好，再加上早年对清华时期的张荫麟也有良好印象，于是陈便致信傅斯年，希望能够将张荫麟招进北大或史语所从事历史教学或研究。陈信中写道：“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可见，陈寅恪对张荫麟可谓推崇备至。之前，陈也向傅斯年推荐过戴家祥、谢国桢、浦江清等人，但是信中对所推荐之人的推重都无法企及张荫麟。不料傅斯年却以“此事现在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然北大已竭力聘请之矣”婉言拒绝了陈寅恪的推荐。陈寅恪在得知傅斯年的回复后，便和容庚一起向清华哲学系和历史系积极疏通。虽然最终张荫麟没有得到史语所的聘请，只能在北大临时讲授“历史哲学”课程，但是他还获得了母校清华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此时的清华大学历史系在系主任蒋廷黻的调整下，通过分科断代改变教师的专研领域，凸显专科化趋势。为了适应这样的趋势，蒋廷黻反对当时清华旧式学者那种“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改变这种治学风气，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无疑，张荫麟的加入为清华历史系注入了新的血液。 在入职清华之后，张荫麟在蒋廷黻的安排下研究宋史，从事这一方向的教学工作，所以欲想学吉朋一样撰写一部通史的他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原来的博通理想。基于当时社会上对中学历史教育的不满，1934年张荫麟在《大公报·史地周刊》发表《关于“历史学家的当前责任”》一文，其在文中作出“改良历史课本乃改良历史教育的先决问题”的呼吁，并且提出了近于理想的实施方法。“九·一八事变以后各书局制定的教科书多含排日之内容，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国民政府遂有统一教科书之意”。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原定让傅斯年编撰历史教科书，但是傅斯年一是忙于史语所与北大的事务，二是其可能认为“通史非急速可讲，须各家治断代史、专门史稍有成绩，乃可会合成通史”，而现在的情形编写通史还为时尚早。所以他后来向国防设计委员会推荐了在历史教科书编撰方面颇有想法的张荫麟来编写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这就使得原本钟情于通史的他拥有了实现自己当初理想的机会。由于受到政府的支持，资金方面非常优厚，张荫麟大可安心编撰，遂向清华请假，但仍然住在清华，一面利用清华图书馆，一面对清华史学系学生亦可尽一部分指导的责任。1935年1月，张荫麟正式收到聘书便开始有计划地着手编撰事宜。后来与其共事的吴晗回忆：“他编撰高中本国史的计划，第一步是拟目，先把四千年的史事分为数十专题。第二步是分工，汉以前由他自己执笔，唐以后归我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先生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等等。第三步是综合，稿子都齐了，编为长编，再就长编贯通融会，从而使读此书之人，不但熟习国史，而且能有一个客观的看法。”直至今日，这样的编撰方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此外，他以《大公报·史地周刊》作为征求稿件的平台，博采众长，积极与学界中有志于通史的钱穆等人交换意见，经过两年的时间颇有成效。但由于其他人进度缓慢，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加上抗战爆发，编撰的任务仅完成了一半，而且这一半大部分是张荫麟亲自撰写的十篇文章，后收入《中国史纲》出版。
早在1933年，张荫麟便致信张其昀说道：“通史艰巨之业，绝非少数人之力所克负荷。研制营枸，固须自用匠心，至若网罗散佚，分析史料，及各方面之综合，则非资众手不可。颇拟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此非徒为少数人谋。后来任何有志于通史者，均可用为资借。”编撰通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极其耗费精力，但张荫麟迎难而上，可见张氏对通史之业的执着。虽然最终没有全部完成高、初中的修史任务，但为有志于通史的后来人提供了一个范式。
三
留美时期的张荫麟时刻关注国内的政局，当他得知“九·一八”事变之后深受刺激，于是写信给好友容庚抒发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并且言及如何救国时说道：“在上有不要钱、不怕死之执政者；在下有能遂其生、乐其生之民众。任是地覆天翻，吾人舍此别无捷径。”后来在给张其昀的信中说道：“当此国家栋折榱崩之日，正学人鞠躬尽瘁之时。”由此可见张荫麟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强烈的爱国精神早已溢于言表。回国之后，张荫麟忙于教学和科研之余，对时政也发表自己的见解，在他当时的许多文章中都有批评国民政府的言论。如在《论非法捕捉学生》一文中，他针对当时清华大学有数十个学生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而痛斥当局的谄日政策，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失却全国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而寿命能长久的。”1935年日寇谋划华北自治，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从而进一步蚕食中国土地。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1936年，日本继续增兵华北，制造多起军事冲突，中日之间在华北大地上有一触即发之势。日寇的暴行激起了地处前线的北平教育界同仁的民族情绪和爱国精神，以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为主体的北平学术界教授于10月13日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该意见书由张荫麟起草，经徐炳昶、顾颉刚、冯友兰、钱穆、崔敬伯等人加以修改而成，共有一百零四名教授署名其后。宣言中有“在昔绍兴之世，宋虽不竞，犹有顺昌之撄；端平之世，宋更陵夷，复有淮西之拒。我中华民族数千年来，虽时或沦于不才不肖，从未有尽祖国所贻，国命所系，广土众民，甘作敝屣之弃者。此有史以来前所未闻之奇耻大辱，万不能创见于今日”之语，一看便知是专精于宋史的张荫麟所撰。其通过对历史上宋朝史实的叙述针砭时弊，呼吁国民政府积极作为，抵御外侮，也表达了百余名教授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希望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贡献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无疑，这对后来国民政府坚定抗战到底的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离开清华独自来到浙江大学作短期讲学。抗战锋火西延，几经辗转，张荫麟于1938年9月来到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大，继续教授历史和哲学课程。不久，当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发电报给张荫麟，请他迅速飞渝，愿“敬聆教言”。到了重庆后他与陈诚有过长谈，并且还受到了蒋介石的召见。张荫麟虽然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基本上以宣传为主。他曾向陈诚上意见书，指出抗日宣传应注意之点在于力求改善民众的生活。此外其还为蒋介石的抗战演讲作释义，宣传民族主义和牺牲精神。半年之后，他深感在重庆只是聊备顾问而已，缺乏贡献自己所长的机会，于是便在1939年夏天回到了西南联大继续任教。不过由于家庭的波折加上西南联大在待遇方面的不公，为了换个环境安定心情，张后来于1940年7月应好友张其昀之邀来到了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
张荫麟来到浙江大学后积极投身于教育工作当中，讲授中国上古史、唐宋史和历史研究法等课程。除此之外，在一次与张其昀的一夕纵谈之后，两人达成一致：“拟揪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同时想以学社为中心，负荷国史编纂之业，刊行‘国史长篇丛书’。”由于张其昀当时已步入政途且与蒋介石关系甚密，1941年3月17日张其昀借与蒋介石吃饭之机对蒋介石谈及此事。蒋当时也有宣传抗战精神、统一思想的需要，于是便拨款资助创办了《思想与时代》杂志。该学社的主要成员有钱穆、朱光潜、贺麟、张荫麟、郭洽周、张其昀六人。张荫麟负责起草《思想与时代》征稿启事代替发刊词，言明刊物的内容为“包涵哲学、科学、政治、文学、教育、史地诸项，而特重时代思潮与民族复兴关系”。《思想与时代》于1941年8月创刊，张负责主持刊物。他在上面曾发表《从政治形态看世界的前途》一文，通过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分析，认为这场战争将成为延久的战争，但从政治形态、经济资源和人口这三个因素来看有胜利的趋势，但唯一的未知量在于政府的政略、战略和战术。字里行间流露出其对抗战必胜的信念以及对政府在政略、战略和战术三方面能积极作为的愿望。针对抗战时期大学教师从事商业、不思教学这一现象，经卧病在床的张荫麟口授，学生徐规笔录《师儒与商贾》一文，对教师渎职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今大学教授其职在为民族进学，为国家育才，此其事与市侩之牟利意向迥殊，心计悬绝，万不能并营而兼善。精勤于市事，则必昏惰于进学与育才。心市侩之心，则必不能任师儒之任。故教授而经商或为类似商贾所为之事，无论其精神或行为，皆属渎职”。而在编纂国史方面，在张其昀的帮助下，《中国史纲》前半部分也得以出版。
四
由于长时间的不规律作息，张荫麟早期的肾病病情加剧，加上此时遵义医疗条件有限，还没等到张其昀去重庆请来医生为其诊治，张荫麟便于1942年10月24日离开人世。张的去世，好友听闻后大为震惊和哀痛，纷纷撰文悼念这位天才的史学家。浙江大学和西南联大也为其举行追悼会，并且设立纪念奖学金。张的早逝因缘于其自身的短处，好友贺麟评价他：“太不通人情世故，不易适存于现社会，太任性，太过于自信，不求人助益，不听人劝告。常常集中其精神灌注于一事，或偏向于一点，而忘怀其他一切，不顾其他一切。”由于不通人情世故，往往过于偏执，开罪不少身边的朋友。琴瑟失调后，张不大愿意向人倾诉内心的痛楚，因而积郁成疾。加上工作时常常精神过度集中得不到放松，致使其身体积劳成疾，终至亏损。钱穆在悼文中不无惋惜的哀叹：“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岂期天不假年，溘然长逝。”
张荫麟治学由专精而博通，文章对时事充满关怀。恰如贺麟所说：“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却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见识。”正所谓书如其人，除了《中国史纲》之外，其对于史学、哲学等方面的贡献还散见于其他文章之中。我时常想如果张荫麟真能活到爱德华·吉本那样的年岁，那么其对学术的贡献想必直无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