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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布鲁塞尔到波士顿，再从芝加哥到迪拜，在所有知名马拉松赛事中，前几名几乎都是黑一色的肯尼亚人。说来也奇怪，东非近邻埃塞俄比亚同样在耐力性项目上实力非凡，但在全马和半马等路跑赛事中，却跟肯尼亚人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在男子马拉松比赛中，跑进2小时10分大关绝对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成绩，但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肯尼亚。2015年，全世界共有136名男子马拉松选手跑进2小时10分大关，其中80名为肯尼亚人，40名为埃塞俄比亚人。毫无疑问，肯尼亚跑者是马拉松项目的绝对王者。
为了幸福生活，冲啊
里约奥运会女子5000米金牌得主维维安·切鲁伊约特说：“在肯尼亚，只有运动员才跑步。”这么说，仅仅是陈述事实。
肯尼亚人组团参加各种路跑赛事，唯一的目的就是去“抢”钱。为了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通常都会设置高额的奖金，吸引世界级高手参赛。世界上最土豪的迪拜马拉松，男女冠军的奖金可以达到20万美元，2008年破世界纪录者额外获得100万美元的奖励。显然，这类赛事的奖金远高于场地赛事。
在马拉松比赛第一方阵中总有肯尼亚选手。
在肯尼亚，渴望将来能够成为职业跑者的孩子很多，他们希望通过努力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获取更多的奖金，从而实现经济独立，走向人生巅峰。据估计，肯尼亚国内的失业率高达40%，且超过50%的人口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肯尼亚跑者的光荣与梦想时时刻刻充满着对于生存的渴望。
摆脱贫穷的途径有无数种，肯尼亚人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跑步呢？原因再简单不过：跑步不需要太多投资，甚至连一双跑鞋都不需要，只要有两条正常的腿就可以了，从来没听说过哪位肯尼亚跑者是富二代出身。
话说回来，以肯尼亚自身的经济实力，确实很难发展其他的体育项目。对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甚至连双跑鞋都买不起的肯尼亚人来说，如果不能通过跑步改变命运，大部分跑者的结果只有一个：回家继续种地。
在广袤的东非大裂谷，到处都有能证明跑步可以给人带来巨大财富的楷模。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跑步明星，他们打好行李，动身去夺取世界冠军或者参加国外的大型路跑比赛，回来时便成了有钱人，至少以肯尼亚人的标准看是这样。他们驾驶着四轮驱动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造了一栋大房子，买了几头牛，还购置了一片土地用来种玉米。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独特的训练营模式
如今，跑步已经稳固地成为肯尼亚人的一种生路，就像巴西的足球或者印度的板球。肯尼亚有个神话般的地方埃藤。这是一个人口仅有四万人的小镇，但令人惊讶的是任何时候都能找到至少1000名顶尖跑者在那儿生活和训练。
科尔姆修士被誉为肯尼亚跑步教父。他的学生中，有25人获得过世界冠军，其中4位赢得了奥运冠军。如今一提起中长跑，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肯尼亚，仿佛中长跑就是这个国家的象征，这种繁荣的现象究竟是怎样演变来的呢？
科尔姆修士说：“1976年我来这儿的时候，埃藤一个跑者都没有。”那年，爱尔兰传教士科尔姆来到肯尼亚，在位于埃藤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圣帕特里克中学教授地理课。他本打算只在这里呆3个月，然而在他教书后不久，学校的田径教练皮特·福斯特，也就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男子10000米铜牌得主布兰登·福斯特的哥哥返回了英国。就这样，没有任何执教背景和运动经历的科尔姆修士临时顶了他的空缺。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的队伍很轻松地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佳绩。1986年，首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在雅典举行，科尔姆修士应邀组织一支肯尼亚代表队前去参赛。他挑选了9名运动员，其中7名来自于圣帕特里克中学。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自己也不知道该对这支队伍给予怎样的期望。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一下子获得了9枚奖牌，其中4枚是金牌。
“就是那会儿，我意识到这儿正在发生着一些特别的事情”。3年之后，科尔姆修士在肯尼亚创建了第一座跑步训练营。在他的影响下，圣帕特里克中学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体育学校，埃藤也随之变成了如今这样的跑步中心。
肯尼亚的跑步训练营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水泥地上随便挖个坑，就是所谓的卫生间，可见条件有多么简陋。即便如此，所有身价不菲的大牌明星都会选择呆在这里，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清贫生活。训练营是一个可以让跑者们避开外界干扰，百分百地专注于训练的最佳环境。一旦离开这里，他们独步天下的特有优势也将随之消失。
马拉松是最佳选择
在肯尼亚跑步训练营。
相比之下，肯尼亚跑者对马拉松项目情有独钟。帕特里克·桑曾获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赛银牌，后期转向半马和全马。他的弟子埃鲁德·基普乔格早在2003年巴黎世锦赛时就获得男子5000米金牌，如今是马拉松历史第三好成绩的创造者。从中长跑转向马拉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如今更为普遍的一种策略则是从一开始就直取马拉松。
肯尼亚人对于马拉松的热衷与经济回报的增长显然是同步的。随着田径比赛的全面职业化，场地赛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由于高手实在太多，大多数运动员还是很难拿到参赛邀请。像奥运会、世锦赛这类国际赛事，周期相对较长，且每个国家在一个项目上最多只能派3名运动员参赛。近些年，马拉松赛事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指数式增长，给更多的运动员提供了比赛机会。肯尼亚国内仅能排名前50位的跑者到国外参加重大马拉松赛事，依然是夺牌甚至是夺冠的热门人选。 众所周知，每届世界大赛前，美国田协都会举办国内选拨赛，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将直接晋级。这种一考定生死的选拨机制虽然会导致某些大牌明星落选，却简洁明了，毫无争议。相比之下，肯尼亚田协的选拨标准至今都不清不楚。比如说，现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丹尼斯·基梅托（2小时2分57秒）、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威尔逊·基普桑（2小时3分23秒）都没有获得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机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得运动员没必要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另外，生理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国际田联官方资料显示，马拉松运动员的职业寿命要长于场地赛运动员，他们的巅峰状态多在30岁以后，而更长距离的超马，巅峰多在35岁以后。2016年伦敦马拉松赛，埃鲁德·基普乔格顺利夺冠，这时的他已经32岁，还正值上升期。
由于肯尼亚人在耐力项目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各地的教练员、经纪人纷纷在肯尼亚创办训练营，培养运动员，然后带着他们满世界去“抢”钱。目前，在埃藤及附近已经有将近200个跑步训练营，这一数量远高于埃塞俄比亚。运动员在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好名次，将会得到非常诱人的奖金，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肯尼亚人投入训练，训练营模式逐渐成了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参加更多的比赛，尽可能赚取更多的奖金，正在成为一种策略，珍妮特·鲍科姆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跑者。她出生于肯尼亚，后来代表美国参加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万米比赛，获得第十二名。当她的同伴们每年专注于在几项重要比赛中跑出好成绩的时候，珍妮特却更倾向于参赛的频率，有时候一个周末就会参加两场路跑赛事。这种策略给珍妮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11年和2012年，她得到的奖金分别达到7.5万美元和11.5万美元，这是当时美国跑者中的顶尖收入。
珍妮特对自己的频繁参赛策略似乎感觉良好，“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对错，如果满意，那就应该继续。我的叔叔曾告诉我，如果他有什么后悔的事，那就是参加的比赛还不够多。我已经跑了很远很远，感觉棒极了”。
2014年柏林马拉松赛冠军、肯尼亚选手丹尼斯·基梅托（中）破世界纪录后回家乡受追捧。
毫无疑问，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是肯尼亚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最近，肯尼亚在世界路跑巡回赛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在跑道上的表现。据报道，自2011年以来，肯尼亚选手囊括了全球85%的马拉松赛事冠军。
在马拉松项目上，唯一能对肯尼亚人构成些许威胁的只有埃塞俄比亚人，但他们最多只能排名世界第二，差距依旧比较明显。美国资深记者托尼·里维斯认为：“肯尼亚的人才储备比埃塞俄比亚要大得多，但埃塞人达到巅峰状态的能力似乎更强些，这是因为他们的经纪人和教练与田协的配合更默契。”
两个国家同处东非高原，但在运动员培养模式上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埃塞俄比亚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运动员培养体系更显集中，有天赋的运动员一经发现，会被送往首都统一参加集训。至于何时参赛、可以参加什么级别的比赛、能否出国参加商业比赛等，完全是上级说了算，
相比之下，肯尼亚的培养体系要灵活得多。由于肯尼亚田协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政治倾向，运动员对它普遍不信任，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因此国内众多的跑步训练营基本是由经纪人全权负责。训练营之间竞争激烈，对市场的反应也更为迅速。总体而言，肯尼亚的跑者数量更多，而埃塞俄比亚的体制更集约化。
圈钱运动，难说损人利己
随着世界路跑赛事的飞速发展，肯尼亚跑者在全球的圈钱运动愈演愈烈，肥沃的中国大地自然也不能幸免。2014年，中国田协取消了对路跑赛事的审批制度。随后，国内的马拉松赛事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需要勤劳勇猛的人前来开拓。一时间，众多的体育经纪人、跑步训练营飞速涌入中国。肯尼亚跑者的实力实在强大，即使那些很难在柏林、波士顿、伦敦、迪拜等顶尖马拉松赛事中取得好名次的准明星级运动员，也非常具有竞争力。他们来中国参加比较知名的大型赛事，比如北马、上马、广马等，奖金虽然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没法比，但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也有三四万美元入账。前些年，中国女子中长跑选手偶尔还能打破黑人运动员的垄断，但现在已经很难再“蹭”到好名次。
以往，肯尼亚运动员来中国，一般只参加全马比赛，高手基本上不会参加半马，因为奖金远不如全马。当时，中国运动员大多选择参加半马，或者参加一些非常小型的路跑赛事，欺负一下国内的业余选手，奖金虽然不多，怎么说也有个万儿八千的，毕竟，跟黑人运动员竞争难度太大。运气好一点的业余高手偶尔也能跑到第九名或第十名，挣个三百五百的辛苦费。媒体报道经常是这样的：肯尼亚选手获得了全程组冠军，中国选手获得了半程组冠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样的幸福日子没有过太久。如今的马拉松圈子里，只要是个比赛，就要国际化，就会邀请外国人来捧场，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流的肯尼亚跑者参加大满贯，二流的跑者参加北上广马，一大批肯尼亚“业余选手”也来中国凑热闹，就连县市级的小型比赛都不放过。
即使是小型比赛，也是一块相当诱人的蛋糕。最近几年，国内成立的某些机构就专门做这样一件事：一流跑者早已被别人抢光了，就把哪怕有一丁点儿天赋的肯尼亚跑者招募过来，在中国长期居住，频繁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不论大型小型。即使冠军的奖金只有3000元人民币，连着二三十场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
肯尼亚选手动辄包揽前三。
3000元虽不多，但在肯尼亚足以维持半年的生活。许多跑者为了节省来回开支，选择长期住在中国。现在的中国，运动员从事职业训练不会有太大的生存压力，但对肯尼亚跑者来说，只有拿到更多的奖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补贴家用。所以，只要有任何机会，他们都会不遗余力。
如今，在家门口举办的各种马拉松赛事中，中国选手想取得好名次，已经越来越难。有人批评说，一味追求国际化，使得比赛成了东非长跑精英的圈钱运动，无法真正带动国内赛事的发展和运动员提高水平。其实，这类批评大多都是伪命题，好像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没有提高，完全是因为别人跑得太快的缘故。
当然，逃离贫困的愿望并不限于肯尼亚或东非，世界各地都有光着脚跑步去上学的孩子，最大的区别在于肯尼亚人已经建立起一种高效盈利的跑步文化，并且越来越稳固。
在男子马拉松比赛中，跑进2小时10分大关绝对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成绩，但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肯尼亚。2015年，全世界共有136名男子马拉松选手跑进2小时10分大关，其中80名为肯尼亚人，40名为埃塞俄比亚人。毫无疑问，肯尼亚跑者是马拉松项目的绝对王者。
为了幸福生活，冲啊
里约奥运会女子5000米金牌得主维维安·切鲁伊约特说：“在肯尼亚，只有运动员才跑步。”这么说，仅仅是陈述事实。
肯尼亚人组团参加各种路跑赛事，唯一的目的就是去“抢”钱。为了扩大知名度与影响力，马拉松赛事的主办方通常都会设置高额的奖金，吸引世界级高手参赛。世界上最土豪的迪拜马拉松，男女冠军的奖金可以达到20万美元，2008年破世界纪录者额外获得100万美元的奖励。显然，这类赛事的奖金远高于场地赛事。
在肯尼亚，渴望将来能够成为职业跑者的孩子很多，他们希望通过努力训练，参加更多的比赛，获取更多的奖金，从而实现经济独立，走向人生巅峰。据估计，肯尼亚国内的失业率高达40%，且超过50%的人口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肯尼亚跑者的光荣与梦想时时刻刻充满着对于生存的渴望。
摆脱贫穷的途径有无数种，肯尼亚人为什么偏偏要选择跑步呢？原因再简单不过：跑步不需要太多投资，甚至连一双跑鞋都不需要，只要有两条正常的腿就可以了，从来没听说过哪位肯尼亚跑者是富二代出身。
话说回来，以肯尼亚自身的经济实力，确实很难发展其他的体育项目。对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甚至连双跑鞋都买不起的肯尼亚人来说，如果不能通过跑步改变命运，大部分跑者的结果只有一个：回家继续种地。
在广袤的东非大裂谷，到处都有能证明跑步可以给人带来巨大财富的楷模。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跑步明星，他们打好行李，动身去夺取世界冠军或者参加国外的大型路跑比赛，回来时便成了有钱人，至少以肯尼亚人的标准看是这样。他们驾驶着四轮驱动的丰田“陆地巡洋舰”，造了一栋大房子，买了几头牛，还购置了一片土地用来种玉米。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
独特的训练营模式
如今，跑步已经稳固地成为肯尼亚人的一种生路，就像巴西的足球或者印度的板球。肯尼亚有个神话般的地方埃藤。这是一个人口仅有四万人的小镇，但令人惊讶的是任何时候都能找到至少1000名顶尖跑者在那儿生活和训练。
科尔姆修士被誉为肯尼亚跑步教父。他的学生中，有25人获得过世界冠军，其中4位赢得了奥运冠军。如今一提起中长跑，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肯尼亚，仿佛中长跑就是这个国家的象征，这种繁荣的现象究竟是怎样演变来的呢？
科尔姆修士说：“1976年我来这儿的时候，埃藤一个跑者都没有。”那年，爱尔兰传教士科尔姆来到肯尼亚，在位于埃藤的天主教寄宿学校圣帕特里克中学教授地理课。他本打算只在这里呆3个月，然而在他教书后不久，学校的田径教练皮特·福斯特，也就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男子10000米铜牌得主布兰登·福斯特的哥哥返回了英国。就这样，没有任何执教背景和运动经历的科尔姆修士临时顶了他的空缺。
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的队伍很轻松地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佳绩。1986年，首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在雅典举行，科尔姆修士应邀组织一支肯尼亚代表队前去参赛。他挑选了9名运动员，其中7名来自于圣帕特里克中学。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自己也不知道该对这支队伍给予怎样的期望。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一下子获得了9枚奖牌，其中4枚是金牌。
“就是那会儿，我意识到这儿正在发生着一些特别的事情”。3年之后，科尔姆修士在肯尼亚创建了第一座跑步训练营。在他的影响下，圣帕特里克中学逐渐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体育学校，埃藤也随之变成了如今这样的跑步中心。
肯尼亚的跑步训练营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水泥地上随便挖个坑，就是所谓的卫生间，可见条件有多么简陋。即便如此，所有身价不菲的大牌明星都会选择呆在这里，过着苦行僧一般的清贫生活。训练营是一个可以让跑者们避开外界干扰，百分百地专注于训练的最佳环境。一旦离开这里，他们独步天下的特有优势也将随之消失。
马拉松是最佳选择
相比之下，肯尼亚跑者对马拉松项目情有独钟。帕特里克·桑曾获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3000米障碍赛银牌，后期转向半马和全马。他的弟子埃鲁德·基普乔格早在2003年巴黎世锦赛时就获得男子5000米金牌，如今是马拉松历史第三好成绩的创造者。从中长跑转向马拉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如今更为普遍的一种策略则是从一开始就直取马拉松。
肯尼亚人对于马拉松的热衷与经济回报的增长显然是同步的。随着田径比赛的全面职业化，场地赛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由于高手实在太多，大多数运动员还是很难拿到参赛邀请。像奥运会、世锦赛这类国际赛事，周期相对较长，且每个国家在一个项目上最多只能派3名运动员参赛。近些年，马拉松赛事数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指数式增长，给更多的运动员提供了比赛机会。肯尼亚国内仅能排名前50位的跑者到国外参加重大马拉松赛事，依然是夺牌甚至是夺冠的热门人选。 众所周知，每届世界大赛前，美国田协都会举办国内选拨赛，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将直接晋级。这种一考定生死的选拨机制虽然会导致某些大牌明星落选，却简洁明了，毫无争议。相比之下，肯尼亚田协的选拨标准至今都不清不楚。比如说，现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丹尼斯·基梅托（2小时2分57秒）、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威尔逊·基普桑（2小时3分23秒）都没有获得参加里约奥运会的机会。这种选拔方式的不确定性使得运动员没必要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另外，生理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国际田联官方资料显示，马拉松运动员的职业寿命要长于场地赛运动员，他们的巅峰状态多在30岁以后，而更长距离的超马，巅峰多在35岁以后。2016年伦敦马拉松赛，埃鲁德·基普乔格顺利夺冠，这时的他已经32岁，还正值上升期。
由于肯尼亚人在耐力项目上得天独厚的优势，世界各地的教练员、经纪人纷纷在肯尼亚创办训练营，培养运动员，然后带着他们满世界去“抢”钱。目前，在埃藤及附近已经有将近200个跑步训练营，这一数量远高于埃塞俄比亚。运动员在马拉松比赛中获得好名次，将会得到非常诱人的奖金，这也促使越来越多的肯尼亚人投入训练，训练营模式逐渐成了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
参加更多的比赛，尽可能赚取更多的奖金，正在成为一种策略，珍妮特·鲍科姆就是这样一位不走寻常路的跑者。她出生于肯尼亚，后来代表美国参加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万米比赛，获得第十二名。当她的同伴们每年专注于在几项重要比赛中跑出好成绩的时候，珍妮特却更倾向于参赛的频率，有时候一个周末就会参加两场路跑赛事。这种策略给珍妮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2011年和2012年，她得到的奖金分别达到7.5万美元和11.5万美元，这是当时美国跑者中的顶尖收入。
珍妮特对自己的频繁参赛策略似乎感觉良好，“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对错，如果满意，那就应该继续。我的叔叔曾告诉我，如果他有什么后悔的事，那就是参加的比赛还不够多。我已经跑了很远很远，感觉棒极了”。
毫无疑问，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是肯尼亚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最近，肯尼亚在世界路跑巡回赛中的成功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在跑道上的表现。据报道，自2011年以来，肯尼亚选手囊括了全球85%的马拉松赛事冠军。
在马拉松项目上，唯一能对肯尼亚人构成些许威胁的只有埃塞俄比亚人，但他们最多只能排名世界第二，差距依旧比较明显。美国资深记者托尼·里维斯认为：“肯尼亚的人才储备比埃塞俄比亚要大得多，但埃塞人达到巅峰状态的能力似乎更强些，这是因为他们的经纪人和教练与田协的配合更默契。”
两个国家同处东非高原，但在运动员培养模式上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埃塞俄比亚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策略，运动员培养体系更显集中，有天赋的运动员一经发现，会被送往首都统一参加集训。至于何时参赛、可以参加什么级别的比赛、能否出国参加商业比赛等，完全是上级说了算，
相比之下，肯尼亚的培养体系要灵活得多。由于肯尼亚田协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政治倾向，运动员对它普遍不信任，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因此国内众多的跑步训练营基本是由经纪人全权负责。训练营之间竞争激烈，对市场的反应也更为迅速。总体而言，肯尼亚的跑者数量更多，而埃塞俄比亚的体制更集约化。
圈钱运动，难说损人利己
随着世界路跑赛事的飞速发展，肯尼亚跑者在全球的圈钱运动愈演愈烈，肥沃的中国大地自然也不能幸免。2014年，中国田协取消了对路跑赛事的审批制度。随后，国内的马拉松赛事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
如此庞大的市场，自然需要勤劳勇猛的人前来开拓。一时间，众多的体育经纪人、跑步训练营飞速涌入中国。肯尼亚跑者的实力实在强大，即使那些很难在柏林、波士顿、伦敦、迪拜等顶尖马拉松赛事中取得好名次的准明星级运动员，也非常具有竞争力。他们来中国参加比较知名的大型赛事，比如北马、上马、广马等，奖金虽然和马拉松大满贯赛事没法比，但获得冠军的运动员也有三四万美元入账。前些年，中国女子中长跑选手偶尔还能打破黑人运动员的垄断，但现在已经很难再“蹭”到好名次。
以往，肯尼亚运动员来中国，一般只参加全马比赛，高手基本上不会参加半马，因为奖金远不如全马。当时，中国运动员大多选择参加半马，或者参加一些非常小型的路跑赛事，欺负一下国内的业余选手，奖金虽然不多，怎么说也有个万儿八千的，毕竟，跟黑人运动员竞争难度太大。运气好一点的业余高手偶尔也能跑到第九名或第十名，挣个三百五百的辛苦费。媒体报道经常是这样的：肯尼亚选手获得了全程组冠军，中国选手获得了半程组冠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样的幸福日子没有过太久。如今的马拉松圈子里，只要是个比赛，就要国际化，就会邀请外国人来捧场，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一流的肯尼亚跑者参加大满贯，二流的跑者参加北上广马，一大批肯尼亚“业余选手”也来中国凑热闹，就连县市级的小型比赛都不放过。
即使是小型比赛，也是一块相当诱人的蛋糕。最近几年，国内成立的某些机构就专门做这样一件事：一流跑者早已被别人抢光了，就把哪怕有一丁点儿天赋的肯尼亚跑者招募过来，在中国长期居住，频繁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不论大型小型。即使冠军的奖金只有3000元人民币，连着二三十场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
3000元虽不多，但在肯尼亚足以维持半年的生活。许多跑者为了节省来回开支，选择长期住在中国。现在的中国，运动员从事职业训练不会有太大的生存压力，但对肯尼亚跑者来说，只有拿到更多的奖金，才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并补贴家用。所以，只要有任何机会，他们都会不遗余力。
如今，在家门口举办的各种马拉松赛事中，中国选手想取得好名次，已经越来越难。有人批评说，一味追求国际化，使得比赛成了东非长跑精英的圈钱运动，无法真正带动国内赛事的发展和运动员提高水平。其实，这类批评大多都是伪命题，好像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没有提高，完全是因为别人跑得太快的缘故。
当然，逃离贫困的愿望并不限于肯尼亚或东非，世界各地都有光着脚跑步去上学的孩子，最大的区别在于肯尼亚人已经建立起一种高效盈利的跑步文化，并且越来越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