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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国际高峰论坛”于2016年10月22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学术报告厅召开。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徐冰，以及荷兰著名艺术家弗洛伦泰因·霍夫曼、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副院长纳仁·巴菲尔德，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建筑学院名誉教授傅柯林、韩国公共艺术学者崔泰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知名建筑师朱锫等二十余位卓有建树的顶尖专家学者，围绕艺术如何介入和引领城市创新之主题展开深入探讨，以学术交流产生的智慧成果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打造一场兼顾艺术、设计与城市规划的国际型学术峰会。
本次高峰论坛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任总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王中担任总策划，由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城市设计与创新研究院共同承办。论坛当天，与会嘉宾通过主题演讲、学术讨论、专题研讨等形式，聚焦“艺术引领城市创新”，主动回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
王中教授主持上半场论坛，评论人、策展人周榕主持下半场论坛。以下是根据记录稿整理的会议综述，在尽量保持会议现场各位嘉宾言论原生态的前提下，按不同内容方面略加归纳总结，分而述之。
一、中国文化世界表达
范迪安致辞并表示公共艺术不仅是一个中国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话题。
会议开始，范迪安院长首先代表中央美术学院向参加此次论坛的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希望与会领导和海内外专家，通过各自经验的分享和理论的交流，使大家了解国际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发展新的趋势，围绕正在中国这块热土上兴起的城市建设城镇化进程，展开思考与交流。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在各自领域内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引发了艺术公共性和城市文化形象、城市品格形象等话题的热议。当下，二者正越来越体现出综合性、跨界性，在不同领域交叉交融的边缘地带，產生着新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中央美术学院正在努力深化自身的学科建设，在教学和专业的设置上，更多地强调交叉性、跨越性，以培养学生更多综合的、跨界的，能够适应社会创新需求的能力。
范迪安表示，这个论坛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建设新的热潮中召开的。他从两方面入手，阐述了论坛的主题“艺术引领域市创新”，同时表示：“公共艺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公共机构对于艺术的支持，由此公共艺术也就带来了关于艺术与社会知识、艺术与社会接受、艺术与社会管理之间许多新的话题。还有同样深刻的是，公共艺术这个领域的发展更多地引发了社会在探讨艺术的公共性这方面的话题，我想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话题。”
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出席论坛并致辞，认为举办公共艺术论坛是恰逢其时，这将改变公共艺术一直以来的陪衬身份。
宋春华先生具有长期从事中国城市建设的经验，他指出，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呈现出蓬勃兴起、快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单靠“文化恶补”式的公共艺术投入，往往会事与愿违。因此，公共艺术不应该是在城市建设中“插花”，一定要介入城市规划中，把公共艺术作为一棵艺术的大树根植在城市的沃土上，让它和城市的建筑和环境共同成长，相得益彰，为群众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高质量的人居环境。
宋春华先生从几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公共艺术的不足：“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缺乏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艺术，群众少有公共艺术的美学体验，群众的文化权益和审美要求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满足，反映在城市建设上就是我们有物质空间，但是缺乏文化内涵，我们有场所但是没有精神，缺乏场所精神。缺乏正确价值导向，作品表现形式趋同，缺乏规划和指导，作品粗鄙不耐看。有的城市按兵不动，公共空间一片空白，有的则过度雕刻，有贪大的嫌疑。包括有些借艺术之名行赚钱之事，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通州愿景
杨保军在“艺术城市：通州愿景”的演讲中讲述了三点：
第一，他表示我们的城市在快速地变化，新时期转型发展是变化的趋势，需要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我们的公共艺术联姻，一起携手共同为我们的市民服务，共同缔造我们美好的未来。因为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城市的功能和形式，将来要转向重视人文和生活，从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转向人文主义。
第二，艺术家可以从“城市的空间”和“城市生活”两方面作出贡献并介入到我们的城市中。然而，当艺术融入城市空间的时候有四点值我们去关注——城市的山水环境、城市的开敞空间、建筑表现和公共艺术，正如一个城市设计大家曾经说过：“城市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当我走在街道上我就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
第三，关于通州愿景，他建议将通州定位为艺术城市。他引述相关研究指出，国际上可以称为艺术城市的不多，因为这需要具备五方面条件：城市环境要有高度艺术性、具备高素质艺术人才的培养条件和教育基础、文化创意市场资源比较优越、文化水准相对比较高、市民的文化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北京都是条件比较突出的，因而通州很有希望被打造为一个艺术城市，以通州为例，倡导一种文化导向的城市发展思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文明建设的一个新标杆。
三、公共艺术的互动性
吴玛悧女士在“以公共艺术为方法的翻转校园行动”的演讲中主要介绍了台湾的公共艺术发展以及这两年她完成的两个案例。
地在演讲中介绍了台湾从1998年开始将公共艺术立法，以及公共建筑一定要有1%的经费作为公共艺术的设置在当时能够提出来的主要两个条件：一是因为在过去台湾也是以经济为导向，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培养所谓的艺术人才。接着她就参与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屏东林边，另一个是近年台北第一女中学的公共艺术项目作为背景，探讨背后的操作理念，分享了透过艺术介入公共领域的实践并产生效益的话题，同时她还对台湾这些年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如什么是公共、对建筑与艺术的关系以及教育问题的反思等作了相关描述。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应邀出席论坛，他在“艺术运动”的演讲中介绍了自己作品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过程，并强调了公共艺术要与观众有互动性。
他提到，其实大黄鸭早在2000年就首次出现在法国了，然后是巴西、日本，最后是中国香港，这其实是他们建立的一个十二年计划。接着还分别介绍了他在巴西做的由一万个人字拖构建的胖猴子、伦敦的大河马、瑞典的大黄兔、中国乌镇的一条鱼等等，以及深圳的可供小孩安全玩耍的柔软针织北海巨妖，从最开始的设想构思到制作经过再到结束，体现着这个艺术是在变化的，是处在动的过程当中。他还说：“人们早就建造了金字塔以及其他巨大的雕塑，也许机械地重复并非新鲜，但我想做的是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放置在一个奇怪的或者不同情景下，尝试让它一下于改变人们的视角，并影响它所在的环境。我想，这就是我作品的意义了。”
徐冰教授在“公共艺术的尴尬性”的演讲中，围绕着公共艺术的概念与功能的尴尬性作了相应的阐述。
演讲中他围绕着公共艺术为什么带有尴尬性和艺术的尴尬性来自于什么，以及对公共艺术设计的体验分别作了相应的讲解，并结合他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广场为案例作了相关阐述。他认为公共艺术的尴尬性是因为很多公共艺术不好看也缺少放置的理由，又都带有着一种强迫性。其次就是“公共艺术”概念界定的尴尬性，其间分别以他自己的几个实践案例为公共艺术概念的尴尬性作了相关讲解，最后还给大家介绍了他最近正在做的一个带有极强公共性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没有一个摄影师，没有一个演员，是全中国或者全球范围上传到网络上的监控影像在为之服务。如果把群众参与式的互动作品也算为公共艺术，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的每一台电脑、手机所连接起来的无处不在的密网，就可以成为公共艺术。
四、公共艺术与城市的案例欣赏
纳仁·巴菲尔德在“创新与国际化推动城市发展”的主题演讲中分享的核心内容是，创新和国际化可以作为城市的催化剂，考虑城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数字化的衔接。
他表示，首先我们的创新和国际化是二十一世纪城市形成新的愿景的催化剂，艺术与设计类高校传统的教育层面要促进创新。其次近年来，相关人士和公众已认识到创意教育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领域创新的影响，这对于二十一世纪超大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将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新型知识和经验共享，促进发展互惠互利、跨文化沟通的新型网络。因此，创意教育离不开全球每一个人，这体现在世界各地城市建设吸引着全球最富创意的个人、企业以及创意思想。
随着全球国际化、城市化和数字化发展，人们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参与越来越容易。同时，芭菲尔德还分别介绍了卡斯尔大学做的人文中心项目以及在HELEX医院里设计的一个新的设计概念等等，让我们看到创意设计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学科，如心理学、营销学、商业还有工程学等等。当我们考虑城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数字化的衔接，这会给现在的领导力、教育带来很多的影响，而且对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变化。
傅柯林先生在“激怒的城市”的演讲中分别提出了十二个关键词和十二个关键图像，以阐述他对公共艺术独特的见解。
他提出的十二个关键词分别是：复杂、机遇、事件、政治性、分散化、去中心化、小说、情感、感官、单一性、科技、全局性的自然。他表示：“这十二个趋势，是我们今后艺术家可能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方向，并且这十二个方面都会对世界的变化作出最为根本或者更为基础的贡献。”他认为建筑师应要向艺术家们学习复杂性，应该敞开心胸，开阔视野去学习，要更多地利用一些随机的现象。从艺术形态上来考虑我们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变革，学习艺术家用一种比喻的方法从城市外观察城市，同时必须在艺术当中表达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五官感受来形塑这个城市。不要害怕表达个性，表达某个时刻独特的感受。我们的艺术世界会通过科技来改变，新科技会引领着一系列的变革，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社会危机。
朱锫先生在“自然的态度”的演讲中，结合近几年的工作实例为大家介绍了传统和气候之间的内在同源。
他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以及探索当代建筑与特定的地域文化中得到启示。他说：“自然包括抽象很容易跟当代结合。建筑的空无性和它的不完整性，实际上恰恰可能是建筑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从《三鱼图》讲解到他的几个工作案例：
第一個介绍的是在大理跟杨丽萍合作的表演艺术中心从地形、外观、设计、构思以及如何结合艺术家的表演等各方面考量，让公共空间与艺术完美地融合。
第二个是大理美术馆。这个建筑就在苍山脚下，结合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想到的还是自然的场景，所有建筑全部利用坡地处在地下，主要塑造突出来的石头、平台和下沉院落，一个是院子一个是平台，既需要阳光又需要遮阳，这个特点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第三个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他讲到自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把建筑做得像山和水一样，而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因为它的气候、地理和人的生活方式会塑造某种特殊的建筑。明清御窑遗址在景德镇，而这个博物馆就是收藏明清御窑碎片和修复了的御窑瓷器。
知名建筑师朱小地在“建筑从内心深处开始”的演讲中以五台山、敦煌二个剧场项目为案例。
他说“从内心深处开始的建筑才能真正打动观众，由此创造了人与建筑对话的可能。建筑如同一个时空的公共艺术装置，蕴藏着无尽的能量。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设计的纯粹性，杜绝一切装饰的动机，放弃建筑形式的简单操纵，为观众情绪的释放提供条件。也许，建筑真正的美丽多彩就是让建筑自己讲话。”
柏志高（Pescod Duncan）先生在“西九龙文化区——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演讲中，阐述了艺术应该如何介入和领引城市建设。
柏志高先生讲到，城市设计不应只是所谓的城市规划，还包括城市的策略、城市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城市的活力，甚至是城市的产业文化、气质与品格。他介绍到，在香港或其他具有西方文化影响背景下的城市，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总是会优先考虑公众的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布置，并将其放在商业、住宅建造的同等地位上。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发现，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组织城市、如何激发起社会的活力和幸福感，这才是最大的公共艺术。他的演讲拓展了我们对于公共艺术的认识，启发我们或许可以用艺术化的公共空间来重新阐释传统的有关公共艺术的概念。 崔奉晚在“韩国文化与艺术提升法案”的主题演讲中列出相关问题，并就未来城市的底层公共艺术应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给出建议。
他的演讲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韩国文化与艺术提升法案，另外一个是韩国公共艺术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他介绍到现在韩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与公共艺术和公共空间相关，所以政府建立一个法律来保障文化艺术的实现。崔泰晚向大家介绍了韩国有关公共艺术立法方面的法案情况及经验。另外，公共艺术的概念修改这项运动发生在2004年左右，总的来讲为了韩国公共艺术的传播，相关的法律和制度需要更多的思考研究，并且要搜集民间社会的意见，以进一步提升韩国公共艺术的传播性。
浙江大学朱仁民先生的“‘艺术、生态、经济’——用艺术修复城市生态实践漫谈”的主题演讲生动感人、妙趣横生的氛围讲述着他以往的各项案例。
朱仁民先生用自己创导的“人类生态修复学”中的“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理论拯救城市生态并耗时三十余年，独立投入公益资金五千多万，修复了城市中的荒岛、荒沙、湿地、运河、裸崖等被人类破坏过的最荒蛮的地貌，取得了艺术、生态、经济、就业率同步和谐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创造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崭新艺术表现手法和对艺术家社会责任的思考。他的整个演讲事例生动感人，十分令人佩服，演讲过程中更是掌声笑声不断。
五、论坛现场座谈会
在王中的主持下，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王向荣、思朴国际创始人李凤禹、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创新设计院总监叶长安三位跨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上午几位演讲嘉宾的发言，分别作了相关的讨论。
王向荣：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对它的综合价值有一个重新认识，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有一套最适合的构筑建造方式，可以把城市规划、建筑、园林景观和艺术建立一个横向机制进行联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来解决我们的城市问题。我们更加要融合，来讨论建筑居住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把所有的融合在一起，不是分，分开会产生很多分裂，必须把这些融在一起解决我们共同的城市问题、自然问题、文化问题或者传承的问题。
李凤禹：我们的城市发展已进入到快速多变的时代，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高品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技术规范都有限制，基本上背离了城市发展最初的原则。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当下，在中国精神价值偏离的整体状态下，如何让一座城市有故事、有韵味、有魅力？他表示认同杨保军院长提到的只有技术和艺术紧密的协作，城市才具有创新的可能性。认为城市建筑师要有更大的胸怀，艺术家要有更大的视野，需要倾听社会的声音，需要跟艺术家、建筑师、景观师各种跨领域专家合作，达到技术和艺术的协作，共同塑造一个能够面向未来的社会，这样城市才具有创新的可能性，才能变得更好。
叶长安：“创新”有两方面，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社会创新。而社会创新概念和公共艺术是连在一起的。他提到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时，科技的创新带动了城市发展，让那时的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而社会创新和公共艺术需要紧密连在一起，公共艺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这是“共创”的概念，也是在西方国家里社会与城市民主化很重要的方面。
当天第二次的嘉宾座谈环节，由周榕主持，他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台湾公共艺术策展人王玉龄等就“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的相关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王玉龄：公共艺术作品最大的规模就是建筑物，一个建筑物能够做得好，会对整座城市的景观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对于民众的美学素养也有最直接的影响。现在台湾的一些文化管理部门都有一些艺术介入空间计划、艺术浸润计划，每个老旧的城市或者艺术家都可以自己提一些想法，让公共艺术进入到空间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余丁：“城市创新”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全球各个研究报告里最受关注的一方面。在2014-2015年中国城市创新的一个发展报告中，可把城市分为四类：资源型城市，资本型城市，创新型城市，智慧型城市，这四种城市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城市的创新和其创新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公共艺术或者我們叫作艺术对于城市的影响，一方面是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常直接的。
邱志杰：公共的核心是沟通，也就是说这种沟通本身是艺术，不管它是不是在户外。美术馆也是公共空间，因为美术馆也可以用来沟通，我们经常一讲公共艺术就忘了美术馆，恨不得号召所有艺术家都扔掉美术馆到街头去。谈到赋权，公共艺术的甲方是社会，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政府更喜欢谈希望，社会更喜欢谈问题，首先要解决公共艺术谁来付钱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做给社会和政府的，构造希望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另外，公共艺术依然得是艺术，不能只有公共，没了艺术。
霍夫曼：大黄鸭事实上它是一个催化剂，也是一种表演形式。我的公共艺术作品中会使用一些互动的方式，让大众可以参与到公众艺术的过程中。我把大黄鸭带到香港，让维多利亚港湾变成了一个新的情景。艺术本身还是要回归到创作本身所能给大家带来的艺术感受和欣赏，这也是艺术最大的贡献。
主持人周荣表示：公共艺术其实就是一场交易，它涉及到艺术家、资本方、政府和民众这四方面的关系，而实际上我们的交易机制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王中老师一直在推百分比的立法，试图从立法方面解决我们现在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引入第五个角色，让这四角交易能顺畅地、高效率地、低成本地运行，而且还能选择什么是好的艺术。
结语
本次论坛中通过在座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们的高水平交流，分享了全球各地在城市设计与公共艺术理论、管理和教育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探讨了当前公共艺术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有效收集和比较研究国内及国际上领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经验，论坛具有学术性强、信息量大、参与度高的特点，有效推动了中央美术学院全面投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探索一条“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的崭新的城市发展道路。
本次高峰论坛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任总顾问，中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院长王中担任总策划，由中央美院城市设计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创新中心、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城市设计与创新研究院共同承办。论坛当天，与会嘉宾通过主题演讲、学术讨论、专题研讨等形式，聚焦“艺术引领城市创新”，主动回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
王中教授主持上半场论坛，评论人、策展人周榕主持下半场论坛。以下是根据记录稿整理的会议综述，在尽量保持会议现场各位嘉宾言论原生态的前提下，按不同内容方面略加归纳总结，分而述之。
一、中国文化世界表达
范迪安致辞并表示公共艺术不仅是一个中国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话题。
会议开始，范迪安院长首先代表中央美术学院向参加此次论坛的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他希望与会领导和海内外专家，通过各自经验的分享和理论的交流，使大家了解国际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发展新的趋势，围绕正在中国这块热土上兴起的城市建设城镇化进程，展开思考与交流。他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公共艺术”与“城市设计”在各自领域内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引发了艺术公共性和城市文化形象、城市品格形象等话题的热议。当下，二者正越来越体现出综合性、跨界性，在不同领域交叉交融的边缘地带，產生着新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成果。中央美术学院正在努力深化自身的学科建设，在教学和专业的设置上，更多地强调交叉性、跨越性，以培养学生更多综合的、跨界的，能够适应社会创新需求的能力。
范迪安表示，这个论坛是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中国城市建设新的热潮中召开的。他从两方面入手，阐述了论坛的主题“艺术引领域市创新”，同时表示：“公共艺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公共机构对于艺术的支持，由此公共艺术也就带来了关于艺术与社会知识、艺术与社会接受、艺术与社会管理之间许多新的话题。还有同样深刻的是，公共艺术这个领域的发展更多地引发了社会在探讨艺术的公共性这方面的话题，我想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的话题。”
原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出席论坛并致辞，认为举办公共艺术论坛是恰逢其时，这将改变公共艺术一直以来的陪衬身份。
宋春华先生具有长期从事中国城市建设的经验，他指出，当前中国公共艺术呈现出蓬勃兴起、快速发展的态势，已经成为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单靠“文化恶补”式的公共艺术投入，往往会事与愿违。因此，公共艺术不应该是在城市建设中“插花”，一定要介入城市规划中，把公共艺术作为一棵艺术的大树根植在城市的沃土上，让它和城市的建筑和环境共同成长，相得益彰，为群众创造一个具有人文内涵和艺术品位的高质量的人居环境。
宋春华先生从几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公共艺术的不足：“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缺乏为大众服务的公共艺术，群众少有公共艺术的美学体验，群众的文化权益和审美要求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和满足，反映在城市建设上就是我们有物质空间，但是缺乏文化内涵，我们有场所但是没有精神，缺乏场所精神。缺乏正确价值导向，作品表现形式趋同，缺乏规划和指导，作品粗鄙不耐看。有的城市按兵不动，公共空间一片空白，有的则过度雕刻，有贪大的嫌疑。包括有些借艺术之名行赚钱之事，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二、通州愿景
杨保军在“艺术城市：通州愿景”的演讲中讲述了三点：
第一，他表示我们的城市在快速地变化，新时期转型发展是变化的趋势，需要我们的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我们的公共艺术联姻，一起携手共同为我们的市民服务，共同缔造我们美好的未来。因为过去我们更多关注城市的功能和形式，将来要转向重视人文和生活，从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转向人文主义。
第二，艺术家可以从“城市的空间”和“城市生活”两方面作出贡献并介入到我们的城市中。然而，当艺术融入城市空间的时候有四点值我们去关注——城市的山水环境、城市的开敞空间、建筑表现和公共艺术，正如一个城市设计大家曾经说过：“城市应该是这样一个地方，当我走在街道上我就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人。”
第三，关于通州愿景，他建议将通州定位为艺术城市。他引述相关研究指出，国际上可以称为艺术城市的不多，因为这需要具备五方面条件：城市环境要有高度艺术性、具备高素质艺术人才的培养条件和教育基础、文化创意市场资源比较优越、文化水准相对比较高、市民的文化消费水平达到一定层次。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北京都是条件比较突出的，因而通州很有希望被打造为一个艺术城市，以通州为例，倡导一种文化导向的城市发展思路，作为新时期中国城市文明建设的一个新标杆。
三、公共艺术的互动性
吴玛悧女士在“以公共艺术为方法的翻转校园行动”的演讲中主要介绍了台湾的公共艺术发展以及这两年她完成的两个案例。
地在演讲中介绍了台湾从1998年开始将公共艺术立法，以及公共建筑一定要有1%的经费作为公共艺术的设置在当时能够提出来的主要两个条件：一是因为在过去台湾也是以经济为导向，另一方面是为了要培养所谓的艺术人才。接着她就参与的两个案例，一个是屏东林边，另一个是近年台北第一女中学的公共艺术项目作为背景，探讨背后的操作理念，分享了透过艺术介入公共领域的实践并产生效益的话题，同时她还对台湾这些年关于公共艺术的思考如什么是公共、对建筑与艺术的关系以及教育问题的反思等作了相关描述。 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应邀出席论坛，他在“艺术运动”的演讲中介绍了自己作品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过程，并强调了公共艺术要与观众有互动性。
他提到，其实大黄鸭早在2000年就首次出现在法国了，然后是巴西、日本，最后是中国香港，这其实是他们建立的一个十二年计划。接着还分别介绍了他在巴西做的由一万个人字拖构建的胖猴子、伦敦的大河马、瑞典的大黄兔、中国乌镇的一条鱼等等，以及深圳的可供小孩安全玩耍的柔软针织北海巨妖，从最开始的设想构思到制作经过再到结束，体现着这个艺术是在变化的，是处在动的过程当中。他还说：“人们早就建造了金字塔以及其他巨大的雕塑，也许机械地重复并非新鲜，但我想做的是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物，放置在一个奇怪的或者不同情景下，尝试让它一下于改变人们的视角，并影响它所在的环境。我想，这就是我作品的意义了。”
徐冰教授在“公共艺术的尴尬性”的演讲中，围绕着公共艺术的概念与功能的尴尬性作了相应的阐述。
演讲中他围绕着公共艺术为什么带有尴尬性和艺术的尴尬性来自于什么，以及对公共艺术设计的体验分别作了相应的讲解，并结合他在纽约曼哈顿的一个广场为案例作了相关阐述。他认为公共艺术的尴尬性是因为很多公共艺术不好看也缺少放置的理由，又都带有着一种强迫性。其次就是“公共艺术”概念界定的尴尬性，其间分别以他自己的几个实践案例为公共艺术概念的尴尬性作了相关讲解，最后还给大家介绍了他最近正在做的一个带有极强公共性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没有一个摄影师，没有一个演员，是全中国或者全球范围上传到网络上的监控影像在为之服务。如果把群众参与式的互动作品也算为公共艺术，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的每一台电脑、手机所连接起来的无处不在的密网，就可以成为公共艺术。
四、公共艺术与城市的案例欣赏
纳仁·巴菲尔德在“创新与国际化推动城市发展”的主题演讲中分享的核心内容是，创新和国际化可以作为城市的催化剂，考虑城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数字化的衔接。
他表示，首先我们的创新和国际化是二十一世纪城市形成新的愿景的催化剂，艺术与设计类高校传统的教育层面要促进创新。其次近年来，相关人士和公众已认识到创意教育在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各领域创新的影响，这对于二十一世纪超大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城市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这将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推动新型知识和经验共享，促进发展互惠互利、跨文化沟通的新型网络。因此，创意教育离不开全球每一个人，这体现在世界各地城市建设吸引着全球最富创意的个人、企业以及创意思想。
随着全球国际化、城市化和数字化发展，人们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参与越来越容易。同时，芭菲尔德还分别介绍了卡斯尔大学做的人文中心项目以及在HELEX医院里设计的一个新的设计概念等等，让我们看到创意设计需要考虑到不同的学科，如心理学、营销学、商业还有工程学等等。当我们考虑城镇化的时候必须考虑数字化的衔接，这会给现在的领导力、教育带来很多的影响，而且对我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变化。
傅柯林先生在“激怒的城市”的演讲中分别提出了十二个关键词和十二个关键图像，以阐述他对公共艺术独特的见解。
他提出的十二个关键词分别是：复杂、机遇、事件、政治性、分散化、去中心化、小说、情感、感官、单一性、科技、全局性的自然。他表示：“这十二个趋势，是我们今后艺术家可能面临的需要解决的方向，并且这十二个方面都会对世界的变化作出最为根本或者更为基础的贡献。”他认为建筑师应要向艺术家们学习复杂性，应该敞开心胸，开阔视野去学习，要更多地利用一些随机的现象。从艺术形态上来考虑我们的社会变化和社会变革，学习艺术家用一种比喻的方法从城市外观察城市，同时必须在艺术当中表达我们的感情，通过我们的五官感受来形塑这个城市。不要害怕表达个性，表达某个时刻独特的感受。我们的艺术世界会通过科技来改变，新科技会引领着一系列的变革，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社会危机。
朱锫先生在“自然的态度”的演讲中，结合近几年的工作实例为大家介绍了传统和气候之间的内在同源。
他从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以及探索当代建筑与特定的地域文化中得到启示。他说：“自然包括抽象很容易跟当代结合。建筑的空无性和它的不完整性，实际上恰恰可能是建筑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他从《三鱼图》讲解到他的几个工作案例：
第一個介绍的是在大理跟杨丽萍合作的表演艺术中心从地形、外观、设计、构思以及如何结合艺术家的表演等各方面考量，让公共空间与艺术完美地融合。
第二个是大理美术馆。这个建筑就在苍山脚下，结合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想到的还是自然的场景，所有建筑全部利用坡地处在地下，主要塑造突出来的石头、平台和下沉院落，一个是院子一个是平台，既需要阳光又需要遮阳，这个特点构成了一定的挑战。
第三个是景德镇御窑博物馆。他讲到自然并不是简简单单地把建筑做得像山和水一样，而是一个特定的地域，因为它的气候、地理和人的生活方式会塑造某种特殊的建筑。明清御窑遗址在景德镇，而这个博物馆就是收藏明清御窑碎片和修复了的御窑瓷器。
知名建筑师朱小地在“建筑从内心深处开始”的演讲中以五台山、敦煌二个剧场项目为案例。
他说“从内心深处开始的建筑才能真正打动观众，由此创造了人与建筑对话的可能。建筑如同一个时空的公共艺术装置，蕴藏着无尽的能量。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设计的纯粹性，杜绝一切装饰的动机，放弃建筑形式的简单操纵，为观众情绪的释放提供条件。也许，建筑真正的美丽多彩就是让建筑自己讲话。”
柏志高（Pescod Duncan）先生在“西九龙文化区——公共艺术与公共空间”的演讲中，阐述了艺术应该如何介入和领引城市建设。
柏志高先生讲到，城市设计不应只是所谓的城市规划，还包括城市的策略、城市的自然与人文生态、城市的活力，甚至是城市的产业文化、气质与品格。他介绍到，在香港或其他具有西方文化影响背景下的城市，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总是会优先考虑公众的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布置，并将其放在商业、住宅建造的同等地位上。从他的演讲中我们发现，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组织城市、如何激发起社会的活力和幸福感，这才是最大的公共艺术。他的演讲拓展了我们对于公共艺术的认识，启发我们或许可以用艺术化的公共空间来重新阐释传统的有关公共艺术的概念。 崔奉晚在“韩国文化与艺术提升法案”的主题演讲中列出相关问题，并就未来城市的底层公共艺术应考虑和解决的问题给出建议。
他的演讲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韩国文化与艺术提升法案，另外一个是韩国公共艺术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他介绍到现在韩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都是与公共艺术和公共空间相关，所以政府建立一个法律来保障文化艺术的实现。崔泰晚向大家介绍了韩国有关公共艺术立法方面的法案情况及经验。另外，公共艺术的概念修改这项运动发生在2004年左右，总的来讲为了韩国公共艺术的传播，相关的法律和制度需要更多的思考研究，并且要搜集民间社会的意见，以进一步提升韩国公共艺术的传播性。
浙江大学朱仁民先生的“‘艺术、生态、经济’——用艺术修复城市生态实践漫谈”的主题演讲生动感人、妙趣横生的氛围讲述着他以往的各项案例。
朱仁民先生用自己创导的“人类生态修复学”中的“心灵生态、自然生态、艺术生态”理论拯救城市生态并耗时三十余年，独立投入公益资金五千多万，修复了城市中的荒岛、荒沙、湿地、运河、裸崖等被人类破坏过的最荒蛮的地貌，取得了艺术、生态、经济、就业率同步和谐发展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创造了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崭新艺术表现手法和对艺术家社会责任的思考。他的整个演讲事例生动感人，十分令人佩服，演讲过程中更是掌声笑声不断。
五、论坛现场座谈会
在王中的主持下，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王向荣、思朴国际创始人李凤禹、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创新设计院总监叶长安三位跨领域的专家学者，就上午几位演讲嘉宾的发言，分别作了相关的讨论。
王向荣：每一座城市都需要对它的综合价值有一个重新认识，每个地区的人们都有一套最适合的构筑建造方式，可以把城市规划、建筑、园林景观和艺术建立一个横向机制进行联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来解决我们的城市问题。我们更加要融合，来讨论建筑居住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把所有的融合在一起，不是分，分开会产生很多分裂，必须把这些融在一起解决我们共同的城市问题、自然问题、文化问题或者传承的问题。
李凤禹：我们的城市发展已进入到快速多变的时代，我们需要构建一个高品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技术规范都有限制，基本上背离了城市发展最初的原则。在物质高度发达的当下，在中国精神价值偏离的整体状态下，如何让一座城市有故事、有韵味、有魅力？他表示认同杨保军院长提到的只有技术和艺术紧密的协作，城市才具有创新的可能性。认为城市建筑师要有更大的胸怀，艺术家要有更大的视野，需要倾听社会的声音，需要跟艺术家、建筑师、景观师各种跨领域专家合作，达到技术和艺术的协作，共同塑造一个能够面向未来的社会，这样城市才具有创新的可能性，才能变得更好。
叶长安：“创新”有两方面，一个是科技创新，一个是社会创新。而社会创新概念和公共艺术是连在一起的。他提到十九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时，科技的创新带动了城市发展，让那时的人们的生活变化很大，而社会创新和公共艺术需要紧密连在一起，公共艺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让大家都参与进来，这是“共创”的概念，也是在西方国家里社会与城市民主化很重要的方面。
当天第二次的嘉宾座谈环节，由周榕主持，他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余丁、弗洛伦泰因·霍夫曼、台湾公共艺术策展人王玉龄等就“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的相关话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王玉龄：公共艺术作品最大的规模就是建筑物，一个建筑物能够做得好，会对整座城市的景观产生非常好的作用，同时对于民众的美学素养也有最直接的影响。现在台湾的一些文化管理部门都有一些艺术介入空间计划、艺术浸润计划，每个老旧的城市或者艺术家都可以自己提一些想法，让公共艺术进入到空间的可能性变得更大。
余丁：“城市创新”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全球各个研究报告里最受关注的一方面。在2014-2015年中国城市创新的一个发展报告中，可把城市分为四类：资源型城市，资本型城市，创新型城市，智慧型城市，这四种城市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城市的创新和其创新能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公共艺术或者我們叫作艺术对于城市的影响，一方面是潜移默化的，另一方面又是非常直接的。
邱志杰：公共的核心是沟通，也就是说这种沟通本身是艺术，不管它是不是在户外。美术馆也是公共空间，因为美术馆也可以用来沟通，我们经常一讲公共艺术就忘了美术馆，恨不得号召所有艺术家都扔掉美术馆到街头去。谈到赋权，公共艺术的甲方是社会，实际上我并不认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对立的，政府更喜欢谈希望，社会更喜欢谈问题，首先要解决公共艺术谁来付钱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做给社会和政府的，构造希望对一个社会来说是重要的。另外，公共艺术依然得是艺术，不能只有公共，没了艺术。
霍夫曼：大黄鸭事实上它是一个催化剂，也是一种表演形式。我的公共艺术作品中会使用一些互动的方式，让大众可以参与到公众艺术的过程中。我把大黄鸭带到香港，让维多利亚港湾变成了一个新的情景。艺术本身还是要回归到创作本身所能给大家带来的艺术感受和欣赏，这也是艺术最大的贡献。
主持人周荣表示：公共艺术其实就是一场交易，它涉及到艺术家、资本方、政府和民众这四方面的关系，而实际上我们的交易机制现在是有问题的，所以王中老师一直在推百分比的立法，试图从立法方面解决我们现在交易过程中交易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的问题。我觉得需要引入第五个角色，让这四角交易能顺畅地、高效率地、低成本地运行，而且还能选择什么是好的艺术。
结语
本次论坛中通过在座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们的高水平交流，分享了全球各地在城市设计与公共艺术理论、管理和教育等领域的前沿成果，探讨了当前公共艺术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有效收集和比较研究国内及国际上领先的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经验，论坛具有学术性强、信息量大、参与度高的特点，有效推动了中央美术学院全面投入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以探索一条“艺术引领城市创新”的崭新的城市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