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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北京气温再次高达38℃，与滚滚热浪一同扑面的是全国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上关于社会公平的讨论。此次常委会开设了4个专题，社会公平专题集聚了130名委员。穿梭于两个小组会场聆听发言，记者感受到委员们居安思危的凝重和踊跃献策的激情。
社会不公成为当前挑战
一般而言，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保、教育和卫生领域。社会不公成为与会委员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
“有人说过，教育是穷人除造反外惟一翻身的途径。现在，教育不平衡已经超过经济不平衡。”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常委扔出了“重磅炮弹”。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走访了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有的教室竟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有的学校虽然可以让学生寄宿，但23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吴明熹则痛心地说，“‘不上学永远穷，上了学马上穷’成为许多贫困家庭境地的真实写照。”
“许多群众反映，‘头痛感冒，一年收入全花掉’，‘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致使很多群众‘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长病吃药’被群众喻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不少农村群众因病致贫。”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用“顺口溜”表达了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约40～60％的人因病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无钱治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两年深入革命老区30多个县、30多个乡、30多个村和上百户贫困农民家庭调查研究的李永海委员在发言中提到，“一些革命老区的百姓伤心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献人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献木头，现在我们吃苦头，将来我们没盼头。’”被喻为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漏洞重重。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李奇生常委告诉记者，譬如社会保险存在“不该保的病保了，该保的病没保”的矛盾，面临“效益好的单位不愿参加，困难企业又参加不进去”的尴尬，无法体现大数法则下的保障功能。
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委员们表示，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两极分化、利益冲突、社会不公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挑战。
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公
委员们在讨论中认为，造成我国现阶段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既有劳动者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石油工人出身的陕西省政协原主席安启元常委直言不讳：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一些电力、电信业、航空运输业等靠了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4年同期已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
通常所说的分配不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居民间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上的差异；另一个是指人们心理感受上的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公款吃喝、权钱交易等权利消费行为的不满。如我国公款吃喝一年要花2000亿元以上，公车消费一年1000亿元，公费旅游300亿美元，这也是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主要渊源。
还有一系列数字让人感到无奈。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为例，三项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远低于美、法的16％和30％，甚至低于伊朗、南非等国。同时，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不合理。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
党中央和国务院并非不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近些年采取了清欠农民工工资、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举措。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彭钊指出，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转轨期密切相关。由于处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新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难免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委员们同时提醒，当代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失掉人心。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
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委员们指出，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不过，强调社会公平，只能保证机会均等；而不能强调收入均等，收入的差距只能依靠国民收入再次分配去解决。
吴明熹常委提出，要将维护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义务教育阶段，牢牢树立公平优先效率的观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方针。同时，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校际分配的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比例，建立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对教育经费的保障供给机制。
李奇生常委表示，由于社会保障改革之初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把终极目标定位在为全社会劳动者提供保障上；时至今日，必须对其重新审视，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应列入优先实现全覆盖的项目。另外，全国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城镇低保人口、鳏寡孤独等三类贫困人口52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左右。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胡永继提出，要对“不救不活”的所有城乡对象实行救助；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救助的投入力度，逐步从单纯的生活救助拓展到就医、就学、司法等方面的配套救助，这是加快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李赣骝常委则对加快卫生体制改革提出建议：要加快医药分开改革的步伐；要改变现有按行政管辖设置医院的计划经济办院模式，组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重新整合医疗资源；要改革医院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措办院经费，抑制医疗市场的垄断，多层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这是解决医疗卫生系统存在问题的关键和治本措施。”他说。
没有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委员们纷纷指出，我们仍然要高度重视效率，同时要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社会不公成为当前挑战
一般而言，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保、教育和卫生领域。社会不公成为与会委员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
“有人说过，教育是穷人除造反外惟一翻身的途径。现在，教育不平衡已经超过经济不平衡。”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常委扔出了“重磅炮弹”。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走访了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有的教室竟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有的学校虽然可以让学生寄宿，但23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吴明熹则痛心地说，“‘不上学永远穷，上了学马上穷’成为许多贫困家庭境地的真实写照。”
“许多群众反映，‘头痛感冒，一年收入全花掉’，‘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致使很多群众‘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长病吃药’被群众喻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不少农村群众因病致贫。”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用“顺口溜”表达了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约40～60％的人因病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无钱治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两年深入革命老区30多个县、30多个乡、30多个村和上百户贫困农民家庭调查研究的李永海委员在发言中提到，“一些革命老区的百姓伤心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献人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献木头，现在我们吃苦头，将来我们没盼头。’”被喻为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漏洞重重。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李奇生常委告诉记者，譬如社会保险存在“不该保的病保了，该保的病没保”的矛盾，面临“效益好的单位不愿参加，困难企业又参加不进去”的尴尬，无法体现大数法则下的保障功能。
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委员们表示，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两极分化、利益冲突、社会不公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挑战。
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公
委员们在讨论中认为，造成我国现阶段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既有劳动者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石油工人出身的陕西省政协原主席安启元常委直言不讳：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一些电力、电信业、航空运输业等靠了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4年同期已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
通常所说的分配不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居民间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上的差异；另一个是指人们心理感受上的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公款吃喝、权钱交易等权利消费行为的不满。如我国公款吃喝一年要花2000亿元以上，公车消费一年1000亿元，公费旅游300亿美元，这也是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主要渊源。
还有一系列数字让人感到无奈。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为例，三项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远低于美、法的16％和30％，甚至低于伊朗、南非等国。同时，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不合理。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
党中央和国务院并非不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近些年采取了清欠农民工工资、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举措。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彭钊指出，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转轨期密切相关。由于处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新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难免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委员们同时提醒，当代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失掉人心。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
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委员们指出，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不过，强调社会公平，只能保证机会均等；而不能强调收入均等，收入的差距只能依靠国民收入再次分配去解决。
吴明熹常委提出，要将维护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义务教育阶段，牢牢树立公平优先效率的观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方针。同时，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校际分配的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比例，建立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对教育经费的保障供给机制。
李奇生常委表示，由于社会保障改革之初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把终极目标定位在为全社会劳动者提供保障上；时至今日，必须对其重新审视，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应列入优先实现全覆盖的项目。另外，全国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城镇低保人口、鳏寡孤独等三类贫困人口52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左右。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胡永继提出，要对“不救不活”的所有城乡对象实行救助；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救助的投入力度，逐步从单纯的生活救助拓展到就医、就学、司法等方面的配套救助，这是加快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李赣骝常委则对加快卫生体制改革提出建议：要加快医药分开改革的步伐；要改变现有按行政管辖设置医院的计划经济办院模式，组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重新整合医疗资源；要改革医院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措办院经费，抑制医疗市场的垄断，多层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这是解决医疗卫生系统存在问题的关键和治本措施。”他说。
没有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委员们纷纷指出，我们仍然要高度重视效率，同时要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